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老师特别可爱，在我们确定了聊这一期之后，他说准备整理一些资料给我。我以为是什么严肃的资料，结果有一天他在去机场的路上给我发了很长的信息过来说：不整理了，全盘托出。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他提到自己关于三分钱冰棍的记忆，所以现在仍然最爱“大红果”；还有当年生病才有的待遇，那就是桃罐头。他喜欢吃麻辣烫、吃生鱼片，喜欢咂巴“零部件”，被家人说太不像个学者了……
大多数人看到的是他学者的一面，但另一方面，许老师称得上是考古工地上的美食家，对食物、对健康食物也有自己特别的理解。
当然我也很好奇，比如作为二里头考古队原队长，除了管考古，伙食这块他要不要管？考古工地的伙食是怎样的？在和国际同行的接触中，除了工作汇报和演讲分享，吃吃喝喝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有哪些故事？
看理想电台：许宏老师是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三任队长。除了工作也得吃吃喝喝，这些伙食的事你管不管？
许宏：这是考古队队长的一个最重要的职责，吃喝拉撒都得管。考古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以吃饭还真是一个不小的事。我刚接手二里头考古队的时候，雇了个做饭的大师傅，就是村里人，可能也没有系统学过烹饪。刚开始有一段时间就没搞利索，没理顺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师傅被聘来后，跟队里的技师是一样的，由考古队发工钱。平时技师回家吃饭，而这个大师傅在队里伙上吃。当时工资非常低，农村还是比较穷的，你不能让他再交伙食费，否则他就赚不到什么钱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伙食标准高了，就意味着大师傅赚得多了，这样会引起不平衡，其他技师说，他在这儿是白吃的，白吃之外还拿那些钱，就等于比我们拿得多。所以，我这个当队长的就只有降低伙食标准了，以平息其他技师心理上的不适。这样非常窝囊地吃了两三年，非常简单的伙食，虽然在考古队我们是自己掏钱，但还不能吃好的，因为我要吃好的，大师傅就得跟我吃好的，其他技师不干啊！
▍ 二里头考古队驻地小院，2021年4月摄
我参加过的偃师商城队也有这个问题。那些技师是外村的，跟着我们这些所谓干部一起吃，我们当然希望吃好点，保证营养，保持体力，但人家是拖家带口的，需要挣钱养家，他们就想吃简单点，只要吃饱了就行，否则过高的伙食费是承受不了的。这同样面临着一种窘境。到最后大家就商量，有没有可能分桌吃，同样的菜之外我们加钱加菜，他们很体谅，说应该的，你们掏钱多就理应吃好的。于是就分桌了。其实我们哪个考古队都希望营造出一种家庭的氛围，但这么做有点“小灶”的感觉，还是没有理顺。
看理想电台：感觉哪里怪怪的。
许宏：对，大家应该有一种平等的感觉。考古队队长要解决好一个吃的问题，不然会影响整个群体的关系，甚至干劲。你说它是小事吗？
看理想电台：吃喝也是大事，虽然你们干部确实掏了15块钱吃更好的，人家掏10块吃差点儿，但是您的心里肯定也不踏实。
许宏：是呀。当年我们偃师商城队人多，吃的是份饭份菜。我们这些30多岁的小伙子，一勺菜真的吃不饱，到了晚上就跑出去，到县城边上找一地儿，大家轮流请客，再垫巴垫巴。但是又觉得窝囊，自己有食堂却没法满足我们的需求。——这都挺有意思的。
看理想电台：后来怎么解决的？
