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乐在抗战之前就很胆小的。
他的身体不十分好，可是也没有什么病。看外表，他很瘦。但是终年不吃什么药，偶尔伤了风，也不过多吸几支烟就完了。纸烟并不能医伤风，可是他左右一想，也到底上算，吃了药，不也是白吃吗?伤风是死不了人的。
他自己一伤风，就这么办。
若是他的孩子伤了风，或是感冒了，他就买饼干给他们吃，他说“吃吧，不吃白不吃，就当药钱把它吃了。”
孩子有了热度，手脚都发烧的，他就拿了一块浸了冷水的毛巾不断地给围在孩子的头上。他很小心地坐在孩子的旁边，若看了孩子一睁开眼睛，他就连忙把饼干盒打开：
“要吃一点吗?爸爸拿给你。”
那孩子立刻把眼睛闭上了，胸脯不住地喘着。过了一会，孩子睁开眼睛要水喝，他赶快又把饼干盒子拿过去。孩子大口地喝水，饼干，连睬也没有睬。
他拿了一个杯子来。他想了半天才想出这个方法来，把饼干泡到杯中，孩子喝水时不就一道喝下去了吗?
从热水瓶倒了一些开水，用一只小匙子呱啷啷地搅了一阵，搅得不冷不热，拿到他自己嘴上尝尝。吃得了，他端着杯在旁边等候着，好像要把杯子放下，要用的时候就来不及了。等了半天，孩子没有醒，他等得不耐烦就把孩子招呼醒。问他：
“要喝水吗?”“不，我要尿尿。”“快喝点水再尿，快喝点……”
他用匙子搅了一下泡在杯中稀溜溜的东西，向着孩子的嘴倒去，倒得满鼻子都是浆糊。孩子往鼻子上乱抓，抓了满手，一边哭着，一边把尿也尿在**了。
“这算完。”
马伯乐骂了一声，他去招呼孩子的妈妈去了。
临去的时候，他拿起那浆糊杯子，自己吞下去了。那东西在喉管里，像要把气给堵断了似的，他连忙把脖子往长伸着，并用手在脖子上按摩了一会，才算完全咽下去了。
孩子不生病的时候，他很少买给孩子什么东西吃，就是买了也把它放到很高的地方，他都是把它放在挂衣箱上。馋得孩子们搬着板凳，登着桌子，想尽了方法爬到挂衣箱上去。
因此马伯乐屋里的茶杯多半是掉了把柄的，那都是孩子们抢着爬挂衣箱弄掉地下而打去了的。
马伯乐最小的那个女孩——雅格，长得真可爱，眼睛是深黑深黑的，小胳膊胖得不得了，有一天妈妈不在家里，她也跟着哥哥们爬上挂衣箱去。原来那顶上放着三个大白梨。
正都爬到顶上，马伯乐从走廊上来了。隔着玻璃窗子，他就喊了一声：
“好东西，你们这群小狼崽子?”
由于他的声音过于大了一点，雅格吓得一抖从高处滚下来，跌到痰盂上了。
从那时起，漂亮的雅格右眼上落了一个很大的伤疤。
马伯乐很胆小，但他却机警异常，他聪明得很，他一看事情不好了，他收拾起箱子来就跑。他说：
“万事总要留个退步。”
他之所谓“退步”就是“逃跑”。是凡一件事，他若一觉得悲观，他就先逃。逃到哪里去呢?他自己常常也不知道，但是他是勇敢的，他不顾一切，好像洪水猛兽在后边追着他，使他逃得比什么都快。
有一年他去上海就是逃着去的。他跟他父亲说，说要到上海xx大学去念书。他看他父亲不回答，第二天，他又问了一次。父亲竟因为这样重复地问而发怒了，把眼镜摘下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他一看，不好了，这一定是太太在里边做的怪。而他那时候恰巧和一位女子谈着恋爱，这事情太太也和他吵了几次。大概是太太跑到父亲面前告了状吧?说我追着那女子要去上海。
这若再住在家里不走，可要惹下乱子的。
他趁着这两天太太回娘家，他又向父亲问了一次关于他要到上海读书的问题，看看父亲到底答应不答应。父亲果然把话说绝了： “不能去，不能去。”
当天晚上，他就收拾了提包，他想是非逃不可了。
提包里什么都带着，牙刷牙粉。只就说牙刷吧，他打开太太的猪皮箱，一看有十几只，他想：都带着呀，不带白不带，将来要想带也没这个机会了。又看见了毛巾，肥皂，是“力士牌”的，这肥皂很好。到哪儿还不是洗脸呢!洗脸就少不了肥皂的。又看到了太太的花手帕，一共有一打多，各种样的，纱的、麻的、绸子的，其中还有很高贵的几张，太太自己俭省着还没舍得用，现在让他拿去了。他得意得很，他心里说：
“这守财奴呵，你不用你给谁省着?”
