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胡适与陶行知是著名学者、 教育家 及具影响力的人物。巧合的是，他们还是同一个州府，（胡适的籍贯是安徽绩溪县和陶行知诞生于安徽歙县，在新中国前都属于安徽省徽州府），而且都是同一年出生（1891），同时他们都在美国求学，都是杜威的学生。胡适是1910年通过考试作为官派留学生进入美国学习，然后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陶行知于1914年金陵大学毕业后，被推荐到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读书。1915年9月，他们两人都转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胡适主修哲学，陶行知主修教育。他们于1917年返回中国，不久都成为大学教授。
虽然杜威这两个杰出的学生非常虔诚地相信他们老师的实验主义思想，但是他们回国后所走的政治路径却不一样。这是一篇杜威实验主义思想和他们个人政治前途发展的比较分析。
一
约翰·杜威是美国实验主义哲学思想的著名学者。在20世纪初，当实验主义思想在欧洲和美国广泛流行的时候，胡适和陶行知同时成为他的学生。他们都崇拜杜威和信仰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胡适经常说杜威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在“五四”运动期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起的白话文写作运动，都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他赢得了声誉。在他提倡白话文写作的进程中，他最早的尝试是在诗歌写作上。
胡适开始写白话诗是在1916年的下半年，那时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他在9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决定实验白话诗，一方面是因为在过去的半年多时间里和朋友们讨论，一方面是受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实验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的学术理论仅仅是一些假设，需要我们证明它们是真理。我的白话文学的理论只是一种假设，部分的假设（诸如小说、词、曲）已经被历史证明；还有部分（诗歌）仍然等待我们去实验。
1920年3月，胡适出版了他的诗歌集——诗歌尝试了新风格（尝试集）。在它的“作者前言”里（写于1919年），他说这本诗集里的诗歌是他在过去三年里践行“实验主义精神”的白话文诗歌的“实验报告”。不久后，他发表了论文《谈新诗》，提出了他关于新白话风格诗的音和韵律的观点。这是在中国诗歌发展中的一篇重要论文。朱自清曾经说：“这篇论文几乎成为诗的创作和批评的金科玉律。”虽然胡适后来很少写新诗了，但是不能完全否认他在发起新诗方面的贡献。
陶行知开始写白话诗是在20世纪20年代，他的一生写了近1000首白话诗，他是一个真正的大诗人。他的诗生动、活泼，而且能传唱。诗人肖三曾经说，陶行知的诗不仅仅是闲谈：“陶行知写的诗反映了国家的困境和人民生活的困苦。”他还说：“陶行知的诗具有独特的风格，它们非常受欢迎。它们鼓舞人民和令人深思。”差不多所有的陶行知的诗都是关于当前的政治形势和为宣传人民群众而写的。他说他没有想成为一名诗人，他的诗仅仅是一种呼唤战士战斗的号角。
陶行知强调，他反对空洞的诗。在1935年和1936年间，一些报纸和杂志开展了关于胡适的有关旅行广西的颂诗。有人称赞它，有人批评它。陶行知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它，说它太空了，并且说：“我们应该明确不要写这样的诗。”
从美国回来后，胡适把杜威的实验主义的假设和证明方法总结为十个字的原则：“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他到处宣传这个“科学方法”，深深地影响了当代的学者。
这个“科学方法”仅是在形式逻辑方面的一个思考模型，而且也是在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思考步骤。胡适把它介绍来中国是作为一种在学问方面的鼓励手段；在“五四”运动期间，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它在批评封建主义的教条思想和鼓励人们追求独立精神、反对封建主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胡适主张改造和怀疑中国的传统文化，反对封建主义。他自己用这种方法探讨具体的问题，诸如考证，获得了良好的成果，一些成就超过了许多过去和当代的封建主义学者。
然而，这种方法只是认识过程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较简单的一种：采取的验证办法仅是寻求验证过程，并不构成完整的认知过程。对于从事学问研究来说，它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方法论，研究复杂事物是不够的。
作为历史学家，胡适用唯心主义的实验主义哲学研究历史，他是多元文化和偶然历史概念的提倡者。这种历史概念否认客观现实和结果，否认历史上必然性和关键性因素。这实际上是历史唯心主义。
