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由秘书按月发放。到了发薪日，店员们吃完下午茶就分批从楼上下来，规规矩矩地排在走廊上那条长长的队伍后面，就像画廊门口排队入场的观众。他们挨个儿走进办公室。秘书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摆着几个木碗，碗里面装着钱。他先问店员叫什么名字，一脸怀疑地瞥他一眼，然后飞快地查看工资簿，大声喊出他应得的数目，接着从碗里拿出钱，边数边放进他手里。
“谢谢。下一个。”秘书说。
“谢谢。”店员回答。
然后店员就走到另一个秘书跟前，交四先令洗衣费外加两先令晚会的份子钱，如果有违规记录还得交罚款，然后就拿着剩下的钱回到自己部门，一直待到下班时间。菲利普住的那栋宿舍楼里，大多数人都欠着卖三明治的老板娘钱。老板娘是个风趣的老太婆，身材臃肿，长着一副红通通的大脸盘，黑色的头发从中间分开，服服帖帖地梳在两边额头上，就像维多利亚女皇早年的照片里那种发型。她总是戴着一顶黑色的小软帽，腰上系着条白围裙，两条袖子高高地挽到胳膊肘。她总是用一双又脏又油的大手切三明治，胸衣、围裙和裙摆上到处都沾着油污。她叫弗莱彻太太，但是大家都亲切地叫她“阿妈”。她也真心喜欢这些店员，管他们叫“我的儿子”。弗莱彻阿妈总是爽快地让他们赊账到月底，碰到有些手头拮据的，还时不时借他们几先令。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男孩们出去度假或者度假回来，都会亲一下她那红通通、胖乎乎的脸颊。有些人被炒了鱿鱼，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工作，就来她的摊上吃三明治果腹，她一分钱也不收，这种事情也不止一两回了。男孩们知道她心地宽厚，都报之以真心实意的敬爱。他们有个津津乐道的故事，说有个男的在布拉德福德闯出了名堂，开了五家连锁店，阔别十五年后专门回来看望弗莱彻阿妈，还送了她一块金怀表。
交完杂费，菲利普发现这个月的工资只剩十八先令。这是他这辈子挣到的第一笔钱，可他一点也不觉得骄傲，只觉得无比沮丧。这笔少得可怜的收入让他的处境显得更加绝望。他拿出十五先令，想先还点儿钱给阿瑟尼太太，可她说什么也不肯收这么多，最多只肯收十先令。
“可是你要知道，照这样还下去，我得过八个月才能把欠你的钱还清。”
“只要阿瑟尼有活儿干我就等得起，而且说不定他们会给你加薪呢。”
阿瑟尼一直说他会跟经理说一下菲利普的事，还说放着他这样的人才不用实在是荒唐。可他说来说去却一直没有行动，菲利普很快就得出了一个结论：经理眼中的新闻代表并不像阿瑟尼自己以为的那么重要。他偶尔会在店里看到阿瑟尼。他平日里那种招摇劲儿**然无存，穿着一身普普通通、整洁破旧的衣服，看上去就是个默不作声又毫不起眼的小男人，总是匆匆忙忙地穿过卖场，好像生怕被别人看见似的。
“想到我在公司这么被埋没，我都恨不得递辞职信了。”他在家里抱怨道，“那儿没有我这种人的用武之地。我施展不开拳脚，每天都是煎熬啊。”
阿瑟尼太太在一边静静地做着针线活儿，没理会他的抱怨。她撇了撇嘴巴说：
“现在找工作多不容易呀，你手上这份工作还算稳定，而且又旱涝保收。我看只要人家对你还满意，你就好好待着吧。”
阿瑟尼显然会继续待着的。看到这个没什么文化、跟他的关系又没有法律约束的女人，竟然降得住这个才华横溢、没有定性的男人，还真是挺有意思。菲利普现在的身份跟以前不一样了，阿瑟尼太太这才敢像慈母一样呵护他，总是惦记着让他吃顿好饭，这让他非常感动。每周星期天他都会来到这个温馨的地方，这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慰藉(等他习惯了之后，那种单调乏味又令他厌恶)。他喜欢坐在大气的西班牙式的椅子里，跟阿瑟尼天南地北地聊个不停。虽然他现在的处境很绝望，但每次离开他们家回到哈灵顿街的时候，他都有一种满心欢喜的感觉。刚开始因为不想忘记学过的东西，他试着下班后继续看那些医学书，可他发现这是白费工夫。一来上了一天的班已经精疲力竭，根本没办法集中精力；二来他也不知道还有多久才能回到学院，继续学下去感觉看不到希望。他经常梦到他在医院的病房里工作，每次醒来都难过极了。屋里睡着别人的感觉让他苦不堪言；他已经习惯了独处，像现在这样时时刻刻跟别人待在一起，没有一刻属于自己的时间，他觉得万分痛苦。这种时候他发现最难对抗心里的绝望。他仿佛看见自己永远过着这样的生活，一天到晚重复着那句“先右转，再左转，夫人”，还要谢天谢地没有被炒鱿鱼。上战场的店员们很快就要回来了，公司说好了给他们保留职位，这就意味着有人会被炒掉。所以，要想保住这份该死的工作，他还得打起精神来好好干。