马伯乐甜蜜蜜的自己笑起来，他越看那小手帕越好看。“这若送给……她，该多好呵”(“她”即其爱人)
马伯乐得意极了，关好了这个箱子又去开第二个。总之到临走的时候，他已经搜刮满了三只大箱子和两只小箱子。
领带连新的带旧的一共带了二十多条，总之，所有的领带，他都带上了。新袜子、旧袜子一共二十几双，有的破得简直不能用了，有的穿脏了还没有洗，因为他没多余工夫检查一番，也都一齐塞在箱子里了。
余下他所要不了的，他就倒满一地，屋子弄得一塌糊涂。太太的爽身粉，拍了一床。破鞋、破袜子，连孩子们的一些东西，扔得满地都是。反正他也不打算回来了。这个家庭，他是厌恶之极，平庸、沉寂、无生气……
青年人久住在这样的家里是要弄坏了的，是要腐烂了的，会要满身生起青苔来的，会和梅雨天似的使一个活泼的现代青年满身生起绒毛来，就和那些海底的植物一般。洗海水浴的时候，脚踏在那些海草上边，那种滑滑的粘腻感觉，是多么使人不舒服!慢慢地青年在这个家庭里，会变成那个样子，会和海底的植物一样。总之，这个家庭是呆不得的，是要昏庸老朽了的。你就看看父亲吧，每天早晨起来，向上帝祷告，要祷告半个多钟头。父亲是跪着的，把眼镜脱掉，那喃喃的语声好像一个大蜂子绕着人的耳朵，嗡嗡的，分不清他在嘟嘟些个什么。有时把两只手扣在脸上，好像石刻的人一样，他一动不动，祷告完了戴起眼镜来，坐在客厅里用铁梨木制的中国古式的长桌边上，读那本剑英牧师送给他的涂了金粉的《圣经》。那本《圣经》装潢得很高贵，所以只有父亲一个人翻读，连母亲都不准许动手，其余家里别的人那就更不敢动手了，比马家的家谱还更尊严了一些。自从父亲信奉了耶稣教之后，把家谱竟收藏起来了，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取出来摆了一摆。并不像这本《圣经》那样，是终年到尾不准碰一碰的摆着。
马伯乐的父亲，本是纯粹的中国老头，穿着中国古铜色的大团花长袍，礼服呢千层底鞋，手上养着半寸长的指甲。但是他也学着说外国话，当地教会的那些外国朋友来他家里，那老头就把佣人叫成“Boy”,喊着让他们拿啤酒来：“Beer,beer!”
等啤酒倒到杯子里，冒着白沫，他就向外国朋友说：“please!”
是凡外国的什么都好，外国的小孩子是胖的，外国女人是能干的，外国的玻璃杯很结实，外国的毛织品有多好。
因为对于外国人的过于佩服，父亲是常常向儿子们宣传的，让儿子学外国话，提倡儿子穿西装。
这点，差不多连小孙子也做到了，小孙子们都穿起和西洋孩子穿的那样的短裤来，肩上背着背带。早晨起来时都一律说：
“格得毛宁。”(Good morning)太阳一升高了，就说：“格得day!”(Good day)见了外国人就说：“Hello,How do you do?”
