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哲学在人类创造自己的生活世界并实现人类的自我发展的各种基本方式中，它的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和独特价值，是同哲学的“形上”本性和“本体”追求密不可分的。哲学的自我前提批判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结为本体论的前提批判。
“本体”和“本体论”，是哲学理论中歧义性最大的范畴。在各种不同的哲学理论框架中，“本体”都有其不同的理论内涵和历史的规定性。但是，从人类的本体论追求的基本指向和基本价值上，我们可以确认哲学本体论的真实意义。
哲学本体论的产生与发展，是同人类独特的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人的存在就是人的生命活动。人的生命活动不是动物式的“生存”活动，而是人所独有的“生活”活动。人的“生活”活动是一种“实践”活动，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9]的活动。这种“实践”活动的全部指向与价值，在于使世界满足人类本身的需要，把世界变成对于人来说是“真善美”相统一的世界。具有历史展开性的实践活动是人类思维的最切近最本质的基础。基于人类实践本性的人类思维，总是渴求在最深刻的层次上或最彻底的意义上把握世界、解释世界和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价值，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10]的思维的“至上性”要求。以实践为基础的思维的“至上性”要求，构成哲学的本体论追求：所谓“本体”，就是判断、解释和评价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所谓“本体论”，就是关于这种根据、标准和尺度的理论；所谓“本体论追求”，就是指向这种根据、标准和尺度的哲学活动。这就是哲学的“形上”本性。
人类思维的“至上”性渴求，不仅是基于人类存在的实践本性，而且是实现人类存在的实践本性。人的实践活动是把“目的”对象化，使“理想”变为“现实”的活动，即一方面是使世界的“现实性”变成“非现实性”，另一方面则是使人的“理想性”变成真正的“现实性”，从而使世界变成按照人的理想所创造的现实。人类的这种变“理想”为“现实”的实践活动是一个无限的历史展开过程，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所蕴含的理想性是一种无限的指向性，因此，基于人类实践的人类思维，总是渴求在最深刻的层次上或最彻底的意义上把握世界、解释世界和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价值。这就是人类思维的哲学追求——对“本体”的追求。
哲学对“本体”的追求，是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是一种理论思维的无穷无尽的指向性，是一种指向无限性的终极关怀。本体论的终极关怀具有三重基本内涵：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寻求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探索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这是人类实践和人类思维作为对象化活动所无法逃避的终极指向性，这种终极指向性促使人类百折不挠地求索世界的奥秘，不断地更新人类的世界图景和思维方式。寻求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这是人类思维在对终极存在的反思性思考中所构成的终极指向性。对终极解释的关怀，就是对思维规律能否与存在规律相统一的关怀，也就是对人类理性的关怀。这种关怀促使人类不断地反思“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引导人类进入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探索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这是人类思维反观人自身的存在所构成的终极指向性。对终极价值的关怀，就是对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怀。这种关怀促使人类不断地反思自己的全部思想与行为，并寻求评价和规范自己的标准和尺度。显而易见，无论是对世界统一性和知识统一性的关怀，还是对意义统一性的关怀，对于作为实践主体和认识主体的人类来说，都不是一个是否“应当”的问题，而只能是一个“如何”关怀的问题。这就是由人的“形上”本性所决定的哲学本体论追求。
哲学对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寻求，它所关注的不是何者为真、何者为善、何者为美，而是把“真”、“善”、“美”作为主词而予以探寻和追究，这集中地体现了哲学本体论的真实意义：为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提供判断、解释和评价真、善、美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哲学意义的“本体”，既不是某种实体性的“终极存在”，又不是某种知识性的“终极解释”，也不是某种主观化的“终极价值”，而是以寻求“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方式，为人类的全部思想和行为追寻“根据”、“标准”和“尺度”。哲学本体论所具有的这种真实意义，使其在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宗教的、伦理的、艺术的、科学的、常识的等）中，在人类创建的全部知识体系（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思维科学等）中，扮演了一种独特的角色，即以其所承诺的“本体”作为最高的或最终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批判地反思人类一切活动和全部知识的各种前提，为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自己时代水平的“安身立命之本”或“最高的支撑点”。在这个意义上，本体论就是哲学世界观。