只有一样东西能让他解脱，那就是伯父的死。到时候他就可以拿到几百镑遗产，靠着这笔钱，他就能完成医学院的课程了。他开始全心全意地盼着老头子咽气。他估算了一下他还能活多久，老家伙已经七十好几了，具体多少岁不清楚，但肯定有七十五了。他有慢性支气管炎，每年冬天都咳得很厉害。虽然他早已对老年人慢性支气管炎的知识烂熟于心，但他还是把教材上所有的知识点读了一遍又一遍。只要一个严冬，老头子可能就撑不过去了。菲利普一心渴望着严寒和冷雨。他一刻不停地想着这些，最后就像着魔了似的。他想到伯父不仅怕冷，还怕高温。八月有三个星期总是闷热难当，说不定哪天就会来一份电报，说这位牧师已溘然长逝，他想象着那种说不出来的宽慰。站在楼梯上指引客人时，他不停地盘算着要拿这笔钱做什么。他不知道一共能继承多少，可能只有五百镑，就算是五百镑也已经足够了。到时候他要马上离开这里，连辞职信都懒得递，不跟任何人打招呼，收拾好东西就走。第一件事就是回医学院去。以前学的东西会不会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没关系，六个月之内就能补回来。然后要尽快参加那三门考试，先考产科学，再考内科学，最后考外科学。突然，一阵强烈的恐惧感袭上心头：伯父虽然承诺了他，可还是有可能把全都遗产都捐给堂区或教会。这个想法让他心慌意乱。不会的，他不会这么残忍的。可是万一他真的这么干了，他也已经想好要怎么办了，他是不会继续过这种望不到头的日子的。他之所以还能忍受这种生活，仅仅是因为他还有一线希望。如果没有了希望，也就没有了恐惧。到了那时，唯一勇敢的选项就是自杀。他甚至连怎么自杀都想好了，用什么无痛的药，怎么把药搞到手，全都计划得清清楚楚。如果事情真的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他至少还有一个解脱的办法。这样一想，他觉得没那么怕了。
“请往右走，夫人，在楼下。先左拐再直走。菲利普斯先生，请往前走。”
每个月都有一周轮到他值班。早上七点就得到他所在的部门巡逻，提防那些搞卫生的清洁工顺手牵羊。晚上等店员们走了以后，要用布把模特和货柜罩起来，还是一样要“瞄着”那些清洁工。一天下来吸了一肚子灰，身上也弄得脏兮兮的。值班的时候不准看书，不准写东西，不准抽烟，只能四处走动，时间实在是太难熬了。九点半下班的时候可以领一份公司提供的夜宵，这是他一天下来唯一的慰藉。五点钟的下午茶让他胃口大开，这份夜宵有面包奶酪，热可可管够，正好让他大快朵颐。
菲利普在林恩工作了三个月的时候，有一天，采购主任桑普森先生突然气冲冲地走到他们部门。原来那天经理进门时刚好注意到了他们的服装展示窗。他把采购主任叫过去，对橱窗的配色冷嘲热讽了一番。桑普森先生在上级面前只能忍气吞声，转头就拿手下的店员们出气，还把布置橱窗的那个倒霉蛋骂了个狗血淋头。
“要想把事情干好还是得自己动手!”他咆哮道，“我一直都是这样说的，以后也还是这句话。不能把什么都交给你们这些东西。你们不是说自己聪明能干吗？哼，聪明能干!”
他愤怒地甩出最后四个字，仿佛这是世界上最狠的一句责骂。
“难道你们不知道把电光蓝加进去会破坏其他蓝色的和谐吗？”
他恶狠狠地扫视了一圈部门的人，然后他的目光落在了菲利普身上。
“凯利，下周五你来布置。看你能搞出点什么名堂。”
说完他就往办公室走去，边走边气呼呼地嘟囔着。菲利普的心不由得一沉。到了星期五早上，他怀着强烈的羞耻感走进橱窗，脸颊像火烧一样。他不想在路人面前丢人现眼。他告诉自己这样很蠢，可还是决定背对着大街布置橱窗。医学院的同学不太可能会在这个点路过牛津街，除此之外他在伦敦也没几个认识的人，可他还是觉得喉咙堵得慌，怕一转身就跟哪个熟人四目相对。他加快速度，一心想赶紧把活儿干完。布置前他简单观察了一下，发现所有的红色都挤到了一堆，于是他把服装稍微间隔开了一些，出来的效果很不错。采购主任走到街上看了一眼，满意之情全写在脸上。
“我就知道选你来布置橱窗错不到哪儿去。说白了，你跟我一样都是绅士。当着部门里其他人的面我不会这样说，但你跟我确实是绅士，是不是绅士一看就知道。就算你说看不出来也没用，因为我知道的的确确看得出来。”
打这以后，他就经常被叫去布置橱窗，可他始终没办法面对大街上那些路人的目光。一到星期五早上他就怕得要命，清晨五点就惊醒过来，然后睡意全无地躺在**，心情沉重地等着上班时间的到来。部门那些姑娘见他每次布置橱窗都一脸羞赧，很快就发现了他的小把戏：他布置橱窗时总是背对着街道站着。她们都笑话他，说他是个“怪胎”。
“你是怕你姑妈见了把你从遗嘱上除名吧。”
总的来说，他跟这些姑娘相处得还算不错。她们觉得他这人有点奇怪，不过他本来就跛脚，似乎也有理由跟别人不太一样。时间久了，她们发现他性格还挺好的，谁找他帮忙他都答应，而且总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
“看得出来他是个绅士。”她们说。
“他很内敛，是吧？”一个年轻女人说。她曾滔滔不绝地跟菲利普倾吐自己对戏剧的热情，菲利普只是无动于衷地听着。
这些姑娘大多数都有男朋友，没男朋友的那些则说，她们宁愿让人以为没人对她们有好感。有一两个姑娘时不时跟菲利普暗送秋波，菲利普一脸严肃地看她们耍各种花招，心里觉得很好笑。他早就受够了谈情说爱的事，不想再陷入感情纠葛。更何况他现在每天都身心俱疲，而且大部分时候都饥肠辘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