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若想要了解日本人，首先必须了解所谓的“各就其位”究竟是什么意思。日本人对秩序等级的依赖，和美国人对平等自由的信仰，就如同南北两极，差异巨大。因此，美国人很难理解等级制度怎么可能成为日本的社会机制。日本人对等级制度的信奉奠定了他们和同胞，以及和政权之间的关系。美国人只有通过观察日本人在家庭、政权、宗教和经济生活等方面的民族习俗，才可能理解日本人的生活观。
日本人也以同样的等级思维来看待国际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在过去十年间，他们认为自己一直高踞等级制度金字塔的顶端。尽管现在这个位置被西方国家取代了，等级观念也使他们接受了现状。外交文档不断表明他们对这一观念的重视。1940年，日本在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的前言中写道：“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认为，使世界各国‘各就其位’是持久和平的前提……”天皇在此条约签订时所发的诏书也谈了同样的问题。诏书说：
弘扬大义于八纮，缔造神舆为一宇，实我皇祖皇宗之大训，亦朕夙夜所眷念。今时局动乱不知胡底，人类蒙祸不知何极。朕所轸念者，唯在早日勘定祸乱，光复和平……兹三国盟约成立，朕心甚悦。
唯万邦各就其位，兆民悉安其业，此乃旷古大业，前途尚遥……
在偷袭珍珠港的当天，日本特使向美国国务卿赫尔递交的声明中也极为明确地提到这点：
使万邦各就其位乃帝国坚定不移之国策……与上述使万邦各就其位之帝国根本国策背道而驰，帝国政府断然不能容忍。
日本的这个备忘录是对几天前美国国务卿赫尔备忘录的回应，后者列举了美国的四条原则：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信赖国际合作和协调；平等原则。这四条是十分基本的原则，在美国受尊崇的程度不亚于等级制度在日本。这四条原则表达了美国人信奉平等和权利不可侵犯的基本点。美国人视之为处理国际关系和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在美国人心目中，平等是让世界更美好的最崇高、最具美德的基础。平等对美国人而言，意味着远离专制暴政，不受干涉，不被强制；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人人拥有改善生活条件的权利。这是当今世界人权的基石。即便有时候自己也会破坏平等原则，但绝不会否认平等的正义性；基于此原则，美国人才义愤填膺地向等级制度宣战。
自从美国建国以来，其公民一如既往地推崇平等。杰弗逊把平等写入《独立宣言》。另外，纳入宪法中的《权利法案》也以此为基础。公开文献中的说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正在形成的生活方式，一种不同于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年轻的法国人阿列克斯·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访问美国后，曾经就“平等”这个主题写过一份精彩的国际报告。他是个聪明且包容的观察家，能在美国这个陌生的世界中发现许多优点。美洲大陆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因为年轻的托克维尔是在法国贵族社会中成长的。在许多依然活跃并有影响力的人士的记忆中，这个贵族社会首先被法国大革命，随后又被《拿破仑法典》猛烈地震撼和冲击。托克维尔十分欣赏并且包容美国这种新奇的生活秩序，尽管他是从一个法国贵族的角度来观察的。他的书向旧世界宣告一种新的事物即将到来。他相信美国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中更先进的阶段，并且这阶段迟早也会在欧洲发生，哪怕和美国不尽相同。
托克维尔详细地报告了这个新世界。在那里，人们真心认为彼此是平等的。他们的社会交往建立在一个崭新的、轻松的基础上。每个人以平等的身份交谈。美国人不在乎阶层之间各种细枝末节的礼仪，他们不要求别人这么做，因为他们自己也不这么做。他们喜欢说，自己没有受任何人的恩惠。美国没有古老贵族式的或者罗马式的家族。那种主宰旧世界的社会等级制度已经消失了。美国人最信奉“平等”，其他信条则没那么重要。他们有时甚至会故意忽视“自由”，把它抛诸脑后，但是始终把“平等”当作生活准则。
对于美国人来说，能够通过一个陌生人的眼睛，看到自己的祖先在一个多世纪前的生活方式，是很受启发的。美国经历了许多变化，但是社会的基本轮廓并没有变。人们在阅读时会发现，早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已成为他们今天所熟悉的模样了。但在美国，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总有些人向往贵族式秩序的社会，比如杰弗逊时代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但即使是汉密尔顿，也已经意识到，美国的生活方式并非贵族式。
