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虽然是高度政治化的，但从艺术上来讲，几十年过去后，戏中的许多台词还脍炙人口，有的成为经典俗语，也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多优秀的音乐唱腔，这些音乐唱腔获得了超出它所承载的剧本文学内涵的独立价值。这既是它们在当时广为流传的基础，也是样板戏在“文革”之后仍然有生存空间的基本条件。
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京剧样板戏之所以能够在“文革”结束多年后、在同时代其他文学艺术作品早已烟消云散之时，仍然顽强地存在并且得到相当多观众的爱好，其原因就在于它首先是京剧，或者说，它首先是以京剧的形式存在，并且被视为京剧剧目，其次才是具有特定时代色彩的样板戏。
归根结底，样板戏的现实存在以及受到相当多观众的喜爱，显然包含了更复杂的、超政治的因素——那就是艺术的魅力。
一、移植《杜鹃山》
现代京剧版电影《杜鹃山》，其中许多优美的京剧唱段至今脍炙人口。
可是，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全国最早将京剧《杜鹃山》搬上舞台的是宁夏京剧院。也就是说，现代京剧《杜鹃山》始演于宁夏京剧院。
事情还得从1963 年的东北之行说起。抵达沈阳的当晚，宁夏京剧院一团全体演职人员观摩了由沈阳评剧院演出的评剧《杜鹃山》，看后全团上下一片叫好之声。该剧情节曲折，富于传奇色彩，人物形象生动，感染力强。
《杜鹃山》讲述的是1928 年在秋收起义的巨大影响下，湘赣边界一支农民自卫军揭竿而起，三起三落，濒于覆灭，后来在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并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开赴井冈山与红军主力会师的故事。该剧通过中国共产党把一支农民武装改造成为无产阶级新型军队的动人情节，成功塑造了党的政治工作者柯湘这一英雄形象，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历史经验，集中表现了“党指挥枪”的革命真理。
上海青年艺术剧院上演后不久，由徐固若、曹克英根据王树元同名话剧改编成评剧《杜鹃山》，1963 年由沈阳评剧院首演于沈阳。
由于该剧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生动，台词铿锵有力、感染力强，宁夏京剧院一团的主要演员、著名杨派老生李鸣盛被剧中乌豆这一艺术形象深深吸引，他觉得这出戏很适合以京剧的形式演出。他喜爱乌豆这个人物，也爱《杜鹃山》整出戏。在回住地的路上，李鸣盛就跟一位副团长热烈谈论。
后经过反复思索，李鸣盛萌生了排演《杜鹃山》的念头，并且主动请缨扮演剧中人物乌豆。
第二天，他找到剧团另外几位领导，还没等他开口，这几位团长就提出准备投排《杜鹃山》的打算，李鸣盛笑了，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好戏人人喜爱。
意见很快统一，领导果断拍板，要求演职人员迅速付诸行动。团里将编剧任务交给了肖维章和秦志扬，让他们根据辽宁评剧院的演出本及王树元的同名话剧进行移植、改编，并指定该剧由殷元和、孙秋田联合执导。
不久，由于本团主要旦角演员李丽芳回京养病，武旦演员班世超脚又受了伤，一团不得不终止在外地的巡回公演，全体人员放假一个月。肖维章趁机赶回宁夏，查阅了话剧原作，研究了评剧剧本的结构和情节编排，进行适当调整，使其尽量适合于京剧的演唱，并突出表现京剧的武打特长。
经过夜以继日地创作，肖维章和秦志扬很快拿出改编后的京剧剧本。
在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之后，两人经过修改，很快通过了剧本。
等剧团结束东北演出返回银川时，移植排练《杜鹃山》的工作便很快开始。殷元和、孙秋田废寝忘食地进行总体导演构思，赵鸣飞抓紧时间搞武打设计，琴师李门等人赶忙设计全剧的唱腔。角色方面，由李鸣盛出演男主角乌豆，由本团老旦演员田文玉饰演女主角贺湘。
接受饰演乌豆的任务后，李鸣盛为了刻画好这个人物，可以说是殚精竭虑，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他首先想到，既然搞现代戏就不能受传统行当的束缚，反之，行当理应为塑造人物服务。考虑再三后，李鸣盛决定以老生嗓音、花脸唱腔应工。
在设计人物形体动作时，李鸣盛摒弃了京剧老生那迈着八字步，一步三晃的节奏和潇洒、沉稳的身段，而采用“架子花脸”及“武花脸”夸张、粗犷、豪放的表演，意在从人物的举手投足之间，表现出乌豆的骁勇、剽悍。其次，在台词方面，以往老生那种慢条斯理的唱、念，显然也不符合乌豆这个人物。为此，李鸣盛将乌豆在戏中的每段台词都处理得斩钉截铁、干脆利落、铿锵有力。
