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了近代日本历史的宣传口号是“尊王攘夷”，即“王政复古，驱逐夷狄”。这个口号试图使日本免受外部世界的负面影响，重回天皇和将军“双重统治”以前的10世纪黄金时代。当时天皇在京都的宫廷最为反动。天皇派的胜利，对天皇的支持者来说意味着洗刷耻辱和驱逐外国人；意味着重建日本传统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剥夺“改革派”在各种事务中的发言权。强大的外样大名掌控着日本最有势力的藩国，他们成了推翻将军幕府的先锋。他们希望通过“王政复古”来取代德川家族，统治日本。当然他们只想变更一下当权者，并不想改变体系。农民希望能多留下一些稻米，但同样讨厌“改革”。武士想要保留自己的俸禄，并能挥刀作战以赢得更多的荣誉。商人从财力上支持王政复古的军队，希望推行重商主义，但他们也从未责怪过整个封建体系。
当1868年反德川家族的力量胜利后，宣告王政复古，“双重统治”结束。以西方的标准来看，胜利者将推行的是极端保守的孤立主义政策。但事实上，从第一任开始，新政权就采取了相反的措施。它掌权几乎不到一年，就废除了大名在各藩的征税权。它收回了土地登记簿，并且把农民本应该交给大名的40%的税收占为己有，但在没收的同时也给予了一些补偿。政府分发给每个大名相当于他原本收入一半的俸禄。同时，政府也替大名免除了养活武士家臣和承担公共建设开支的义务。和大名一样，武士阶层从政府直接领取俸禄。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新政权又粗略废除了阶层之间在法律上的不平等。譬如，它规定用徽章或服饰来区分种族和阶层是非法的——甚至脑后的辫子也必须被剪掉——贱民们被解放了。新政权又撤回了禁止土地转让的法令，移除了隔离各藩的关卡，取消了佛教的国教地位。到了1876年，大名和武士的俸禄又被换算成偿还期为五到十五年的秩禄公债，一次发给，金额可大可小，主要依据每个人在德川时代领取的固定收入而定。这笔钱使得大名和武士有资金在新的非封建经济中开创事业。“这一步最终巩固了商业金融巨子和封建土地贵族之间的特别联手，而这种联手在德川时代已很明显。”
明治政府雏形期的这些重大改革却并未受到民众欢迎。比起改革举措，民众对1871年至1873年侵略朝鲜一事更有热情。但明治政府不仅坚持进行激烈的改革，还否决了侵略朝鲜的计划。它的施政方针违背了多数曾为其上台浴血奋战过的人们的意愿，于是在1877年，反对派的领袖西乡隆盛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政府叛乱。他的军队代表了尊王派想要维系封建制的愿望，而这个愿望在王政复古的第一年就被明治政府否决了。明治政府召集了一支非武士的自愿军，打败了西乡隆盛的武士。但这次叛乱证明了明治政权在日本究竟引起了多么强烈的不满。
农民的不满也很强烈。在明治政府统治的第一个十年间（1868—1878），至少爆发了190起农民起义。新政府行动迟缓，直到1877年才第一次下令减轻农民身上的重税，也难怪农民觉得新政权辜负了他们。此外农民们还反对诸如建立学校、征兵制、土地测量、强制剪辫子、贱民的法律平等化、对佛教国教地位的限制、改用阳历和其他一系列改变了他们固定生活方式的举措。
那么，究竟是这个“政府”中的什么人在推行这些激烈而不受欢迎的改革呢？答案是，由日本封建时期的特殊国情孕育的低等武士和商人的“特殊联盟”。这些低等武士在为大名当家臣管家时学会了治国才能，并运作和管理着采矿、纺织、造纸等封建垄断行业。而这些商人们则“购买”到了武士的地位，并在阶层内部普及生产技巧和知识。这个武士商人联盟很快把自信而有能力的人推举为官员，由他们制定明治改革政策和落实计划。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出身于哪个阶层，而在于他们是如何变得这么精明能干且把握现实的。19世纪后半叶刚刚脱离中世纪的日本就和今天的泰国一样弱小，却产生了一批有能力的领导人，构想并落实了最有政治风范的成功改革，远超其他国家。这些领导人的强项和弱点其实都深植于传统日本人的性格之中，而本书的主要目标正是讨论日本民族性格过去和今天都是什么样的。在这里，我们只能先了解一下明治政治家是如何完成这一事业的。
