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雨兼程
1966 年1 月，自治区戏曲训练班京剧班演出现代戏《草原小姐妹》《孩子们在战斗》《大渡河》等。4 月5—13 日，北京新燕京剧团首次来银演出，演员有吴素秋、姜铁麟、崔希庸、戴群、林雅雯、郝德耀、吴静和、梁益鸣、白其林等，剧目是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
4 月30 日，宁夏京剧团上演现代剧目《刺刀见红》《三块板》《老保管》。
5 月，宁夏京剧团演出革命现代戏《奇袭白虎团》《红灯记》，宁夏戏曲训练班京剧班演出现代戏《一路平安》《草原小姐妹》《大渡河》。
当月《宁夏日报》报道：“自治区文教厅、文联、话剧团、文工团、京剧团、秦腔剧团、越剧团、戏曲训练班、电影公司等单位60 多人座谈《讲话》。”
6 月，宁夏京剧团演出《红灯记》。
7 月28 日，《宁夏日报》讯：“参加全区第二届群众业余文艺观摩演出会演员学习《讲话》。”
1966 年，两团并赴河北、山西、甘肃、内蒙古等省、区演出样板戏230 余场。其中，宁夏京剧团演出80 余场，石嘴山市京剧团演出100 余场，六○级学员队演出50 余场。
1967 年，两团分为两个战斗队，在区内各市、县共演出230 余场。其中，“红色文教大军”演出样板戏100 余场，“向解放军学习兵团”演出130 余场。
1968 年，宁夏京剧团派出一个小组到上海京剧院学习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于第二年春天返回银川后排练并上演。其后又陆续排演《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龙江颂》《杜鹃山》《磐石湾》，以及自创剧目《燕庄号角》《团结颂》《赛驼以后》《扁担歌》等，还经常深入部队、厂矿、农村慰问演出。
1968 年4 月9 日，《宁夏日报》发文：“宁夏京剧团、石嘴山市京剧团合演《沙家浜》《智取威虎山》。”
8 月，宁夏京剧团、石嘴山市京剧团、宁夏文工团联合演出钢琴伴唱《红灯记》，器乐合奏《沙家浜》。8 月7 日，石嘴山市京剧团新排大型革命现代剧《红灯记》，在银川红旗剧院上演（共计20 场）。
10 月，宁夏京剧团上演剧目《智取威虎山》，12 月31 日至1969 年1月3 日，宁夏京剧团与越剧团联合演出《智取威虎山》（片段）、《军民一家》等剧目。当年，两团在银川、石嘴山等地共演出样板戏200 余场。其中，宁夏京剧团演出80 余场，石嘴山市京剧团演出60 余场，六○级学员队演出60 余场。
1969 年5 月25 日，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7 周年，宁夏文艺界各文化单位的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奔赴六盘山区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宁夏京剧团、越剧团、秦剧团、话剧团和电影公司、新华书店、文化物资站等文艺团体和文化单位的干部和文艺工作者从银川出发，分赴固原、西吉、海原等山区农村参加劳动。
1969 年6 月3 日报讯：“在《讲话》发表27 周年的日子里，我区文艺文化单位的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奔赴六盘山区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在固原县黑城公社六窑大队，京剧团和越剧团的同志按演员、乐队、舞美各队分住在农民家中。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就起床，每人怀揣一个黑面馒头，带着劳动工具到几里或十几里外的山上劳动：送肥、耕地、拔麦子（山坡地的麦子稀稀拉拉，只能用手拔）。
9 月中旬，回到银川后不几天又接到上级“战备疏散”的命令，宁夏京剧团全体演职人员和家属被疏散到银南地区的吴忠县（今吴忠市利通区），演职人员住在吴忠县城，家属们住在十几里外的金积堡镇。
后来，宁夏京剧团很多同志被迫改行，梁九荣、陈荣岚、陈玉英、程静敏等一批同志都到工厂当了工人。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京剧团的大多数演员仍然每天坚持基本功训练，为日后重返舞台积蓄力量。