由于受历史唯心主义和他的“十字方法论”的影响，胡适在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受到了大大的限制，特别是在他研究的思想史和哲学史领域。例如，在他的禅宗史研究方面，他纠正了佛教历史材料中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他确实做出了一些贡献，例如他对南部教派战胜北部教派胜利的分析是有意义的。但是他这种胜利归结于神慧和尚个人，他说是由于神慧愿意牺牲他个人的生活和他特别的才能。他没有看到佛教发展的客观趋势，在几百年后，它进入了中国，而且没有看到这个历史事件出现的关键性原因。这明显是因为它被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观的阻碍。胡适甚至宣传这样的理论：“一句话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沉浮。”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胡适花费近20年的时间研究《水经注》，他仔细考证了60多个不同版本的研究。他对中国的目录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还推翻了戴震抄袭赵一清理论的观点，因此结束了一场一百多年前关于《水经注》复杂的学术之争。虽然胡适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中国历史上这些有价值的事情，然而，他很少获得新成果。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他的历史观和学术方法论的影响。
二
在政治上，杜威的实验主义主张改良，反对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杜威来到中国。当杜威于1919年5月1日到达上海时，胡适和陶行知在码头欢迎他。他们也陪同杜威去北京、天津和上海参观和演讲，并作为他的翻译和尽学生的职责。
杜威在中国停留了两年，在这期间，他到处宣传实验主义，具有很大影响。在他的一次关于“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演讲中，他说，以前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走了两个极端：一个意味着推翻现有的社会系统；另一个意味着全力保护现有的社会系统。但是实验主义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既不完全推翻也不全力保护现有的社会系统，相反，它主张“一点点的改革”和逐渐获得“大的意识转变”。他宣称实验主义的社会哲学观和政治哲学观的目的是“避免革命危险”。因此“避免革命”是杜威的改良主义的本质。那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影响很大，十月革命（1917）也在传播。杜威的实验主义对于中国革命而言构成了一股逆流，产生了负面影响。
胡适深受杜威的改良主义的影响，他返回中国后，宣称他20年不讲政治。但是仅2年，1919年，他说他决定尽力去讨论政治，因为他不能忍受听到有人喊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7月20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第一次公开宣称他的改良主义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他比较了问题和主义，鼓励每个人放弃主义，仅讨论他们面前的实践问题。
在问题与主义争论形成后，胡适在8月24日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一周后又发表了《四论问题与主义》。在这些文章中，他谴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增加了“阶级仇恨”，在历史上引发了许多不必要的悲剧。他说：“文明不是创建在一时，它是一步一步创建的。进化不是突然发生在一夜之间，它的发生也是一步一步实现的。改革不能突然成功，它也是一步一步成功的。”从这些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是专门宣讲杜威的改良主义的。他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论，目的在于用杜威的改良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
当胡适和陶行知完成他们在美国的教育后返回中国时，中国处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们都反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希望在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改革中国社会。那时，他们的政治态度是相当接近的。在1921年，胡适开始主张“好政府主义”。在1921年5月，他起草了《我们的政治纲领》，邀请李大钊、蔡元培和陶行知一起讨论。胡适和陶行知没有经常的联系或深厚的友谊。除了在杜威访问中国期间的合作外，这也是他们政治上合作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他们公布政治主张的目的是希望一些“好人”出来组成一个内阁，实现资本主义共和国的政治主张。他们对不触及北洋军阀统治而实现逐步改革存在幻想。在那时，胡适经常在《努力周报》上提出要北洋军阀政府“裁军”“制定宪法”的思想等。1922年9月19日，“好人政府”正式被建立起来，王宠惠是代理总理。但是，它于11月29日再次被北洋军阀推翻了。后来，胡适承认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幻想就像“向老虎要它的皮”一样。陶行知在1931年写了《好人政府之最后一幕》。当“好人政府的戏剧”落幕时，陶行知反思了当时的条件，表现了他的觉醒。
胡适和陶行知改革的思想也反映在他们倡导的“教育救国”的理念中。在我们国家的现代历史上，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希望通过教育的途径使国家独立、繁荣和强大。教育承担了重要责任去培养人才和提高人的素质。它是推动我们国家进步的一个重要手段，它从来没有被忽略。但是，教育是与政治紧密相连的。当国家面对国内困难和外国入侵的时候，救国仅靠教育而不注重政治是不可行的。
