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昼渐渐缩短，夏天接近尾声了，我将在圣庇护十世学校开始读书。这是个小天主教学校，在教育尊重权威、尊重他人的同时也设置了高学术标准。我有点紧张，主要是因为我不认识其他人，我为能结交新朋友感到无比兴奋。阿尔特要求安排在我的隔壁班，这样我就能经常看到他，不过这也给我独自开始新生活创造了机会。
圣母马利亚修女芭芭拉·拉贝恩身材高挑苗条，留着褐色的短发。她向我们介绍书，她是我们一年级新生的老师。妈妈说小孩离开母亲怀抱交给老师管理，她是最好的人选。她冷静、坦率，同时又非常慈爱。我的父母提前告知她我的到来，所以她见到我时，就像见到其他学生一样平静。
一些新同学好奇地盯着我看，但是没有人和我说话。开学几周之后，同学们问拉贝恩修女：“为什么他没有手和脚呢？”“上帝就是这样创造他的，”她回答道，“这是上帝的旨意。”
拉贝恩意识到，对于我的残疾，其他孩子应更多地理解。对他们来说，对我的了解越深，我的残疾对他们来讲就不再是个“问题”。事实上，这会帮助他们理解和尊重所有的残疾人。
“孩子们，去教室后面的绿地毯上坐下来，”她吩咐说，“我们都知道，安东尼有双人造的脚，那叫作假肢，是用来帮助他走路的。你们当中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现在我让安东尼来演示如何使用它们。安东尼，你能把假肢卸下来，给大家讲讲如何使用吗？”
“好的，老师。”我回答道。我大方地卸下了“双脚”，放在他们面前，用我的残肢在绿地毯上沿着圆圈走。我面带笑容，自豪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从未察觉到自己的不同。紧接着我将假肢在教室里传递。修女没有叫我那样做，但我就是想和同学们分享。他们托着假肢，之后又触摸了我的残肢。
大家先前对此都很畏怯，这是个打破僵局的好时机，其他孩子再也不会因为我的残疾而感到不舒服。从那以后，我们便成为了一个团结的集体，我也喜欢上了上学。
我想，我成了课本不能传授给大家的、一个活生生的教材。后来，拉贝恩告诉我，我化身成了善意的天使，像老师一样，帮助他们驱除偏见。
尽管那时我还不懂，但是我仍察觉到，如果你少了一条胳膊或一条腿，或者说你有某种残疾，人们对你的期望就会少很多。尽管是一年级新生，但我不愿意这样，我愿追随我一生的目标。
就像其他的一年级新生一样，我要学会写字。拉贝恩担心我会不会因为没有手而跟不上写字课程。出乎她的意料，我字写得特别好。我用右胳膊的两块骨头夹着笔，也能写出漂亮的字母。后来，她在全班同学面前举起我的作业展示，说道：“你们有谁也能写得这么好呢？”
圣母马利亚修女伊莎多拉·洛伦兹是我的四年级老师，她如同祖母般慈祥。在当修女之前她是芝加哥的一名警官。她说在她眼里，我是一个想要向世界证明我有多大潜能的人。
我在同学面前做到了，在书籍的理性世界里同样做到了。我一直都想做我能做到的最好的自己，并且圣庇护十世学校使我萌生了对优异成绩的强烈向往。在小学时，每晚我都会花至少一个小时坐在餐桌旁埋头看书，妈妈也坐在旁边看着我。有时候，她会读着一本杂志，等着我问那个我必然会问的问题“这样对吗？”她一般会点头回答我或说：“看来不错。”就这样在妈妈多年的不断鼓励下，我才有了独立完成家庭作业的信心（有时我会在沙发上犹豫不决）。我有勤劳的妈妈，还有关怀备至的老师们，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在圣庇护十世学校的所有成绩都拿了A或B。
我也向其他人证明了，我不会因为残疾而不参加体育课，这让很多人都感到非常惊讶。当其他老师们站在旁边观看时，拉贝恩向其他老师问道：“他没有双脚，为何能跑那么快？”尽管我的老师们很担心，我还是坚持参加了所有的户外活动。我参加了其他孩子玩的一切运动，包括英式足球、篮球、橄榄球和儿童足球等。尽管我享有“特权”，本可以把自己定位为“特殊群体”或“局外人”。但是，没有什么能比传给朋友一个助攻然后他进球了或接到你最好的朋友的传球更令人开心的了。
儿童足球是我最喜欢的运动，但它有潜在的危险。我有时踢球时，假肢会被踢飞，越过操场，忽地落在某个同学旁边，把他吓一大跳。对我来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会快速地取回我的假肢，或者有些同学会帮我捡回来。经过我的一番鼓捣，我就能把假肢装回去，站起来继续追着足球跑。
二年级的时候，我决定自己骑着我的红色施文牌自行车去上学。在课间休息时，有次老师们不情愿地让我在操场上练习骑自行车。我用力踩着自行车的踏板，环绕着操场的围墙骑着。这时我的同学们看见了，欢呼起来。我掉过头，向他们挥手。修女们才都如释重负地齐叹气。
我继续证明着自己，老师们很快就不担心我会摔倒和受伤了。不久后他们就发现，我和其他人一样能控制好自己。在他们看来，我和其他人一样。我是不一样的托尼，一个全新的学生，不是那个需要特殊照顾的学生。我最不喜欢的是被特殊对待。