1969 年9 月中旬，宁夏京剧团赴上海向上海京剧院学习《智取威虎山》。
当年，宁夏京剧两团在银川市、宁夏南部山区、宁夏各驻军、各市县共演出样板戏330 场。其中宁夏京剧团演出200 场，石嘴山市京剧团演出130 场。
1970 年，全国工农商学兵掀起大唱、大演“样板戏”的热潮。宁夏京剧团积极响应号召，以全副精力投入“样板戏”的排练和演出。
“红沙智奇袭”一、二团都演过。一团《红灯记》的主演是李鸣盛、王志怡、李彭珍、田文玉，《沙家浜》的主演是义维华、张丽萍、马淑贤、王宪周、高长清、李业德等，《智取威虎山》的主演是李鸣盛、义维华、梁加禾、方丽华等。二团《红灯记》的主演是张元志、李蓉芳，《奇袭白虎团》的主演是张元志、马金锁、肖云虹等。
1970 年，北京戏曲学校分配给宁夏京剧团20 名演职人员。7 月，宁夏京剧团演出《智取威虎山》；9 月，宁夏京剧团演出《红灯记》。
1970 年8 月，兰州军区在宁夏举行军事演习。为了慰问军事演习的指战员，宁夏京剧团在红旗剧院演出，三天演三出革命样板戏。当天演《红灯记》，演完连夜卸台，再装《智取威虎山》的台，第二天晚上演完，卸台再装《沙家浜》的台，第三天再演。现代戏的装布景非常多，样板戏场上的表演劳动强度也大，每天早上演员们还在剧场走一次台。相当于全团上下昼夜都在劳动。
艰苦的付出，使宁夏京剧团年年增添样板戏或者现代戏新剧目。每逢周五、周六，银川剧院都会对外售票，连演两场，上座率虽说不是爆满，平均也在八成。票价分1 元2 角、8 角、4 角几个档次。
1970 年，宁夏京剧团全年在银川、各市县、各公社等共演出350 余场。
其中，宁夏京剧团演出130 余场，石嘴山市京剧团演出220 余场。
1971 年1 月，宁夏京剧团演出《智取威虎山》；4 月至12 月，宁夏京剧团演出《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奇袭白虎团》。两团全年在银川、石嘴山及内蒙古各地共演出190 余场。其中，宁夏京剧团演出80 余场，石嘴山市京剧团演出110 场。孙秋田、王宪周、张元奎复出，孙秋田调任宁夏文教局副局长，张元奎调任宁夏秦剧团团长。
1972 年，宁夏京剧团和石嘴山市京剧团汇集银川，在一起排演《沙家浜》《平原作战》《杜鹃山》三出现代戏。当年，两团还分别演出《奇袭白虎团》（1—2 月）、《红灯记》（7 月）、《龙江颂》（12 月），全年在银川以及山西、甘肃、陕西、内蒙古等地共演出215 场。其中，宁夏京剧团演出95 场，石嘴山市京剧团演出120 场。
1973 年1—5 月，宁夏京剧团演出现代京剧折子戏专场；6 月14 日，演出现代京剧《团结颂》；10 月1 日，演出现代京剧《杜鹃山》；10 月21 日—11 月5 日，石嘴山市京剧团演出现代京剧《边塞晨曦》。
全年两团在银川、石嘴山，以及甘肃、内蒙古等地共演出320 余场。
其中，宁夏京剧团演出180 余场，石嘴山市京剧团演出40 余场。
1974 年，在宁夏文教局的支持下，宁夏京剧团与石嘴山市京剧团又合并工作8 个月。那几个月里，大家都在大屋子里挤着睡通铺，虽然条件艰苦，但样板戏演得一点也不马虎。2—3 月演出《杜鹃山》；4—5 月，宁夏京剧团、石嘴山市京剧团联合演出《杜鹃山》《龙江颂》《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
7 月15 日报讯：“全区1974 年群众文艺调演，历时24 天，于7 月13日胜利结束，调演期间演出62 场，观众达7 万多人次。”
9—12 月，宁夏京剧团演出《杜鹃山》。
两团全年在银川市及区内各市县、各驻军单位等共演出200 余场。其中，宁夏京剧团演出90 余场，石嘴山市京剧团演出60 余场，七一级学员队演出50 余场。
1975 年2 月，宁夏京剧团演出《杜鹃山》；5 月，宁夏京剧团演出样板戏折子戏《龙江颂》，石嘴山市京剧团在石嘴山演出《平原作战》；6月3 日，宁夏京剧团与宁夏“五·七”艺术训练班合演现代京剧《赛驼以后》；8 月21 日，宁夏京剧团演出现代京剧《扁担歌》《赛驼以后》；11 月6 日，宁夏赴京京剧演出队参加全国文艺调演部分节目汇报演出，演出《赛驼以后》。
两团全年在银川、石嘴山二市，以及北京、河北、内蒙古等地共演出350 余场。其中，宁夏京剧团演出150 余场，石嘴山市京剧团演出200 余场。
1976 年1 月2 日报讯：“区文教局委托固原地区文教局举办山区七县业余文艺宣传队学习班（1975 年11 月19 日—12 月27 日），历时39 天。
