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一生致力于中国教育改造，为中国教育寻找出路。他一方面猛烈批判中国传统的“旧八股”和西化的“洋八股”教育，另一方面又在批判的基础上创立生活教育理论。生活教育理论实质上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教育理论，它与时代发展同步，既反映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发展的趋势，又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着重培养学生的生活力和创造力。具体地说，生活教育理论具有以下特色。
生活教育的目的——造就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新生命。陶行知是一位坚定的教育救国论者，他认为要改造落后的中国，应先改革中国的教育。他经常对人说：中华民族的根本出路在于中华民族教育的根本出路，而中华民族教育的根本出路又在于中华民族乡村教育的出路。换言之，中华民族的乡村教育出路找到了，那么，整个中华民族的出路就找到了。为什么要从乡村教育入手呢？ 陶行知认为，中国以农立国，85%的人口在农村，全国85%的文盲也大多在农村，农村问题解决了，整个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如何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呢？ 陶行知认为：只有通过农村教育改革，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建立起适合农村需要和发展的新教育。通过教育的力量，最终达到 “使农民变成快活的神仙，农村变成西天的乐园”。陶行知一生致力于农村教育改造，先后创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其原因、目的也在于此。那么，在中国传统教育制度下的乡村教育的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 一是农村学校数量很少，人口占大多数，学校却占少数。二是农村教育“完全走错了路”。用陶行知的话来说，“它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它教农夫的子弟变成书呆子。”[2]这种离农的“死教育”当然要彻底改造，彻底抛弃。陶行知要创办的乡村教育完全与此相反，他不培养“书呆子”，不培养“小名士”，不为少数人升官发财服务，而是通过乡村教育改造，使中国的一个个乡村都有充满活力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
生活教育的培养目标——“真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真人是陶行知的培养目标，真人就是真善美的人，真人就是德智体和谐发展的人，真人就是智仁勇俱全的人。首先，陶行知的真人培养目标是针对传统教育培养“假人”的教育提出来的。陶行知写过一首《假人》 诗，“世界如何坏？ 坏在假好人。口是而心非，虽人不是人。”这种假人到处骗人，而且处处得手，使得社会一片黑暗。因此，陶行知要培养真人。真人读书不是为了文凭，“宁可真白丁，不要假秀才”。真人读书不是为了分数，而是为了学到真本领。其次，陶行知的真人目标是针对传统教育为升学而读书，为做官而读书，为个人发财而读书提出来的。他要培养的真人是以改造社会、改造农村为己任，能为中国农村、为农民的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人从老百姓中来，最终又回到老百姓中去，为老百姓服务。真人不是人上人，而是人中人。真人具有为民族复兴而献身的牺牲精神。最后，陶行知的真人是针对传统教育中培养“少爷”“小姐”式的学生提出来的。这些少爷、小姐手无缚鸡之力，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事事要人侍候。只会分利，不会生利。一生只会死读书，读死书。他要培养的真人，要具备五种生活力：科学的生活力、 健康的生活力、劳动的生活力、艺术的生活力、改造社会的生活力。从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的培养目标看，“真人” 的标准就是三个条件：“第一有农夫的身手； 第二有科学的头脑；第三有改造社会的精神。”
生活教育的内容——以“生活”为中心。教学内容直接关系到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陶行知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内容是以文字为中心，是以与生活脱离的无用知识为中心，不能真正培养人的生活能力。可以说，中国的教科书是应试的书，专供书呆子读的书。陶行知以当时通行的小学常识与初中自然教科书为例进行剖析，认为这些书，最多只配称作“科学的识字书”“科学的论文书”而已。这些教科书不教你在利用自然中去认识自然，不教你实验，也不教你创造，“只能把您造就成一个自然科学的书呆子”。陶行知对教学内容的总要求是什么？ 他提出三条标准：第一，“看它有没有引导人动作的力量，看它有没有引导人干了一个动作又要干下一个动作的力量。” 也就是说，教科书要有引导学生动手的力量，使儿童的手从仅仅起握笔的作用中解脱出来，成为“万能的手”“开天辟地的手”。第二，“看它有没有引导思想的力量，看它有没有引导想了又想的力量。” 一本好的教科书，要给儿童以启发、以思考、以创造的作用，从而达到举一反三，学以致用的目的。第三，“看它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价值的力量，看它有没有引导产生新益求新的新价值的力量。”[3] 根据上述三个标准，陶行知对教学内容提出一个总要求：“我们要活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真的书，不要假的书：要动的书，不要静的书：要用的书，不要读的书。总起来说，我们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做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4]按照上述标准和总要求，陶行知提出了十分广泛且又与生活密切联系的教学内容体系。大致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有关健康的教学内容；第二类有关劳动生活的教学内容；第三类有关科学生活的教学内容；第四类有关艺术生活的教学内容；第五类有关社会改造生活的教学内容。显然，陶行知所要的教学内容，不是应试的内容，不是升学的内容，而是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内容。