明治政治家们根本没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当作一项事业，心中的目标是使日本成为一个不容小觑的强国。他们不是打破传统者，因而没有抨击或者摧毁封建阶级。这些政治家只是用丰厚的俸禄**封建阶级，令其转而支持政权。他们最终改善了农民的处境。之所以推迟十年才这么做，与其说是站在阶级立场上拒绝农民的要求，不如说是因为明治初期国库匮乏。
但是这些精力充沛且足智多谋的明治政治家却拒绝一切终止日本等级制度的想法。王政复古已经简化了过去的等级秩序，废除了将军的地位，使天皇位居顶峰。在王政复古后，政治家们又通过废除各藩，消除了忠于封建领主和忠于国家之间的矛盾。但这些改变并没有打破等级制的习惯，只是给了这些习惯一个新的位置。那些被称为“阁下”的日本新领导人为了向民众推行卓有成效的纲领，甚至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他们通过交替采用“索取”和“恩赐”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当公众舆论反对改用阳历、建立公共学校和废除对贱民的歧视时，他们从没想过要去迎合民意。
自上而下的恩赐手段之一，是1889年天皇对他的子民颁发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它给予人民地位，并设立了议会。“阁下们”在批判研究西方世界的各类宪法后，精心起草了这部宪法。但是宪法的起草者们却“尽可能地小心谨慎，以防止民众的干涉和公共舆论的侵扰”。起草宪法的机构是天皇内务部门的一部分，因而也是神圣不可冒犯的。
明治政治家们非常清楚自己的目的。在19世纪80年代，宪法的起草者伊藤博文公爵就派遣木户侯爵前往英国，就日本遇到的问题咨询赫伯特·斯宾塞的意见。经过漫长的交谈后，斯宾塞写下自己的意见给伊藤。在等级制度的议题上，斯宾塞写道：日本的传统习俗中有一个有利于国民康乐的无与伦比的根基，应该对此加以维护和培养。他说，对上级长辈的传统义务以及超越一切的对天皇的义务，都是日本社会的一大优点。日本可以在它的“上级们”的领导下稳步前进，并克服许多在个人主义国家中不可避免的困难。明治政治家们很满意，因为斯宾塞的意见肯定了他们本来的想法。他们意图在现代社会中保留遵循“各就其位”的优势，并且维护等级制习惯。
无论是在政治、宗教还是经济领域，明治政治家们都规定了国家和民众之间“各就其位”的职责。他们的整个纲领和英美截然不同，以致美国人通常会忽视其基本要点。当然，上层强有力的统治可以忽视公众舆论的导向。政府掌控在位于等级制顶端的那些人手中，却从不包括选举出来的人物。在这个层面，民众没有发言权。1940年，这些政府最高层的组织者都是一些和天皇有“联系”的人、天皇身边的顾问，以及天皇御玺任命的高官——包括内阁大臣、府县知事、法官、国家级各局领导和类似高官。但选举产生的官员在整个等级体系中享受不到这样的地位。毫无疑问，议会中由选举产生的成员在许多事务上也没有发言权，譬如任命内阁大臣或者财政局局长或交通局局长。由选举产生的众议院代表了民众的意见，虽然它拥有一定的质疑或批评高级官员的特权，但它在任命、决策和预算等问题上完全没有发言权。它也从未颁布法令。众议院甚至受到非选举产生的贵族院的制约。贵族院中有一半是贵族，另外的四分之一是天皇任命的。由于它和众议院在批准法令的功能上具有同等权力，等于为众议院多加了一道等级性的制约。
因而，日本保证那些身居政府高位的人能保住“阁下”的身份，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一个“各居其位”的体制中就没有自治。在所有亚洲国家，无论在何种政治体制下，上层的权威总是向下伸展，和来自底层的自治权在某个中间地带相遇。不同国家的差异主要在于：民主责任制能影响多大的范围？它能负起多少的责任？当地领导层能否对整个社区负责，还是他们会被地方势力利用，损害民众利益？德川时代的日本和中国一样，人口中最小的责任单位是由五到十户居民组成的“邻组”。这些由相邻家庭组成的团体的领导人，对组内的事务享有领导权，保证组内居民行为守法端正，上报任何可疑形迹，并把被通缉的个人交给政府。明治政治家们起初废除了这一套，后来又恢复了它，也称之为“邻组”。政府在城镇中积极促进邻组的发展。但在今天的乡村，邻组很少发挥作用，更重要的组织单位是“部落”。部落既没有被废除，也没有被编入政府系统的行政单位。它们是一片国家政权尚未涉足的地带。这些由十五户左右家庭组成的部落在今天依然井然有序地运转着。他们的首领每年轮换，职责主要是“看管部落财产，监督部落对亲人去世或发生火灾的家庭提供援助，定下集体农耕、建造房屋或修葺道路的日期，以拉响火警铃或以敲击节奏的方式宣告节日和休息日”。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不同，这些部落首领无须承担在社区内征收国家赋税的重任。他们的地位很明确，主要就是在民主责任制的地区行使职责。
