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许老师，您好！您从山东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耕耘讲坛8年之后又师从徐苹芳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从事城市考古的研究，直至现在任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二里头考古队队长，您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能否回顾一下您的研究历程，尤其是研究三代都邑文明的心路历程？
许宏：我个人的研究领域基本上可以用“中国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探索”来概括。主要的着眼点是文明化、城市化、国家化和社会复杂化，其中“三代都邑文明”是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1984年我本科毕业留校时，研究方向就定在先秦。先是当辅导员，做学生管理工作，现在想来那也是一段难得的历练；同时给讲新石器考古的老师当助教，准备幻灯片、辅导学生。当助教时又在职攻读了硕士学位，学位论文做的是山东地区的商代文化；攻读学位时又参加了国家文物局举办的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1989年硕士毕业，同年领队培训班结业，第二年拿到了个人考古领队资格，提上了讲师。这期间多次带学生实习，发掘的是出有陶文的丁公城址，此遗存属于新石器到商周这一段。后来因教学需要，给学生上过“战国秦汉考古”课。从专业领域上看都属于中国考古学的前段。这就是我在山东大学任教8年的经历，回想起来趁年轻还是干了不少事儿，挺充实的。从新石器到东汉考古的学习、发掘、教学和研究，初步奠定了日后业务发展的基础。
1992年我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博士，师从徐苹芳教授，专业方向是城市考古。徐先生主要研究的是历史时期考古，从秦汉一直到明清。但是徐先生是一位贯通的学者，他任所长的时候组织召开了两次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讨会，就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明形成的研究。我和徐先生商量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先生说既然你的学术背景是前段，那么你就做先秦城市考古吧，研究下限就定在战国——写中国的前帝国时代。这样我的学术积累就全用上了。论文涉及范围从社会初步复杂化的仰韶时代后期开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课题研究的上限定在公元前3500年），一直到战国，上下3000年，纵横几千里，要把中国城市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这么大一个主题梳理清楚。4年之内终于完成了论文，这使我对中国城市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宏观进程有了初步的把握，也就奠定了我的学术基础，让我对早期中国有了一种“通”的感觉。
▍ 1984年在学校迎新晚会上表演快板书
1996年我博士毕业后留社科院考古所工作，所里把我安排在夏商周考古研究室，搞的还是早期中国。我个人本想避开精兵强将成堆的夏商考古，专攻东周考古，这一段在中国历史上太重要了，而所里基本上没人做。领导从学科布局上考虑也认可了我的想法，于是我接下了同仁们视为畏途的《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的“周代墓葬”部分，准备在这个领域大干一场。东周城市是我博士论文中的重头戏，如果把墓葬再熟悉起来，这一块基本上就可以驾驭了。
当然最终还是要服从工作安排。那时正值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阶段，王巍所长（时任室主任）带队大规模发掘偃师商城宫殿区，我也受命作为“机动部队”的一员临时借调参与会战。没想到一干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总共5个季度。白天发掘，晚上和业余时间做东周墓葬的卡片。凭借以往的工作基础，我一个人负责1000多平方米的发掘，带几十个民工，手下只有1个技师，田野图都是自己画的。到最后一个季度，王巍先生升任副所长，于是责成我作为执行领队，完成了最后的发掘任务。两年半下来，我手写的发掘记录达数万字。正由于这段经历，我与夏商考古、与河南偃师结下了不解之缘。
▍ 1997年在偃师商城发掘现场，左起王巍、许宏、杜金鹏
1999年，我被任命为二里头考古队队长。从三代考古的尾端东周，跳到了三代考古的开端——二里头文化，这倒真的和在大学当教师、做博士论文一样，让我从二里头一直到战国有了一种“通”的感觉，而不是限于三代中的哪一段。
对于接手二里头，我知道自己最大的不足是对于二里头文化和大家习称的“夏文化”没有研究，几乎是一张白纸。但同时这可能又是有利的，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正因为没有研究，没有参与关于夏文化和夏商分界问题的讨论，没有观点也就谈不上偏见，所以我是带着学习的态度和问题意识来的，边思考边做，边做边思考。
