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6月，中国改革时代的一个火红夏天。邓公南巡一把火，神州大地风雷激，市场经济的滚滚大潮，冲破了计划经济的重重闸门，**，不可阻挡。
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各种新的矛盾、冲突又尖锐起来了。对于不甘寂寞的王志纲，这无疑又是一个纵览天下风云的极好机会。
三四年前，当市场经济的潮头还在南中国海岸发起一阵阵冲击之时，南下广州的王志纲率先体验到市场经济扭转乾坤的神力，感受到广东人冲浪赶海的喜悦。而今，当市场经济的滚滚洪波已奔涌于华夏大地，王志纲却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反而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市场经济将给我们带来什么？不仅是对一个停滞、僵化时代的扬弃，对一个繁荣而充满活力的未来的获得，市场经济还意味着失落、躁动、困惑……伴随社会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换，不仅是我们习惯了几十年的生活方式，甚至沿袭了数千年的传统意识，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摇撼！这年夏天，世人瞩目的中共“十四大”即将召开，一向被作为“出击重拳”的王志纲，又受新华社总社委派，同总社内参部编辑李晓岗搭档，组成“满天飞”的小分队，对国内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宏观问题进行了一次历时60天的大跨度采访，行踪几乎包括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经济上不甘沉寂的宁波、新开放的云南、北方新崛起的山东以及仍被“东北现象”困扰着的辽宁；拜访了各省市的主要负责人，如上海市市长黄菊以及湖北、云南、山东、辽宁的省委书记；在此期间，他们还深入西南边陲的大理、瑞丽、西双版纳等地区，考察边贸风情。
1992年6月王志纲参加新华社总社小分队在广西采访，之后撰写《中国走势再访录》。
在王志纲的“小分队”日记中有以下生动的记载：6月17日晨8：00从云南德宏州出发，去边境城市畹町，约两小时后到达畹町。
畹町为滇缅公路的中方终点，越过界桥，就算到缅甸了。昔日中国远征军赴缅参战，就是从这里走出国门的。
下午2：00，过丽江大桥到达中缅边界上的“姐告经济区”，此为国务院新定的一级口岸，紧邻缅甸，“中国”字样的界碑就竖在经济区边缘。据介绍，根据两国协议，将姐告辟为边贸区。中方已盖起几十间房，辟出一条商业街。缅方也已盖起具有缅甸风貌的三角型商店建筑数间，双方民众可自由往来。
访问了数户商家，皆云主要批发。广东饮料如健力宝、强力啤等颇受欢迎。重庆某县商人说，他来此10个月做了几十万的生意，全是该县积压卖不出去的商品。缅方购买力和消费水平低，中国过时的中低档轻工业产品，正是他们最欢迎的新潮货。该商家还言此处外贸搞了一两年，已从互市到边贸再发展到了区域性国际贸易。在西双版纳的热带丛林中，记者们有了一个奇遇：幽暗潮湿的森林中，竟遇到一位高鼻碧眼的外国旅行者，身背行囊，独自跨行于原始森林中，令人颇觉得诧异。我们出得林莽，准备乘车返还时，这个青年亦出得林来、并礼貌地询问可否搭个顺风车——同行中有精通英语者，车上同那位青年聊了起来。
青年是以色列人，大学生，学的是生物专业。适逢中以建交，他经中国有关部门批准，获旅行特别通行证，来中国自费考察。他说，两假期，已跑遍了北京、广东、广西、新疆、云南，下一站去山东。小青年不懂中文，手中握的中文地图上地名全用英文标注，沿途只能靠地图寻路。今日遇上懂英文的中国人，显得十分兴奋，一路上喋喋不休，恨不得将憋在肚中多日的感想都倒出来。他十分感慨地说：在中国，要遇到一个懂英文的人太难了。回昆明他计划搭长途汽车，尽管途中得折腾两天，但乘汽车并不是为了潇洒，而是机票太贵了，他舍不得花这个钱。
同车的州经委干部讲：外国人比中国人能吃苦多了。从州城到植物园七十多公里，他们常常是自己走着来，而我们的同胞，非坐车不可。
一个是受得了苦吃不了苦，一个是吃得了苦不受苦；一个是土生土长、闭目塞听，一个是云游世界、眼观四方。中外人士之差别，由此可见一斑。在昆明，云南省委负责人向王志纲透露的最新信息是：西南五省均有借助云南走向世界的强烈愿望。适值国家实施全方位开放政策，昆明及边境上的瑞丽、河口等地陆续已较绕道东面沿海出海便利，正是这一通道优势，使各路诸侯产生了聚合力。
“大西南联合起来。”这是西南诸省的共同呼声。