李鸣盛是个以唱功著称的演员，谁都知道他的杨派戏唱得好，造诣很深，其他如余派戏、马派戏、谭派戏也全拿得起来。可是在现代戏《杜鹃山》乌豆的唱腔里，按着哪个流派去唱也不合适。为此，李鸣盛反复斟酌，经与琴师和担当音乐唱腔设计的同志一番研究后，终于共同为乌豆设计出一种“生净结合”的唱腔。
李鸣盛虽是老生演员，但他自小也很喜爱花脸唱腔，他正式登台之后，经常跟著名花脸演员裘盛戎合作，对裘派唱腔相当着迷。有时他在家里没事，会有滋有味儿地学上几句。这次排《杜鹃山》，他在和琴师研究设计唱腔的时候，不少唱段都揉入了裘派唱腔。这里的“揉入”并非照搬，而是一种有益借鉴。因为裘派唱腔十分细腻，非常适于表达人物的内心活动，且具有花脸唱腔中特有的“刚音”和“虎音”。李鸣盛认为，用这些裘派特点来刻画乌豆这一艺术形象是恰如其分的。此外，他还在剧中一些情绪激昂的唱、念中，适当吸取架子花脸的“炸音”，更好地渲染出人物的复仇心理和莽撞性格。
李鸣盛全身心地投入乌豆这个角色的创造之中。练花脸的功架，找花脸的共鸣音，一招一式学习武打动作，忙得不亦乐乎。每天吃饭都需要夫人或孩子喊上几遍。他匆匆吃完，饭碗一推，又钻进了排练场。
经过反复打磨排练，京剧《杜鹃山》终于在1963 年9 月，首先和银川的观众见面。演出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引起广大观众对现代题材新剧目的强烈兴趣，场场爆满。附近市、县也纷纷向宁夏京剧院一团发出邀请，他们陆续到各地演出上百场。各新闻媒体闻风而动，纷纷发表评论文章，美誉连篇。
第二年5 月，宁夏京剧院一团在自治区现代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上演出《杜鹃山》后，更是好评如潮。
然而，由于宁夏地域、人口等局限，京剧观众从数量上来说并不是很多。
因此，《杜鹃山》这个戏真正打响，还是1964 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
二、首都会演
对于宁夏京剧院来说，1964 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对于中国的京剧艺术，以及全国的京剧院团和演职人员来说，1964 年同样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1964 年2 月2 日，《宁夏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多演现代戏，演好现代戏》；4 月11 日，《宁夏日报》发表文章《必须保持革命警惕性——谈京剧〈箭杆河边〉》；4 月25 日和6 月6 日，《宁夏日报》相继发表柳影文章《阶级觉悟提高，现代剧目越演越好》和《不断深入生活演好现代戏——评京剧二团深入生活》；6 月27 日，《宁夏日报》发表江枫、梅村文章《京剧艺术表现现代生活有着广阔的前途——京剧〈芦**火种〉观后》。
在这股现代戏风潮的推动下，宁夏京剧院一、二团除继续演出部分传统剧目之外，又分别演出《红旗谱》《林海雪原》《六盘山》《杜鹃山》《箭杆河边》《夜袭新丰》等现代戏。
5 月30 日，自治区现代戏剧观摩演出大会拉开帷幕，宁夏京剧院一、二团分别以《红旗谱》《杜鹃山》和《箭杆河边》参演。《杜鹃山》颇受好评，在宁夏文艺界引起很大震动。
6 月3 日，在自治区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宁夏京剧院二团上演现代剧《箭杆河边》，李蓉芳扮演春兰，李韵章扮演向玉柱。之后，李蓉芳还在《宁夏日报》谈了创作扮演春兰这一角色的过程。
6 月16 日，京剧院二团演员靳志明也在《宁夏日报》上，就创作和演出更多更好的现代戏，谈了自己学习创作和演出的感想。
这一年，宁夏京剧院一、二两团在银川、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东北等地共演出355 场，其中一团演了220 场，二团演了135 场。
1964 年6 月5 日至7 月31 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有评论称：这次观摩演出大会盛况空前，如果以产生经典的数量和质量来论，大概也是绝后的。
6 月5 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主持会议，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致开幕词，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致贺词，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戏曲工作者5000 多人出席。