许宏：这些问题现在都很好地解决了。我们二里头队的伙食，被一些曾在二里头工作过的学者、学生交口称赞。这些年随着整个国家经济生活水平的提升，我们的工资待遇也提升了，大家都意识到一定得吃好，活儿才能干好。以前我们的前辈像夏鼐先生提倡艰苦奋斗、艰苦朴素，但是我们总不能让那些年轻学生只感受到考古的苦，而没有感受到其中的甜，到最后把人都吓跑了。所以这吃是第一位的，让大家先吃好喝好，才能心情愉快地投入工作。
看理想电台：您说的那个年代，是您刚当考古队队长的时候，还是说甚至更早像郑光先生（二里头第二任队长）那个年代的情况？
许宏：我刚去二里头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末，我当队长。我记得非常清楚，技师一天的工资是11块钱，之前是从1块多钱开始涨的，从80年代一点一点地涨到了11块钱。现在的年轻人都无法想象。那点工资他们是非常在意的，恨不得一分钱掰开了花。
至于我们的前辈，曾听村民讲过他们的逸事。刚开始听了以为是嘲笑呢，村民说真不是嘲笑，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考古队里那些老先生去赶集，每人买回了鸡蛋，因为每个鸡蛋的大小不一样，我的鸡蛋如果个儿大，那你可不能把我这个吃了，所以每个人都弄个小网兜，网兜上写着姓名，分得非常清。这些事被引为笑谈，你就可以理解了，当时从“瓜菜代”一直到后来食物紧缺的年代，一个鸡蛋的大小，大家还是很在意的。有前辈在回忆录里写到60年代的时候，他们经常把生产队不要的白菜帮子洗一洗，煮煮吃了；去考古调查的时候，没有水喝，有时候井里的水都发绿了，他们也得喝。
▍ 二里头考古队第一任队长赵芝荃先生（左）、第二任队长郑光先生
要说穷困年代的记忆，说起我自己的爱好，就是喜欢吃肥肉，我们考古队的几个男士都喜欢吃肥肉，有女生不吃肥肉，我们还抢：“给我，给我！”穷困时代，只有肥肉才解馋。即使到现在，我还是接受那种三层的五花肉，纯瘦肉在我的味觉记忆里是不占这个位置的。不过，随着生活水平逐渐好转，而且年龄也大了，开始注意养生了。
看理想电台：过去很多吃东西的习惯都是因为穷而养成的，都是因为苦闹的。我们现在也吃肥肉，因为它有油水，特别香。瘦肉太柴了。
许宏：你说得对。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去郊游，带东西在路上吃，带的就是红烧肉罐头。罐头上面那一层油冷却之后是凝固的，也喜欢吃，现在的年轻朋友恐怕接受不了。我们那个时候米饭拌猪油，再加一点儿酱油，如今大家回忆起来都是香的那种感觉。现在你再吃，就根本找不到那种感觉了。
看理想电台：如果现在那么吃的话，酱油得是日式的，可以直接拌饭的那种。
许宏：一说起来就有意思。那年因为三峡水利工程，考古队到三峡展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重庆那一带是峡江地区，生活还是很苦的。考古队走到哪儿都是找当地妇女给做饭。一位老先生曾给我讲，他被请去视察、指导工作，打饭时，对于一般队员，大师傅给你一勺猪油，一看老先生来了，两勺猪油！老先生平时注重养生，但是又实在不好意思不吃……
看理想电台：其实人家是表达一种尊重、尊敬，但老先生的身体有点顶不住啊……您当初大学毕业甚至还没毕业，就跟着前辈学者们往考古现场跑了吧？
许宏：当然，当然。关于那时候吃的，具体讲几样的话，现在想起来还真是印象深刻。比如说在大野地里跑了大半天，饥肠辘辘的，那时候我们还是小伙子，跟老师到一个村里，找了一家生产队的房东，说好一大锅面条给多少钱，这一下就给我们吃撑了，那时候觉得面条真好吃。与此相关的食品卫生门槛肯定是比较低的，我们到农村，吃苍蝇馆子都是常态，到考古调查的时候，逮哪个村吃哪个村，比如说大热的天，熟食容易坏，但若有猪头肉啥的，那不吃不足以“平民愤”啊！有些从国外来的老师，比较讲究，不肯进这样的馆子，买火腿肠，泡方便面，坐在田埂上吃，好像觉得比我们干净多了，但是你那营养可比我们的差远了。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你才是一个合格的、称职的考古队长。