日本近代的平民政府正式承认市、镇、乡的地方行政机构。公选产生的“长者们”挑选一个有责任心的首领，作为社区代表与代表国家的府县公署和中央政府交涉一切事宜。在乡村，村长通常是一个老居民，一个拥有土地的农民家庭成员。他上任后虽然会有一些经济损失，但获得的声望却是巨大的。他和长老们一起管理村子的财务、公共健康、学校维修，特别是财产记录和个人档案。村公所业务繁忙，它既要负责花费政府对小学教育的拨款，还要负责从当地筹集并花费更大份额的学校开支，管理村子公共产业的租金，土壤改良和植树造林，以及管理所有财产交易记录（这些交易只有在村公所登记后才是合法的）。村公所还必须维护和及时更新当地正式居民的个人信息，包括住址、婚姻、子女出生、领养、前科等等。此外，它还要维护一个家庭档案，其内容和个人档案相似。任何这类信息都会从日本各地转给该居民的原籍官方办公室，并被录入他的档案中。每当该居民想要申请工作，或接受审判，或因任何需要证明身份时，他都会写信或者前往自己的原籍办公室，获得一份个人档案副本，交给有关方面。因此人们是不会轻易让自己在个人或者家庭档案中留下不良记录的。
因此，市、镇、乡肩负着相当大的责任。这是一种社区责任。20世纪20年代，日本出现了多个全国性政党，这在任何国家都意味着从此有了“执政党”和“在野党”的交替执政。但哪怕到了那时候，日本的地方行政机构也丝毫未受影响，还是由长老们领导，对整个社区负责。但是地方行政机构在三个方面没有自治权：所有的法官都是由国家任命的，所有的警察、学校老师都是国家的雇员。由于大多数日本的民事案件都是通过仲裁或者第三方调停解决，所以法院在当地行政中的功能非常小。警察反而更为重要。每逢有公共集会时，警察必须在场。但这种任务不常有，警察的大部分时间被用于维护居民人身和财产安全。国家经常调动警察们的岗位，以免他们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和当地牵扯太深。学校老师的岗位也经常调动。国家规定了学校的每个细节：和法国一样，全国的每个学校在同一天，学同一本教材，上同一门课。每个学校都在早上的同一时刻跟随同样的广播跳同样的健美操。当地社区在学校、警察和法院三个方面没有自治权。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的做法在所有基本点上都和美国迥异。在美国，最高行政和司法责任由公选出来的人担负，地方的管理则由当地警局和法院负责。但是，日本政府在形式上却和荷兰、比利时等西方国家没什么两样。譬如说，荷兰和日本一样，由女王的内阁起草所有法律条文，议会实际上从未颁布任何法令。荷兰女王依法任命每个城镇的市长，尽管在实践中她通常都认可地方的提名。因而，较之1940年前的日本，荷兰女王的权力更进一步地渗透到地方事务中。在荷兰，警察和法院直接对女王负责，但任何宗教团体都可以自由创办学校。日本的教育系统则和法国一模一样。同样，在荷兰，开凿运河、围海造田和当地建设都是整个社区的责任，而不是市长和政治选举产生的官员的职责。
日本的政府机构和西欧各国的真正区别其实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职能。日本政权依赖的是整个民族在过去的经验中形成的恭顺习惯，而这种古老的习惯体现在他们整个道德体系和日常礼仪中。当他们的“阁下”在自己的职位上行使职责时，他们的特权就会被尊重，这不是因为人们认可他们的政策，而是因为在日本逾越特权是不对的。在最高决策的层面，“公众舆论”不起任何作用。政府要求的只是“公众支持”。哪怕国家越过自己的官方领域，渗透到地方事务中，其权力也会被地方恭顺地接受。对于行使各种国内职能的国家政权，美国人通常都认为它很邪恶，但日本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国家政权几乎是尽善尽美的。
