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消解”、“治疗”、“改造”传统哲学为出发点，立足于人的文化世界，集中地进行哲学前提的自我批判，用各异其是的概念框架、解释原则和方法论而拓展迥然有别的哲学道路，这是现代西方哲学各种流派的共同特征。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实证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科学哲学、分析哲学、符号哲学、文化哲学、解释理论、批判理论、意义理论、解构理论，真可以说是流派纷呈，各领**，相互批判，此消彼长。它们分别聚焦于人类文化的某个方面、环节或特征，并由此出发构成各自的哲学“统一性原理”；又以其他流派的“统一性原理”为对象，批判地揭示这些“统一性原理”的内在矛盾，不断地形成对哲学的新的理解与解释。正因如此，所谓“元哲学”问题在现代哲学中凸显出来了。
对哲学前提的文化批判，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主要表现为四种路数：其一是站在实证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的立场上，试图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科学的逻辑”，这就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前提批判；其二是试图通过语言分析来实现哲学的自我“治疗”，迫使哲学放弃自认为比科学本身认识得更多更好的“虚妄”主张，把哲学变成纯粹的语言分析，这就是语言分析哲学的哲学前提批判；其三是把语言视为人类的存在方式，通过语言的解释来诠释人文世界的“意义”，这就是哲学解释学乃至广义的文化—意义哲学的哲学前提批判；其四是以本质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对立为前提，集中地考察人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这就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哲学前提批判。
（一）把哲学变为“科学的逻辑”
“拒斥形而上学”，是19世纪30年代以来的实证主义，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旗帜和出发点。H.赖欣巴哈以《科学哲学的兴起》为题，系统地阐述了逻辑实证主义对传统哲学的前提批判。
赖欣巴哈认为，传统哲学的本质在于，它用想象和朴素类比法的“假解释”来满足人类要求普遍性解释的冲动，用逻辑与诗、理性的解释与形象的比喻、普遍性与类似性搅混在一起的模糊语言来充当对世界的科学解释。[22]
由对传统哲学的前提批判，赖欣巴哈提出新哲学（科学哲学）是作为科学研究的“副产品”而发生的，它的任务是对科学研究的结果进行“逻辑分析”，而不是“发现规律”。[23]
对于这种要求，鲁道夫·卡尔纳普做出了具体分析。他以区分“有意义的真问题”和“无意义的假问题”、“语言的表述职能”和“语言的表达职能”为基本前提，分别地批判了传统哲学的三个基本学科——形而上学、认识论和逻辑学。
他提出，语言的“表述”职能构成关于经验事实的命题，这类命题可以凭经验判定其真伪，因而是“有意义的”真问题；语言的“表达”职能所构成的则不是关于经验事实的命题，而是表达个人的内心世界，因而是“无意义的”假问题。据此，他批判传统哲学的三个学科：（1）作为“表达”的形而上学只是“给予知识的幻象而实际上并不给予任何知识”，属于用朴素类比法和图解语言构成的假问题，因此必须“拒斥形而上学”；（2）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实际上是对认识的心理现象和心理过程的描述，而不是对“意义”的认识论分析，因此应当把它作为心理学而归入诸如物理学、生物学一类的经验科学；（3）把形而上学作为假问题而拒斥于科学哲学之外，又把认识论作为心理学而归于经验科学，哲学所剩下来的就是逻辑学。但是，卡尔纳普强调地告诫人们：科学哲学的逻辑分析并不是传统的逻辑学。他指出，作为“科学的逻辑”，科学哲学只是“对科学概念、命题、证明、理论作逻辑分析”[24]。
在卡尔纳普看来，由于科学哲学是对科学命题进行逻辑分析，因而它是哲学而不是科学；又由于科学哲学所分析的是科学命题，因而它是科学的哲学而不是形而上学。卡尔纳普说：“我将把所有那样的一些命题都叫做形而上学的，即这些命题宣称表述了某种在全部经验之上或之外的东西的知识，例如，表述了事物真实本质的知识，表述了自在之物、绝对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知识”；“这些命题都不是可证实的”，“也就使这些命题失去了任何意义”。[25]作为对卡尔纳普思想的某种诠释，艾耶尔提出，哲学面临的任务是“澄清当代科学的概念”，“如果一个哲学家要对人类知识的增长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他就必须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个科学家”。[26]