看理想电台：刚开始的时候，您是不是也要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您一开始就很自然地融入了吗？
许宏：很自然就融入了。就像现在总聊公众考古，有网友说许老师是肯放下身段的少数学者之一。我说关键是没有身段，因为父母都是工人，我从小比较朴实，天生就是考古坯，适合做考古吧。反正到农村别人一看，许博士比较实在，喝起酒来不装假，够意思，嗯，这事好办！——事儿就办成了。
看理想电台：我看您之前的书里，包括考古界一些前辈学者的书里，有好多回忆过去学考古的事情，比如说这些学者多是博士，学历很高，非常有学养，但是你马上要进入一个非常乡土化的地方，你要和当地的乡政府、村长、书记、农民打交道。其实你在看对方是不是好合作的同时，人家也在看你这个人有几斤几两，能不能和他们打成一片。
许宏：你看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因为浓厚的血缘纽带一直长期存在，即便没有血缘，也要拟亲——“哥们儿够意思”，甚至第一次见面喝酒都说有自家人的感觉。不管是真是假，到最后是通过这些东西建立起一种情感联系的。所以说，具有这种素质，还是很利于我们在农村开展工作的。
看理想电台：是啊，您在农村的考古现场，和穿着正式坐办公室的那种场合，是完全不一样的。
许宏：没错。因为你到一小店，不是太卫生，如果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的话，你肯定是见外的。我是完全不在乎的，还真的没有假装的那种感觉，游移于古代与现代，游移于城市与乡村，甚至游移于苍蝇馆子与星级酒店之间，一直在切换，很迅速地切换。但是我感觉跟星级酒店相比，我可能还更接近于民间，我到那儿才是如鱼得水的感觉。
说到吃西餐，头一阵真是到北京一个四合院吃过。小院里边很讲究。我们说中西方文化思维的不同，从这个餐具就能看出来，刀叉五六把，先拿哪个后拿哪个，根本就没人教，也许其他人懂这一套，我只好用眼睛往四周瞟，看其他教授怎么用，一看也是乱七八糟的。你还不好意思问，到最后菜吃完了剩一堆餐具没用。说到中西方文化思维的区别，你用这个刀叉，体现了西方的思维，无论是厨具还是餐具，均做极其细腻的区分。但是你看东方，就是一双筷子，一双移动的筷子就把一切给解决了，一器多用。我真是觉得那个时候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还不如我在农村如鱼得水。
看理想电台：要是没有筷子，就直接把高粱秆或者树枝弄断，做成筷子。我小时候在农村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那样放松的环境里，你整个人就不自觉地打开了，这些就完全不顾忌了。
许宏：不能不在意，也不能太在意。想起我女儿小时候，2003年春天“非典”时期，她妈把她送到二里头考古队来避险，因为那时北京已经是高危地区了。孩子从小就是饭粒掉桌上了捡起来就吃，到了二里头，她跟村里的小孩一块儿玩，满村子跑，跑得小脸红扑扑、脏兮兮的，回来我一看，嘴巴上粘的全是劣质冰糕的色素，鲜黄鲜黄的那种。没事，她还是很健康。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家里很在意卫生，孩子妈妈每次吃饭都用酒精擦餐具，还规定孩子不能到别人家吃饭，孩子反而是“豆芽菜”，抵抗力不足。
看理想电台：您那时候去不同的考古现场，北方在面食这一块还是很有特色的。
许宏：对，这是最享受的。在河南吃面食，河南人、中原人能把它做得五花八门，用各种不同的手法、不同的烹饪方式，能让你吃出花儿来。我自从上大学出来之后，先到的山东，后到了河南。那个年代如果能吃上白面，就是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我小时候在东北，粮食限量供应，要用粮票来买，有细粮、粗粮之分，所谓细粮就是大米和白面，剩下的高粱米、玉米面是粗粮。我刚到山东的时候基本上不用吃粗粮，心里已经很满足了。后来城里人把粗粮整得还挺高档，讲营养，讲养生，但我还是不喜欢吃，因为小时候吃伤了。