祖父也不只尽教孙儿们这套，还教孙儿们读《圣经》。有时把孙儿们都叫了来，恭恭敬敬地站在桌前，教他们读一段《圣经》。
所读的在孩子们听来不过是 “我主耶稣说”, “上帝叫我们不如此做”,“大卫撕裂了衣裳”, “牧羊人伯利恒”, “说谎的法利赛人”……
听着听着，孩子们有的就要睡着了，把平时在教堂里所记住的《圣经》上的零零碎碎的话也都混在一道了。站在那里挖着鼻子，咬着指甲，终于痴呆呆的连眼珠都不转了，打起盹来。
这时候祖父一声令下，就让他们散了去。散到过道的外边，半天工夫那些孩子们都不会吵闹。因为他们揉着眼睛的揉着眼睛，打着哈欠的打着哈欠。
还有守安息日的日子，从早晨到晚上，不准买东西，买菜买水果都不准的。夏天的时候，卖大西瓜的一担一担地过去而不准买。要吃必得前一天买进来放着，第二天吃。若是前一天忘记了，或是买了西瓜而没买甜瓜，或杏子正下来的时候，李子也下来了，买了这样难免就忘了那样。何况一个街市可买的东西太多了，总是买不全的。因此孩子们在这一天哭闹得太甚时，做妈妈的就只得偷着买了给他们吃。这若让老太爷知道了，虽然在这守安息日的这天，什么话也不讲；到了第二天，若是谁做了错事，让他知道了，他就把他叫过去，又是在那长桌上，把涂着金粉的《圣经》打开，给他们念一段《圣经》。
马家的传统就是《圣经》和外国话。有一次正是做礼拜回来，马伯乐的父亲拉着八岁的雅格的哥哥。一出礼拜堂的门，那孩子看一个满身穿着外国装的，他以为是个外国人，就回过头去向人家说：“How do you do?”
那个人在孩子的头顶上拍了一下说 “你这个小孩，外国话说得好哪!”
那孩子一听是个中国人，很不高兴，于是拉着祖父就大笑起来“爷爷，那个中国人，他不会说外国话呀!”
这一天马伯乐也是同去做礼拜的，看了这景况，心里起了无限的憎恶：
“这还可以吗?这样的小孩子长大了还有什么用啦!中华民族一天一天走进深坑里去呀!中国若是每家都这样，从小就教他们的子弟见了外国人就眼睛发亮，就像见了大洋钱那个样子。外国人不是给你送大洋钱的呀!他妈的，民脂民膏都让他们吸尽了，还他妈的加以尊敬。”
马伯乐一边收拾着箱子，一边对于家庭厌恶之极的情感都来了。
这样的家庭是一刻工夫也不能停的了，为什么早不想走呢?真是糊涂，早就应该离开!真他妈的，若是一个人的话，还能在这家庭呆上一分钟?
还有像这样的太太是一点意思也没有的了。自从她生了孩子，连书也不看了，连日记也不写了。每天拿着本《圣经》似读非读地摆起架子来。她说她也不信什么耶稣，不过是为了将来的家产，你能够不信吗?她说父亲说过，谁对主耶稣忠诚，将来的遗嘱上就是谁的财产最多。
这个家庭，实在要不得了，都是看着大洋钱在那里活着，都是些没有道德的，没有信仰的。
虽然马伯乐对于家庭是完全厌恶的了，但是当他要逃开这个家庭的前一会工夫，他却又起了无限的留恋：
“这是最后的一次吧!”“将来还能回来吗?是逃走的呀，父亲因此还不生恨吗?”
他在脑子里问着自己。
“不能回来的了。”
他自己回答着。
于是他想该带的东西，就得一齐都带着，不带着，将来用的时候可就没有了。而且永远也不会有的了。
背着父亲“逃”,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逃到上海第一封信该怎样写呢?他觉得实在难以措词。但是他又一想，这算什么,该走就走。
“现代有为的青年，作事若不果断，还行吗?”