参加单位：盐池、同心、海原、西吉、泾源、隆德和固原。人员170 多名，学习班开设编剧、导演、作曲、声乐、器乐、舞蹈、秦腔改革等十多门课程。”
1 月，宁夏京剧团演出现代京剧《磐石湾》；5 月，演出《审椅子》、《磐石湾》；8 月，宁夏京剧团与文工团联合演出《查线》，石嘴山市京剧团演出《炮声隆》；10 月，演出样板戏折子戏；11 月17 日，宁夏京剧团与文工团、秦剧团、银川市文工团联合演出；12 月26 日，宁夏京剧团与秦剧团联合演出京剧联唱；12 月31 日，宁夏京剧团演出向贵阳市京剧团学习的剧目《苗岭风雷》。
两团全年在银川、石嘴山及周边各省部分地区共演出390 余场。其中，宁夏京剧团演出200 余场，石嘴山市京剧团演出190 余场。
从以上数据和记载可以看出，即便在文艺百花凋零的“文革”期间，宁夏的两个京剧团照样完成大量演出任务，总场次近3000 场。
革命样板戏的流行年代，虽然造成戏剧内容的单一化、戏剧格式的固定化、人物塑造的模式化，但也给当时匮乏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促进了普通百姓对芭蕾舞剧的认知和京剧的大普及、大繁荣。
二、承上启下
1966 年，六○级学员临近毕业时，宁夏戏曲训练班被迫停课，两年后（1968 年）六○级学员才正式分配。张丽云、方丽莉、张立庚、秦刚、王加铭、肖云虹、王小微、刘复元、马金锁、张露梅、殷茵、李新云、谭蓉增、王海龙、李新安、李鉴、李鸣、马金凯、王海根、梁海生等20 名学员被分配到石嘴山市京剧团，其余人员一律分配到宁夏京剧团。
这一时期，正逢全国上下大演“革命样板戏”，宁夏京剧团紧跟形势，先后排演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龙江颂》《奇袭白虎团》《磐石湾》《平原作战》等现代戏，后来演得较多的是《杜鹃山》。以梁加禾、李业德、谷春才、马淑贤、王志怡、柴真莉、李少奎、李鸣盛、殷元和等为主演，剧中其他角色基本上都由五八、六○两级学员担当。
宁夏京剧团还自创、排演了一批现代戏剧目，如《团结颂》《燕庄号角》《边塞晨曦》（由二团自创）、《赛驼以后》《扁担歌》等，五八、六○级学员均在其中担任各种角色。宁夏京剧团还向贵州京剧团学演了现代戏《苗岭风雷》，五八、六○级学员也都参加了演出。实际上，到这一时期，五八、六○两级学员已成为本团的骨干力量。
1968 年底，为了排演现代戏，宁夏京剧团需要组建一支管弦乐队，于是分别从沈阳音乐学院和西安音乐学院招收了一批毕业生，充实乐队力量，包括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的诺影、稽永福（大管）、艾桂兰（大提琴）、盛喜郁（钢琴）、王振杰（二胡）、姜国权（笛子）、刘维珊（古筝）、李欣光（中提琴）、遇景正（中提琴）；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的尤良（琵琶）、李双彦（二胡）。从宁夏歌舞团调入戴羽（小提琴）、于博泉（三弦），并吸收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于振明（小号）、朱明（圆号）、张志勇（黑管）、刘忠仁（小号）、郝宪伦（大提琴）、江崇志（小提琴）、周永瑞（大提琴）、张小平（长笛）、陈苏苏（小提琴）、王国光（小提琴）、焦明镐（小提琴）等。
1970 年8 月，当时的宁夏京剧团负责人李永华与宁夏文教局有关同志专程到北京招收一批北京戏曲学校毕业生，使京剧团又增加了一支年轻的生力军。他们是从北京戏曲专科学校分配到团里的20 名演员和乐队成员：演员路亚辉（花旦）、周文龙（武净）、田仁强（小生）、张铁珊（武生）、李彭珍（武旦）、姚桂荣（青衣）、李正平（老生，李盛藻之子）、叶金森（武丑，叶龙章之子）、华来（文丑）、商廷民（老生）、赵笙（花脸）、孙四敏（老旦）、郭振洪（武净）、董宝和（老生）；乐队人员：李守君（月琴、胡琴）、朱思敬（二胡）、任宝金（小锣）、张铁军（司鼓）、毛翠茹（二胡）、赵新国（司鼓）。包括该校京剧科五九级、六○级、六一级三级的毕业生和音乐科六三、六五两级毕业生。音乐科毕业生到团后分配到乐队担任演奏员。他们属于二次分配，当时是由于（全国范围内）各京剧院团的需要，按照国家统一分配原则，通过正常渠道来到宁夏，充实宁夏京剧团的力量，支援边疆建设。北京戏曲专科学校六○级毕业后，当年即被正式分配到北京市各县、区，带工资劳动锻炼两年。两年后，这批学生本来可以留在他们劳动锻炼所在的县、区，但1970 年根据当时全国各地京剧院团的需要，北京市委又将这批同学召回北京，重新分配。
