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忠实、有条理的编年史家，我本应该盛赞发生在十九世纪最初十二年的诸多重要事件，而我却似乎给忽略了。

我本应该向你讲述那个极为出色的联邦党的悲惨结局。它曾经将资不抵债的革命遗产变成一个健全而自尊的国家，从而挽救了美利坚合众国，然而在最后一场对英战争的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它开始鼓吹美国各州拒绝执行联邦法令和脱离联邦的权利，随即也就毁掉了自身存在的价值。

我本应该提到弗吉尼亚的约翰·马歇尔。他作为美国的首席法官使法庭的尊严达到了一个近乎神圣的地步，时常准备着将那些有可能同宪法神圣的规定相抵触的国会法案变成一纸空文。我还应该回顾一下那一群年轻的共和党人的冒险经历，他们成为了托马斯·杰斐逊及其追随者的接班人，其支持建立一个强大联邦中央集权的全国政府的热情超过了联邦党人。但是，无论如何，从华盛顿将军当政到杰克逊[1]将军统治的二十四年间，这个国家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与之相比，所有这些事件似乎都无足轻重，微不足道。

这些变化在东部的影响不是很大，仅局限于这个国家的西部和南部地区，或用当代历史学家的话说，它们是边疆的产物。

说到这里，接下来，通常就会大加称赞开拓者的冒险创业精神，他们独立思考和行动的精神，他们粗犷、爽快但谦恭有礼的举止，他们的平等意识，他们桀骜不驯的性格，他们信守言论自由的原则，他们乐于帮助朋友和邻居的精神。

毋庸置疑，这些品质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真实可信的。这些移民具有冒险开拓精神。他们热情好客。他们勤劳能干。他们坚持己见，不在乎别人对他们的意见怎么想。但是，这些品质也是其他移民荒原的人的特征，然而，世界其他地方的移民却没有创造出我们所称的“美国人的”明确的生活哲学。

那么区别何在？

我冒昧做一个猜测，或许不对。

进入西伯利亚、印度、婆罗洲和非洲未知的荒原野地的英国、俄罗斯、法国和荷兰移民基本上仍然是英国人、俄罗斯人、法国人和荷兰人。他们是生活在黑人、黄种人或有色人毗邻而居社区中的仅有的白人。他们同母国息息相关的主线是使之避免淹没于孤独和失望海洋中的生命线，他们不惜牺牲一切来确保这个生命线安然无恙。因为他们明白，一旦撒手，他们就会迷失，从而沦为海滨流浪者。

美国的开拓者经历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同形式。阿姆斯特丹或费城的快乐市民可能会对可怜的边疆开拓者及其孤立无助抱有同情之心。但是边疆开拓者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命运多艰。可以肯定地说，日子过得不容易。困难难以克服——蚊子比狼群还危险；绊脚石随处可见，多不胜数；牛羊动辄就会染上不治之症。但说到寂寞，没有。原来意义上的寂寞，他不知道，因为他的群体存在之基础是以前所没有过的。我暂且将其称为“集体孤立”。

西部开拓者无疑是“孤立的”。但是鉴于成千上万志同道合的人在同一个时间做着同样一件事，同样“与世隔绝”，并且一道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沙漠不再寂寞，森林因神秘的肃静而引起的恐怖感也烟消云散了。

结果，这些开拓者不再为原来的无数恐惧所困扰，他们认定，即使没有继续将其同他们年轻时的文明连接起来的文化生命线，他们照样能行。他们拿起斧头，将这一生命线一劈两半，说：“谢天谢地，总算摆脱了！”接着他们开始制定生活的规划，一个足以尽善尽美地表达他们的精神需求和经济抱负的生活规划，最后这个原始的共同规划成了那些广大地区的不成文法律，这一文明的先锋队的能量和耐力已经服从于人的意志。

如果你同意对边疆精神（最终成为美国精神）发展的这一解释，你就会开始理解，一种以很多美德为基础的哲学为什么仍然被那些千奇百怪、令人无法容忍的偏见所玷污。当开拓者们重新将其纳入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时，这种偏见在世界其他地区正在迅速消失。

这是一种自愿流亡生活所必然遭遇的危险。

如果，仅仅是针对一部手稿——那些来自草原上某一偏远村庄的乏味的著作，那似乎是一生潜心研究的结果；对此，每一位出版商和图书馆学家都很熟悉，也许还发现其中有些内容可以从过去二三百年间的出版物中查到。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危害并不很大。出版商可以修书一封，如同其秘书一般圆通乖巧。于是，在距大城市有三四天路程的某一穷乡僻壤，一个穷困潦倒、急于名利双收的作者就得开始为自己筹备葬礼。

但是，那些占有全部粮食、木材和铜，以及那些大部分煤炭和石油的所有者，他们自封为新时代的预言家，并开始坚称，在其孤立的社区里，那些切实可行、令人信服的行为和思想规范，应该当作一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世界的基本法律，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于是，问题变得严重了。

边疆人民曾经同华盛顿并肩战斗，曾经是杰斐逊志同道合的战友，曾经帮助他们将十三个小殖民地统一为一个强大国家，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整个世界的文化典型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三十年代的新的开拓者，对自己的看法又有不同。他们也迫切希望成为忠实的好公民。但是，他们坚持，要按照仍盛行该国某一地区的“善”和“忠”的理想，来成为忠诚的好公民；然而，这个地区已经自愿断绝了同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他们仍然坚持，宁肯用蜡烛，也不用油灯。

他们对自己信仰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希望有朝一日将这种福音传播给北方和东部的邻居们。

然而，没有传教士就不会有新消息传播开来。

于是，对新信仰的宣传就交给了几个无名的底层小先知。一个真正的民主的耶利米的时代已经到来。

他在1824年出头露面。

他作为边疆地区的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他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老朋友，新奥尔良的英雄安德鲁·杰克逊。

[1] 杰克逊（1767—1845），美国第七任总统（1829—1837），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出身的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