逻辑实证主义对传统哲学的前提批判，是深刻的，又是浅薄的。
它的深刻之处首先在于，它确实击中了传统哲学的根本性前提——企图超越实证科学而对世界的普遍本质做出彻底说明的幻想，由此便显露了传统哲学的宏伟目标与实证科学的历史成果、人类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矛盾。
它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它把对传统哲学的前提批判诉诸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以尖锐的形式提出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有意义的问题与无意义的问题、理论名词与观察名词、全称命题与单称命题、直接证实与间接证实、对象句子与形式句子、语言的表述职能与表达职能、元语言与对象语言、实质的话语方式与形式的话语方式等矛盾关系。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原有形态上，这些矛盾关系是以简单对立的形式出现的，但它为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反思理论思维的前提，提供了更为具体化的批判对象。
它的浅薄之处首先在于，它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同时，却把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供到哲学祭台的中央，把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作为审度哲学以及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据和标准。由此便提出一个问题，作为前提的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可以是非批判的吗？这种预设前提得到过严肃的批判吗？
它的浅薄之处还在于，它把自然科学作为人类存在的最高支撑点，隐含着一种深刻的危险性——割裂了科学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历史连续性和逻辑统一性，抛弃了哲学对科学的批判反思。
由此又引发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前提批判。卡尔·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托马斯·库恩、伊姆雷·拉卡托斯和保尔·费耶阿本德的历史主义，以及拉里·劳丹和敦德莱·夏佩尔的新历史主义，在不同的程度上揭示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内在矛盾，促使人们辩证地思考逻辑实证主义所提出的问题。
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理论思考中，“观察渗透理论”是引人注目和发人深省的。“观察不是中性的”、“观察是受理论污染的”、“观察负载理论”、“科学不是始于观察，而是始于问题”，这些命题表达了一种共同的认识：不能把理论和观察截然分割开来和完全对立起来。它促使哲学从认识主体的思维方式、概念框架、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等在观察中的复杂作用去反思思维与存在的统一。
（二）把哲学变为自我“治疗”
被称作“分析运动”的语言分析哲学，与始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是部分地交织在一起的。这主要表现在，它们都把传统哲学的“狂妄”和“虚妄”归之为对语言的各种形式的歪曲和误用，都认为哲学的使命不是扩大关于事实的知识领域，而是增加对事实以及关于事实的知识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它们都是把哲学的前提批判视为通过语言分析而达到的哲学自我“治疗”。
语言分析哲学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区别则在于：“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人类合理认识和论述的准则。它承认还有其他论述形式，但是科学是衡量其他论述是否有意义的标准。在实证主义看来，哲学是科学的哲学，而语言分析、语言学哲学，则自我意识地认识到人类论述还有许多不同的形式，许多除了科学含义以外的别的含义；哲学的任务是去发现各式各样的这类形式，也包括科学的形式是怎样起作用的，而不是用科学准则衡度每件事，然后宣布其他形式无意义。”[27]
在语言分析哲学家看来，传统哲学的根本弊病是企图“穿过语言”而达到对自在之物或绝对者的认识。这种根本性的错误导致思维上的各种严重错误。因此，语言分析哲学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分析人的思想、分析人们理解和接受这个世界或互相交流的概念的最好办法，就是研究它们的实际应用”[28]。这样，语言分析哲学就改换了哲学的研究主题以及研究这些主题的方式，把“哲学的技术问题”即对语言的分析提升为哲学的中心问题。