实际上，胡适整个一生都没有离开过他的教育岗位。虽然他没有系统地写教育，他表达了系列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观点，甚至推动了具体的教育改革。在教育体制的改革进程中，他起草和强**育的目的是发展个性和与生活相联系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是杜威教育思想的信条，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
胡适高度赞扬了美国大学在倡导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政策：“领导人才大量产生于欧洲和美国，没有一个人不是在大学教育出来的。”因此，实现高等教育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为了实现学术独立、发展科学和培养人才，我们必须实现教育独立。因此，他的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理念是独立的发展教育。为了保证通过教育组织实现教育独立，他是欧洲和美国大学的“教授治校”在中国大学实行的最早支持者。在1917年冬，当时他是北京大学主管改革的负责人，他建议每个系都建立教授委员会去主持每个系的教学，然后，北京大学作为一个整体建立教授委员会，实现“教授治校”的理念。
胡适和陶行知实现了非常重要的妇女教育。他们从美国返回后，积极鼓励女孩子上大学。1920年9月，胡适任教的北京大学、陶行知任教的南京高等师范，同时招收女孩子入学。这件事对妇女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提高了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
但是胡适与陶行知“教育救国”的方式是不同的。胡适大力支持“通过学习和科学救国”。他始终鼓动年轻人忽略政治，集中力量做有用于人民的事。早在1915年1月，他还在美国读书时，当日本帝国主义强迫袁世凯签订摧毁中国的二十一条时，在美国的所有中国学生都义愤填膺。在那时，胡适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这些学生，强调“我们的责任是学习和研究。我们不能让报纸上的争论阻挡了我们神圣的使命。”他还呼吁大家保持冷静，做好自己的责任。他的这封信受到在美国的中国学生的一致谴责。
胡适返回中国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开始加剧。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一股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在中国涌现。胡适不赞同让学生参加斗争，他写了“爱国与求学”，“在国家混乱和外部刺激下，学生应该仅应该增加追求研究的热情和兴趣，不应该被喧闹的人群引诱。你的工作是使你有洞察力和才能。”当他在武昌大学做演讲时，他鼓励学生“关起门来学习而不是好管闲事”。
在1926年，当3月18日北京出现屠杀的时候，在上海大同学院和北京大学，胡适仍然鼓励“学习救国”。在北京大学演讲，他说：“通过摇旗呐喊救国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投身学术研究的人，运用他们自己的清苦。”他还说：“无论我们想做什么，我们都不能没有学习……没有科学，战争和革命是不可能的。”
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严重了。但是胡适仍然坚持：“只有追求我们的学习才能救国”，“只有科学能救国”。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愤怒的抗日和救亡的吼声回响在整个国家。胡适发表了“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和“再论学生运动”，要求学生意识到他们的基本责任，在任何时候，继续努力发展他们的知识和技能，真正为国家服务奉献自己所学的知识和能力。
在解放战争期间，胡适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当反蒋反美学生运动达到**时，他仍然个人起草了一个通知，告诫学生不要为了政治目的牺牲了自己的学习。他反复要求学生多买些书，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几十年来，胡适总是让学生远离政治，走一条科学救国之路。
无疑，学生的使命是勤奋学习。但是如果一个年轻人忽略了政治和斗争仅为他个人，即使后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们又能期望他为国家服务吗？
陶行知的一生都是从事教育工作。他从美国完成学业回国后，真正想把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理论带到中国，为了实现他“教育救国”的理想。在20世纪20年代早些时候，他参加了改造中国教育的组织和提高中国人教育的平民教育组织，他编写了《平民千字课》，建立了学习场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大众教育成为风靡一时的事物。根据统计，在那时候，50万中国人为平民阅读《平民千字课》。那时，中国仍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平民百姓连饭也吃不饱，他们怎么能够愿意识字呢？大众教育运动最终没有持续下去。陶行知告诉他的朋友们：“我回国后，尽力实践杜威的教育理论。现在我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必须另寻出路。”
在倡导大众教育一些年后，陶行知发现，大多数农民生活得非常苦，农村地区是中国改革的基础。因此，他决定去农村发展乡村教育以创造环境让农民能够识字。在1927年，他提倡“用最少的钱，办最好的学校，培养大多数农民”。他想“筹建一百万元钱，召集一百万同志，建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乡村。”他放弃了大学教授的优裕生活，拿出自己节省下来的1000元钱，聚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南京市和平门外的晓庄建立了南京市实验乡村师范学校。
