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总是与帝国为敌。
一百年前，远方只能通过道路和运河来征服。因此，当国家体制一旦建立起来，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且多少有些偿付能力时，政府就会把主要的精力转移到解决交通问题上，并且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修筑道路，开凿运河。
多年来，这些官方的公路多数像安布罗斯·比尔斯小说中的著名广场，开始时是一条宽敞的大街，尽头是一条通往乡村的羊肠小道。到了羊肠小道后，漫游者就要靠自己了，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继续其旅程了。
即使现在有了炸药和那些一口可以吞下一车岩石的钢铁机械，道路工程的建设也仍是一件十分昂贵和复杂的事情。至于一个世纪以前是怎么筑路的，就留给那些驾驶廉价小汽车从公路干线一直开到自家门口的人去想象。
长期以来，到西部自由农场去的移民们都是紧沿着河流和河谷行路，尽可能避开远处像山一样的地方。但是，当旅客人数日增，当穿过哈得孙和莫霍克河谷的路线太遥远也太曲折的时候，就需要再开辟出一条道路，并开始利用印第安人自古以来从东到西和从西向东转战各个猎场时穿越的那些峡谷。
一旦越过阿勒格尼山，身上仍有两个美元的移民就一身轻松了。他搭上了一艘向下游运货的平底船，可以顺流而下平安抵达他的新家。当然，如果他要逆流而上，就不走运了，因为他必须步行。
而在东部地区，问题就简单多了，因为沿海各州热衷于开凿运河，耗资数百万美元来开辟新的水道。但是普通移民不愿去东部，试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到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地区，但是困难重重，无法解决，直到詹姆斯·瓦特盯着祖母的茶壶，说：“我有主意了。”
咬文嚼字地谈论希罗、托马斯·萨弗里、德拉·波尔塔以及德尼·帕潘的发明创造，也许更科学。但是，首先，我对机器所知甚少；其次，詹姆斯·瓦特改进完善了蒸汽机，直到它具有某些直接的商业实用价值。我们不过是照例对所有的著名前辈表示敬意，并宣布詹姆斯对我们国家最终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超过了十八世纪上半叶和十九世纪下半叶所有政治家、将军、银行家和政客所做贡献的总和。
起初，瓦特专门为英国的某些矿业主工作，这些矿主急需一个操作便捷的动力机械。这种机械既要能够带动水泵，同时又要比畜力更便宜。十八世纪是一个伟大的发明时代，瓦特的蒸汽机一经问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开始尝试把它装到原来依靠人力或畜力的车或船上。这样就可以做原来由男人、女人或其他负重牲畜承担的工作。有人说不可能做到，但也有很多人愿意倾其所有打赌，认为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坐在“铁马”后面，或者，在“突突”叫的船上到处走。有些人的研究进展并不顺利，如康涅狄格州的约翰·菲斯克。他们很不熟练，在船和发动机上投入了很多时间，直到他们鼓捣出了能漂浮在水面上而且确实能够在特拉华河口逆流而上的东西。但是他们发现航运业反对他们，而且由于使用帆船的商人在东部有很大势力，银行不会贷款给这些危险的狂热分子用于制造这些荒唐的“汽船”，这些未来的发明家要么改弦更张，要么像可怜的老菲斯克那样一蹶不振，一死了之。
其他人，如罗伯特·利文斯顿（因参与起草《独立宣言》而出名）认定，最好不要将马车放在马（或发动机）的前面，而且他们争取到了在某些河流或湖泊中行驶汽船的独家特权，与此同时他们耐心地等待着这项事业可获得商业利润的那一天的到来。
1802年，当苏格兰的一条拖船“夏洛特·邓达斯”号拖着第一批运煤驳船穿过苏格兰一条运河时，期待已久的这一天似乎已经到来。但是大大出乎“夏洛特·邓达斯”号制造商意料的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件事没有引起什么轰动。
很难将这种漠然归咎于推销商和公众，或许是因为那次“气球事件”使人们普遍大失所望。