说到河南的面条，有各种各样的，我喜欢吃连汤带水的那种汤面，考古队常年换着花样做，我这北方人还成，来实习的学生有的是南方人，整天吃面实在受不了，我们就隔段时间做点大米，稍微调剂一下。
看理想电台：这一说起来，南方人吃面吃不饱，北方人吃米吃不饱。我吃米饭，总觉得是在吃零食。您现在除了国内考古，您在国际上也要做一些学术交流吧？其实我还挺好奇，比如说国外的这些考古队，他们吃吃喝喝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就拿邻国日本来说，他们有什么特点？比如说他们是怎么解决吃饭问题的？
许宏：我也稍微体验了一下，比较简单。按理说他们交通比较方便，每个人都有车，所以晚上很少有人住在考古队；也有离家稍微远一点的，就跟我们一样了。但是日本的家务劳动社会化做得比较好，午餐是盒饭，送餐中心一下就过来了，一人一个干净利索的盒饭，晚上自己稍微做一点，大家喝喝酒。他们也雇协助工作的人，我们叫民工，都是农村大爷大妈，基本上没啥文化，人家雇的主妇都是本科毕业，还是有差距的。
看理想电台：您刚才讲到日本的饮食规范化，有送餐公司，比我们这边自己找大师傅来做饭要方便得多，但会不会反而少了我们这种特别乡土气息的人情味？就不会像咱们这边大爷大妈和你混熟了，叫这些学考古的学生去家里吃饭，像一家人。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许宏：这是中国特色，是一个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带人情味和乡土味、接地气的这些东西，倒是真好。这也是你们在北京坐办公室的白领，带有美好的、浪漫的幻想，比较向往的吧。
看理想电台：但可能真实的情况也是比较复杂的。您出生在辽宁盖州，我记得是营口下面的一个市。
许宏：对，在辽东半岛上，介于沈阳和大连之间。我17周岁离开家去读大学，然后工作，在山东济南待了12年，现在在河南已经待了25年，远远超过我在老家的时间，可以说河南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看理想电台：您现在会说二里头当地的话吗？
许宏：能说几句。我一说，别人就发笑。
看理想电台：上次您和我的同事Dany录了一期节目，我记得节目里您还说日语了。这是在工作中学的吗？
许宏：读博士期间我在日本待有一年时间，日语粗通。遗憾的是，回国后又参加发掘，整个语言环境就没有了。读是没有问题的，甚至翻译都可以，是学院派的日语。至于听和说，必须要沉浸在那个语言环境里。
说起来我的家乡因为是辽东半岛，离海比较近，在渤海湾，我记得第一次吃生鱼片是去大连，高中的同学请吃，后来我再到日本吃生鱼片，这成了我的一个饮食癖好。生猛海鲜真的非常喜欢吃，小时候的记忆非常深刻，有一种虾蛄，一般叫皮皮虾，我们当地叫虾爬子，通常是煮熟了去壳吃，但在我看来，最好吃的是生腌，用盐腌得不是太咸，口感非常新鲜。从海里刚打上来，做简单的处理，放上盐、葱花之类，放置一段时间，我们当地叫“一卤鲜”，趁它不咸不淡的时候，把壳剥了，一秃噜，一口吃下，纯生的那种感觉，我认为这是世间最美味的。
我自己平时也做些家常饭。我喜欢吃贝类，这是海边人的生活习惯，你们这儿叫蛤蜊，我们那儿叫蛤喽。还有一种贝叫毛蚶子，做起来我太太跟我女儿都绝对不越俎代庖，我一定要自己掌勺，必须是带血丝的时候开始剥，正好半生不熟，若是整个壳全开了，肉都紧到一块去了，这对一个美食家来说就索然无味了。