在晓庄，陶行知改变了杜威的口号——“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创造出自己的新口号——“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是他的“生活教育”的萌芽。他说杜威的口号等于把社会移进学校，是多种多样的实验，它仅适合发达的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国是一个穷国，必须用穷的办法发展教育。围绕生活教育，陶行知采取了系列的教育方法，诸如教学做合一，手脑并用。因此，晓庄师范学校的所有课程都是关于生活的，没有课外生活也没有生活以外的课程。
在陶行知的引导下，教师和学生在晓庄煮饭、种田、劳动、开办大众学校、夜晚站岗和警卫等，做他们自己的所有事情。教师们通过做教，学生们通过做学。陶说：“教学做合一是我们学校的座右铭。我们学校是建立在这个座右铭之上的。没有任何事情比正确理解它更重要。”在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也倡导手脑并用。他认为，仅没有目标的移动不是做，胡思乱想也不是做。只有思想和手一起实践，让想法要求身体的力量，想法与做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做。他甚至想：“如果每个人手脑并用，世界上就没有阶级没有游手好闲的人！……大自然能被征服，和谐的社会能被创造。”
教育不同于生活，也不等于生活。陶行知在晓庄用狭窄的生活经验代替科学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因此完全忽略了教育的任务。他几乎消灭了教育，他不能够突破实验主义教育思想的界限。当然，从反对不切实际的教育和“关门”办学的传统教育来说，他的理论和实践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当我们国家处于内困恶化和外敌入侵的时候，教导年轻人走进和奋斗在实际社会中，从事革命，是有进步意义的。同时，对于陶行知自己而言，由于他能够从事一些现实和劳苦大众相联系的工作，他的思想逐渐得到了改变，使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发生了变化。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郊区建立了一个业余学校叫作“山海工学团”，招收农民和女工。这里不仅教他们读和写，而且也从事生产工作。他也创造了“小先生制”，让学生成为“小老师”，放学回家去教他们的父母、姐妹和邻居，被教的人再去教其他人。这种方式的教育传播得越来越广。“小先生制”不久就受到了农民特别是乡村妇女的欢迎。它快速传播到了全国的25个省市。1933年，陶行知组织了中国普及教育促进会，在许多地方建立了夜校和识字班。其他人也积极响应，在中国引起了大规模的普及教育运动。
1935年1月，就在陶行知积极在全国推进普及教育的时候，胡适获得了香港中文大学的荣誉哲学博士学位。他在为华侨学校的一次演讲中说：
香港是东亚推行强制的普及教育成功的地方，因为香港是一个富裕的地方和有好的公共服务。它与外国人关系密切，可以很好地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国开展新交超过30年了，然而，没有一个地方开展强制的普及教育取得成功的。
读了上面的这条消息，陶行知立即写了一篇文章批评胡适，说：
按照胡适先生的建议，为了实施普及教育，一个地方必须有钱，有好的公共服务，与外国人有密切关系；在整个东亚，只有香港满足这种需求，因此只有香港能实施普及教育。好！让我们把全中国都变成香港，然后再心满意足的实施普及教育！
当然，无论是晓庄师范学校的“生活教育”，还是山海工学团的“小先生制”，陶行知提倡普及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教育救国”的理想。正如他自己说的：“过去的几十年，虽然有时候我提倡大众教育，有时候提倡乡村教育，有时候提倡普及教育和人民教育，我只有一个目的：帮助中国人获得知识，拯救他们自己和他人。”
直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陶行知才意识到他自己的“教育救国”理论是不可行的。因为他积极参与了抵制运动和反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每个大的方向上都被迫屈服于国民党，他的普及教育也不能继续推进。他告诉人们：“教育与政治分离这是在说谎。一个人不涉及政治不可能成为教育家。”从这里可以看出，陶行知的教育工作与当时的政治是紧密相连的。
1938年11月，陶行知出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推进普及教育为抗战增加力量和为建设国家奠定基础。”后来，他参加建立了中国的业余学校、生活大学、育才学校——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支持抗战。在1939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说道：“教育的目的不是教育本身，而是为了抗战和建设国家。”
在抗日战争的后期，陶行知开始越来越不满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他积极参加反抗独裁统治和反对内战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2月10日，陶行知和育才学校的师生们参加了由重庆各团体举行的隆重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招待会。会议被国民党的特工破坏了，许多著名人士受伤。陶行知非常生气地告诉他的学生：“你们要知道，民主是需要用鲜血和生命争取的。”
