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三年（1798年）腊月底，八十九岁的太上皇得了轻微的感冒。新年将至，朝野上下，谁也没有在意。不料，初二日，病情转剧，身体各器官出现衰竭征兆，陷入昏迷。初三日上午七时，太上皇停止了呼吸。
正在欢天喜地过年的大清国臣民们不得不穿上丧服，进入全国性的哀悼期。不过，没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绝。让大家真正感兴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虽然已经当了三年皇帝，可是嘉庆在全国人的心目中还是一个谜。除了几篇例行公事的圣旨，人们对他一无所知。不过，新皇帝的种种表现似乎表明他是温和、稳健之人，朝廷大政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日上午，嗣皇帝就发布了一条让全国人都大吃一惊的谕旨：免去乾隆皇帝驾前第一宠臣和珅兼任的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之职，命令他和福长安二人守在太上皇帝灵前，一心办理丧事，不得任自出入。朝廷上下，一片惊疑。
初四日下午，皇帝又下了一道意味深长的谕旨，谈到太上皇帝晚年，白莲教起义之所以迟迟不能**平，是因为有奸臣当道，做贪腐官员的总后台。
初五日，王念孙、广兴、刘墉等先后上疏，举报和珅种种不法之事。
初八日，皇帝宣布逮捕和珅，对他进行审查。同时，一场规模巨大的抄家行动展开，令人惊愕的巨额财宝在和府地窖中显露出来。
仅仅十天之后，审判完毕，正月十八日，皇帝发来一条白练，赐和珅自尽。
一切如同一幕情节紧张、环环相扣的电影，让人目不暇接。一场重大的权变，在新皇帝的谈笑之间就完成了。康熙爷当初诛鳌拜，尚且准备了七七四十九天，嘉庆帝诛和珅，却只动了动小指头。古往今来，完成得这样干脆、迅速、漂亮的权力战役，并不多见。
举国上下，对这个影子一样悄无声息的皇帝刮目相看。可以说，诛和珅是新皇帝处理政治危机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
其实，嘉庆皇帝对这场战役，已经准备了太长时间。
嘉庆与和珅之间的恩怨情仇，并非如一些史书所言，是因为和珅聪明反被聪明误，送给嘉庆的那柄如意，也不仅仅是忌妒和珅手中拥有的朝珠比皇帝还多。
嘉庆对和珅的痛恨，是基于大清王朝的责任感。他对和珅的不满，实际上代表了他对乾隆后期朝政的不满。在嘉庆看来，和珅是乾隆晚年以来朝政日非、腐败日盛的一个标志。
确实，乾隆皇帝在统治前期，勤于政事，能谋有断，在康熙雍正两朝余烈的基础上，把大清王朝推向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盛。然而，中期以后，乾隆皇帝志得意满，放松警惕。特别是到了晚年，他生活越来越豪奢，吏治越来越宽纵，为腐败的滋长提供了巨大空间。与此同时，乾隆年间大清经济的高速成长，也为腐败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
由于官员集体腐败，百姓民不聊生，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在乾隆得意扬扬地举办传位大典七天之后，川楚两地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起义席卷五省，大清王朝一时岌岌可危。
当太上皇这三年，乾隆几乎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忙于镇压白莲教起义。然而，太上皇虽然“犹日孜孜”，一日不停地调兵遣将，起义的烈火却越烧越旺。原来，上至军机大臣和珅，下至小小吏员，参与这场战争的每一个人，都把战争当成了捞钱的机会。特别是和珅，精力充沛、欲望无限的他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张开着鼻孔，嗅着从权力缝隙中传过来的任何一丝利益的味道。他利用太上皇的宠信，不停地“弄权舞弊”，大肆聚敛钱财。他的所作所为，无疑大大加重了官场贪风。
虽然取消了“嘴巴”的功能，但是嘉庆的眼睛和大脑一分钟也没有停止工作。乾隆皇帝后期的昏聩之举，他看得一清二楚。然而，由于身份特殊，他只能眼看着和珅等人大肆贪污，眼看着政局一点点腐烂，眼看着大清王朝这驾马车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越来越快地奔驰，却不能发一言，采取任何行动。焦虑之火，三年之中，几乎把他的五脏六腑烤成了炭灰。父亲刚刚咽气，他就十万火急地冲向“驾驶台”，拉动了“刹车手柄”。
应该说，诛和珅这步棋，是非常高明的一着。面对如火如荼的起义烈火，乾隆帝只知一味愤懑和仇恨，而嘉庆则能冷静分析出大乱之源是“官逼民反”。正如嘉庆自己所说，白莲教的起因，乃在于官吏多方搜刮，竭尽民脂民膏，因而激变如此。然而州县官员剥削小民，不尽是为了自肥，大半也是为了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勒索属员，也不尽为私贪，无非结交和珅。“是层层脧削，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清仁宗实录》卷三八）嘉庆看得很清楚，腐败已经成了关乎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要熄灭起义的烈火，必须刹住朝廷上下贪腐相尚的风气，而要刹住腐败之风，就要从和珅抓起。这高屋建瓴的一招，充分显示了皇帝把握和处理复杂政治局面的政治智慧。
以诛和珅为开端，一缕缕政治新风绵绵不断地从紫禁城吹散出来。
亲政后第二个月，皇帝发布谕旨，今后皇帝出宫祭天及谒陵，随行仪仗减半，皇后和嫔妃不必随行，以减少出行费用。
这道谕旨显示了新皇帝与老皇帝截然不同的务实作风。
几天之后，皇帝再次发布谕旨，禁止大臣们向他进贡古玩字画。大臣们向皇帝进奉贡物以邀宠，这一不良风气是乾隆晚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从乾隆六十大寿开始，各地大臣争相向皇帝进贡奇珍异宝、名贵字画，以博皇帝欢心。嘉庆直言不讳地说，大臣向皇帝进贡古玩，除了助长贪风，别无益处。这些古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真粪土之不若”，却又价值高昂，名义上是官员贡献，实际上羊毛出在羊身上，搜刮自民脂民膏，“下而取之州县，而州县又必取之百姓，稍不足数，敲扑随之，……民何以堪”。（《清仁宗实录》卷三七）从今而后，谁再贡献，不但不收，反而还要严惩。