该带的东西就带，于是他在写字桌的抽屉里抓出不少乱东西来，有用的，无用的，就都塞在箱子里。
钟打了半夜两点的时候，他已经装好了三只大箱子和两只小箱子。
天快亮的时候，他一听不好了，父亲就要起来了，同时像有开大门的声音。
“大概佣人们起来了!”马伯乐出了一头顶汗，但是想不出个好法子来。
“若带东西，大概人就走不了；人若走得了，东西就带不了。”
他只稍微想一想：
“还是一生的命运要紧，还是那些东西要紧?”“若是太太回来了，还走得了?”正这时候，父亲的房里有咳嗽的声音。不好了，赶快逃吧。
马伯乐很勇敢的，只抓起一顶帽子来，连领带也没有结，下楼就逃了。
马伯乐连一夜没有睡觉赶着收拾好了的箱子也都没有带。他实在很胆小的，但是他却机警。
未发生的事情，他能预料到它要发生。坏的他能够越想越坏。悲观的事情让他一想，能够想到不可收拾。是凡有一点缺点的东西，让他一看上去，他就一眼看出来，那是已经要不得的了，非扔开不可了。
他走路的时候，永久转着眼珠东看西看，好像有人随时要逮捕他。
到饭馆去吃饭，一拉过椅子来，先用手指摸一摸，是否椅子是干净的。若是干净的他就坐下；若是脏的，也还是坐下。不过他总得站着踌躇一会，略有点不大痛快的表示。筷子摆上桌来时，他得先施以检查的工夫。他检查的方法是很奇怪的，并不像一般人一样，不是用和筷子一道拿来的方纸块去擦，而是把筷子举到眼眉上细细地看。看过了之后，他才取出他自己的手帕来，很讲卫生地用他自己的手帕来擦，好像只有他的手帕才是干净的。其实不对的，他的手帕一礼拜之内他洗澡的时候，才把手帕放在澡盆子里，用那洗澡的水一道洗它一次。他到西餐馆去，他就完全信任的了，椅子，他连看也不看，是拉过来就坐的(有时他用手仔细地摸着那桌布，不过他是看那桌布绣的那么精致的花，并非看它脏不脏)。刀叉拿过来时，并且给他一张白色的饭巾。他连刀叉看也不看，无容怀疑的，拿过来就叉在肉饼上。
他到中国商店去买东西，顶愿意争个便宜价钱，明明人家是标着定价的，他看看那定价的标码，他还要争。男人用的人造丝袜子，每双四角，他偏给三角半，结果不成。不成他也买了。他也绝不到第二家去再看看，因为他心中有一个算盘：
“这袜子不贵呀!四角钱便宜，若到大公司里去买，非五角不可。”
既然他知道便宜，为什么还争价?
他就是想，若能够更便宜，那不就是更好吗?不是越便宜越好吗?若白送给他，不就更好吗?
到外国商店去买东西，他不争。让他争，他也不争。哪怕是没有标着价码的，只要外国人一说，两元就是两元，三元就是三元。他一点也没有显出对于钱他是很看重的样子，毫不思索地从腰包里取出来，他立刻付出去的。
因为他一进了外国店铺，他就觉得那里边很庄严，那种庄严的空气很使他受压迫，他愿意买了东西赶快就走，赶快逃出来就算了。
他说外国人没有好东西，他跟他父亲正是相反，他反对他父亲说外国这个好，那个好的。
他虽然不宣传外国人怎样好，可是他却常骂中国人：
“真他妈的中国人!”
比方上汽车，大家乱挤，马伯乐也在其中挤着的，等人家挤掉了他的帽子，他就大叫着：
“真他妈的中国人!挤什么!”