在关于二里头的族属和王朝分界的问题上没有观点，本身就是一种观点。我的想法是，作为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主持人，学界最需要我做的，不是积极地参与论战，成一家之说引领**，而是尽快地向学界和社会提供更翔实、更系统的考古学基础信息。我是学城市考古的，研究的是聚落形态，而学界争议了数十年的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形态并不清楚。我当然要从这一问题入手来做二里头了。于是二里头有了准确的现存范围和面积，有了城市主干道网的发现、宫城的发现、带有中轴线的宫殿建筑群的发现、围垣作坊区的发现、绿松石器作坊的发现、车辙的发现，等等。就二里头都邑的王朝归属来说，这些收获并没有直接解决什么问题，而是提出了更多新的、可以引发学界思考的问题。这些发现，正是可以显现考古学强项的地方。暂时不知道它是姓夏还是姓商，并不影响我们对二里头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和分量的把握。
总体来说，我的研究领域可以分成这么几大块：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早期城市研究，文明、礼制与国家的形成，以及相关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一个学者的研究要有点有面，既深且博。作为一个出身于田野考古的学者，田野是立身之本，我个人的这一个“点”就是二里头，从这里钻进去，力争吃透，进而“感知早期中国”；“面”则是与其相关的城市、文明、礼制、国家，衍生出的副产品就是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坦率地讲，我几乎没有系统地读过纯理论的书，这些思考都是出自田野的实践，一边发掘，一边思考。我不甘沦为发掘匠，不敢成为思想家，起码要做个思考者吧。
▍ 遗址宫殿区大路上的车辙
看你们的采访提纲上总希望对青年学者提些建议，或问及要加强哪方面的训练，我觉得上面这些偶然和必然相混杂的人生经历及切身体会，可能已经给出了些许答案，不敢好为人师，就不单独谈了吧。
我知道自己天分并不高，于是崇尚的人生信条是：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
记者：作为二里头考古队队长，您和您的队友们一起发掘着“最早的中国”，二里头已经有了这么多重要的发现。这些发现，比如宫城，您曾说是“想”出来的，通过二里头以及其他遗址这么多年的发掘，您对考古发掘有什么体会？
许宏：前面说到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先秦城市考古，日后接手二里头遗址，就得到了一个深入探究的平台，就可以较有把握地解剖麻雀了。我在工作中，是把二里头放在整个中国早期国家和城市文明发展史的框架中来探究的。中国最早的宫城的发现、最早的城市干道网的发现等，都得益于若干学术理念与构想，而这些理念与构想，都源于在徐先生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时的思考与收获。
统观中国早期城市的考古学资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具有权力中心功能的中国早期城市，其外围城垣的有无在东周时期以前尚未形成定制，除二里头外，晚商都城安阳殷墟、西周都城丰镐遗址等都没有发现城墙。但作为统治中枢、王室禁地的宫殿区却不应是开放的，一般都带有防御设施，形成封闭的空间。在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中，我们也相信其宫殿区外围应该有防御设施。正是在这样的信念和工作思路下，通过对已掌握的遗迹线索的综合分析和勘查发掘，我们最终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
著名的二里头1号、2号基址，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掘的两座大型宫殿基址。通过分析，我们认为位于宫殿区东部的2号宫殿一带最有可能搞清防御设施的有无。勘探结果表明，2号宫殿东墙外侧紧邻大路，大路以外只见有中小型建筑基址，因此可以肯定2号东墙及其外的大路即是宫殿区的东部边界。而二者之间已不可能有墙、壕之类防御设施存在。鉴于此，当时我做出了这样的推测：如果宫殿区围以垣墙，那么早已发现的2号宫殿基址的东墙有可能就是宫城城墙。
▍ 2003年春，二里头宫殿区发掘现场
▍ 二里头1号、2号宫殿及其在宫城中的位置（冈村秀典《中国文明：农业与礼制的考古学》，2020年）
在二里头遗址这样持续兴盛数百年且遭后世严重破坏的大聚落上，用洛阳铲进行的钻孔勘探仅能提供些微线索，而无法摸清地下遗存的详细情况。对上述推断最简单的验证方法是，先揭开2号基址东北角，看看2米宽的宫殿东墙夯土是否继续向北延伸。
2003年春季，正当“非典”肆虐全国之际，发掘工作按这一思路开始实施。当在新揭露的探方中，与2号宫殿东墙完全一致的条状夯土果真像上述推想的那样向北笔直地延伸时，你可以想见一个考古工作者的暗喜。为什么只能暗喜呢？因为这还不能排除它是2号基址以北又一处院落的围墙。那就要看它在2号宫殿东南角以外是否也向南延伸。于是，我又安排揭开2号基址东南角及其以南区域，当得知同样是2米宽的夯土墙继续向南延伸的时候，欣喜之情才溢于言表。于是我们又向北、向南一路追探，并开探沟解剖加以确认。这样，到了春夏之交，这道夯土墙可确认的长度已近300米，可以肯定属宫城城垣无疑。
▍ 2003年5月，在“非典”特殊时期发现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每个队员的心情既兴奋又复杂
伴随突发事件而来的复杂心情感受与面临突破性发现的兴奋心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2003年春我和我的队友们的心路历程。我们甚至要感谢“非典”，当时中国农村的“严防死守”让我们减掉了许多惯常的应酬，可以更专心于扩大我们的战果。此后，我们又乘胜追击，一举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宫城东北角。至此，这座中国最早的宫城被揭露了出来。