当约瑟夫·蒙戈尔费埃和雅克·蒙戈尔费埃送羊、公鸡和鸭子首次航空旅行时，祖父祖母庄严地对孙子们说：“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我们正处在伟大事件发生的前夜。”几年后（即1785年6月），当法国人布朗夏尔和美国医生约翰·杰弗里斯乘坐一艘新型的“飞艇”飞越英国海峡时，欧洲人民满怀希望地预言，战争将告结束，四海皆兄弟的时代即将到来。
因此他们天真地推断：“目前，我们应该互相睦邻友好；边疆将消失，战舰和军队将被淘汰。”
对这一祈祷的回应是以整整二十年无休无止的流血的形式出现的。气球曾作为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军队的流动瞭望哨，之后不久沦为了度假者的娱乐玩具。
在这一经历后，公众基本上对各种各样的科学新发明深为怀疑，仅靠克莱德运河上的笨重的拖船不行，还需要更多的证明才能使人们相信安装了发动机和桨轮的船只不借助风帆就能行进。
然而，有一个人把“夏洛特·邓达斯”号放在了心上。他的名字叫罗伯特·富尔顿，是一个贫穷的爱尔兰人，住在纽约。富尔顿最初是一个珠宝推销商，后来成为一位肖像画家，一个相当蹩脚的画家。1787年他怀揣积蓄前往伦敦，向本杰明·韦斯特学习。韦斯特是为数不多的从事艺术的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会士之一。
在英国，富尔顿涉猎了工程学，他最后到了巴黎，准备为这个饱经战乱的城市描绘一幅全景图。他还随身携带了一些制造潜艇的方案，希望能够帮助法国夺得海洋的控制权。
对富尔顿来说不幸的是（对英国来说却是幸运的），拿破仑本质上不过是中世纪的雇佣军首领，他跟已故的基钦纳勋爵一样运用了大量的现代战争策略。陆地作战使他获得了多项桂冠，富尔顿在布雷斯特港口炸毁一艘小船所用的潜艇鱼雷就像他不久之后在塞纳河上展出的蒸汽驱动的平底驳船一样未能引起这位皇帝的注意。
皇帝没有能“看到”这两项发明。他退回了富尔顿先生的蓝图和设想，并婉转地劝他回哈得孙老家。
回国之后，富尔顿起初是重复在欧洲大陆的实验。他所投靠的美国政府对他的设想不感兴趣，于是他寻求民间的支持，同罗伯特·利文斯顿建立了联系，并开始全力以赴地工作。
他在美国制造了船身。并装备上了在英国定制的发动机。那是一个小巧的发动机，运转良好，结果“克莱蒙特”号（在哈得孙河上航行的第一艘汽船的名字）获得成功，大发其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对于想从纽约乘船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三十六小时内到奥尔巴尼的乘客来说，这艘汽船就显得太小了。
在推出“克莱蒙特”号及其姊妹船“凤凰”号之后不久，英国和美国就发生了摩擦，这种旷日持久的摩擦严重干扰了汽船的进一步发展。但在1811年，在匹兹堡制造的“新奥尔良”号在密西西比河上亮相首航，1818年，“水中行”号骄傲地航行在伊利湖的水面上。
1815年后，如果以蒸汽驱动的船只获得在新开发的地区的大河上航行的机会的话，西行就会大大方便了。因为它们不仅在向下游航行时能够超越平底船，而且逆流而上的速度实际上也能达到每小时四英里，这是平底船一直无法做到的。
汽船的普及用了很长时间。因为在起步阶段，大汽船公司更热衷于玩弄政治，获得“专有权”和“水道垄断权”，而非热衷于开展贸易。直到十九世纪中期，汽船交通才得到正常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发展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与此同时，人们还发现了另一种克服距离的办法。
那就是蒸汽机车。
这个新生事物几乎是与汽轮船同时产生的。事实上，它的历史还略早，因为在1801年的圣诞节前夕，理查德·特里维西克制造的发动机在康沃尔的道路上拖运了第一批乘客，三年后，同样的机器，但装上了轮子，在威尔士的佩尼达兰拖拉了一列车沉重的煤炭。接着在1813年，另一位英国工程师威廉·赫德利发明了他的“冒烟比利”，世界为之振奋。一年后，乔治·斯蒂芬森在“冒烟比利”的基础上稍作改进，制造出一个铁怪物，但起了一个更加高贵的名字——“我主上帝”。
1825年，蒸汽机车最终在英国所有产煤区得到普及，斯蒂芬森说服一条有轨线路的管理委员会相信，蒸汽机干活比马匹又好又便宜，并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条真正的铁路。
利用“旅行发动机”缩短城市间距离的这些做法在新大陆也得到了某些响应。到处都建设了一小段一小段的铁路。但是这些铁路只能在阳光普照的情况下使用，因为一旦铁轨潮湿，当时的机车就会脱轨。董事们宁愿重新使用马匹，也不愿冒此风险，他们卖掉了蒸汽机车，重新使用原来的工具。