所以我在日本吃到生鱼片就有一种亲切感。学日语的最佳场合不是在课堂，是在居酒屋。一般演讲或者会议之后的恳亲会，大家都是AA制，各掏各的钱，当你喝上一杯小酒，有微醺的感觉，那个时候你的日语是非常流畅的，跟他们侃。日语就是这么学出来的。中国东部沿海居民的生活习惯，跟日本人基本一样，甚至日本学者说许宏先生好像前世就是日本人。这样说我一点都不以为耻，因为古代日本人大都是从东亚大陆和朝鲜半岛过去的。我到韩国去，韩国料理都是一个碗一个碟的，甚至整一个大方盘，方盘里有几十个小格，有人吃不惯，说到韩国那儿净给我们吃泡菜。而对我来说，那简直太好吃了！我甚至觉得最实惠的就是生鱼片。日本人切得薄一点，我们去韩国因为规格比较高，那生鱼片厚切，口感简直妙不可言。我们每个人都配有翻译，邀请方也跟我们一样是“国家队”——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随队翻译是在北大留过学的韩国小伙儿。我对翻译说：这一桌里边最好吃的就是辣酱腌的生蟹。他说：许老师你太会吃了，那是最贵的！你想啊，生腌蟹，那是绝对要求品质的，要非常新鲜。但有的人受不了，不爱吃，因为是生的。说起来跟韩国学者喝酒，他们也好喝，烧酒挺烈的，40多度，跟中国人一喝起来就没完。喝酒跟在日本时一样，喝完一家接着就是“二次会”“三次会”。等到三次会的时候，我们这帮客人还接着喝呢，那边陪同的主人已经晕酒、打瞌睡了。在场的还有日本学者，东亚三国一衣带水，等酒喝多了，我就开始用日语祝词，说是要共同推进大家关心的东亚考古研究，那种状态是真的比较嗨。
我还是属于中国胃，或者是亚洲胃吧。我也到过美国、澳大利亚，最亲切的还是那里的亚洲超市，有韩国超市、日本超市，尤其是那种华人超市，里面从动物内脏到各种海鲜，还有多种调味料，都是中国人比较喜欢吃的。我到真正的美国超市去，那种筋头巴脑的、边边角角的下水之类的东西统统没有，你失落的那一瞬间会觉得你有一颗中国心、一个中国胃。
看理想电台：您刚刚说的场景特别打动我，比如说中日韩三国学者在一起的那种感觉，饮食习惯相通，几乎没有隔阂，让人一下子想起一个词：文明共同体。不知道这词是不是太大了，反正就是那个意思。
许宏：尤其是像本人这种辽东半岛沿海出生的，对此情有独钟。有人跟山西的同事朋友开玩笑，说你们山西的猫都不吃鱼，因为他们离海太远了。一般你要是吃惯淡水鱼，你还嫌海水鱼有腥味；但是吃惯了海水鱼，会嫌淡水鱼有土腥味。听说穷困年代山西人过年的时候用木头雕个鱼在那儿放着，寓意年年有余，但是其实就是山西人没有鱼吃或者不愿意吃鱼吧。
看理想电台：说来特别惭愧，许老师，我们公司年底年会聚餐，有一年道长（梁文道）豪气，请大家去吃日料，同事们都开心得不得了，我怯生生地问了服务员：您好！有没有乌冬面？惹得同事大笑，说你来日料店了，就吃个乌冬面？真没口福。我就吃面，吃甜点，顶多再喝点酒，仅此而已。别的同事吃寿司开心得不得了。
许宏：这要是吃自助餐你就彻底亏了。说起来自助餐，一般来说老板是不会亏的。你想，有女士减肥的，小孩不大能吃，老人稍微吃点就算了。据说自助餐店最怕包工头领着一帮建筑工人来吃，累一整天了，吃多了都能给你吃垮。
但是自助餐店另外怕的一个队伍，就是考古队。当年在偃师，自助餐15块钱一位，我们考古队的技师都是农民，大小伙子。这可好，15块钱一位，队里请客，后来那老板有什么百叶啊，鱿鱼啊，都不往上端了，比较贵的都不往上端了，因为端什么吃什么。先吃那些在肚里占地方的，等吃差不多了，再啃鸡爪子，鸡爪啃一堆，酸奶喝一堆，再吃橘子吃一堆。就像玻璃瓶里先放大石头，再放小石子，再放沙子，最后再倒点水，这就很有意思。
我的两个爱好，一个是喜欢生猛海鲜，一个是嗜辣，特别能吃辣。喜欢生猛海鲜，肯定是因为我来自老家渤海湾；吃辣是因为当年我家邻居和我的同学有朝鲜族，会做辣白菜送给我们。现在看来它根本不辣，就是甜辣，但那是我嗜辣的启蒙。
等后来，我到山东上大学、留校，就越来越能吃辣的，到现在吃辣没有任何生理感觉，无辣不欢。当年到成都去，当地朋友请我们吃红油火锅，有些老师一进那个屋闻到房间的味道就受不了了。等红油火锅吃完了，在成都工作的我的学生，说请我出去再喝点啤酒，就问我：许老师你还想吃啥。我说不够辣，看看还有什么辣的。他说：那好，串串香，魔鬼辣，就是那种小店。——嚯！这才来情绪。