后来他们告诉我，看见一个残疾的小男孩带着自信的笑容度过每一天，他们一直震惊不已。我的格言是：“如果你指引我前行的路，我就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如果有些事我做不了，例如，使用剪刀，有个同学就会帮助我。他叫阿内尔·拉麦克，是我从一年级到八年级的同学，他成了我的“第二双手”。每当我把午餐盒拿出来时，他就会默默地站起来，将吸管插入饮料瓶，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这一切都是无须交流的，仅仅是反映我们同学间友谊的一件小事。我很固执，所以我从不向阿内尔寻求帮助，但他还是默默地帮助我。
从一开始，由于我擅长讲故事，同学们经常被我逗笑，因此我成了班级里的小明星。我善于讲笑话，喜欢开没有恶意的玩笑。当然，我会告诉他们在周末我偶然上了马拉松式广播节目，或在美国畸形儿基金会捐款期间，当地周报刊登了我的照片的事。
我从来都没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学校有着严格的校规，严禁欺凌和打架。违反者将面临被迫休学，在校长办公室里等待着由家长和老师组成的讨论组的处罚决定。
在我六年级时，我差点和别人大打出手。我有一个同学，名叫肖恩，他和我有点误会。课间时，我们在操场上各自摆好阵势。
肖恩说：“我才不管你是不是残疾人。”
当时四周一片死寂。在肖恩不假思索地说出那些气话后，他立即道歉了。我告诉他不用放在心上。他请求我不要告诉修女。
我告诉他：“不用担心了。”就这样，我小学时期最激烈的争执结束了。
在我读四年级时，伊莎多拉修女负责训练祭台助手，她问我：“你想不想当祭台助手呢？”
这个善意的提问最终改变了我的一生。我犹豫了一下，说：“我不行。”这可能是伊莎多拉修女第一次听到我说做不到。
她困惑地看了我一眼，问道：“为什么不行呢？”我没有回答。这一切显得太复杂了。她温和地说：“我觉得这事你是可以做到的。”
于是我接受了这个挑战。在弥撒仪式上，我学会了做圣礼、何时去点蜡烛以及在哪里站立和跪拜。只有一件事让我头疼不已：由于我手臂太短，我无法为牧师倒水洗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我为神父阿姆斯特朗倒水时，他会特意放低自己的手。阿尔特也是祭台助手。尽管神父阿姆斯特朗接受母亲的建议，将我们两个分在一组，以防突**况。但是我在担任祭台助手的这四年来，从未溢出过一滴水，从未打翻一支蜡烛，也从不在干活时打瞌睡，更没有迟到过。我喜欢弥撒仪式，我从不关心当天有多少人在场，也不在意人们是否异样地看着我。
在弥撒期间，简·爱德华兹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我。她是埃特蒙德市一名医生的妻子。她知道，圣地兄弟会能为残疾孩子们提供援助，因此她寻思自己是否能帮到我。其实简和我们并不熟悉，要是她直接找我父母商量，又显得不太恰当。因此她找到了修女伊莎多拉，表明想帮助我。修女伊莎多拉随后联系了我父母。所以在我十四岁那年，在她的帮助下，我来到了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儿童医院接受治疗。这家医院拥有世界顶尖水平的矫形设备，能为各种需接受矫形手术、患肌肉神经系统缺陷的孩子们提供最好的服务。他们为我配上了合适的假肢。
我非常感谢拉贝恩修女和伊莎多拉修女，她们让我明白，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必然性，并非偶然，上帝早已安排好了我的生活。这至今仍是我力量源泉的一部分，激励和鼓舞着我。
拉贝恩修女曾经告诉我，我身上有种她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品质。
我那“攻无不克”的信念，深深影响着我的同学和老师。他们不会忘记，这个小男孩有四个正当理由让他苦闷、自卑、绝望，但幸运的是，我的内心世界丰富而多彩，使我能学好功课、结交到朋友。也许这是上帝赐予的，抑或是父母对我的悉心教育，还可能是综合了这两方面因素。无论如何，我坚信不管是残疾人还是健康人，都可以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他们的人生，过好自己的生活，愿意去尝试任何事情，永不言败。
伊莎多拉修女对我说过，能教我这样的学生，是上天赐予她生命中的最大恩赐。我听到后受宠若惊。我的老师们经常会把我当作榜样，来教育学生们如何克服困难、接受挑战。伊莎多拉有次跟我说：“托尼，我用你的事例来鼓舞那些倍感苦恼的学生们。我会问他们：‘如果你们没有手脚，你们该如何生活呢？’这会让他们用不同的视角来直面自己所经受的挫折。”