在陶行知长期的教育实践中，虽然他某些具体的工作方法不能完全突破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的局限，他没有遵循杜威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不断提出新理论和新方法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在中国教育史上，他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书写了光辉的篇章。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虽然他不能获得更多的成就，陶行知仍然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三
胡适的观点基本上是否认帝国主义是中国人的敌人的。他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坚持不抵抗主义。在1930年4月，他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应该走那条路？》写道，中国人的敌人既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封建主义：“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贫穷、疾病、文盲、腐败和扰乱。”这就是著名的“五鬼闹中华”理论，震动了整个中国。
陶行知那时在日本。了解到胡适的“五鬼闹中华”理论后，他写了一首诗——“贺胡适先生四十周岁”——批评他：
明于考古，
昧于知今。
捉着五个小鬼，
放走了一个大妖精。
流落他乡客，
围炉谈适之。
各凭不烂舌，
吹毛而求疵。
彼今四十岁，
我当进寿辞。
不遑论功罪，
献此逆耳诗。
在这首诗的前言，陶行知写道：“适之在近来关于当前事件的讨论有点离题了。他在《新月》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我们应该走那条路？》说中国有五个小鬼——贫穷、疾病、文盲、腐败和扰乱。然而，放走了帝国主义的大魔鬼。”
陶行知一贯支持抗日斗争。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南京时，他立即动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回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他们走上街头高喊口号。在5月9日，南京各团体的6万人集会纪念国耻。陶行知在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讲，阐述民族的困难和耻辱的历史，谴责中国的独裁者和日本法西斯主义。他呼吁拒绝签订巴黎和平协议，废除二十一条。5月13日，南京学术联合协会成立，陶行知被选举为协会主席。在1925年，在五卅运动期间，陶行知派遣大众教育联合会的代表去北京参加由各团体举行的后援五卅屠杀的会议，打电话给全国各地的大众学校的师生去参加全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游行示威以表达愤慨。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如果日本强盗今晚来了，我们如何打败他？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时刻，不要讲太多，拿起武器，冲！”
然而，在一段非常长的时期里，胡适主张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九·一八”事变后，他和他的朋友大量时间聚集在一起讨论当前的政治形势。他们组织了自我救国会，发表了一个反对抗日宣言。他们反对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主张采取措施预防可能的危险，高度赞扬“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精神。在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后，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淞沪休战协定》——一项背叛国家的耻辱协议。在6月19日，胡适发表了《论对日外交方针》，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和与日本的“和平条约”：“中国人可以自己调解让东北解除武装。”让我们国家的东北解除武装等于承认满洲独立。当然遭到了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陶行知写了首诗“同胡适博士唱和的国策”讽刺他：
九一八，九一八！
博士慷慨送礼，
我们撤退堪察加！
九一八，九一八！
举起钢刀八十八，
刀刀杀死你！
1933年，当抗战已在长城沿线时，整个中华民族起来抗日，但是胡适仍然反对与日本战争。他说：“我自己的理智和训练不容许我支持战争。”他劝告：“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位置，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做弱，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今天没用，我们必须抹去所有的自以为是，我们必须培养开放的思想和宽容的心态，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国家准备30年的时间去勤奋工作和做小学生！”
当然，说到“训练”，胡适从年轻的时候就受到了国内外的教育和影响。他年轻的时候研究过许多中国古籍，他深受老子的“妥协哲学”的影响，坚持“以弱胜强，以柔克刚”。1908年，胡适在上海新公学学习时，他写了一首《秋柳》的诗表达了他“弱者生存”的观点。在这首诗的前面可以读到：“秋天一日，我去了市郊，看到了所有的树都在落叶，除了弱柳能够在风中自由和平静的跳舞。这不正证明了老子所说的：‘弱者生存吗’？”