看理想电台：您去那边，脑花能吃吗？
许宏：我是什么都能吃。我的两大愿望，一个是住到海边，肯定空气好，便于吃生猛海鲜；另外一个愿望是我很遗憾的，就是成都那种高度宜居的城市，我居然没有去工作过，没有去生活过。成都的生活很闲适，节奏比较慢，摆龙门阵，关键是他们太会吃了，麻辣**着我。这也是我向往的地方。退休之后如果要找什么地方是我比较想去的，我觉得还得落实在吃上。
看理想电台：将来您就半年时间在海边，半年在成都。前几天有成都的朋友来，我们聊天，我说我在北京待了7年，真的越来越想念成都。朋友说其实成都现在变化挺大的，因为发展很快，地铁建设，包括各种大型企业也往成都搬，已经没那么闲适了。要说闲适，可能还是云南。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退休以后，半年在海边，在您老家那边或者其他地方的海边都行。
许宏：我还是比较向往退休之后的那种生活的。
看理想电台：别说您了，您看咱们俩录节目是五一假期刚结束，我今天来了看大家都没精打采的，都觉得假期怎么这么短。我们平时聊天都说好想早点退休，您也会想退休吗？做考古这么有意思。
许宏：一个学者开玩笑说，著名的英国推理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她嫁了一位考古学家，别人问她，为什么嫁考古学家？她说因为考古人都爱摆弄古代的东西，所以在他们眼里，妻子也越老越可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我退休和没退休几乎没有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喜欢退休后有更多的自由。
我们考古学界的一位老先生，他退休之后写了六七本书，他就跟我说：许宏，学者60岁到75岁是黄金年龄。至少我可以做我愿意做的事，写我愿意写的书，像这样的小书，平均一年写两本都是可行的。当然这不是任务，而是我愿意写的东西，我在彻底放松的情况下，写我自己愿意写的书。我到60岁退休或者65岁退休，起码还有10年的写作时间，如果身体健康的话。想象一下，我享受着美食，写自己喜欢写的书，这就是我所憧憬的退休生活。
看理想电台：所以，您最近那本《发现与推理》封面上写了“考古纪事本末（一）”，也许在这后面就出一系列。
许宏：如果大家觉得比较好读的话，我会写下去。随着我们这代人退出考古一线，我认为，我应该有自知之明，该逐渐淡出一线的研究阵线。一线必须是有新的考古发现，有那样的本体研究，学术性的写作应该逐渐让位给在一线活跃的年轻人。
而我觉得稍微年长的一些学者，最适合的就是怀古，写写学术史上的这些东西，可能无论对学界还是对公众，都是大有裨益的。我现在有三联书店出版的“解读早期中国”系列，可以的话，我会接着往下写。那是学术正论性的，尽管图文并茂，但是毕竟写的是我自己的研究对象。我觉得写像《考古纪事本末》这样的书的比重，会逐渐增大。我作为一个资深考古人，带你围观考古现场，来讲考古人和考古发现背后的故事。这种内容的书，我觉得还会给大家推出新的东西来。
至于说到我现在的感觉，作为一个临近退休、50多岁奔60岁的人，我想起了一个我看过的调查，大概是美国对于老年人做的一个民意调查性质的测试。测试的问题是，你认为你的一生中，哪一个时间段是你最珍视、最怀念的。据说大部分的人最怀念五六十岁。因为脱离了爬坡阶段，基本上实现了财务自由，但是还没有衰老到不能自理、不能动的那个时候。也就是说，现在是我的黄金年龄。你看你，还需要每天上班。当然我是学者，我就应该更接近于自在吧，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更随心了。人生最值得追求的是什么？像功名利禄，那都是身外之物。像爱情这样的东西，它仅限于一个时间段。而整个人生最值得追求的，我觉得是自由。大家都说财务自由是许多东西的前提，还有时间和精力的自由，甚至言论的相对自由和思想的自由。说回我们今天的话题，我想吃点什么，我就可以吃点什么，不亦乐乎！