生活教育的教学方法——教学生学。陶行知曾对中国教师的教学方法作过调查研究，认为有相当多的教师“只会教授，只会拿一本书要儿童来读它，记它，把那活泼的小孩子做个书架子、字纸篓”。[5]也就是说，教育界普遍存在着以教师为中心，以教为中心的现象。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反对以“教”为中心，主张“教学做合一”。陶行知是国内最早主张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的人。他在南京高师担任教务主任时，“把全部课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陶行知认为：“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 ”根据这个基本思想，陶行知提出教学方法改革的三条思路：第一，“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如何教会学生学呢？ 陶行知认为，一方面先生负指导的责任，另一方面学生负学习的责任。教师不要把现成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传授给学生，而是要把解决问题的过程和思想告诉他。通俗地说，不要把现成的小鱼给小猫，而是要“授之以渔”，教会小猫钓鱼。不要把现成的金子给学生，而是要把点石成金的手指头交给学生。第二，“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学生怎样学，先生就怎样教。也就是说，教师的教学方法要建立在学生的知识水平、个性、学习特点的基础上。学得多教得多，学得少教得少，学得快教得快，学得慢教得慢，真正实现因材施教。第三，“先生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系，并须和他自己的学问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教师要不断自我进修，才可以做一个好教师，才可以不断地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总之，教学方法一定要从以“教”为中心，转到以“学”为中心，让学生学会学习。
生活教育的教学场所—— 社会即学校。陶行知认为：传统的学校教育往往是与社会隔离的。一是形式的隔离，学校围起高高的围墙，挂着“闲人莫入”的虎头招牌。学校自学校，社会自社会，互不相关。二是内容的隔离，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学校教育不能为社会“生利” 服务，而社会也当然不支持学校发展。三是培养目标的隔离，学校所培养的人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完全是书呆子，学校毕业就等于失业。基于上述原因，陶行知提出“社会即学校”的口号，强调以社会为学校，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要把学校的围墙拆去，同时要把“各人心中的心墙”拆除。要把大家的感情、态度，从以前传统教育那边解放出来，改变过来。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大学校。为什么主张“社会即学校”呢？ 陶行知认为，把整个社会作为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更多。用这样的办法，不论校内校外的人都可以做师生。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头上顶着青天，脚下踏着大地。东南西北是他的围墙，大千世界是他的课堂，万物变化是他的教科书，太阳月亮照耀他工作，一切人，老的、壮的、少的、幼的、男的、女的都是他的先生，也都是他的学生。”[6]晓庄师范的确体现了“社会即学校”的思想。晓庄师范的活动是与周围四十多个村庄连在一起的，如晓庄医院、晓庄中心茶园、联村自卫团、联村运动会等，都是为农民服务的。正因如此，晓庄师范受到了农民的欢迎，真正与农民、与社会打成了一片。
生活教育的根本——道德是做人的根本。陶行知反复强调：“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是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并且，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为非作恶愈大。所以我在不久以前，就提出‘人格防’来，要我们大家‘建筑人格长城’。建筑人格长城的基础，就是道德。”[7]那么，如何筑起人格的长城呢？ 陶行知认为，首先，要教育学生明确学习目的性，要树立为博学而学习、为独立而学习、为民主而学习、为和平而学习、为科学创造而学习的精神。其次，要修身养性，具有“大丈夫”的气概和“大丈夫”的人格。要做到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丈夫还须有独立的意志、独立的思想、独立生利和耐劳的筋骨、耐饿的体肤、耐困乏的身躯去做那摇不动的基础，即为建立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基础而奋斗不息。最后，要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陶行知曾亲自为育才学校学生制订“育才十二要”，即育才学生的行为规范，要求每个学生自觉遵守。具体内容是：要诚实无欺、要谦和有礼、要自觉纪律、要手脑并用、要整洁卫生、要正确敏捷、要力求进步、要负责做事、要自助助人、要勇于为公、要坚韧沉着、要有始有终。陶行知认为，道德教育对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是做人的根本。因此，一定要加强道德教育。
