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圣诞节的时候，德尔克·施特洛夫来邀请我去他家一起过节。圣诞节总会触动他天性中特有的情愫，这个日子他总要跟朋友们一起遵循礼规仪式度过。我和他都有两三个星期没有见到史特利克兰了，我是因为忙着陪几个来巴黎短期逗留的朋友，施特洛夫则是因为跟他大吵了一架，吵得比平常更凶，所以决心不同他来往了。史特利克兰真是太不可理喻了，他发誓无论如何不再理睬他了。但是圣诞节的来临又使他心软了，说什么他也不忍心让史特利克兰孤单一人度过这个节日。他以自己的心情去体会史特利克兰的感受，实在无法忍受在这样一个亲朋团聚的日子里丢下这位画家独自忧伤。施特洛夫已在他的画室里布置好了圣诞树，我估摸我和史特利克兰都会在挂满彩灯的树枝上找到送给我们的不知有多可笑的小礼物。但他还是有点儿不好意思再去见史特利克兰；他也感觉这次蒙受的羞耻实在太令人愤慨，这么轻易地宽恕他，未免太丟面子了。他已决定同史特利克兰和解，但希望我能陪他一起去见他。

我们一起步行到了克里希大道，但是史特利克兰并没有在那家咖啡馆里。天气已冷，不能再坐在室外了，所以我们进门坐到了咖啡馆里的皮座椅上。里面又热又闷，空气中烟雾弥漫。史特利克兰没有来，不过我们很快就见到了那个时不时跟史特利克兰下棋的法国画家。我跟他也算熟人了，他便过来在我们的桌边坐下。施特洛夫问他有没有见到史特利克兰。

“他病了，”他说，“你们没听说吗？”

“严重吗？”

“我听说很严重。”

施特洛夫的脸色一下变得煞白。

“他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啊？我真是愚蠢透了，干吗要跟他吵架呢？我们得马上去看看他。他身边肯定没人照顾。他住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那个法国人说。

我们这才发现谁也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找他。施特洛夫越来越发愁了。

“他说不定会死的，他死了也没人知道。太可怕了。我想想都受不了。我们一定得马上找到他。”

我费了不少口舌想让施特洛夫明白，在巴黎大海捞针似的找一个人也太没谱了。我们必须先想出一个方案来。

“你说的是没错，可是他随时都可能死去，也许等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一切就都太晚了。”

“你安静坐着，我们一起来想想该怎么办。”我不耐烦地说。

我知道的唯一地址是那家比利时旅馆，但是史特利克兰早已不住在那里，旅馆的人也不会记得他了。他本来就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行踪，想必在离开那家旅馆时也不会透露他要去哪里的。再说，这都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不过我推断他应该不会走得太远。既然他住在比利时旅馆时经常光顾这家咖啡馆，而搬走之后还继续常来，这很可能说明他就住在附近。我突然想起来，他经常光顾的那家面包店的女店主曾经介绍他给人画过肖像，说不定在那里可以打听到他的住址。我叫人拿来一本电话簿，开始查找这一带的面包店。我一共找到了五家，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挨家去打听了。施特洛夫不情不愿地跟在我身后。照他的想法，我们应该到邻近克里希大道的那几条街上去挨家挨户打听史特利克兰是不是住在那里。到头来，还是我这平平常常的做法管用。就在我们打听到第二家面包店的时候，柜台后面的一个女人说她认识史特利克兰。她说不准他到底住在哪儿，但是应该就在马路对面的那三座公寓楼里。我们运气不坏，去的第一幢公寓楼的门房就告诉我们可以在顶层找到他。

“听说他病了。”施特洛夫说。

“可能吧，”门房冷冷地答道，“说实在的，我有几天没看见他了。”