这道谕旨发布不久之后，他接到大臣的汇报，说上年底从叶尔羌采解入京的一块特大块玉石正在运送途中，因为道路难行，难以按规定时间抵达京城，请皇帝批准延期。皇帝发下了一道让全国人都目瞪口呆的谕旨，他命令各地方官，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因为玉石虽美，无益民生，皇帝并不喜爱。
撰写圣旨的军机大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来皇帝还真动真格的了。通过这道谕旨，新皇帝的节俭形象一下子树立起来了。
嘉庆所做的这些，不过是小小的铺垫而已，实质性的举动还在后面。
第一件是“求直言”。
在专制社会，统治者了解情况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依靠臣下的进言。乾隆皇帝晚年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真实情况不能上达，眼皮子底下的问题不能发现。嘉庆深知此弊，他决心在自己的任内充分发挥建言和进谏的作用。
刚诛了和珅，皇帝就下诏鼓励官员直言，揭露朝中弊政。皇帝说：“求治之道，必期明目达聪，广为咨取，庶民隐得以周知。”[1]在皇帝的鼓励之下，大清王朝一时间出现了“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言路大开”[2]的局面。虽然大多数奏折见解平庸，但也确有有识之士，向他指陈了朝廷用人行政中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揭发了一批贪官，让他对大清政局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
第二件是掀起反腐浪潮。
诛和珅的根本目标是遏制腐败。在广泛听取官员意见的前提下，一批乾隆时代即以廉洁著称的大臣进入了朝廷中枢，而和珅掌权时的大部分高官被撤换。“1799年（嘉庆四年）初尚在其位的十一个身居要职的官吏中，六个被迅速撤换：他们是驻南京的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和云贵总督，以及漕运总督。次年又撤换了河道总督二人。”[3]
借诛和珅的东风，一次反腐**在全国兴起。一大批贪官受到严惩：
湖南布政使郑源璹公开卖官，并且定下官职售价，被定罪斩首；漕运总督富纲在任内索贿，被判绞刑；湖北安襄郧道胡齐崙在镇压白莲教过程中，贪污军需银三万两，被抄家处绞；武昌同知常丹葵，借办匪案为名，任意勒索百姓，被人举报，丢官罢职……
当然，大事中的大事，还是白莲教起义。自从皇帝登基以来，熊熊燃烧的起义烈火一刻不停地灼痛着他。太上皇乾隆调集了十七省的兵力，三年间先后花费军费七千万两，可是起义烈火不但没有被扑灭，反而有越烧越旺之势。他深知，这是关系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事实上，他之所以不惜冒违反“三年无改”之教的风险，雷厉风行地全面扭转父亲的政策，核心目标就是为了除掉白莲教这个大清王朝的心腹大患。求直言、惩腐败，也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的布局。
通过惩办贪污和人事调整，一个更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体系初步建立起来。通过百官的直言进谏，皇帝对军队中长期存在的腐败、权力分散、战略失当、军纪涣散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川楚军营的腐败在此时已经发展到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统兵将领无不滥支军费，纳入私囊。由于军费被大肆侵吞，士兵甚至到了难以存活的程度。赴陕的豫兵，因四十五天不发粮食，集体逃回河南。湖北巡抚长期克扣兵粮，士兵只好靠抢劫百姓为生。
嘉庆皇帝整顿军事，首先从治理贪污开始。亲政不久，他就把阵前最高统帅经略大臣勒保撤职查办。据人举报，这个统兵大员居然在阵前带着戏班子，成天喝酒唱戏。嘉庆怒不可遏，勒保被判死刑，他手下的一批贪污不法的亲信也被从重治罪。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朝廷的战略方针也发生重大转变。在太上皇的指挥下，官兵的作战方法是一味追击，往往陷于被动。皇帝则命令各省推行“坚壁清野”政策，切断起义军的后勤保障来源，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另外，皇帝还对起义军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实行严厉镇压，另一方面只惩首义者，其他人以抚为主。
经过不懈努力，镇压白莲教的军事战争终于出现了重大转机。嘉庆七年（1802年）底，额勒登保、德楞泰与四川总督、陕甘总督、湖广总督等联名，用黄绫表外、里内朱红的折子，六百里加急驰奏：“大功底定，川、陕、楚著名首逆全数肃清。”[4]镇压白莲教的关键战役取得了胜利，嘉庆帝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他的初政，终于取得了重大成果。他做的第一件事当然是拜祭祖陵，向乾隆皇帝汇报这一消息。
回顾历史，正是在平定三藩后，圣祖康熙励精图治，把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江山经营得井井有条，开启了百余年的康乾盛世。那么平定白莲教之后，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呢？消灭白莲教不过是他登基之后的第一个任务，他接下来要做的事还有很多。
[1]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嘉庆）》卷五。
[2]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论》，中华书局，1998，第2907页。
[3]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123页。
[4]《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三五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