生活教育的精髓——创造力。创造教育是生活教育理论的立足点和归宿。传统的教育，特别是应试教育制度下的教师，不但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而且还要扼杀这种创造力。陶行知的《糊涂的先生》一文，就曾深刻地揭露了这种现象。“你这糊涂的先生！ 你的学堂成了害人坑！ 你的墨水笔下有冤魂！ 你说瓦特庸，你说牛顿笨，你说像个鸡蛋坏了的爱迪生。若信你的话，哪儿来火轮？ 哪儿来电灯？ 哪儿来微积分？”[8]那么，如何培养儿童的创造能力呢？ 陶行知在1943 年10 月16 日的育才学校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创造宣言》，提出教育者要研究教育的“创造理论和创造技术”，“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9]针对师生对教育创造的畏难情绪，陶行知满怀信心地表示：“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性之人。”只要大家去努力，创造之神一定会降临我们中间。此后，陶行知又写了《创造的儿童教育》一文，具体提出通过“六大解放” 来培养儿童的创造力：一要解放小孩子的头脑。儿童的创造力被固有的迷信、成见、曲解、幻想层层包缠了起来。因此，要把儿童的头脑从迷信、成见、曲解、幻想中解放出来。大胆地想象，大胆地思考，大胆地创造。二要解放小孩子的双手。传统教育要求小孩静坐、静读、静写、不许小孩子动手，小孩的双手被束缚起来，就不能执行头脑的命令。陶行知要求教师和家长，不要束缚儿童的双手，让儿童的双手在大脑的指挥下大胆地去干，大胆地动手，大胆地创造。三要解放小孩子的嘴。让儿童大胆地讲，大胆地提问，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可见，大胆地提问是多么的重要。四要解放小孩子的空间，让小孩从教室中、从校园中解放出来，在大社会、大自然、大森林中，扩大认识的眼界，以发挥内在之创造力。五要解放儿童的时间，让儿童有自己的时间去创造。六要解放儿童的眼睛，让儿童自己观察自然，观察社会，培养自己的观察力。陶行知解放儿童创造力、培养儿童创造力的思想，正确地指出了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生活教育理论改造了学校与社会脱离、生活与教育分家的“死教育”，构建了学校与社会联系、生活与教育联系的“活教育”；生活教育理论改造了盲目抄袭外国教育的“洋化教育”，构建了切合中国实际，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教育；生活教育理论改造了脱离人民大众，为少数人服务的贵族式的“小众教育”，构建了面向人民大众，符合人民大众需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大众教育”；生活教育改造了“为教书而教书，为读书而读书” 的“超然教育”，构建了密切联系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实践教育；生活教育理论改造了“教少数人升官发财”，培养人上人的“升官教育”，构建了能“从老百姓中来”“回到老百姓中去”、与老百姓“同甘苦”的人民教育；生活教育理论改造了“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 的“残废教育”，构建了能使人“手脑双挥”“在劳力之上劳心”的健全教育。限于历史条件的制约，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当时既不被教育当局肯定，也不被教育界所接受和理解。但是，陶行知凭着坚定的教育信念，和他的学生一起勇敢实践，努力探索，取得了像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等在现代教育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教育成就。陶行知当年无法实现的教育理想，今天终于有了付诸实施的条件和机遇。我们坚信，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一定会在新世纪发扬光大。
[1] 原载《教育探索》，2003年第4期。
[2]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页。
[3]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61- 662页。
[4]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57页。
[5]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6]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55页。
[7]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23页。
[8]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页。
[9]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