6 月23 日，现代戏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周恩来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7 月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人民大会堂阐述了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意义。
7 月17 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会演的全体人员。
7 月30 日，周扬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作总结发言。
7 月31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式，周恩来、彭真、陆定一等出席，沈雁冰（茅盾）代表文化部向参加这次观摩演出大会的29 个演出团授纪念证书。
毋庸置疑，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京剧界的第一次大检阅。来自四面八方的梨园弟子云集北京，名角荟萃，好戏连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派出自己最好的剧团，推出自己的最佳阵容，拿出自己最优秀的剧目。
有南京剧院关肃霜主演的《黛诺》，上海京剧院童芷苓、李玉茹分别带来《送肥记》《审椅子》，山东省京剧团宋玉庆、方荣翔等演出《奇袭白虎团》，天津京剧团李荣威、林玉梅主演《六号门》，以及吉林的《五把钥匙》、武汉的《柯山红日》、江苏的《耕耘初记》、陕西的《延安军民》、哈尔滨的《革命自有后来人》……
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说：“今天这样多的京剧团集中在北京演出，舞台上没有帝王将相，也没有才子佳人，都是新时代的工农兵形象，这在京剧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也是历史上所没有的。”（见徐达深主编《共和国史记·上下求索》，第107 页）后期的“革命样板戏”，绝大部分就是脱胎于这次演出的优秀剧目。
而这些剧目成为一代人记忆的经典，至今还影响着后人。
宁夏京剧院原是从北京支援边疆建设的艺术团体，这回第一次重返故地向首都人民汇报，何尝不想取得好成绩，好好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但究竟演什么节目却一波三折。为参加这次观摩演出大会，一团一共准备了三台现代京剧——《杜鹃山》《六盘山》和《席芨滩》（简称“两山一滩”）。
早在筹备阶段，文化部就曾派出一个观摩小组来到银川，在看了5 出现代戏后，他们选中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都较为浓郁的《六盘山》，主张一团带《六盘山》进京参演。
而宁夏的有关负责同志则提出带另一出现代京剧《席芨滩》，并且立下“生在席芨滩，死在席芨滩，一定要打响”的誓言。最终，根据自治区党委的决定，宁夏京剧团上报参加大会演出的剧目为《席芨滩》。
宁夏文教厅副厅长石天带队的宁夏京剧院一团到达北京后，先演出《席芨滩》这出由自治区领导点名的现代京剧，并请老上级总政治部的领导观看并征求意见。没想到时任总政文化部部长的陈其通（话剧及电影《万水千山》的作者）直率地说：“满台都是中间人物，不太好，你们还有没有别的戏？”
大家完全没有想到，一筹莫展之际，宁夏京剧院一团不得不采取“折中”
手段，决定请陈其通等领导观看《杜鹃山》，这是他们准备的第三出戏。
巧的是，在这次会演中，北京京剧团带的剧目也是《杜鹃山》。北京京剧团历来以名流云集、阵容强大名扬海内外，宁夏京剧院一团与他们叫板，行吗？
北京京剧团对这次排演《杜鹃山》也十分重视，拿出了精锐力量。乌豆一角，由著名花脸演员裘盛戎扮演，本工本行，演来对路。赵燕侠扮演贺湘，论社会名望和演技都高人一筹。再有马派老生创始人马连良先生甘于挎刀在戏中扮演次要人物郑老万，名丑马富禄扮演老地保，优秀青年演员马长礼扮演温七九子，都使这出现代戏增添了色彩，具有较大的号召力。
李鸣盛边认真地看着戏，边和徐中年交谈看戏的感受。北京京剧团这出《杜鹃山》从各方面来说都很不错，和宁夏京剧院一团的《杜鹃山》相比，各有所长，两台戏的总体水平差不多，但宁夏京剧院一团的更有独到之处。