曾任党支部书记的华来回忆，他所在的京剧科六○级全班60 人经重新统一分配后，分散到全国各院团，包括北京京剧团、广州市京剧团、河南省京剧团、内蒙古京剧团、山西京剧团以及广州军区等部队院团。除华来以外，六○级分到宁夏的还有李彭珍、姚桂荣、李正亭、叶金森、商廷民、赵笙等，五九级有周文龙、路亚辉、田仁强、张铁珊4 人，六一级有孙四敏、郭振洪、董宝和3 人（直接分配到宁夏）。音乐科六一级有李守君、朱思敬、任宝金3 人；六五级有张铁军、毛翠茹、赵新国3 人。20 人全部服从分配到位。
华来说，刚来宁夏时，他们都是20 岁上下的年轻人，宁夏京剧团领导派车从银川火车站把他们直接接到了银川红旗剧院。那天，全团正在这里彩排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这样的安排既算报到，也有让这些年轻同志尽快熟悉情况、了解本团阵容的用意。华来说，早在1964 年，当他还是北京戏校的一名四年级学生时，就知道宁夏京剧团是一个全国著名的以武戏见长的京剧院团。当年全国京剧会演赴京演出时，宁夏京剧团的《奇袭白虎团》这出戏就是在北京戏校的大练功棚里排练的，演出则是在北京舞蹈学校的剧场里。当时，戏校全校师生被拉到舞蹈学校，观摩宁夏京剧团的演出。从武戏开打到演员们的高超技艺，都给华来留下极深的印象，包括俞鉴老师扮演的志愿军战士——一个女武生在台上连翻带打，十分精彩，把学生们都给镇住了。华来也知道宁夏京剧团有李鸣盛、李丽芳等著名艺术家，更知道这个团的前身就是闻名遐迩的“老四团”。可以说，从那时起，他们就对宁夏京剧团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宁夏京剧团，他们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作用，由于是科班出身，他们的到来为宁夏京剧团输入了新鲜血液，加强了专业力量。领导对他们十分重视，让他们从一般的群众角色开始，将他们逐步培养成为能够独当一面、挑起大梁的顶梁柱。
因为大演样板戏的需要，1970 年底至1971 年初，全国各地部队都在招收具有文艺特长的青年参军入伍。宁夏京剧团一批青年演员成为幸运者。
金林、张军、张汉生、孙四敏、刘益珍、郭月屏、白力光、刘小珍等参军入伍，分别到了兰州军区、宁夏军区及驻陕西、甘肃的部队。他们在另外的阵地，为普及宣传京剧艺术贡献青春和力量。
1970 年，刘连伦写了一个反映军民关系的剧本《春满山村》，经团领导研究后，决定投入排练，但是尚缺导演的合适人选。团里决定用蔡宝华。接到任务后，他立刻着手进行构思，还精心设计了剧中的拦马等动作。
在他的执排下，这出戏很快上演，为部队演出时深受广大指战员的喜爱和好评。
1971 年初，团里排演现代戏《奇袭白虎团》，蔡宝华担任导演。排练过程中，他积极帮助演员们练功，掌握和突破高难度技巧，在他的严格执排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使这出戏以优异的质量上演，总体水平不亚于当时的“样板团”。1972 年，他被吸收进入团里的业务组负责排戏工作。他深知自己的责任，在业务上从不徇私情，分派角色时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毫不考虑私人关系，适者则演，不适则弃。紧接着，宁夏举行现代戏调演，团里决定将他以前创作的《夜袭新丰》一剧重新创编为大型剧目参演，成立了编导组，由蔡宝华拟定故事框架、提纲并执导，唐泽芊、汪野航和刘连伦三人联合执笔，很快写出了剧本初稿，定名为《敌后尖刀》。蔡宝华把自己关在一间9 平方米的小屋里做案头工作，完成了导演构思，将剧本稍加修改后即投入排练，半个月时间就进入彩排阶段。参加调演后，这出戏广获好评。
1973—1974 年，蔡宝华又接受《边塞晨曦》《追报表》两出现代戏的导演任务，但都因疾病困扰不得不终止。为了不延误工作，他积极推荐自己的副手李韵章接替《边塞晨曦》的执导，甚至提出让从未执排过戏的青年演员方继斌担任他的副手，参与《追报表》的执导工作，就是为了培养青年导演人才，尽快把手中的接力棒交给下一代。