在街上走路，后边的人把他撞了一下，那人连一声“对不起”也不说。他看看那坦然而走去的人，他要骂一声：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家的仆人，失手打了一只杯子，他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真他妈的中国人!”好像外国人就不打破杯子似的，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有一次他拆一封信，忙了一点，伤着里边的信纸了，他把信张开一看，是丢了许多字的，他就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的全身都是机警的，灵敏的，且也像愉快的样子。唯独他的两只眼睛常常闪视着悲哀。
他的眼睛是黑沉沉的，常常带着不信任的光辉。他和别人对面谈话，他两个眼睛无时不注视在别人的身上，且是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回地寻视，而后把视线安安定定地落在别人的脸上，向人这么看了一两分钟。
这种看法，他好像很悲哀的样子，从他的眼里放射出来不少的怜悯。
好像他与谈话的人，是个同谋者，或者是个同党，有共同的幸与不幸联系着他，似乎很亲切但又不好表现的样子。
马伯乐是悲哀的，他喜欢点文学，常常读一点小说，而且一边读着一边感叹着。
“写得这样好呵!真他妈的中国人。”
他读的大半是翻译小说，中国小说他也读，不过他读了常常感到写的不够劲。
比方写狱中记一类事情的，他感觉他们写得太松散，一点也不紧张，写得吞吞吐吐，若是让他来写，他一定把狱中的黑暗暴露无遗，给它一点也不剩，一点也不留，要说的都说出来，要骂的都骂出来。唯独这才能够得上一个作家。
尤其是在中国，中国的作家在现阶段是要积极促成抗日的，因此他常常叹息着：
“我若是个作家呀，我非领导抗日不可。中国不抗日，没有翻身的一天。”
后来他开始从街上买了一打一打的稿纸回来。他决心开始写了。
他读高尔基的《我的童年》的时候，那里边有很多地方提醒了他。他也有一些和高尔基同样的生活经验，有的地方比高尔基的生活还丰富，高尔基他进过煤坑吗?而马伯乐进去过的。他父亲开小煤矿嘛，他跟工人一路常常进去玩的。
他决心写了。有五六天他都是坐在桌子旁边，静静地坐着，摆着沉思的架子。
到了第七天，他还一个字没有写，他气得把稿纸撕掉了许多张。
但他还是要写的，他还是常常往家里买稿纸。开初买的是金边的，后来买的是普通的，到最后他就买些白报纸回来。
他说“若想当个作家，稿纸是天天用，哪能尽用好的，好的太浪费了。”他和朋友们谈话，朋友们都谈到抗日问题上去，于是他想写的稿子，就越得写了。
“若是写了抗日的，这不正是时候吗?这不正是负起领导作用吗?这是多么伟大的工作!这才是真正推动了历史的轮子。”
他越想越伟大，似乎自己已经成了个将军了。于是他很庄严地用起功来。
新买了许多书，不但书房，把太太的卧房也给摆起书架子。太太到厨房去煎鱼，孩子打开玻璃书架，把他的书给抛了满地，有的竟撕了几页，踏在脚下。
“这书是借来的呀，你都给撕坏了，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马伯乐这一天可真气坏了，他从来也不打孩子，他也不敢打。他若打孩子，他的太太就在后边打他。可是这一天他实在气红了眼睛，把孩子按到**打得哇哇地乱叫。
开初那孩子还以为和往常一样，是爸爸和他闹着玩的，所以被按到**还咯咯的一边笑一边踢**着小腿。马伯乐说：
“好东西，你等着吧!”
把孩子打了之后玻璃书橱也锁起来了。一天一天地仍是不断地从民众图书馆里往家搬书。他认识图书馆的办事员，所以他很自由的，愿意拿什么书就拿什么书，不用登记，不用挂号。
民众图书馆的书，马伯乐知道也是不能看，不过家里既然预备了书架，书多一点总是好看。
从此他还戴起眼镜来，和一个真正的学者差不多了。
他大概一天也不到太太屋里来。太太说他瘦多了，要到街上去给他買一瓶鱼肝油来吃。
不久，马伯乐就生了一点小病。大家是知道的，他生病是不吃什么药的。也不过多吸几支烟也就好了。
可是在病中，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的他却写了点文章。
他买了几本世界文学名著,有的他看过，有的还来不及看。但是其中他选了一本，那一本他昼夜抱着，尤其当他在纸上写字的时候，他几乎离不开那本书，他是写一写看一看的。
那书是外国小说，并没有涉及到中国的事情。但他以为也没有多大关系，外国人的名字什么什么彼得罗夫，他用到他的小说上，他给改上一个李什么,王什么。总之他把外国人都给改成中国人之后，又加上自己最中心之主题“打日本”。现在这年头，你不写“打日本”,能有销路吗?再说你若想当一个作家，你不在前边领导着，那能被人承认吗?