况且，北京京剧团的《杜鹃山》刚刚排出，宁夏京剧团这出戏早已在银川上演了数场。既然《席芨滩》被否，何不把自己的《杜鹃山》推上去？
李鸣盛和徐副团长看完戏兴冲冲回到旅馆，连口水都没顾上喝，立即找到领导，提出换演《杜鹃山》的建议。这一建议立即得到批准。
全团同志听说重排《杜鹃山》，群情振奋，很快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经过几天的连续“作战”，《杜鹃山》排演出来了。首先请陈其通部长看。没想到他看后赞扬说：“这个戏多好啊！就是舞美差了一点。”
石天赶紧解释说：“时间太仓促，我们没想到要演《杜鹃山》，服装、道具、灯光、布景，一样也没有带。”
陈其通听后说：“这算什么问题！不是到家了吗？还怕啥！需要什么，让总政舞美队帮着解决。”又开了一句玩笑，“总政抽去的我这儿还能管不了啊！”
在陈其通的支持和协调下，总政歌舞团的同志们连夜为宁夏京剧院一团赶制《杜鹃山》的服装、布景；演员们也不辞劳苦，只用几天时间就赶排出了这出戏。正式演出之前又对演员做了适当调整。乌豆自然仍然由李鸣盛担任。贺湘原来由老旦演员田文玉扮演，这次换成团里另一位唱旦角的主演李丽芳。李丽芳仅用三天时间，就把贺湘这个角色拿了下来。田文玉取代白棣扮演杜妈妈，导演殷元和饰叛徒温七九子，丑角演员徐鸣远饰老地保，青年武生舒茂林饰李石匠，刘顺奎饰郑老万，另外李荣安等著名演员也各有角色。
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宁夏京剧院一团终于将《杜鹃山》推上了观摩演出大会，于6 月26 日至7 月1 日观摩演出大会的第四轮演出中登台亮相。
陈其通部长又去观看，看完再次说：“这才像个戏嘛！”
三、总理两见宁夏团
这次会演，同一题材的剧目除哈尔滨京剧院和中国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红灯记》外，就是宁夏和北京的两出《杜鹃山》。
两个剧团演同一个剧目，说是互相观摩，实际上是一场擂台赛。
北京京剧团的参演剧目《杜鹃山》，可谓名家荟萃：裘盛戎饰乌豆，赵燕侠饰贺湘，马连良饰郑老万，阵容之强大，远非其他院团可比。然而在这次全国调演中，宁夏京剧院一团的《杜鹃山》演出之后，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参演的各京剧院团普遍反映，李鸣盛饰演的乌豆、李丽芳饰演的贺湘、田文玉饰演的杜妈妈等角色，人物气质好，刻画得相当成功，都纷纷评价说两个团的阵容各具特色——北京京剧团名流荟萃，宁夏京剧院一团角色齐整，甚至有人认为宁夏京剧院一团的《杜鹃山》超越了北京京剧团的《杜鹃山》，是在京剧现代戏方面进行的有益创新和突破，为京剧的改良和发展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
《杜鹃山》在首都剧坛引起了强烈反响，1964 年第7 期的《戏剧报》对宁夏京剧院一团的演出，发表专题评论文章。文章说：“宁夏京剧团的《杜鹃山》在忠实于原作基础上，根据京剧的艺术规律，对原作情节做了适当调整，创造出不同于话剧的京剧艺术形象。”“特别是由于演员在表演里充满了**，对人物精神面貌的刻画笔酣墨饱、淋漓尽致。因此，整个的演出，给人以雄浑、豪放、粗犷和朴实壮美的艺术感受。”
这篇专题评论对李鸣盛的表演也给予充分肯定：“饰演乌豆的李鸣盛同志，向以婉约、优美的唱功见长。他在刻画这一革命农民首领的性格时，从人物出发，大胆突破行当的局限，运用了花脸、武生、红净的表演，以期创造出革命的英雄形象。”
7 月9 日，北京京剧团的同行观摩了宁夏京剧院一团的《杜鹃山》以后，举行座谈会，畅谈看戏的感想。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等艺术家都兴奋地谈到李鸣盛扮演的乌豆。大家一致认为，李鸣盛是唱老生的，能把乌豆这样一个粗犷的农民英雄演得这么好，表现得活灵活现，是难能可贵的。
裘盛戎先生谦虚地说：“鸣盛把老生和花脸的特点融合得这么好，他的乌豆演得比我好得多。”
在这次全国会演的会刊上，韩江水发表题为《光辉的英雄形象》的剧评，文中说：“李鸣盛是余派老生，以擅唱闻名。为了演好乌豆，他大胆突破了行当，在不少地方，吸取了架子花脸的身段，糅合了铜锤和红生的唱腔。
在唱、念、做、打诸方面，都能紧紧服务于刻画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性格与思想感情。如第一场，唱‘不怕高山千万丈，不怕河水万里长，只要找到共产党，赴汤蹈火又何妨’时，演员以刚劲有力的行腔，平起翻高，腔尾戛然而止，铿锵有力。配合着粗犷、开阔的手势和身段，表现了人物坚毅、顽强的意志和追求党的坚定不移的决心。”
