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海瑞中举。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他被授予福建南平县儒学教谕，一个没有多少油水的清水衙门。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五月，他升任浙江淳安知县，这样他就有了地方实权，成了一地的父母官。

明代的县官其实是很难做的。因为这一职位处于上层社会与基层社会的夹缝地带，事务繁杂，应酬众多，想做到左右逢源，必须有超乎寻常的技巧。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二十七岁的袁宏道出任吴县知县。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描述做县令的痛苦：“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1]在上司面前像奴仆，接待路过的官员时如同妓女，管理钱粮像个账房先生，对待百姓则像保人媒婆。这种痛苦在其他信件中同样有所记载：“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尽。”[2]“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3]以海瑞那宁折不弯的性格，知县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适合他的职务。

如此辛苦，还有那么多人争先恐后去做，是因为这里面有巨大的好处。地方官是最容易致富的职位，因为他们有直接税收权。明代有一个政治术语，叫“守令之害”，也就是说，知府县令这类的地方官，通常都是地方一害。明代政治家赵南星对皇帝描述守令之害时说：“臣伏处闾阎三十年，习见有司贪酷者甚多，……以致豺狼满地，小民愁苦无聊，起而为盗。”[4]高攀龙则说，几乎每一任地方官都是携满民脂民膏与百姓的咒骂而离去：“矻矻然朝夕之所望，与其父母妻子所以望之者，不过多得金钱。至去其官也，不以墨即以老疾。即去，其橐中装已可耀妻儿，了无悔憾。而民之视其去也，如豺狼蛇蝎之驱出其里，亟须臾以为快。”[5]因为好处巨大，所以明代早期进士们以分到各县当县令为耻辱，晚明时大家却趋之若鹜，“而三甲进士绾墨绶出京者，同年翻有登仙之羡”[6]。

在奔赴淳安的路上，海瑞又一次背诵了自己做学生时写的《严师教戒》，现在，那篇文章中所说的**分明地摆在了自己面前：

入府县而得钱易易焉，宫室妻妾，无宁一动其心于此乎？……财帛世界，无能矻中流之砥柱乎？将言者而不能行，抑行则愧影，寝则愧衾，徒对人口语以自雄乎？[7]

联想到那么多同学、先生入仕前慷慨激昂，入仕后却无一不变成贪污纳贿的贪官，他不觉悚然而惊。淳安县衙的官椅，将成为拷问他灵魂的刑具。他能不能经受这严峻的考验呢？

虽然初次做父母官，但是和大明朝的每一个普通百姓一样，海瑞知道地方官不是靠国家俸禄吃饭的，他们的主要收入是种种“常例”。

所谓“常例”，就是土政策、乱收费。

史称明代“官俸最薄”，洪武朝之后，官员俸给实行“折色”，也就是因为仓米不足，折成其他东西发给。折来折去，越发越少。最高正一品年俸折为221.5两白银，一个知县年俸仅折为27.49两白银。即便加上所有补贴，合成银两，一个县令月收入不过5两，折换成现在币值，1000元左右。用1000余元养活一个大家庭甚至家族，这个县令的生活只能是城市贫民水平。

然而，再看看各种“陋规”，你就知道为什么人们热衷于奔走仕途了。海瑞一上任，就命师爷把淳安县政府成员的“常例”收入列出来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其中在县令一项下是这样写的：

夏绢银一百六十两。夏样绢八匹（样品绢，收绢时额外收取用来评定品级的样品，评定后就作为福利分掉了）。秋粮长银二十两。农桑样绢四匹。折色粮银四两。清军匠每里银一两。农桑绢银十两。审里甲丁田每里银一两。盐粮长银十两。直日里长初换天字下程一副外，白米一石或五斗，八十里皆然。审均徭每里银一两。造黄册每里银二两。经过盐每一百引银一钱，每年约有五万引。住卖盐每百引银一两，每年约有七千余引。催甲每里银一两。样漆一百斤。俸米每石折银一两。柴薪每一两收银二两。出外直日里长供应并店钱人情纱缎。起送农民罚纸二刀，纳银五钱。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取五两。[8]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份“常例”清单中的“出外直日里长供应并店钱人情纱缎。起送农民罚纸二刀，纳银五钱”，因为无法知道基数，所以无法计算结果。综算其余小项，大约可得白银2665~2723两。这样合计起来，一个知县即使不贪污、不受贿，每年的“常例”收入也有3000两，如果按1两值200元人民币，折合人民币现值60万元。国家俸禄真可以“基本不用”了。

这笔收入还是一位奉公守法的知县的“合法”收入，尚未考虑其他人情往来。通常知县刚上任之际，会有一笔“迎接银”，知县离任之时会有一笔“送别银”。这两笔收入每笔也大约2000两。

当然，这些收入县令不能全装入自己的口袋。准确地说，这些额外收入应该算“小金库”，每年的“招待费”“公关费”，以及送给上级的“礼金”都要从这里出，海瑞就说：“今人谓朝觐年为京官收租之年，故外官至期盛辇金帛以奉京官。”[9]明代规定外官三年一小考，九年一大考，考核结果不好，即有遭降黜的可能，所以下级官员向上主动献纳“常例钱”就渐渐成了官场惯例，每到考成之年，地方官员都公然贿赂请托。地方官场也要送礼。海瑞说：“旧例，就三年里甲中科派一里一两，三八共二百四十两。中取七十二两馈本府，十二两馈府首领，六两馈府吏府上。”[10]就是说地方官员在京察之年必须“盛辇金帛以奉京官”，而知县在参谒知府时又必须送钱。这些支出加到一起，要占全部收入的一半以上。

私设小金库，制定土政策，是开国初明令禁止的。然而，明太祖去世以来两百年，这些“常例”已经成了公开的政策，全国一千多个县，以及建立在县制之上的整个官僚系统都是在这些“常例”的支持下运转的。没有这些收入，官员们就没法维持日常生活，没法编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没法养活手下的人。可以说，这些“常例”一日不可无。

[1]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上），卷五《丘长孺》，钱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08页。

[2]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上），卷五《杨安福》，钱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13页。

[3]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上），《沈广乘》，第242页。

[4]赵南星：《申明宪职疏》，转引自丁守和主编：《中国历代治国策选粹》，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第674页。

[5]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九《送陈二尹序》，转引自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故宫出版社，2014，第255页。

[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卷二二《邑令轻重》，杨万里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485页。

[7]海瑞：《海瑞集》（下册），卷五《议论·严师教戒》，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703—704页。

[8]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二《条例·兴革条例》，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278—279页。

[9]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二《条例·兴革条例》，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270页。

[10]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二《条例·兴革条例》，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