宁夏京剧团的老同志还热心地培养外省外团的青年人才。1970 年，宁夏歌舞团的青年舞蹈演员在郭金光的辅导下，在舞蹈中糅入“小翻”和“扔人”等技巧，丰富了舞蹈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魅力。1971 年，兰州青年京剧团成立，将新收的学员全部送到宁夏开蒙、打基础，郭金光再次被聘为基本功老师，每天给学生练半天功，还为他们教授《三岔口》这出戏。1973 年，郭金光收宁夏武术队女队员李小平为徒，以往武术表演套路中从未出现过“旋子”技巧，他将这一技巧传授给李小平，将其运用到武术中。在他的无数次托举和悉心指教下，李小平很快达到了从对旋子一无所知到手持双鞭接连走十几个旋子的水平。旋子过了关，郭金光又帮她编排技巧。后来，李小平表演的这套鞭技不仅在全国出名，还远涉重洋到国外表演。
三、酝酿合并
20 世纪60 年代，石嘴山市仅有几万人口，喜爱京剧的群众为数甚少，因此，这样一个阵容的京剧团在当地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特别是五八级这拨学生成长起来了，20 多岁，正是艺术上能承上启下之时，风华正茂，充满朝气。他们关心京剧团的前途，当然也就是关心自己的前途。他们推举在同学中威信较高的刘连伦等人为代表去反映问题。
1972 年，宁夏京剧团和石嘴山市京剧团这两个本是同根生的兄弟团体汇集银川，在一起排演了《沙家浜》《平原作战》《杜鹃山》3 出现代戏。
这是当时团领导为加强力量、重新合团所做的一次努力，但终因时机不成熟而未能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合团是1974 年。时逢大演“革命样板戏”的年代，为了适应工作需要，宁夏京剧团不得不向上级反映，请求与石嘴山市京剧团重新合并。
1974 年8 月28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文教局下公文《关于将石嘴山市京剧团合并于自治区京剧团的请示报告》（宁文党发〔1974〕28 号）：“1958 年自治区成立时，中央将中国京剧院四团（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京剧团）下发宁夏，成立了自治区京剧院。1965 年原区党委决定从京剧院中下放部分演员，成立了石嘴山市京剧团。几年来，两团文艺战士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文化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努力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积极从事文艺革命，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近年来，为支援部队文艺团体和兄弟省、区，陆续从两团调走了一批骨干力量，六九年整顿文艺团体时，又调出了一批演员，加之培养新生力量的工作没有上去，因而，两团的演员力量大大减弱。石嘴山市京剧团青年演员虽多，但文戏演员缺乏。由于行当不全，角色难配，致使有些‘革命样板戏’在两个团都无法独立排演，影响了‘革命样板戏’的宣传、演出和普及。
“鉴于此，两团领导和演员都多次提出过并团的要求。为了进一步搞好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更好地发挥革命京剧的战斗作用，更好地宣传、普及革命样板戏，我们建议将两团合并成宁夏回族自治区京剧团。这样，既加强了剧团的领导力量，又充实了演员阵容。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事业的发展，也能满足我区工农兵群众的需要。
“两团合并后的人员问题，我们建议暂不动，等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观察和艺术实践后，再进行调整，妥善安排。”
于是，在宁夏文教局的支持下，宁夏京剧团与石嘴山市京剧团合并工作8 个月。石嘴山市京剧团回到银川的同志在办公室里用两条长凳支起来就是一张床。为了两个团的生存，大家都拧成一股绳。那几个月里，大家住在一起，在大屋子里挤着睡通铺，虽然条件艰苦也满心喜悦。遗憾的是，终因有关部门不予批准，致使这次两团合并未能成功。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四、燕庄号角
在“文革”的历史背景下，宁夏京剧团的编导和演职人员们，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国粹京剧艺术，以当时提倡的形式，殚精竭虑地挖掘素材，编创现代戏。