胡适不是基督教徒，但是他在美国读书时候被基督教的信条深深影响过。他认为耶稣面对罪恶的魔鬼的不抵抗主义与老子的“妥协哲学”是相似的。基督教信奉的面对压迫采取宽容的需求，增加了他对不抵抗主义的信念。
卢沟桥事变后，胡适开始仍对日本的和平谈判存有幻想。后来，当日本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和全国各地抗日运动的风起云涌，他的态度最终逐渐改变。1938年12月27日，胡适在美国。12月29日，听到汪精卫逃到河内，想与日本谈判，他打电话给汪：“在当前国际形势正在趋向好转，我们应该同甘共苦，不放弃我们在过去18个月中的牺牲。六年来，我是反对战争的，这是你知道的。我现在反对在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平谈判。我希望你屈尊听听我的。”从这里，我们能看到，胡适在那时是反对与日本和平谈判的和反对向日本投降的。
抗日战争开始后，胡适被蒋介石派遣，陶行知被全国多个救国联合会派遣，去欧洲和美洲进行人民外交，进行抗日宣传。胡适在1937年9月26日早上到达旧金山，下午在大中国剧院作了一次演讲。原来计划在10月1日晚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演讲。那天早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通知胡适他的演讲稿的语气太尖锐，要求胡适修改，但是胡适说宁可取消广播也不修改讲稿。结果，那晚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允许他原稿演讲。一些美国朋友听了胡适的广播后高度赞扬他的抗日精神。胡适和中国驻美国大使王正廷一道去拜访了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向美国总统解释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和中国的抗日立场。
1936年8月，陶行知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世界新教育大会。会后，他待在国外两年多时间，在这期间他访问了28个国家，演讲，交朋友，游说各个国家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从华侨募集资金，取得了许多成果。曾经在洛杉矶的一次隆重集会上，他大声呼吁听众，请他们支持武器和弹药对抗日本的封锁。陶行知善于做群众工作，他与海外的劳工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经常与他们一起研究抗日宣传的方式。
在1938年7月中旬，当胡适在欧洲做抗日宣传时，蒋介石发电报给他，请他去美国做中国大使。虽然胡适曾经说他不想做一个官员，但是为了抗日和国家面临的危机时刻，他最终同意任命，在一封给他妻子江冬秀的信中说：“只要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的国家就是青山。这个青山没有了，我们的孩子和后代将永远是奴隶。”
在11月，胡适到达华盛顿特区的中国大使馆办公室。不久后，中国遭受国内前线的反复挫折，有些临时呼吁和平对话的声音。蒋介石私人电话给胡适，表达了希望美国和英国调停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和平对话，胡适电话回复说，反对任何和平对话，说中国应该在国际形势下等待机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变得复杂和混乱。作为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不断去北美多个地方演讲和作抗日宣传。在1942年的前4个月，他穿行了10000英里作了100多场演讲。他被听众给予好评。
胡适是一位纯粹的学者，现在他作为一个大使在关键时刻为国家肩负更重的责任，他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不久后他上任，在他的照片上写了一首小诗送给他朋友：
偶有几根白发，
心情微过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
只能拼命向前。
这首诗证明了胡适在国难面前的战斗精神。
四
胡适和陶行知每人走了自己的道路，表明了他们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态度。
1927年，国民党控制和巩固政权后，胡适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它。那时候，陶行知在建晓庄师范学校，是一个没有涉及政治的自由人。他想如果他认真遵守国民党政府的教育规则，他能继续他的教育事业。他在晓庄对教师和学生的政治信仰采取了自由的态度。晓庄学校里既有国民党成员、国家主义分子，也有共产党员。在这些人中，共产党和知识分子全身心地支持陶行知的乡村教育事业，自然与他们走得很近。
1930年4月15日，晓庄学校的共产党员、教师与学生参加了反抗日本和英国帝国主义的大规模游行。国民党当局长期对晓庄存有疑虑和不满。不久后，他们威胁陶行知，要求交出共产党名单和开除有麻烦的学生。陶行知断然拒绝。4月11日，国民党当局关了晓庄师范，逮捕了几十名教师和学生，通缉陶行知。因此，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
在20世纪30年代，胡适与国民党当局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在1929年3月，由于胡适不满国民党当局的党化教育政策，胡适在《新月》杂志发起了一场“人权”的讨论。他还率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诸如《人权与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和《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批评国民党政府控制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这些使国民党不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要求当局拆开胡适的信件和告发他。在1929年11月，教育部发出警告令给胡适，发表文章批评他，并禁止《人权论集》和《新月》杂志的出版发行。
