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里头的青铜文明比三星堆青铜文明，要早好几百年
按我自己的话语系统，中国古代文明史可以分为三大阶段。首先是满天星斗的无中心多元时期，这是我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提出来的，也可称为前中国时代。从二里头开始直至西周王朝，是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即从无中心的多元到有中心的多元。三星堆就是这满天星斗中最亮的一颗星。
大家对三星堆出现如此辉煌灿烂的文明而没有文字感到讶异，其实这讶异恰恰说明我们的常识可能存在问题，那就是潜意识里的中原汉字霸权主义意识。日本和欧美学者就把三星堆看成内亚地区到南亚地区的纽带和桥梁，也是沟通中原的纽带和桥梁。
有网友曾说，许老师你就是大二里头主义、大中原中心主义，三星堆比二里头强多了。我回答，首先要先弄清谁在先谁在后，实际上二里头的青铜文明比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年代要早好几百年。三星堆器物坑属于三星堆文化晚期，与殷墟大体同时。
中原地区历来是中国历史的重中之重，从民国开始到新中国成立，考古田野工作做得扎实细腻，年代框架也比较清楚。三星堆发现之初搞不清楚年代，但其中的外来文化因素，尤其是中原来的文化因素，为其起到了断代的作用，提供了标尺性的线索。
三星堆文化的前身宝墩文化属于龙山时代，后来受包括二里头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影响，导致成都平原的史前文化发生变容，从而发展成为三星堆文化。这样看来，三星堆一直接受着中原地区的影响，但是二里头高精尖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当时还未传过去。到了殷墟时期，三星堆才进入了青铜时代，比中原至少迟了三四百年，所以没有必要对三星堆的青铜文明做无限度的拔高。
我是一个搞中原考古的学者，没有发掘过三星堆，但我常说观史需要距离感，太远了看不清楚，太近了“不识庐山真面目”。三星堆本身是客观的，但学者对它的解读是一种建构，我讲的不是真理，不是事实本身，而是我作为一个学者对三星堆的解读和阐释。
◎ 三星堆文化和蜀国文化，在认知体系上很可能有重大差异
我倾向于先用“器物坑”来称呼三星堆发掘出的8个坑，暂时不宜直接称为祭祀坑。因为祭祀是当代人的解读，即便最大的可能与祭祀有关，也不排除属于第二现场，有些是祭祀后的埋藏坑。而没有当时的文字确证，便都是推测甚至想象。
如果我们以中原人、华夏人自居，会感觉三星堆出的东西“非我族类”，充满浓重的巫术色彩，跟中原人及后来的所谓华夏人在认知上有比较鲜明的对比。这是因为后者注重祖先崇拜和宗法制度，而二里头及以后的中原王朝，成为后来中国古代文明的主流。
▍ 三星堆遗址2号坑
大家知道甲骨文中有“蜀”这个字，但此“蜀”是不是成都平原的蜀？是不是三星堆？存在争议。有学者就认为甲骨文中的蜀在汉中甚至陕西关中，早期的蜀对应于四川，都是后代人根据晚近文献所做的追溯。
我认为这些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说“夏”，是春秋时期开始尤其是战国至汉代的人，在所谓的“夏”千年之后的说法，应先归于传说。所以如果没有类似甲骨文的文字材料出来，就说不清楚三星堆是不是蜀，因为没有扎实的铁证。现在看三星堆—金沙系统的文化和东周时期的蜀文化，二者在认知体系和价值体系上很可能有重大差异。作为考古人当然非常希望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前面的“非”字去掉，但那是需要铁证的。我作为一个保守的考古人，就是认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实话说，考古学上的很多问题，我真的不知道。不是谦虚，而是没有证据。没有证据，就只能说不知道。在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不知道的永远都会比知道的多得多。
◎ 三星堆是沟通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文明的纽带？
最大的不同，在于眼界和视野。大家要知道，人类把世界看作一体化的空间来书写全球史只有五六十年的时间，五六十年之前是各自写区域史，比如西方人以欧洲为中心书写，而我们也是写我们自己的。500年前的大航海把全球串联起来，而从工业化到信息化，最后有了地球村的概念，只有五六十年。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历史一直要重写？像老电影要重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界在提升、史观在变化、审美在变化。
在全球史方兴未艾的情况下，许多海外学者已经不把新发现当作某一个国家的特殊发现，而是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去看。在如此大的背景之下，我们悠久的历史究竟是宝贵财富还是一个负担，就是个问题。如果我们执着于我者和他者，就好像一个人总说自己祖上曾经阔过，是不是反衬出自己作为子孙的无所夸耀、不肖？
著名学者王明珂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意味深长，大意是现在在做探寻本民族文化源头工作的，在全球范围内只有极少数区域，绝大部分区域的学者已经不这样考虑问题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中国有丰富的古代典籍，有证经补史的文化传统，这也是一种史学情结。我们这些学者也都一直致力于追溯我们悠久的历史，给自己的定位也是学术上的寻根问祖。
所以如果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反思，三星堆是不是沟通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文明的一条纽带和桥梁？该如何看待我们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是每个严肃的中国文化人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这两天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位朋友说，智人的几万年历史、人类的几千年文明发展史上，从来不存在某个区域或某个民族的单独叙事。大家想是不是这样？
◎ 半月形传播带、“中国弧”是大众应该了解的文化概念
最新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测年数据，随着测年技术的进步，越测越短，越测越晚。现在二里头文化的年代是公元前1750年—前1520年，中间只剩200多年时间，以前的认识是从公元前1900年前后开始，延续了400年。在这种情况下，周边地区的考古学研究如果不随之调整就会发生时间上的错乱，导致各地区在探索早期中国过程中的困惑和混乱。
到现在为止，还有专家在推定三星堆文化上限时用距今4000年的概念。一方面承认三星堆文化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和二里头文化在一段时间内共存过，同时又说三星堆距今4000年，这就比现在确认的二里头文化的上限早了二三百年，这是矛盾的。