施特洛夫抢在我前面跑上了楼梯，等我走到顶层时，我发现他已经敲开了一个房间的门，正在同一个穿着衬衫的工匠模样的男人说话。那人指了指另一个房间的门。他相信住在那里的应该是个画家。他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看见他了。施特洛夫做出要敲门的样子，但是马上又转过身来对我做了个不知所措的手势。我看到他满脸惊慌的神色。

“他要是已经死了怎么办啊？”

“他死不了。”我说。

我敲了敲门。没有人应声。我扭了一下门把，发现门没有锁上。我走了进去，施特洛夫跟在我后面。屋里很黑，我只能看出来这是一间阁楼，天花板是倾斜的。从天窗射进来一道暗淡的日光，并没有把昏暗的室内照亮多少。

“史特利克兰。”我喊了一声。没有人回答。气氛还真有些阴森森的，我似乎感觉到紧跟在我身后的施特洛夫浑身颤抖得都快要站不住了。我一时犹豫不决，想着要不要划一根火柴。朦胧中我看到墙角有一张床，我不知道靠火柴的亮光能不能看清楚**躺着的是不是一具尸体。

“你没有火柴吗，笨蛋？”

从黑暗里传来史特利克兰的一声呵斥，把我吓了一跳。

施特洛夫惊叫起来。

“哎呀，我的上帝，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我划着了一根火柴，四处看了看有没有蜡烛。仓促中我隐约看出了这是一间很小的公寓，一半算卧室，另一半做画室用，屋里只有一张床，还有几幅面对墙摆放着的油画、一个画架、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地板上没有地毯。没有壁炉。桌子上乱糟糟地堆放着颜料瓶、调色刀和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在这堆凌乱的物品中间我找到了半截蜡烛头。我把它点亮。史特利克兰正在**躺着，他躺得很不舒服，因为这张床对他来说显然太小了。他把所有的衣服都盖在身上取暖。谁都能一眼看出来他正在发着高烧。施特洛夫一步冲到床前，紧张得连嗓音都嘶哑了。

“啊，可怜的朋友，你怎么啦？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你生病了。你为啥不告诉我一声呢？你可得明白为了你我什么事都肯做的。你还在为我说的那些话生气吗？我说那些话不是认真的。我错了。我真蠢，我不该生你的气。”

“你滚蛋!”史特利克兰说。

“好了，别闹别扭嘛。我来帮你躺舒服些。没有人照料你吗？”

他在这间脏乱的小阁楼里四处张望着，满脸悲痛。他手忙脚乱地整理着**的衣物。史特利克兰很吃力地呼呼喘着粗气，一句话也不说，好像在生气。他用愠怒的目光瞅了我一眼。我静静地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只是看着他。

“要是你们肯帮我做点什么的话，就去给我买点牛奶吧，”他终于开口说道，“我已经有两天出不了门了。”

他的床边丢着一只空的牛奶瓶，一张报纸上残留着一些面包屑。

“你这几天都吃什么了？”我问。

“什么也没吃。”

“多久没吃啦？”施特洛夫喊道，“你是说足足两天没吃没喝了吗？这真是要命了。”

“我喝水了。”

他的目光移到床边一只他伸直手臂可以拿到的大罐子上停了一会儿。

“我这就去买。”施特洛夫说，“你还有什么想要的吗？”

我建议他买一个体温计，再买点葡萄和面包。施特洛夫很高兴自己能帮得上忙，噔噔地跑下楼去了。

“该死的傻瓜。”史特利克兰咕哝了一句。

我摸了摸他的脉搏。脉搏跳得很快，也很虚弱。我问了他几句，但他没有回答，我再追问，他便气冲冲地扭过头去对着墙壁。我只好一声不吭地在屋里等着。过了十分钟，施特洛夫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除了我叫他买的东西之外，他还买来了蜡烛、肉汁和一盏酒精灯。他手脚麻利，一分钟也没耽搁马上就动手做牛奶面包。我量了量史特利克兰的体温。四十摄氏度高烧。他显然病得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