机遇属于有准备者。二里头宫城不是我们幸运地碰上的，而是通过学术设计“想”出来并且验证到的。
记者：许老师，读您的博客现在是我每天的功课。除了读您的文章，还有就是通过您的博客了解您。您的博客对专业人士和大众来说，可以说是雅俗共赏，为大众了解考古提供了一种途径，您开博客的初衷是什么？博客开通这么久，很受大家的喜爱，对此您有什么感触？
许宏：开博客源于一次访谈的触动。
我们研究生院的一帮校友，2008年在母校建院30周年时想做点事，决定为母校编本书，就想到了“三十年三十人”这样一个题目。于是在研究生院的毕业生中，各行各业之间找30个人做访谈，考古这行就找到了我。这本书的编辑有研究各个专业的，访谈之后，他们看到了考古人的思考，感觉很兴奋，说大家的思考是共通的。作为“封闭”了太久的考古人，其学术思考能为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所认可，并产生共鸣，这让我从外界评价的角度，意识到我们这个学科潜在的意义和价值。原来讨论的内容一旦上升到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升到思想的层面，上升到人和社会的层面，每个学科都是相通的。我觉得考古人这样的思考，应该让更多人了解，与他们分享。
开博客之初，只是想把已经发表的文字贴上去，算作多年研究成果的电子本，让大家找起来、用起来方便。时间渐长，有网友跟帖提问题，有些问题很具有启发性，我也就开始试作回答。圈内朋友的问题还比较容易回答，比如回答什么是水桶这样的问题，但是回答什么是水，就很难了，就涉及学科的本源问题了，你必须用准确的学术术语来回答，这也是激发自己思考的过程。如果是一篇论文，我可能翻来覆去不肯下笔，但这个问题就一句话、一个概念，你为“小朋友”们讲明白，还是很有成就感的，也富于挑战性。
我觉得博客还有一个好处是，弥补了我现在没有做大学教师的遗憾，因为我乐于和年轻人交流。尽管我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教授，但是我们的学生不多，和学生交流的机会也少。而在博客上主要是和年轻人交流，博客上的交流已经超越了师生关系。因为是师生，他们见了面会很谦恭地喊我“老师”，我若说点什么想法，他们就会随声附和“是是是”。我就怕这样，这未必是他们真实的观点。而在博客上他们完全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甚至批评我，反正是隐身的。这是朋友间的交流，这种感觉我特别珍惜。我觉得最大的快慰就是年轻人把我当朋友。坦率地讲，当目前学界主流意见与他们的看法相左时，我更看重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我们学科和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我也以我的观点能得到他们的认可为荣。
有位朋友说我博客的主题是“学术与人生，历史与思考”，我觉得比较恰切，这也是我个人的定位。作为一个中年学者，以前认为学术是学术、人生是人生，为了学术无暇他顾，现在有一种学术和人生融为一体的感觉。其实学问、工作、家庭、亲情这些东西都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做学问则重在享受这个过程，而不是要一门心思地达到一个什么顶点。我现在有这样一种通达的感觉。
记者：我们熟悉夏商周考古的学子都能感受到您对二里头的热爱，近期您和刘国祥研究员合作主持的“走进二里头，感知早期中国”公众考古活动反响很好。活动设有专业学术论坛和公众论坛等，活动设计既具有专业性，又贴近公众。首都博物馆刚结束的《早期中国》展获得了多方的赞誉，听说您在策划中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目前考古正在走出象牙塔，向大众普及，体现公众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您认为专业学者应该有什么样的意识或责任？
许宏：我们的学科积淀到了这种程度，个人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也到了这样一个年龄段，可以说越来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被激发了出来，我觉得作为学者，我们应当而且能够回馈社会了。
▍ 2009年在“走进二里头，感知早期中国”活动中，为来宾讲解
中国现代考古学在诞生伊始，本来就是应大众尤其是知识阶层的需求而出现的。它要解答的，都是国人乃至国际学界想要了解的一些大的本源问题，譬如中国人是怎么来的，作为全球文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质是什么，等等。近百年来，考古学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了解决这些大问题，必须从田野实践的精微处做起。整个学界花费了几代人的精力，建构起了对中国史前文化至早期文明的框架性认识。经过几十年来学术成果的不断累积，学科不断成熟，考古学已开始尝试解答一些大众关心的问题，考古学的成果已开始贡献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法则。
历史学家吴晗认为，把历史变成人人都能享受并从中得到鼓舞的东西，史家才算尽了责任。这种提法似乎偏于“致用”的考虑，但细想起来，任何对历史的阐述都包含了当代社会的需求。从接受访谈谈考古人的思考，到写作出版面向公众的《最早的中国》一书，到组织公众考古活动、参与大型展览的策划，贯穿其中的都是这种被唤起的社会责任感。我愿意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行，用自己的所学、所思、所获回报社会。
2009年11月16日，采访人孙丹
本文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