不仅如此，日本政权十分小心谨慎地判断公众的意愿究竟是什么。在符合法律的公众裁决领域，即使为了公众自身的福利，日本政府也要努力讨好公众才能实现目的。比如，负责推广农业的政府官员在帮农民改良旧式农耕法时，和他们的美国爱达荷州同行一样，极少用权威来施压。推广国家担保的农村信用社或者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国家官员，必须和当地重要人物长时间讨论交涉，并最终遵从他们的决定。地方事务需要地方管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给每个人分配相应的权力并限定它的有效范围。比起西方文化，它给予“高位者”更多的尊重——这同时意味着更多的行动自由，但他们必须保住自己的地位。日本奉行的格言是：万物各就其位。
比起行政管理领域，明治政治家们在宗教领域制定了更多古怪的正式规定。但是，他们依然遵照同一个模式。政府只管辖象征了国家统一和强盛的信仰，而听任其他的信仰自由发展。这种受到国家管辖的信仰就是国家神道。由于神道作为国家象征受到人们尊重，就像美国人尊重国旗一样，日本人便说它其实“不是宗教”。因此日本人可以要求所有公民信仰神道，就像美国要求所有人对星条旗致礼，而不认为这违反了西方的宗教自由理念。这只是对国家忠诚的一个标志。因为神道“不是宗教”，日本可以在学校教授神道，而不用担心西方的批评。日本学校把讲授国家神道的内容变成了讲授从神祇时代开始的日本历史，和对“统治万世”的天皇的尊敬。它是由国家支持和管理的。至于其他的宗教领域，从佛教到基督教，乃至其他教派的神道或者民俗神道，都听任个人意愿，就和美国一样。国家神道和其他宗教无论在管理上还是财政上都是分开的。国家神道受内务省神祇局管理，它的神官、祭祀仪式和神社等开支都由国家提供财力支持。而一般民俗神道、佛教和基督教部门则由文部省下面的宗教局管理，并靠信徒们的自愿捐赠来存活。
正因为日本在此事上的官方立场，我们不能说国家神道是个庞大的国立教会，但至少，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庞大的国立机构。从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大神宫，到举行特别仪式时神官才打扫一下的地方小神社，全日本有超过十一万座神社。神官的等级系统和政治系统并列，排名从最低级的区神官，到府县神官，再到被称为“阁下”的最高级神官。他们为民众举行祭祀仪式，而非带领民众一起朝拜，因而参与神教活动和美国家庭去教会做礼拜是截然不同的。既然神道不是宗教，法律禁止神官宣讲教义，也就不可能有西方人眼中的那种礼拜仪式。在祭祀频繁的日子里，社区代表们会来参加活动。神官在代表们面前挥舞一根扎着麻绳和纸条的“币帛”为他们驱邪。之后，神官打开神龛的内门，用一声尖声叫喊召唤众神出来享用供品。随后神官们开始祈祷，参拜者们按照各自的身份等级，排着队，毕恭毕敬地献上日本无处不在的物品：垂挂了白色纸条的圣树小枝。最后，神官再次用一声叫喊把众神送走，并关上神龛内门。在国家神道的大祭祀日里，政府部门放假，天皇亲自为民众致祭。但这些国家性质的节日并不像地方神社的祭祀日或者佛教节日那样由百姓们自发庆祝。
在国家神道之外的自由领域，日本百姓们开展着各种与心灵相吻合的教派和祭祀活动。佛教依然是大部分民众信仰的宗教。有着不同教义和创始人的各种佛教派别都十分活跃，受人欢迎。就连神道也在国家神道之外有不少其他派别。一些派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推行民族主义以前就已经是纯民族主义的堡垒；一些教派用信仰进行精神治疗，常被人拿来和基督教科学派做比较；一些人信奉儒家理念，另一些人则专注神灵显圣和参拜圣山神社。大多数的百姓庆祝活动也和国家神道无关。在这些节日里，民众们拥至神社，每个人都漱口驱邪，通过摇铃或者击掌来召唤神灵。之后他们又鞠躬，再次打铃或者击掌来送别神灵。随后，他们才开始这一天的主要活动：从街边小摊贩手中购买各种珍品玩物，观看相扑、驱魔或者小丑逗笑人群的神乐舞。一个曾在日本居住过的英国人说，每逢日本的庆祝日他都会记起威廉·布雷克的诗句：
如果教堂能给我们些淡啤
以及慰藉灵魂的愉悦之火
我们会终日唱诗祈祷
绝不会想要离经叛道
除了极少数专业献身宗教、严于律己的人外，宗教在日本并非那么严峻。日本人很迷恋宗教朝圣，因为它们本身也是放松享受的假日。