在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强调要更新观念，他说，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算是给我们开了窍。我理解这个窍就是一切围绕把人民搞富，为了这个中心点，一切束缚搞富的东西，包括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意识形态都应该改。
在广东，一位经济学家的思路是建立“制衡经济学”。对当前形势，他的评价是：“邓小平放火烧山，众诸侯趁机放手。”经济发展加快了，老的宏观控制方式无效了。结论是：如不通过加快改革建立层层自我制衡机制，经济要出大问题。
广东省一位体改官员则直言不讳地说：“不把重心放在加大改革分量上，而是上速度，我同北京大多数经济学家观点一样，中国经济还会出大问题的。”谈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其观点为：先有市场才有计划，而不是相反。谈及以前股票疯炒时，他认为正是因为上边怕乱，股份企业出台太少，供求失衡才导致了目前这种“市盈率上百倍”，百姓疯狂进入股市的畸形局面。
浙江温州，是王志纲心仪已久的地方，作为一块利用市场经济，成功实现了经济启动的神奇之地，“温州模式”已引起国内外关注。
在这个夏天的访问中，王志纲对“温州模式”作了极其精辟而又形象的概括：街道十分窄小且无规则，拥挤非凡。出租车、自行车、摩托车，还有按着喇叭的三轮车在街巷上纷纷争道。虽显杂乱，但驾者、乘者各安之若素，并无怨言，真是“猫有猫道，蛇有蛇道，不是无道，各行其道”。这“道”，即市场规律。在温州可强烈地感受到，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不仅造成了这个地方的活跃繁荣，甚至已渗入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中，营造了特有的温州风情。拼命挣钱往前赶，龙腾虎跃争上游，可真同悠闲的杭州、冷寂的宁波形成鲜明的对照。
晚饭后上街逛。电力不够，到处黑灯瞎火，个体户们大多扭亮应急灯，更多的干脆自备发电机，你停我开，你开我停，无怨无虑。不靠上帝靠自己，不找市长找市场。摆百货摊的、摆小吃的，还有沿街揽客的的士、三轮，黑暗中争斗劲仍不减。
这真是温州的典型写照：民间经济空前活跃，社区经济没人顾及。在一种自然状态下，人们如过江之鲫，“万类霜天竞自由”，依循的只有自然法规，真不知政府干什么去了？
晚上同内行人聊温州，才知：温州经济虽活跃，但主要是私营经济，“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近年经济走不动了，才有改善投资环境及社区环境的要求。顺应潮流，政府近年也开始抓旧城改造，温州辖7县3区，人口六百余万，约100万人在外发财。城区虽然破烂，民间却富得流油。现有民间余资670亿，私人股份公司两万余家，主要产业分三大类：打火机、服装、小电器。其中，打火机以假乱真，完全可仿日本各型号。现已打入独联体，年销售额过几亿元。
总体感觉：温州基础设施甚差，经济活跃，靠的是个体经济。而正是个体经济的局限性，使其经济档次和基础环境徘徊于低层次。
这有点类似广东的潮汕地区，经济档次比潮汕还低。原因：一是这里外资不够充裕，二是无可投资大产业的基础条件。
民间启动，自我积累，自我发展——温州人走出了一条自己解放自己的脱贫致富成功之路。这应是温州值得骄傲的，但也明显地表现出了不足之处。长期客居岭南的王志纲，对“广东”与“温州”两种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温州人是靠自己的吃苦耐劳、心灵手巧、极富创造的进取精神而立业的；广东人则是靠气候、国际国内二传手的地位而发财的。
如果说广东人获得某一成就花十分努力的话，温州人得花出五十分劲。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如假以时日，气候不变，我深信，中国未来世界弄潮的好手不在广东，而是在温州。
温州出发明家，如赵章光及101生发精，即为一例。赵不仅发明，而且自身还是企业家，时下已有个人资产上亿元。