观摩演出期间，周恩来总理和贺龙、陈毅元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两次前来观看了宁夏京剧院一团演出的《杜鹃山》，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周恩来总理也认为这是一出好戏，对宁夏京剧院一团的演出给予很高评价，既谈了精辟的见解，也提出细致、中肯的意见。
周总理说：“这出戏很好，演得也非常精彩。但我要提一点不足：按照我们党的惯例，在那样的历史年代里，不可能让一个女同志单独去往一个农民起义军部队，必须由男同志护送。”
于是，宁夏京剧院一团根据周总理的意见对《杜鹃山》进行了部分改动。
后来被搬上银幕的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尽管不是宁夏京剧院一团演的，但也依据宁夏京剧院一团的剧本进行了改动。比如《杜鹃山》中李石坚有一段念白：“市镇上纷纷传言，杜鹃山来了两个共产党员，男的不幸中弹牺牲，女的负伤被捕入监，明天一早祠堂门前游乡示众，开刀问斩！”就是根据周总理的意见修改的。
第二次来看《杜鹃山》，周恩来总理来得稍晚了些，他先向石天、孙秋田表示了歉意，说：“我今天因为接待外宾，来晚了，请你们转达我对演职人员的歉意。”说罢他从衣袋里掏出四元钱交给孙秋田，说：“这是我们两人买票的钱。”
孙秋田既感动又不好意思地说：“我们怎么能收总理的钱呢？”
总理诙谐地答道：“制度是我们定的，我这个总理应该带头呀！我还带了一个人来，一张票两元，两张票四元。”
这一情节是孙秋田在世时亲口对石小元讲的。石小元说，孙秋田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眼中满含泪水。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未能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和对话录音保留下来。
这次来北京，宁夏京剧院又与贺龙元帅重新“接上了头”。当贺龙听说宁夏京剧院一团来北京演出《杜鹃山》时，非常高兴。他给曾经在晋绥军区、西南军区工作过的老同志、老部下一一打电话，约他们一起去看戏，兴奋地说：“咱们那个剧团回来了，《杜鹃山》就是咱们这个团演的呀！”
观摩演出大会结束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文化部为庆祝演出大会的成功举办，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总结大会。会上一共指定十名来自全国各院团的演员代表上台发言，竟给来自这个边远地区、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当时文化事业尚欠发达和繁荣的京剧团给了两个名额。后指定由李鸣盛、李丽芳两位代表上台发言。
这引起了不少省（区）剧团同志的羡慕，也使宁夏京剧院的同志深感自豪。
时隔不久，又传来一个好消息：接文化部通知，长春电影制片厂决定将宁夏京剧院一团排演的《杜鹃山》搬上银幕，拍摄成舞台艺术片。
1965 年新年刚过，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方荧带着制片和有关人员来到银川，与宁夏京剧院的同志一道完成了电影剧本，确定了角色。很快，排练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5 月底一切成熟，准备就绪，大队人马纷纷来到北京。
然而，正当宁夏京剧院大队人马在北京中转即将开赴长春之际，突然接到文化部的又一个通知。通知中说，急召宁夏京剧院演员李丽芳前往上海，在现代戏《海港的早晨》（后易名为《海港》）中饰演女主角方海珍，立即动身。京剧舞台艺术片《杜鹃山》的拍摄工作“暂缓进行”。
1965 年7 月，宁夏京剧院一团又带着这出戏前往兰州，参加了西北五省戏剧会演。由于李丽芳已调离，女主角柯湘改由本团旦角演员李蓉芳扮演。演出效果和反响比在北京演出时更为强烈。会演结束后，宁夏京剧团全体演职人员还受到了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等领导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演出结束后不久，一些尚未离去的热心观众又看到了感人的一幕，只见刚卸完妆的演员们手拿扫帚开始打扫剧场，其中包括李鸣盛、田文玉、李蓉芳及团长孙秋田、王宪周。这是宁夏京剧院多年的优良传统，一直保持发扬至今。
随后，内蒙古、云南、湖北、上海、安徽等其他省（区、市）的院团也纷纷来函索要剧本，进行排演，进一步扩大了《杜鹃山》和宁夏京剧院的影响。
《杜鹃山》的确是宁夏京剧院历史上的辉煌与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