综上所述，明治政治家们谨慎地区分了政府在行政领域和国家神教在宗教领域的不同功能。他们把其他领域留给民众自由发挥，但是始终确保自己处于新等级体系的最顶端，并掌控一切在他们看来事关国家大计的事务。在创建军队时也有类似的问题。和其他领域一样，他们反对旧式的等级习惯，但在军队中他们把这一条落实得比在平民生活中更进一步。他们禁止在军队中使用日本的敬语，虽然在实际操作中人们依然这么做。军队中的职位提拔也是依据个人能力，而非家庭出身，这一条落实得十分彻底，是在其他领域中很少见的。日本军队在日本人中间享有很高的声誉，并且显然是当之无愧的。而这些改革正是使军队赢得百姓支持的最好方式。军队排、连等通常都是由同一地区的邻里组成，并且和平时期服兵役通常都是在靠近家乡的地方，这不仅意味着地方上的关系得以维系，也意味着在服兵役的两年间，军官和士兵、新兵和老兵的关系取代了武士和农民或者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关系。军队在许多方面都发挥了民主标杆的作用，并且算得上是真正的人民的军队。军队在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是维持政权的强腕手段，但是在日本，军队对小农阶级的共鸣使它一再地和农民阶级联合起来，反抗金融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
日本政治家们对建立这样一支人民军队带来的所有后果并不完全满意，但是他们依然认为军队应当位于等级系统的最高位置。他们通过在最高层采取措施，来确保实现这个目标。虽然他们没有把这些措施写进宪法，但最高指挥部独立于平民政府早已是公认的惯例。譬如说，对比外务省和内政各省的大臣，海陆军的大臣们可以直接觐见天皇本人，因而可以以天皇的名义来强行落实他们的举措，无须向内阁同僚通报或者与之协商。他们如果想要阻止一个自己不信任的内阁成立，只需要拒绝委派陆军将军和海军上将进入内阁。没有这类现役高级官员担任陆海军大臣，内阁就不能成立。文官或者退役军官都是不能担任这些职位的。同样地，如果军部对内阁的任何行为不满，他们只需要召回内阁中的军方代表，就可以迫使内阁解散。在这个最高决策层，军队的最高地位可以确保它不受任何势力干涉。如果它需要进一步的保障，宪法中有这么一条：“如果议会没有批准政府提交的预算，那么上一年的预算会自动成为政府今年的预算。”一个例子是：尽管外务省保证日本军队不会轻举妄动，关东军还是武装占领了满洲，这正是因为军部领袖趁着内阁意见尚未统一时就支持战场上的指挥官这么做了。军队和其他领域一样：凡是涉及等级特权，日本人都倾向于接受所有的后果，这不是因为他们同意该政策，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容忍越权。
在工业发展领域，日本所走的道路与任何西方国家都不同。“阁下”们再一次制定了游戏规则。他们不仅计划了，还用政府经费投资建造了他们认为国家需要的产业。有一个国家机构专门负责组织和运营这些产业。他们从国外引进技术专家或者派人去国外学习。他们说，当这些产业“组织有序且生意兴隆”的时候，政府会把它们卖给私人企业。它们逐渐被以“非常离谱的低价”卖给了被选中的金融寡头，即以三井和三菱家族为首的财阀。日本政治家认为，工业发展对日本来说太重要了，所以不能把它托付给市场供需法则或者自由企业。但这个政策并非出自社会主义理念；它只是保证了大财阀能从中谋利。日本的成就便在于以最小的挫折和浪费建立了它认为必需的工业。
通过这些方式，日本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从起点到后续阶段的正常顺序”。它不是从制造消费品和轻工业起步，而是一开始就兴办了关键的重工业。兵工厂、造船厂、钢铁厂和铁路建设得到了优先重视，并且很快发展到了一个技术娴熟且高效的水准。并非所有这些产业随后都被转交给私企经营。大部分军工业仍被政府机构控制，并由特殊的政府账户提供资助。
在政府优先重视的工业领域，小商人和非官僚经营者是没有“恰当地位”的。只有获取国家信任且政治上得宠的大财阀和国家自身能经营这些产业。但是和日本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一样，工业领域也有一块自由区，即那些“剩下的”可以投入最少资金但需最大化压榨廉价劳力的产业。这些轻工业不需要现代科技就能生存，今天也是如此。它依赖的是美国人过去称之为“家庭血汗工厂”的工厂。一个三流制造商购买了原材料后，先交给一个家庭或一个只有四五名工人的小作坊加工，把加工完的产品收回来，再交给其他人进行下一步加工，并最终把成品卖给商人或出口商。在20世纪30年代，被工业界雇用的日本人中有53%以上是在这些少于五个工人的小作坊或者家庭打工。这些工人中的许多人在当学徒时受到了传统的家长式庇护，还有不少人是生活在大城市的母亲们，她们坐在自己家中，背上背着婴儿，一边做着计件零活。