我在想，若中国的大方针不变，允许并扶持民间发展且让个体企业家可出国等，用不了多久，温州会生出如日本的松下幸之助等民间小老板的大企业家。从根本上说，温州人更接近成功点。为什么？相对广东人，一是这里的人素质更高；二是其从事的主业多为制造业，创造性甚强，不像广东多为组装业，赚钱靠打时间差；三是这里的人多从低等工业起步。民间小手工业虽档次低、规模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企业运行机理同大企业是相通的。照样能练出深谙企业运营核心要素的企业精英阶层。“90年代看浦东”这一口号，在邓公南方讲话之后更为响亮了。中央已确定上海的改革“龙头”地位，对重振上海雄风及长江沿线经济发展给予高度重视。
在上海，黄菊市长会见了王志纲等人，他重点阐述了上海如何发挥沿长江龙头的作用，其大意为龙头不是封的，而是客观条件造就的。上海要发挥龙头作用，关键在找准位置。经过若干年反复和努力，上海终于找准了自己的位置，这就是既不做消费中心，也不做生产中心，而是做生产要素的集散中心。具体来说，未来上海要发挥“五个流”的功能：资金流、信息流、科技流、人才流、物资流。如此，既避免了同邻近省市争原料、争市场的同构性矛盾，又能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地服务于沿长江各省市，皆大欢喜。
当时国内还有“南看广东，北看山东”之说，山东作为中国北方崛起的经济最发达省份，其地位已同南边的广东成合璧之势，相映生辉。广东有四小虎，山东也有四小虎：潍坊、青岛、威海、烟台。
王志纲在山东采访，印象最深的是公路。他在日记中写道：沿途公路建设之佳，确实名不虚传，公路宽阔平坦，甚少弯道，属一级公路，据闻山东此类路不少。这些年国内交通界有“山东的路，广东的桥”之说，谓两省各在路和桥上独领国内**。何以会有“山东的路”之说？据介绍，概括原因有二：一是在“准备打仗”的年代山东一直作为一个独立战区统筹，国家不遗余力投资；二是山东人团体意识强，政府一声令下，千军万马即上阵，基础建设有系统，有规模。
相比之下，广东路况远不如山东。看来，市场不是万能的，计划不是无能的，搞现代经济也得讲两只手：一只是看不见的手——市场法则；一只则是看得见的手——政府调控。此番山东之行，同广东比较，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对市场、计划之间的关系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当时以辽宁为代表的东北各省，经济正处于十分困难的状态，国内外称之为“东北现象”。辽宁省省委书记全树仁对前来调查的王志纲等人说：“东北现象”说白了就是经济滑坡，国有大中型企业搞不活。国外有一种观点：“东北现象”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的失败。
现在怎么看待“东北现象”呢？全树仁的观点是：“东北现象”可以改变，而且正在改变，接下来，他充分而又系统地阐述了各种论据。最重要的是，辽宁人对“东北现象”的反省终于从埋怨外部条件不均转到冷静审视自身的不足上来了。从忧天悯人转到无情的自我批判，上海从1990年就开始了这痛苦的转换，“辽老大”今天有此省悟，看来“东北现象”有治了。当时，随着经济高速推进，中国各地出现了四处冒烟、村村点火的“房地产热”。王志纲足迹所至，从西南边陲的西双版纳到渤海之滨的山东半岛，从辽阔宽广的大漠边域到如旭日腾起的东南沿海，无不见红尘滚滚，黄尘漫漫，到处都在搞“圈地运动”，到处都在热衷房地产。房地产有暴利，能发横财，沿海有的城市呼啦啦一下冒出上百家房地产公司，更多的欲入市者通过各种关系还在猛敲着审批部门的大门。
在舆论和社会均看好房地产热的背景下，王志纲却从政治经济学的规律出发，冷静地评述这一畸形现象。当时他写了一篇唱反调的文章，对遍及全国的房地产热，发表了自己的忧虑：搞地产发财，搞地产有横财。看涨的心理预期支撑着房地产价格疯涨的心理预期，于是你炒给我，我炒给他，越炒越涨，越涨越有人炒。于是蓬蓬勃勃，火火旺旺，到处有圈占的土地，却鲜见崛起相应的楼宇、厂房，即便见到如林的别墅花园、豪华住宅，也鲜见最终的住户。地产、房产，在一些入市者手中，不过是一个买空卖空的媒介，它的生命在于运动，它的价值在于传递。于是，在这空前的传递运动中房地产价格被炒得日趋直涨，传递者亦在传递中获得了惊人的暴利？！王志纲发出了这样的警告：无奈世事如炬，有明有灭。**接下是低潮，幕起之后是幕落，“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亦如自然界之揭示“物质不灭定律”。狂吹的气球不能总是猛涨，总有一天会爆裂。土地虽是财富之母，但无劳动这一财富之父作用时，单靠一方是孕育不出财富来的。不出所料，半年之后，房地产市道跌落，成千上万的地盘落入套中，其中就有我们开篇引子中介绍的“碧桂园”，当然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