虽然胡适批评国民党，实际上他不想颠覆它。他仅想发展资本主义民主。当胡适写《知难，行亦不易》的文章时，批评孙中山的“行易知难”的观点，他的一些朋友担心他将遇到麻烦和不能发表，但是他坚持说：“我们想批评是自由的，可以批评国民党和批评孙中山。我们甚至可以批评上帝，而不仅是国民党和孙中山。”
这篇文章发表后，许多人赞扬他。说他有远见和胆识。但是，同时“人权问题”的讨论被结束。胡适非常的生气，他于1931年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不理解政府抑制讨论，不信服；为了寻找“初步共识”，必须要“相互理解”。
这是胡适与国民党政府之间最大的冲突。除了这点外，胡适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所有主要政治问题，代表国民党的利益。
“九·一八”事变后，因为胡适反对抵抗和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他被蒋介石青睐。10月初，蒋介石召见他，并“屈尊听取他关于全国的形势分析”。从这些可以看出，胡适与国民党高层建立了直接联系。在1932年，胡适提出了独立观。在一本杂志的介绍中他说：“我们希望保持一点独立精神，我们不想依靠任何政党，我们不盲从任何已有的思想，我们将用负责任的讲话表达我们的观点。”
事实上，胡适继续发表独立观点的文章攻击与日本的妥协政策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在1933年2月19日，他发表了《人权与保障》的文章，反对提出关于释放所有政治犯的人权保障的中国法律的建设，强调国民党政府有权惩罚颠覆政府或反政府的所有行为。他公开反对释放在国民党政府监狱里的共产党，支持国民党镇压共产党的政策。
自然地，国民党非常感激他。3月末，行政院长汪精卫写信给胡适，请他做教育部长。胡适写信回道：“我在政府外比在政府内为国家做的更多。”他还说：“我想保留一点独立的身份，因为我想成为一个无私的和无党派的人，以至于在某种关键事件中，我能为国家说一些有力的和公平话。”这些话表达了胡适站在国民党一边，代表国民党讲话。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强烈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和它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0月2日，他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战时的功课》，说：“今天，政府必须相信老百姓，相信老百姓有力量来拯救国家。政府必须消除老百姓的疑虑，武装老百姓，以形成巨大的军事力量抗击外国侵略者，而不是内战。”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北方发动了新的进攻。北京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一二·九”运动，呼唤抗日和救国的呐喊响彻整个中国。陶行知参加和发起组织了抗日联合会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以及其他一些团体。他提出了关于国家灾难教育的组织和规划，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抗日和救国项目。在1937年7月，陶行知响应共产党号召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在香港发表了《团结御辱的几个基本条件最低要求》，和沈钧儒及救国会其他领导人一起，建议国民党与红军签订和平协议，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对陶行知与共产党建立联合抗日的建议非常不安。在11月，当救国会的领导人“七君子”被逮捕时，陶行知也是政府抓捕对象，幸运的是，那时他在国外，因此，没有被捕。
在1938年10月，当陶行知结束两年的国外抗战宣传后回国，蒋介石接见了他。不久后，有人请他去做三青团总干事，还有人邀请他做安徽省教育厅厅长，但这些都被他拒绝了。
他想建立晓庄学院培养高级人才，但是教育部没有批准他的申请。教育部长陈立夫告诉他：“你的学生和朋友中间，有许多共产党。”陶行知回复道：“是否是共产党，他们没有刻在脸上，我无法知道。即使是共产党，如果他们是认真和能干的工人，他们致力于抗日、服务人民、服务国家，这有什么不对？”
教育部拒绝给他经费。他被迫自己筹集资金，在四川省的北锫建立学校。学生来自于避难所和孤儿院，他的目标是培养有前途的专业人才。这所学校得到了共产党的照顾和支持。因此，陶行知和共产党建立了直接联系，经常邀请共产党员来学校做报告。1944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成为了与共产党在民主运动中的亲密战友。1946年7月，由于超额工作，他在上海突然去世。周恩来去悼念他说：“如果陶先生能讲话，我相信他一定申请加入共产党。”
胡适是71岁去世，比陶行知多活了16年。在他的晚期，胡适仍然坚持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观点。但是，在学术研究方面，他是勤奋的。他出版了大量图书和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留给我们丰富的精神遗产。作为一个学者、教育家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他对现代中国历史的贡献永远不会被忘记。
（鲍成中翻译）
[1] 原载《胡适和民主人士》，纽约，天外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