1828年，建设正规铁路的工作一丝不苟地开始了。那年7月4日，卡罗尔顿的查尔斯·卡罗尔，作为《独立宣言》最后一位健在的签字人，为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的建设铺设了第一块基石。十年后，这个国家拥有铁路两千多英里，二十年后东部和西部的交通运输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詹姆斯·瓦特大获全胜，现在，即使最贫穷的移民也能够舒适体面地旅游了，许多过去宁愿待在家里的胆小懦弱的人也重新鼓起了勇气，变卖了在新英格兰的不稳定的农场，加入较能吃苦的亲戚中，这些亲戚的上一代就为了森林和草原的自由，背上行李，肩挎枪支，离开了家乡。
虽然对人和牲畜来说，便宜快捷的交通运输问题解决了，然而，仍然存在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个地方。
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又是一位画家，这次是一个出色的画家，承担起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重任，而且解决了这个难题。
塞缪尔·莫尔斯是耶鲁大学毕业生，在大学期间曾经对电学有所涉猎。虽然是一个公理会牧师的儿子，但是他的艺术冲动非常强烈，于是逃到了欧洲游学英国和法国。但是当他学有所成，就回到了美国，帮助建立了国家设计院。接着在1832年，他第二次出访欧洲归来时，在轮船吸烟室的一次偶然谈话使他萌发了探索“借助电同步传递信息”的可能性的想法。他实际上发明了一种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装置，但是十二年后他的“电报机”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到了那时他仍然接连遇到一次又一次失望。他竭力要引起国会的注意。国会实际上也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件事情，接着却悄无声息地中止了活动。此后，他跟银行家们谈起了电报机，他们告诉他，他们受人委托管理别人的资金，责任重大，一个子也不能用于投资。之后，他决定到伦敦碰碰运气，但是他又一次为此受到人们的嘲笑。他到了巴黎，申请专利，遭到了拒绝，而等他一离开，却发现法国政府剽窃他的构想，连一个子也不打算付给他。
经过数年的愁苦和贫困，他最终赢得了一个名叫韦尔的新泽西电线制造商和一个名叫康奈尔（他给世界留下了电话线杆和一所大学）的纽约贵格会会士的好心帮助，1837年9月2日，他在纽约大学成功地将一条信息从一个房间通过一条长一千七百英尺的铜电线传递到了另一个房间。
之后的事情顺理成章。
国会以非同寻常的速度批准了莫尔斯建设从华盛顿到巴尔的摩的电报线路所必需的资金，1843年（就在他申请资金的五年后）莫尔斯就主持建设了第一个电磁记录电报，不久之后就使得费城和旧金山如同隔壁邻居，使伦敦如同纽约的郊区。
关于我们年轻的国家征服距离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吧。
除了距离之外，人类还有另外一个如影随形的敌人，就是“饥饿”。
有人认为历史不过是人类寻找每日的面包、黄油和果酱的记录，经常哀叹说，《独立宣言》和《宪法》几乎没有体现支配人们日常生活各方面的经济精神。他们宣称这是因为美国的反叛在很多情况下是富人的革命，开国先驱们几乎全部属于有闲阶级，他们把剥夺大多数同胞的权利视为是理所当然的，这样他们就可以牢牢控制“财产”，使共和国政府掌握在“善良和精明的人”手中。
显然，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对引导十三个州进行伟大的独立战争的人们来说是很不公正的。的确，在很多州只有有些钱的人才能够谋取公职，而且只有纳税人才能投票，但人们不能要求社会一个阶级为了另一个阶级的利益而自我牺牲，自尼布甲尼撒二世以来，财产就统治着这个世界，因此期望来自弗吉尼亚的几个种植园主和来自新英格兰的几个商人具有连我们的道德法鼻祖摩西都有所欠缺的美德是不理智的。
华盛顿、汉密尔顿、亚当斯和杰斐逊们都是十八世纪下半叶盛行的经济学派的代表。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如果那些无可失去的人获得跟那些有钱参与游戏的人同等的权利和特权，那么政府就不可能稳定。他们就是根据自己的认识行事的。