马伯乐没有什么职业，终年地闲着，从中学毕业后就这样。那年他虽然去到了上海，也想上大学念书，但是他没有考上，是在那里旁听。父亲也就因此不给他费用。虽然他假造了些凭据，写信用大学的信封，让父亲回信到××大学，但也都没有生效。
于是他又回到家中做少爷，少爷多半都是很幸福地随便花钱。但他不成，他的父亲说过：
“非等我咽了气，你们就不用想，一分一文都得拿在我的手里。”
同时又常常说：
“你们哪一个若嫌弃你爹老朽昏庸，哪一个就带着孩子、老婆另起炉灶去好啦。”
马伯乐住在家里常常听这难听没有意思的话。虽然家里的床是软的，家里的饭食是应时的，但总像每天被虐待了一样，也好像家中的奴仆之一似的，溜溜的，看见父亲的脸色一不对，就得赶快躲开。
每逢向父亲要一点零用的钱，比挖金子还难，钱拿到了手必得说：
“感谢主，感谢在天的父。”
他每逢和父亲要了钱来，都气得面红耳热，带钱回到自己房里，往桌上一摔，接着就是：
“真他妈的中国人!”
而后他骂父亲是守财奴、看钱兽、保险箱、石头柜等等名词。
可是过不了几天，钱又花完了，还是省着省着花的。要买一套新的睡衣，旧的都穿不得了，让太太给缝了好几回了。
一开口就要八块钱，八块钱倒不算贵，但是手里只有十块了，去了八块零用的又没有了。
有时候同朋友去看看电影，人家请咱们，咱们也得请请人家!
有时他手里完全空了时，他就去向太太借，太太把自己的体己钱扔给他，太太做出一种不大好看的脸色来：
“男子汉!不能到外边去想钱，拿女人的钱。”
有一次马伯乐向父亲去要钱，父亲没有给，他跑到太太那里去，他向太太说：
“这老头子，越老越糊涂，真他妈的中国人!”太太说：
“也难怪父亲啦，什么小啦，也是二三十岁的人啦。开口就是父亲，伸手就是钱。若不是父亲把得紧一点，就像你这样的呀，将来非得卖老婆当孩子不可。一天两只手，除了要钱，就是吃饭，自己看看还有别的能耐没有?我看父亲还算好的哪!若摊着穷父亲岂不讨饭吃去!”
马伯乐的脸色惨白惨白的：
“我讨饭去不要紧哪，你不会看那个有钱有势的你就跟他去……”
马伯乐还想往下说。可是太太伏在**就大哭起来：
“你这没良心的，这不都是你吗?我的金戒指一只一只的都没有啦。那年你也不是发的什么疯，上的什么上海!我的金手镯呢?你还我呀，在上海你交的什么女朋友，你拿谁的钱摆的阔?到今天我还没和你要，你倒有嘴骂起我来。东家西家，姊姊妹妹的，人家出门都是满手金虎虎地戴着。咱们哪怕没有人家多，也总得有点呵。我嫁你马伯乐没有吃过香的，没有喝过辣的。动不动你就跑了，跑北京，跑上海……跑到哪儿就会要钱，要钱的时候，写快信不够快，打来了电报。向我要钱的时候，越快越好。用不着我的时候就要给点气受。你还没得好呢，就歪起我来了，你若得好，还能要我，早抛到八千里之外去了……”
马伯乐早就逃开了，知道事情不好，太太这顿乱说，若让父亲听到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
他下了楼，跑到二门口去，在影壁那里站着。
影壁后面摆着一对大圆的玻璃养鱼缸。他一振动那缸沿，里面的鱼就更快地跑一阵。他看着，觉得很有趣。
“人若是变个金鱼多好!金鱼只喝水，不吃饭，也不花钱的呀!”
他正想着想着，楼上那连哭带吵的声音，隐约还可以听到。他想把耳朵塞住，他觉得真可怕，若是让父亲听见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正想迈开步逃，逃到街上去，在街上可以完全听不见这种哭声。他刚一转身，他听楼上喊着：
“你给我金手镯呀!你给我金手镯!”