在语言分析哲学看来，哲学的任务是阐明人类通过其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科学、艺术、宗教、伦理等）而形成的概念系统和命题系统，而哲学的这种“阐明”活动是根据概念知识借以表达的语言去阐明这些系统，因此语言的阐明就成为哲学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任务。
语言分析哲学所提出的这个任务，把理论思维前提批判推向了一个更深刻的层次。它赋予这种批判以确定的对象系统，赋予这种语言层面的批判以专门化的技巧和一套明晰化的“话语方式”，使各种形式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原理”的实质性内容得以凸显出来。语言分析哲学考察语言与现实关系的指称理论，考察语言交流及其与一般文化关系的语言行为模式理论，考察语言结构与思维运演关系的自然语言分析理论等，都把语言作为中介性的存在而消解了思想与现实的抽象对立。
但是，语言分析对哲学来说不仅是富有“魅力”的，也是存在重大缺陷的。它过分地注重于“技巧”，而低估了理论的重要性，尤其是低估了哲学理论自身的重要性。它在实质上是把语言当作进行逻辑分析的工具，过分地强调了语言的逻辑性。结果，它就不是把语言升华到哲学的高度，而是相反地把哲学降格到逻辑性语言的层面。这样，作为最典型的人文符号——语言——所具有的本体性和人文性，便无法得到应有的理解和解释。赖尔说：“一个能手的手法再精致复杂也不会使他成为一个大师。不过，精致复杂的要求对于进步尽管是不充分的，却是必要的。”[29]这种看法是中肯的。
（三）把哲学变为人的自我“理解”
人类运用语言来理解世界和表达对世界的理解，反过来看，语言又是对人的理解方式和理解程度的表达。因此，对于语言的分析，就不仅仅是分析人所理解的世界，而且首先是分析人对世界的理解。这后一种分析，就是对理解的理解。它的提问方式是：理解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哲学解释学。
哲学解释学的这种提法，表达了一种康德式的要求。康德要求在考察人对世界的认识之前，必须首先考察人自己的认识能力；没有对人的认识能力的明确认识，关于人类认识世界的理论就只能是不同形式的“独断论”。哲学解释学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在谈论人如何理解世界和人如何理解自己之前，必须首先考察理解本身和理解的可能性条件。
理解的可能性条件首先是人的理解能力。那么，什么是人的理解能力？解释学认为，这就是历史给予人的延续历史的能力。这种能力首先表现为主体处在由历史而来的“前理解”的存在中，也就是处在历史的文化积淀之中。这种“前理解”或历史的文化积淀构成理解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因此，理解的可能性在于人的历史性。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0]我认为，在马克思所说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中，既包括物质条件和一般文化条件，也包括解释学所说的“前理解”的条件。“前理解”即是理解的前提。
哲学解释学要求自己回答的是理解的可能性条件，而不是康德所要求回答的认识的可能性条件。所以，解释学不满足于康德所提供的“先验统觉能力”和“先验范畴”，而诉诸储存历史文化的“水库”（伽达默尔的比喻），即语言。
语言保存着历史的文化积淀，历史的文化积淀由语言去占有个人。使用语言，就是理解历史文化，理解历史和理解人自身过程的发生。语言的历史变化，规定着人的“前理解”，因而也就体现着人的历史性变化和规范着人的历史性发展。人从属于历史，也就是从属于语言；人只有从属于语言，才能实现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
由此，哲学解释学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看法：人创造了语言，但人却从属于语言；人创造的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人自己的存在方式。[31]从这种角度看，就不是人在使用语言，而是语言构成人的存在。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寓所”，伽达默尔所说的“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等等，都是对这种观点的不同形式的表达。
通过语言而实现的人的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构成人类存在的“意义世界”。卡西尔曾说过，语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并不是它的物理特性而是它的逻辑特性。从物理上讲，语词可以被说成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从逻辑上讲，它被提到了更高的甚至最高的地位”。“逻各斯成为宇宙的原则，并且也成了人类知识的首要原则”；“在这个人类世界中，言语的能力占据了中心的地位。因此，要理解宇宙的‘意义’，我们就必须理解言语的意义”。[32]