除了在学校学到的功课外，我们不要忘了他们那一代人不必像我们今天这样从赢利和亏损的角度思考问题。1780年的生活相对是简朴的，还没有受到1880年诸多问题的困扰（更不用说1927年了）。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人们自给自足，既是屠户，又是面包师，也是蜡烛制造商。他们的需求很少，实际上不知奢华和行乐为何物。
西部的农民通常欠着东部银行家的钱，因为他们最初购买家园，购置他们告别文明进入荒原时随身携带的牛马和车辆。从我们殖民初期开始，债权阶层和债务阶层就有着明显的裂痕，而且两者经常互相辱骂。当时这个国家仍然非常富庶，有足够的粮食养活田野、森林、公海上的所有人，用托马斯·杰斐逊的话说（这是红色工厂和绿色农庄的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迫不得已靠变幻无常的贸易谋生的年轻人为数寥寥。
慢慢地，这个国家开始人满为患，多余的人口被迫到那些富裕邻居家去做工，因为他们能够买得起蒸汽机推动的新时代的昂贵工具。这些东西有个名字叫“工厂”，在普通大众中很受欢迎，就如同手榴弹在新建的掩体中备受欢迎一样。
这就是奇怪的恶性循环的开始，这种循环很快就席卷了全世界，令过去数百年的哲学家们也大惑不解。
这些复杂的新工具（通常称为工厂）的产量是巨大的。迄今为止一直生活在接近史前简陋条件下（带石头烟囱的木房子，几件衣服，充足的粮食和一两件粗糙原始的家具）的各色人等开始享用过去只有帝王家才享用的各种东西。他们很快接受了他们过去不习惯的奢侈品，认为这是他们应该享受的，而且要求得到更多。但是他们得到的越多，就必须更卖力地工作，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需求所需的工厂的数量就越多。
那些拥有现代工具，即工厂的少数富人，为了使工人一年到头忙个不停来确保自己财源滚滚，必须不断地寻找新的市场，在非洲和亚洲寻找有利的开放港口，必须利用每个政治机会来防止自己的产业免遭一时的亏损。
中世纪简单的农业制度一直沿用到共和国成立十年后，接着高度复杂的国际经济制度迅速席卷了全球，使许多国家在行为习惯和方式上都发生了变化。在美国北部和西部，人口大多是白人，大部分都从事农业劳动，这场革命并没有引起过多的注意。它被视作一种必然而慢慢地为人们所接受。当然有很多摩擦，但是除个别情况下，没有引起流血，也没有危及文明，而摩擦也已经成为文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南方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那里的领导人将所有的技术进步拒之门外，竭尽全力要避开他们害怕的工厂制度的恶果。南方仍然是农业社会。在弗吉尼亚、田纳西、肯塔基和南北卡罗来纳等州议会占垄断地位的地主乡绅认为，应该保持原样。让扬基人用他们冒烟的发动机的烟灰污染他们自己的空气吧。
至于他们，将继续过着绅士的日子，而且除了个别的轧棉厂，他们不会容忍任何不合时宜的工业侵入十七世纪以来就属于他们的庄园。
然而，绅士的生活是需要金钱来维持的。由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所有东西正变得越来越昂贵（原因是罢工、工资增加和原料价格上涨），南方的地主乡绅现在需要比以前更多的现金。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比以前种植更多的棉花和烟草，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多的人手在棉花地和烟草地里劳动，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多的奴隶。
那种不知如何摆脱的恶性循环，将再次决定国家的命运。在这情况下，恶性循环往往别具特色。这次恶性循环部分是白色的，部分是黑色的，还有部分是咖啡色的。
我以前曾说过，历史学家不应变成道德家，除非万不得已。但是让生为北方人的我们不要再非常厌恶地为蓄奴的可恶南方人而苦恼，因为世界上一直就存在着奴隶。只是被冠以许多不同的名称，自从人类第一次学会用后腿走路，他们就已经存在了。