这声音特别大，好像太太已经出来了，在走廊上喊着似的，听得非常清楚。
可是他也没敢往走廊上看，他跑到大街上去了。
太太在楼上自己还是哭着，把一张亲手做的白花蓝底的小手帕也都哭湿了，头发乱蓬蓬地盖了满脸。把床单也哭湿了。
她的无限的伤心，好像倾了杯子的水，是收不住的了。
“你马伯乐，好没良心的。你看看，我的手上还有一颗金星没有，你看看，你来看……”
太太站起来一看，马伯乐早就不在屋里了。
于是伏在**，哭得比较更为悲哀，但只哭了几声就站起来了。
很刚强的把眼泪止住，拿了毛巾在脸盆里浸了水，而后揩着脸，脸上火辣辣的热，用冷水一洗，觉得很凉爽。只是头有点昏，而且眼睛很红的。不能出去，出去让人看了难为情。
只得坐在沙发上，顺手拿起当天的日报看看，觉得很无聊。
等她看到某商店的广告，说是新从上海来了一批时装，仕女们请早光临，就在报纸上还刊登了一件小绒衣的照像。那衣裳是透花的，很好看，新样子，她从来没有见过。她想若也买一件，到海边去散步穿穿，是很好的。在灯光下边，透花的就更好看。
她一抬头，看见了穿衣镜里边，那红眼睛的女人就是她自己。她又想起来了：
“还买这个买那个呢，有了钱还不够他一个人连挖带骗的……唉……”
她叹了一口气，仍勉强地看报纸。她很不耐烦。“那样没出息的人，跟他一辈子也是白忙。”太太是很要强的一个女人。
“光要强有什么用，你要强，他不要强，……”她想来想去，觉得人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又加上往镜子里一看，觉得自己也老许多了，脸色也苍白了许多。
可是比从前还胖了一点，所以下巴是很宽的。人一胖，眼睛也就小。
她觉得自己从前的风韵全无了。
于是拿起身边的小镜子来，把额前的散发撩一撩，细看一看自己的头盖是否已经有了许多皱纹?皱纹仍是不很显然。不过眉毛可有多少日子没有修理了。让孩子闹的，两个眉毛长成一片了。
她去开了梳妆台的抽屉，去找夹眉毛的夹子。左找右找也找不着，忽然她想起来那夹子不是让孩子们拿着来玩的吗?似乎记得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但又忘得死死的，想也想不起来。这些孩子真讨厌，什么东西没有不拿着玩的，一天让他们闹昏了。
说说她又觉得头有点昏，她又重新没有力气地坐到沙发上去了。
一直坐在那里，听到走廊上有人喊她，她才站起来。“大少奶奶!”
喊声是很温柔的，一听就知道是她的婆母。她连忙答应了一声
“请娘等一会，我拢一拢头就来。”
她回答的时候，她尽可能发出柔弱娇媚的声音，使她自己听了，也感到人生还有趣的。
于是她赶快梳了头，脸上扑了一点粉，虽没有擦胭脂，她觉得自己也并没有老了多少。正待走出去，才看见自己旗袍在哭时已经压了满身的褶子。
她打开挂衣箱，挂衣箱里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袍子。她也没有仔细挑选，拉出一件就穿上了，是一件紫色的，上边也没有花，已经是半新不旧的了。但是她穿起来也很好看，很有大家闺秀的姿态。
她的头发，一齐往后梳着，烫着很小的波浪，只因刚用梳子梳过，还有些蓬蓬之感。她穿的是米色的袜子，蓝缎绣着黄花的家常便鞋。
她走起路来，一点声音也没有。她关门的时候在大镜子里看一看自己，的确不像刚刚哭过。
于是她很放心地沿着走廊过去了。走廊前的玻璃窗子一闪一闪地闪着个人影。
到了婆婆屋里，婆婆叫她没有别的事，而是马神父的女儿从上海来，带一件黑纱的衣料送给婆母。婆母说上了年纪的人穿了让人笑话，打算送给她。她接过来说：
“感谢我主耶稣。”
她用双手托着那纸盒，她作出很恭敬的姿态。她托着纸盒要离开的时候，婆母还贴近她的耳朵说：
“你偷偷摸摸做了穿，你可别说……说了二少奶奶要不高兴的。”