说到文化传播，实际上欧亚大陆那时没有不可逾越的自然障碍，像青铜冶铸技术都是一点一点地传过来的。我的《东亚青铜潮》这本小书就勾勒了这个西风东渐的框架。探究历史非常不容易，有许多学术以外的因素。探索源头更有这个问题，因为事物总是在变的。所以文明的传播与其说像流水，不如说像基因复制，复制的同时产生变异，可以变得面目全非。
青铜冶铸技术传到中原就发生了质变，二里头文化先掌握了高精尖的技术，之后是二里岗文化。二里头时代只有二里头都邑，二里岗时代只有郑州商城能够铸造青铜容器，这就导致了王权对青铜冶铸技术高科技的独占。这种中原独大的状态到殷墟时期被打破。从晚商到西周时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顶峰，殷墟青铜器做得非常好，都邑大，人口多，但对外的统治范围反而收缩了，各地土著文化崛起，把独家秘籍的高精尖青铜冶铸技术学去了。技术泄密外传，这一外传自此改变了东亚大陆的“国际局势”。
▍ 《东亚青铜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给大家引进两个概念，一个是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概念，这是已故四川大学童恩正教授提出来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指的是从我国东北南部开始，经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四川到云南这一区域。后来英国的杰西卡·罗森教授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美丽的“中国弧”，是用另一个语汇来形容童恩正先生口中的半月形地带的概念。
从人文地理的角度看，在“中国弧”之外，是高原、戈壁、沙漠这样的地形地貌，“中国弧”以内才适合农耕。大家想一想，秦汉帝国的版图是不是就在这儿？后来所谓的中国本部是不是就在这儿？外边是西藏、新疆、内蒙古、东北“四大边疆”，里边是小中国，以中原为中心，外边是后来形成的大中华。开始是小中国加蛮夷戎狄，后来蛮夷戎狄融合进来成为大中华。所以一定要有中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演变的概念。二里头文化的崛起昭示了中原中心的形成。
▍ 杰西卡·罗森教授的“中国弧”概念
回到三星堆。为什么三星堆既有中原因素也有外来因素？为什么三星堆用金子来制作权杖？我们说半月形地带既是文化交流传播带，同时也是一个保护膜，其中的鼎文化和爵文化都没有超越半月形地带，而从西边传来的权杖文化也基本上被挡在了这条弧之外。金和青铜都是从西边来的。而古代中国人好玉，对于金属制作不擅长也不喜欢，所以二里头时代才进入青铜时代，却还没有金器。殷墟时代的三星堆青铜文明，既接受了殷墟文化的影响，又有外来的使用金器和权杖的传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看历史考古问题，要使自己的思维复杂化。
◎ 夏商周断代的基点是武王伐纣，而这个时间点现在至少有44种说法
我提出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是华夏第一王都。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老先生们探索的前提下，我们在二里头发现了众多中国之最，前无古人，继而开了后世古代中国诸多制度的先河。
二里头在中国文明史上作为都邑，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为什么重要？就在于它是华夏族群从多元到一体的一个节点。另一个节点是秦王朝。从秦王朝开始才从有中心的多元演变到一体化的中央集权帝国模式，也即我们在开头讲的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第三大阶段。
2018年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给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三个时间节点。
第一个节点，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迹象。第二个节点，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良渚等一批文明古国开始出现。第三个节点，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这指的就是二里头文明的兴起，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的王朝文明。
这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个基本结论，由于是考古学本位的粗略划分，问题较少。此后的夏商周断代，一旦涉及传世文献和较真的年代问题，就复杂起来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大家知道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才开始有了确切的纪年，而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于此前的西周各王，只能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商代后期的武丁以下各王，可以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因为有甲骨文了；而商代前期，只能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至于夏代，则只能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这是因为我们无法把握一个确切的时间基点。夏商周断代的基点是武王伐纣，这样一个按说应该很明确的时间点现在至少有44种结论，前后相差112年。也就是说基点已经差了112年，学者们再采用关于夏、商总年数的不同说法，可以想见其累积误差，所以彻底解决夏商周年代的关键问题还任重道远。
▍ 二里头村民在“华夏第一王都”碑前驻足观看
作为一个学者，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所以我是带着比较平和的心态来看这些探索的。二里头文化有了更细腻的年代框架，我们是在借着断代工程和探源工程之力，推进着学术研究。
我于1999年接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那是二里头遗址发现40周年。在此之前，我们的两任老队长，都在任20年。我也干了20年，在二里头遗址发现60周年的那一年，我主动辞去了队长职务，把它交给年轻人去做。我觉得这成为一个传承，相信二里头在年轻学者的努力下能展现出更大的辉煌。我希望自己从田野考古学家转身为沙发考古学家，写自己喜欢写的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话，是我的责编从书中选摘出来印在《何以中国》初版封底上的一句话：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然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用这句话和大家共勉。
2021年3月27—28日线上讲座
《北京青年报》王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