哲学解释学则进一步提出，由语言构成的历史与现实之间、“历史视野”与“个人视野”之间，时时存在一种“张力”，人既在历史中接受、又在历史中更新理解的方式。历史文化对个人的占有与个人主体意识活动的统一，既构成理解方式的更新即历史的发展，也构成历史发展中的“合法的偏见”。这样，哲学解释学就在自己的理论框架中，赋予“理解”自己发展的一种内在的动力——语言是历史文化的内在否定性。似乎可以说，哲学解释学是把它所弘扬的“语言”进行历史的、辩证的理解，而不是把“语言”和“理解”当作某种凝固、僵化的存在。它凸显了理论思维前提反思中的文化层面的历史感。
（四）把哲学变为反省人的“存在”
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或者说，人是怎样“存在”的？这是被称之为“存在主义者”的哲学家们最为关切的问题。
当我们称自己为“人”时，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具有“人”的本质。从古希腊哲学开始，哲学家们一直在追究：人的“本质”是什么？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这种追问方式表明，所有这样的哲学都是“本质主义哲学”。与此相反，他们所建立的是“存在主义哲学”。
这样，关于人的问题就变成：对人来说，“本质”和“存在”是何种关系？存在主义的回答是：人的存在先于本质。
在存在主义看来，“本质主义哲学”可以一直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因为在柏拉图看来，无论人“存在”怎样的善或美，都不是善或美“本身”，而只是分有作为原型的善与美的“理念”。哲学不是研究善或美的“存在”，而是追究善或美的“理念”。这种思考方式既表现为中世纪的“上帝本体论”，又表现为整个近代哲学的“理性本体论”（特别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也表现为科学主义的“科学至上论”以及“现象学的还原”。因此，除存在主义之外的一切哲学都是“本质主义”哲学。
存在主义认为，人的存在具有独特性。比如，一粒种子，有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等条件，种子内部所包含的因素便预先地决定它将会成为哪一种植物。因此，种子的“本质”是先于它的“存在”的。人则不然。人的存在即是人的行动，而人的行动即是超越自己先前之所是，而超越自己先前之所是也就是重新塑造自我，而重新塑造自我也就是不断地赋予自己以本质。因此，人的“存在”先于他的“本质”。
存在作为行动是某种选择，而选择即是采取某一种确定的态度而拒绝另外一种（或数种）态度，而采取一种态度又拒绝其他态度就是自由。因此，人的“本质”即是“自由”。自由对人来说是无法逃避的，人要自己承担选择的责任。这样，存在主义就凸显了人的“存在”所蕴含的行动与选择、选择与自由、自由与责任、责任与自律等人所具有的独特矛盾。
人所具有的独特矛盾投射到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就表现为自为的存在（人）与自在的存在（物）、自为的存在（自我）与自为的存在（他人）、自我的所是与自我的超越等矛盾。
人自身及其与世界的独特矛盾，表明思维和存在在其现实性上并不是先验的、预定的、确定的统一，而是否定性的、选择性的、过程性的统一。存在主义所蕴含的启发意义，在于它突出地强调了人的“存在”的特殊性，要求哲学从这种特殊性的“存在”的内在矛盾去反思理论思维的前提。
但是，由于“存在主义者把整个理念世界作为无用的精神建筑而加以抛弃，结果他们却碰到这样一个令人痛苦的矛盾：他们必须在一无选择的原则，二无任何他们可以用以衡量他们是否选择得好的标准的情况下进行选择”。保罗·富尔基埃说，“这就是存在主义者的焦虑”[33]。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存在主义离开人的历史“前提”去讲人的“存在”，片面地强调人的特殊性，更是需要严肃批判的哲学前提。
从根本上说，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把哲学变为“科学的逻辑”，语言分析哲学把哲学变为“哲学自我治疗”，还是哲学解释学把哲学变为“人的自我理解”，存在主义把哲学变为“反省人的存在”，都是把人类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中的某个环节（部分、方面）加以片面夸大的结果，因而表现为现代的唯心主义倾向。但是，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哲学前提的文化批判，以及在这种文化批判中所揭示出的、较之传统哲学更为深切的理论思维前提的内在矛盾，却在文化层面上拓展了辩证法理论的研究视野，并较之传统哲学深化了辩证法理论的批判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