日本工业的双重性和日本政府或宗教的双重性一样，都对日本的生活方式意义重大。这就好像是，当日本政治家认为他们需要一个金融贵族阶层来匹配其他领域的等级体系时，他们就创办了一批战略性企业，并选择了一些政治上得宠的商人家族，使他们获得和其他等级体系关联的“合适地位”。但政治家们从未想过要让政府疏远这些庞大的金融家族。因而这些大财阀在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下，不断获取丰厚的利润和很高的地位。从日本人对待利润和金钱的传统态度来看，一个金融贵族阶层遭到民众的攻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政府按照公认的等级制度观念，尽可能地扶植这个阶层。并不能说政府就完全成功了，因为财阀们仍然不断受到所谓的少壮派军官团体和乡村的攻击。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日本公共舆论的最大不满并非针对这些大财阀，而是针对“成金”。“成金”通常被翻译成“暴发户”，但这个词不能准确表达日本人的感情。在美国，“暴发户”严格来说是指那些“新来者”。他们常被人嘲笑，是因为他们不善交际，且还没来得及学会上流社会的优雅品位。然而，这些缺点被他们令人振奋的巨大财富所抵消了。他们从破旧的木屋发家，从一个赶骡子的穷人变成了控制油田、身家百万的巨富。但是在日本，“成金”一词来自日本将棋，指一个步兵摇身一变成了金将。它像一个“大人物”一样在棋盘上横冲直撞，可在等级体系里，它根本没有权力这么做。人们相信“成金”是通过诈骗或者剥削，获取了自己的财富，日本人对他们的严厉指责和美国人对待“白手起家者”的态度相去甚远。日本为巨大的财富提供了等级体系中相应的地位，并与之建立联盟；但是如果这种财富是在体系之外获得的话，日本的公共舆论就会予以猛烈的抨击。
因而，日本人一向根据等级制度来维持他们在世界中的秩序。在家庭和个人关系中，年龄、辈分、性别和阶层决定了什么是适当的行为举止。在行政、宗教、军队和工业领域，都有十分仔细的等级划分，以确保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旦越权，就会受到惩罚。只要“各就其位”得以维系，日本人就不会抗议，因为他们感到安全。当然，从他们的最高福利能否得到保障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也许并不“安全”；他们感到安全只是因为他们接受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不证自明的，正如同美国人看待平等与自由。
当日本人试图向外部世界输出他们的生活观以寻求“安全”时，他们的麻烦就来了。在日本本国，等级制度符合民众的期待，因为正是等级制塑造了这种期待。这也是为什么某些野心只会在某些社会中出现的原因。但是等级制是最不适合出口的商品。其他国家都对日本大放厥词的主张很愤慨，认为其狂妄，甚至比狂妄更恶劣。在每个被占领的国家，日本的军官和军队都会震惊地发现，当地人并不欢迎他们。日本不是在等级体系中给他们安排了一个位置吗，尽管地位很低？难道连那些本来地位更低的人们，也不欢迎等级制度？日本战争后勤部接连拍摄了一系列描述中国热爱日本的战争影片，其情节常是痛苦绝望的中国女孩们和日本士兵或日本工程师相爱了，从而获得了幸福。这和纳粹的征服理论相去甚远，但是从长期来看，不见得就比纳粹更成功。日本人无法从其他国家那里得到他们在本国得到的结果。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以为自己可以。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令他们“各就其位”的道德体系在其他国家并不存在。它是日本原创的、独有的。日本的作家们认为这种道德体系不言自明，因而从来不描述它。但事实上，对日本道德体系的描述，对于我们了解日本人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