马伯乐的太太回到自己房里，把黑纱展开围在身上，在镜前看了一看。她的自信心又生起来了。
婆婆把衣料送给她，而不送给二少奶奶，这可证明婆婆是喜欢她的。婆婆喜欢她，就因为她每早很勤奋地读《圣经》。老太爷说得好：
“谁对主耶稣最真诚，将来谁得的遗产就多。”
她感到她读《圣经》的声音还算小，老太太是听见了的，老太爷的耳朵不大好，怕他未必听见，明天要再大声地读。
她把衣料放好，她就下厨房去，照料佣人去烧菜去了。
什么金手镯，金戒指，将来还怕没有的?只要对耶稣真诚一些。
所以她和马伯乐吵嘴的事情，差不多已不记在她心上了。
马伯乐的父亲是中国北部的一个不很大的城市的绅士，有钱，但不十分阔气。父亲是贫穷出身，他怕还要回到贫穷那边去，所以他很加小心，他处处兢兢业业。有几万块的存款，或者不到十万，大概就是这个数目。因此他对儿子管理的方法，都是很严的(其实只有一个方法 “要钱没有”)。
而且自己也是以身作则，早起晚睡。对于耶稣几年来就有深厚的信仰。
这一些，马伯乐也都不管。独有向父亲要钱的时候，父亲那种严加考问的态度，使他大为不满，使他大为受不了。
马伯乐在家里本是一位少爷，但因为他得不到实在的，他就甘心和奴仆们站在一方面。他的举动在家里是不怎样大方的，是一点气派也没有的，走路溜溜的。
因此他恨那有钱的人，他讨厌富商，他讨厌买办，他看不起银行家。他喜欢嘲笑当地的士绅。他不喜欢他的父亲。
因此，像父亲那一流人，他都不喜欢。他出门不愿坐洋车。他说 “人拉着人，太没道理。”
“前边一个挣命的，后边一个养病的。”这不知是什么人发明的两句比喻，他觉得这真来得恰当。拉车的拼命地跑，真像挣命的样子。坐车的朝后边歪着，真像个养病的。
对于前边跑着那个挣命的，虽然说马伯乐也觉得很恰当，但他就总觉得最恰当的还是后边坐着那个养病的。
因为他真是看不惯，父亲一出一入总是坐在他自用的洋车里。
马伯乐是根本不愿意坐洋车，就是愿意坐，他父亲的车子，他也根本不能坐。
记得有一次马伯乐偷着跳上了父亲的车子，喊那车夫，让那车夫拉他。
车夫甩着那张擦汗的毛巾，向马伯乐说：“我是侍候老爷的。我侍候你，我侍候不着。”他只得悄悄地从车子上下来了。
但是车前那两个擦得闪眼湛亮的白铜灯，也好像和马伯乐示威的样子。
他心里真愤恨极了，他想上去一脚把它踏碎。
他临走出大门的时候，他还回头回脑地用眼睛去瞪那两个白铜灯。
马伯乐不喜交有钱的朋友。他说：
“有钱的人，没有好人。”“有钱的人就认得钱。”
“有钱的人，老婆孩子都不认得。”“有钱的人，一家上下没有不刻薄的，从仆人到孩子。”
“有钱的人，不提钱，大家欢欢喜喜；若一提钱，就把脸一变。祖孙父子尚且如此，若是朋友，有钱的，还能看得起没钱的吗?”
他算打定了主意，不交有钱的朋友。
交有钱的朋友，哪怕你没有钱，你回家去当你老婆的首饰，你也得花钱。他请你看电影，你也得请他。他请你吃饭，你也得请他。他请你上跳舞厅，你也得照样买好了舞票，放在他的口袋里。他给你放一打，你也得给他放一打半。他给你放一打半，你得给他放两打。他给你放一打，你也给他放一打，那未免太小气了，他就要看不起你了。
可是交几个穷朋友，那就用不着这一套。那真好对付，有钱的时候，随便请他们吃一点烫面蒸饺，吃一点枣泥汤圆之类，就把他们对付得心满意足了。
所以马伯乐在中学里交的多半是穷朋友，就是现在他的朋友也不算多，差不多还是那几个。他们的资财都照马伯乐差得很远。
交了穷朋友，还有一种好处，你若一向他们说：“我的父亲有七八万的财产。”
不用说第二句话，他们的眼睛就都亮了。可是你若当有钱的人说，他们简直不听你这套，因为他父亲的钱比你的父亲的钱更多。你若向他们说了，他们岂不笑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