我也有自己的偶像。在我十岁那年，有部我最喜欢的电视剧之一叫《神奇绿巨人》。主角比尔·比克斯比在其中扮演了一位十分优秀却有点矮小的科学家，而另外一位名叫罗·费里格诺的健美运动员，饰演那位科学家形体健硕、绿肤色的密友。我对罗的喜爱不仅限于身材和肤色。尽管我也钦佩他的体育成绩，但我更敬佩他克服自己听力障碍的勇气和毅力。
1982年，我让父母给我买了他的书，题目为《不可思议的罗·费里格诺》。我从书中了解到，由于他的听力缺陷，他在孩童时代就常常被别人捉弄和嘲笑。我还读到，他把这种嘲弄作为鞭策自己前进的动力。最后，正如他的书名所描述的一样，他做到了！令人难以置信！他想要变得高大、强壮，这样别人就再也不敢取笑他了。
在一个周六的清晨，爸爸走进我的房间，叫我穿好衣服，顺便带上新书。我们坐上汽车，然后出发去西夫韦便利店。去西夫韦？为什么爸爸让我带书去便利店？
我们开进停车场后，看到很多汽车停在外面。从车里出来时，我看到其他走进便利店的人都拿着《不可思议的罗·费里格诺》这本书。店铺前方的那张桌子边人头攒动，人们都疯狂地向前挤。我们走近些后，父亲把我托举起来，以便我能越过人群看清前方。在我的眼睛掠过前方近1英里的人群后，我发现了人海中央坐着“神奇的绿巨人”！正是罗·费里格诺本人！
罗迅速地为读者在一本本书上签名。父亲放下我后，对我说：“托尼，如果你想要他在你的书上签名，你就要自己走上前去。”我点了点头，向人群走去，此时我只有一个目标：我要自己走过去！
我跌跌撞撞地穿过了那看似不可能穿越的人流，最终走到那片人海的最前面，在签售桌前站得笔直。罗正低下头在一个人的书上签名。他签完后头也不抬地喊道：“下一个……”
我把书放在桌子上，然后推过去给他。他拿到书时瞅见了我的手，然后抬起头，目光直视着我。随后他把椅子往后挪，站了起来。看到他起立后那一米九五的伟岸身躯，人群突然安静下来，这就是令人震撼的罗·费里格诺啊！他在桌子间弯下身来，用他那双大手抱紧了我，并用双臂把我举起，我感觉自己像是身临天堂那般美妙。之后他把我放下，还问了我名字。而后他拿起我那本书，打开并写下：“致托尼，永远保持坚强。罗·费里格诺。”
十二年后，我受邀前往芝加哥，接受一项由美国国家意大利裔体育名人堂颁发的特别成就奖。（也许你会好奇为什么我是以“意籍美人”的名义受邀参加大会，其实我的祖先就是意大利人。我的姓氏听起来不像意大利人，那是因为我祖父特意去掉了字母“a”，当时的移民群体都这么做。所以姓氏Volpentesta就变成了Volpentest）出乎我的意料、更让我惊喜不已的是，受邀到本次名人堂的其中一位运动员就是罗·费里格诺。
我刚到酒店时，就看到前台有人在争吵，那是比矮小的女侍者高很多的罗·费里格诺在抱怨他的房间里又脏又乱。我走过去，轻拍了下他的肩膀。他很纳闷地转过头，想知道到底是谁敢在他正激烈争论时打扰他。见到我后，他耸了耸肩，微笑着说：“我见过你，那时你还是个孩子。”
我吃了一惊，他竟然还记得我。
在第二天的晚宴上，我发表了一篇演讲，然后像个追星族一样，观看各个运动员领奖的盛况。我想找罗多拿一份亲笔签名，但时机总是不对。
接着，到了第三天清晨，我刚醒来就发现门下面塞了两张纸片。其中一张是罗本人的照片，上面写着：“致托尼，你是真正的榜样，而且很优秀。你的朋友：罗·费里格诺。”另一张是一封信：“托尼你好，昨晚你的演讲让我很感动。不要忘记在这个难忘的夜晚，人们都爱着你，正如我对你说过，这是你全新的开始。现在你决定去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实现。我很荣幸能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落款是罗·费里格诺。
这些文字激励着我，甚至几乎马上我就有机会把这些文字的意义传递出去。父母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我，在圣庇护十世教堂，有个名叫科特·布施的三年级学生。老师要求他把家人的照片带到课堂上展示和讲演，但他告诉母亲里恩：“我想把托尼的照片带过去。”
母亲不解：“那家人的照片呢？”
“不用管，”科特答道，“我们就用托尼的照片。”
对于科特对我的崇拜，他的母亲深感惊讶。我想我是学校教学历史上第一位能取代学生家人图片的人。我接受了这次邀请，回到我的母校，给同学们做演讲。
教过我的八位老师中，有六个是修女。这些令人叹服的女人们把一生都献给了学生、教堂和上帝。对她们来说，教育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召唤。能在学校遇到她们，我感到很庆幸。我也会用我的全部来报答学校。
在圣庇护十世教堂的求学岁月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教会了我相信自己并且让我意识到，只要用心去做，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