1971 年上半年，宁夏京剧团接到指示，要创作一部反映红军翻越六盘山的现代戏，意在以此教育群众发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
接到任务后，宁夏京剧团很快组成由编剧、导演、舞美、音乐等多方人员参加的创作组，奔赴六盘山区体验生活，采访素材。这些赋闲已久的专业人员，都觉得一身力气终于有了用武之地，纷纷表现出高昂的创作积极性，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有关长征方面的文献，访问健在的老红军和熟悉当年情况的乡亲。当他们听到当年在宁夏南部山区莲花沟的一次激烈战斗中，十几位女红军为了免遭敌人的侮辱，一起跳下悬崖壮烈牺牲的悲壮史实时，禁不住流下热泪；听到一位掉队的红军战士艰辛地寻找部队，找到部队后却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却无怨无悔时，每个人的心灵都受到极大震撼。
为了亲身体验红军在长征途中不畏艰险的顽强意志和秋毫无犯的铁的纪律，创作组的同志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晚，沿着崎岖的山路演习夜行军，在仅仅铺着一层薄麦草的土地上宿营……紧张有序地进行着与创作有关的活动。
全国即将举行戏剧会演，全体人员又立刻投入到积极的准备工作中。
在殷元和（时任副团长兼导演）的牵头下，又组成一个创作班子，确定以现代戏《平原作战》作为参演剧目，并开始深入生活，进行创作。
创作组来到太行山区搜集素材，体验生活，使大家深受教育，激发出强烈的创作**。剧本很快脱稿，剧名为《峡口镇》，经审查认为没有原则问题，只将剧名改为《燕庄号角》，即可付排。
喜讯传来，全团上下如过节一般欢欣鼓舞，排练厅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舞美设计孙九纶等同志的场景和人物设计图风格质朴而传神；李门设计的唱腔洒脱大方，特别是在过门中妥帖地糅入陕北民歌优美的旋律，清新自然；赵鸣飞、张元志承担的武打设计也相当出色，他们突破传统“档子”
的武打程式，设计既新颖又合理，体现出抗日军民的威武气势。
剧中一号人物八路军连长钟英杰由李鸣盛扮演，他在排戏过程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使大家深受感动。戏中钟英杰在回答日本军官盘查时有一流水板唱段：“龙峰河行船千万遍，风里雨里数十年，常搬艄磨出层层厚茧，勤打浆练就膀阔腰圆。”李鸣盛唱来字正腔圆、神完气足，所有的演职人员在排练场百听不厌，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走进京剧团大院，就可听见人们在模仿学唱这段唱腔。
《燕庄号角》顺利通过彩排，获准在银川剧院进行内部演出。作为该剧导演，在排练阶段，殷元和不知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这时，大家对他说：“现在你可以踏踏实实睡上一觉了。”
在银川剧院演出那天，演职人员们个个精神抖擞摩拳擦掌，台下的观众也十分兴奋。离开戏还有半个多小时，台下已坐得满满当当，其中不少观众是文艺界的朋友。没有买到票的在剧场外面“钓鱼”，想方设法也要走个“后门”混进去，以致剧院内出现大量“站票”观众。也许是这几年大家只能看那几出“样板戏”的缘故，观众对这出耳目一新的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演出效果大大超出事前的预期，演出过程中掌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李鸣盛在剧中扮演的钟英杰有一段题为“枫叶红霜似火焰漫山红遍”的核心唱段，由二黄导板、回龙、原板和散板组成，李鸣盛唱得十分投入，既动情又流畅，那天他的嗓音也特别争气，几乎每句唱词台下的观众都有反应。当他唱到“登峻岭寄深情我翘首望延安”一句时，天幕上映衬出太行山峰松柏常青、红叶似火、秋高气爽的景色，乐队奏响高亢嘹亮的陕北民歌旋律，这时台下的掌声经久不息。当演出进行到剧中最后的武打场面时，观众又情不自禁地为精彩纷呈的筋斗、别致的“档子”，连连喝彩。在一阵火爆炽烈的“乱档子”中，李鸣盛扮演的钟英杰在一个干净利落的飞脚中拔出枪来，“击毙”了日寇军官。这时，大幕伴着观众席中雷鸣般的掌声徐徐关闭，接着是演员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