《十诫》中那个甜美的女仆实际上就是女奴。希腊人围攻特洛伊实际上是为占有某个求之不得的美貌奴隶而赌博。恺撒曾经一次将不下六万三千名条顿犯人卖身为奴。圣保罗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制度。《大宪章》承认农奴的存在。总之，随时随地都有人在蓄奴。在欧洲西部和美洲东部，这种制度慢慢地被废除了，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对神学家的观点兴趣下降，更相信耶稣的理想；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不再有利可图了。不幸的是，这种铁家伙同黑人从未有过成功的合作，而且在汤姆叔叔的土地上，冒烟比利一向被认为是最不受欢迎的入侵者，被视为社会的弃儿。
一种在世界其他地方很快变得落伍的经济制度，仍然在梅森-狄克森以南的各州存在，而且坚决拒绝被废除。
“但是，”你可能会争辩说，“难道南方的统治者不明白这种顽固不化的政策所带来的危险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奴隶制已经被一切正直的人谴责唾弃几百年，而且从长远来说奴隶制将会使他们的繁荣化为乌有？”
他们当然知道。
一些受教育不高的南方人，如安德鲁·杰克逊，可能会认为奴隶制是一种近乎神圣的制度，但是南方思想领域的真正领导人则极力反对奴隶制。只是他们认为这样说毫无用处。他们可能坚持要求不要将“奴隶”和“奴隶制”这些字眼写入宪法，因为他们不希望被他们的北方邻居说他们是奴隶主。但是至于其他，他们就一意孤行了，而且忽视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同他们日常生活的整个社会体制交织在一起，不可救药，一旦触及它似乎不可能不引起文明的崩溃，而从他们内心来说，这种文明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跟某些经济法律不相抵触，他们就继续保持这种漠然、疏远、不问不管的态度，他们对经济法律可能并不怀疑，但是这种法律在南部各州同在佛蒙特一样深入人心。
正当他们的北方工业邻居们被迫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工厂运转以战胜其竞争对手，为他们的工人找到活干，否则将破产的时候，种植园主们也的确感到他们不断有义务种植尽可能多的庄稼，以便在尽可能多的日子里为他们的奴隶找到合适的活干。
那意味着他们必须种植棉花和烟草，而且还要种更多的棉花和烟草，接着还要种植更多的棉花和烟草。
直到最后，他们种植了太多的棉花和烟草，于是面临着生产过剩的问题。
接下来，他们开始想着种植其他作物——稻谷、粮食、甜菜，无所不有，而且他们到有钱的银行家那里讨论改种和贷款问题，因为钱对于资助他们春天种植很必要。
但是银行家们却说：“不行。”
如果他们不能向其客户保证绝对安全，他们将无法维护存款客户对他们的信心。为了向顾客保证这种安全，他们必须知道他们收到贷款请求的后果。他们对棉花和烟草了如指掌。他们知道棉花和烟草的平均亩产量在二千包以内。但是稻米、粮食和甜菜是试种——全靠运气，或许颗粒无收。就这样种植园主不得不继续种植棉花和烟草，并要种植足够多以使他们不幸的奴隶有活干，一定不能让他们闲着——因为闲散的奴隶仍然还得吃、穿、住。
这实在是一种非常令人困惑不解且爱莫能助的状况，使情况更糟的是北方完全不了解南方的情况。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的富豪习惯于送自己的儿子到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接受教育。但是很少有新英格兰人穿过那条分界线，英国天文学家查尔斯·梅森和杰里迈亚·狄克逊画出这条线，作为佩恩家族和巴尔的摩家族之间的边界线，现在被认为是蓄奴州和自由州之间的边界线。
他们得到的这些信息往往有失偏颇，而且经常是不正确的。接着在查尔顿和斯普林菲尔兹的报纸和杂志上出现了暗示性的文章，之后有一天，整个问题被全部拖入了令人愉悦的文学领域，一个善意但持有偏见的女清教徒描绘了一副据认为在蓄奴州随处可见的惨状，以至于整个北方地区似乎都进入了备战状态，随时准备去解放那些受苦的奴隶。
我没有为奴隶制辩护的意图，我想证明的是另一个问题。
北方指责南方使用奴隶，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南方的蓄奴者本身就是这种制度的奴隶，这种制度迫使他们使用奴隶。
情况已然一塌糊涂，谁也不知道该去往何处，似乎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了，那就是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