看理想电台：我今天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您接触的都是老物件，您对永恒和时间怎么看？
许宏：这个问题提到哲学层面上来了。我以前倒是说过，研究考古、研究历史的学者，在研究的同时，会有一种修身养性、净化心灵的感觉。因为你把看问题的尺度变大了，像我，不得不把这个尺度放到几千年、一万年甚至几十万年、上百万年的人类史当中。
这样你就会感觉到可以安顿身心，看淡许多东西。因为你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要是放在这么宏大的历史长河里边，就不值一提，立时觉得心胸开阔起来了。真的有这样一种感觉：你已经不把你的事业当作唯一——以前我们抛家舍子的，孩子非常小，家里也照顾不了，我们说这个事业是事业，生活是生活，但是我现在认为事业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别看本人是执着于事业的，应该说事业心还比较强，但我觉得一个人到了偏于成熟的年龄，到了这样的智识，就会有一种通达的感觉，我不会像以前那样把事业与生活分得很清了，而是认为它们是一体的，是可以和谐相处，可以处理好这样的关系的。
至于说时间和永恒，我们就是研究时间的，考古学就是研究时间和空间的一门学问，而人类在时间和空间这个大的框架下，太渺小了。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所以对人生有所感悟。
我今天跟一位记者聊天，他还说：许老师，您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挺难得的。您以前说过，考古本来就是首先要满足人的好奇心，没有什么“高大上”的，但是您又在不止一个场合里边说，我们应该适当压抑住自己的好奇心，应该把它多留给子孙后代，相信子孙后代比我们还聪明，在他们手中能够攫取更多的历史信息。
我们意识到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考古本身也是一种破坏，再说人生苦短，“吾生也有涯”，我们是不可能穷尽所有事的。这样想我就比较释然，包括我主动辞去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职务，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不可能在我的一生中把二里头彻底地搞清楚、搞明白，而且我也相信年轻人站在我的肩膀上能够做得更好，而不是像我们有些前辈，一直觉得我要是离开这个位置，你们怎么能把它做好。我绝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这是我从事考古的一个比较大的收获。等于说我对自己有一个定位，意识到了什么是我能够做到的，什么是有限的，把它放在一个长时段里来看，无论是对于整个全球大历史的思考，还是自己的学术设计和人生设计，我觉得都会有这样一种通达的感觉。与你共勉。
▍ 2012年是龙年，辞旧迎新，为考古队驻地撰写春联
▍ 2003年春夏之交，女儿津月在二里头的快乐生活
▍ 像河南人一样爱吃面条
▍ 1994年在日本参加驹泽史学会大会
▍ 讲座结束后的放松，与吉田惠二教授（左）共唱日本演歌，2004年摄
▍ 2003年，拜访日本著名学者林巳奈夫教授（左）
2021年5月，采访人颠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