本体论的三重内涵既不是相互割裂的，也不是相互并列的。如果把本体论的三重内涵割裂开来、并列起来，就会导致三种不同的哲学立场：其一，孤立地把哲学的本体论追求归结为对“终极存在”的寻求，就会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经验化”，以致造成实体论的本体论，即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当作某种“始基”、“基质”或“原子”、“基因”式的“实体”性的存在；其二，孤立地把哲学的本体论追求归结为对“终极解释”的寻求，就会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科学化”，以致造成知识论的本体论，即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当作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和最大的普适性的“普遍理性”或“普遍原理”；其三，孤立地把哲学的本体论追求归结为对“终极价值”的寻求，就会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艺术化”，以致造成诗化的本体论，即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当作某种主观意愿的表达。这三种哲学立场所导致的共同后果，就是在哲学寻求“本体”的根基上造成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的分裂。
“本体”的追求即是矛盾。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它所承诺的“本体”及其对“本体”的理解和解释，都只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而哲学本体论却总是要求最高的权威性和最终的确定性，把自己所承诺的“本体”视为毋庸置疑和不可变易的“绝对”。因此哲学本体论从其产生开始，就蕴含着两个基本矛盾。其一，它指向对人及其思维与世界内在统一的“基本原理”的终极占有和终极解释，力图以这种“基本原理”为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永恒的“最高支撑点”，而人类的历史发展却总是不断地向这种终极解释提出挑战，动摇它所提供的“最高支撑点”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这就是哲学本体论与人类历史发展的矛盾。其二，哲学本体论以自己所承诺的“本体”或“基本原理”作为判断、解释和评价一切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也就是以自身为根据，从而造成自身无法解脱的解释循环。因此，哲学家们总是在相互批判中揭露对方的本体论的内在矛盾，使本体论的解释循环跃迁到高一级层次，这又是哲学本体论的自我矛盾。正是哲学本体论所蕴含的这两个基本矛盾，构成哲学对自身的前提批判。
哲学本体论的内在矛盾表明，“本体”并不是某种永恒的终极真理，而是人类自我意识中的时代精神，即各个时代的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如何对待哲学本体论的内在矛盾，或者说，是否自觉到“本体论”只能是“本体论追求”，使哲学从原则上区分为“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传统哲学”之所以“传统”，就在于全部的传统哲学——无论是唯物主义哲学还是唯心主义哲学——都是力图获得一种绝对的、确定的、终极“本体”。它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绝对的真？什么是至上的善？什么是最高的美？这样，它就把“本体论追求”僵化为凝固的“本体论”，从而把世界分裂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非此即彼、抽象对立、永恒不变的存在。这是一种统治人类几千年的非历史的、超历史的、僵化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它造成了“形而上学的恐怖”和“本质主义的肆虐”。与此相反，“现代哲学”之所以“现代”，就在于现代哲学自觉到了本体论的内在矛盾，自觉到了“本体”的时代性内涵，也就是自觉到了“本体论”的“追求”本性，从而实现了“从两极到中介”和“从层级到顺序”的变革，即从人类的历史发展出发去理解哲学的本体论追求。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后形而上学”，并不是抛弃了哲学的本体论追求，而是自觉地把哲学的本体论变成了本体论追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看待哲学，也就是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哲学，哲学的“本体论”就发生了真正的革命：人类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判断、解释和评价一切事物并规范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本体”观念，既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性，又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因而孕育着新的历史可能性。就其历史的进步性而言，人们在自己的时代所承诺的“本体”，就是该时代的人类所达到的人与世界的统一性的最高理解，即该时代人类全部活动的最高支撑点，因此具有绝对性；就其历史的局限性而言，人们在自己时代所承诺的“本体”，又只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它作为人类全部活动的最高支撑点，正是表现了人类作为历史的存在所无法挣脱的片面性，因而具有相对性；就其历史的可能性而言，人们在自己时代所承诺的“本体”，正是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所建构的阶梯和支撑点，它为人类的继续发展提供现实的可能性。“本体”永远是作为中介而自我扬弃的。它既不是绝对之绝对，也不是绝对之相对，而是相对之绝对。“本体论”只有自觉为“本体论追求”才具有其现代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