因此，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人向日本人解释太平洋政策的道德基础其实是在宣扬他们最信奉的原则。根据美国人的计划，朝那个方向前进的每一步都将改善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同样，日本人所宣传的“各就其位”理念，其实是一种深植于他们社会经验的人生准则。几个世纪以来，不平等就是他们最熟悉也最习惯的生活方式。遵循等级制度的行为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但这不同于简单的西方国家式的专制主义。在日本，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被统治阶层，都一致遵循着同一个习俗。现在日本人承认美国权威正处于等级制度的顶端，这使得美国更有必要去弄清楚日本传统习俗。只有这样才能判断在当前形势下日本人可能会怎么做。
日本在近期西方化了许多，但依然是一个贵族社会。人和人之间的每一个问候、每一次接触都必须显示不同种类和不同程度的社会差距。当一个人对另一个说“吃吧”或者“坐下”时，对方和他是否熟悉，比他的等级低还是高，都决定了他使用什么样的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下，人称代词“你”有不同形式，同一个动词也有不同的词根。换言之，和许多太平洋地区的语言一样，日语中也有所谓的“敬语”，并且每次说敬语时还要加上适当的鞠躬或者跪拜。所有这些行为都谨慎地遵循着规则和习俗。使用者不仅有必要知道该向谁鞠躬，还需要知道鞠躬的程度。对某个主人来说一次恰如其分的鞠躬，放在另一个和鞠躬者地位、关系略有不同的主人身上，则可能是一种侮辱。从双膝跪地、把前额置于贴地的双手上，到只是垂肩、微微点头，鞠躬的形式各式各样。每个日本人从童年起就必须学会如何在不同场合中行不同的礼。
人们不仅需要通过恰当的礼仪不断确认阶层之间的差异（这很重要），同时，性别、年龄、家庭关系和两个人之前的交情也需要被考虑在内。甚至相同的两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也需要展现不同的尊重程度。譬如，两个平民百姓可能是密友，见面也不用行礼，但当其中一人穿上军装后，他的朋友就要向他鞠躬了。对等级制度的遵循是一门艺术，需要平衡数不胜数的因素；有些因素可以互相抵消，而有些则有累加效果。
当然，有些人之间相对不用那么拘泥于礼仪。在美国，这些人通常是指一个人的家庭成员。当美国人回到家庭的怀抱中，他们就会把礼仪抛诸脑后。但日本人却正是从家庭中学会尊重并严格遵守规则的。当婴儿还在襁褓中时，母亲就会把他的头往下按，教他鞠躬。幼儿学会的第一门课就是如何对父兄表达尊敬。妻子向丈夫鞠躬，孩子向父亲鞠躬，弟弟向哥哥鞠躬，女孩则向所有的哥哥和弟弟鞠躬。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形式，它意味着行礼者认可对方有权干涉自己的私人事务，而受礼者则认可他对行礼者肩负与地位相应的责任。基于性别、辈分和子嗣继承的等级关系是一个家庭生活中的核心部分。
不言而喻，孝道在中国和日本都是受到推崇的道德准则。早在公元六七世纪，在中国逐渐形成的孝道就已经和佛教、儒家伦理、中国世俗文化一起传入日本。但是孝道的性质在日本不可避免地被修改了，以适应日本与中国不同的家庭结构。哪怕在今天的中国，一个人也应当对他的整个宗族效忠。这个大宗族可能对其多达上万人的全体成员拥有裁决权，同时也得到这些成员的支持。当然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每个地区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在大部分地区，一个村子里的所有人都属于同一个宗族。中国的人口有4亿5000万，但总共只有470个姓氏。同姓的人通常认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同宗弟兄。某个地区的所有人可能属于同一个宗族，并且身居遥远城市的某些家庭也可能与他们同宗。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比如广东，所有宗族成员共同维持着壮观的氏族宗祠，并在祭祖的日子里共同向由同一个祖先繁衍的上千个已逝宗族成员的牌位祭祀。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财产、土地和寺庙，并备有宗族基金来资助有前途的子孙。它不断追踪那些远赴他乡的成员情况，并精心编撰族谱。族谱每十年左右就更新一次，增订那些有资格分享宗族荣耀的成员名字。宗族甚至有自己的祖传家规。当与政府意见相左时，它可能会拒绝把犯法的成员移交给政府。在封建帝制时期，不断更迭的朝廷会指派自己的官员以大政府的名义管理这些半自治的大宗族团体。但这些官员对整个地区来说毕竟只是个外人，所以通常都很好相处，管理时也只是睁一眼闭一眼。
在日本，情况却很不一样。直到19世纪中期，只有一些贵族和武士家庭被允许使用姓氏。姓氏是中国宗族制度的根本，若没有姓氏或者与之相应的事物，宗族组织就没法发展。在某些宗族中，与姓氏相应的是保留族谱。但在日本只有上层阶级才有族谱。即便是那种族谱，也和美国革命妇女会的做法一样，只是从目前在世的人往回追溯，而不是从始祖开始把每一个后代都记录下来。这两种方式很不一样。此外，日本是一个封建国家。人们对一个封建君主效忠，而不是对一大群亲属。君主是当地的领主，完全不同于那些对当地来说永远是外人的临时官员。在日本重要的是弄清一个人是属于萨摩藩还是肥前藩，因为这是一个人的关系纽带。
另一种使宗族制度化的方法是在神社或圣地祭拜远祖或者祭神。尽管没有姓氏或族谱，日本的普通百姓也一样可以参与这类活动。但日本并没有对远祖的狂热崇拜。在百姓们参与祭祀的神社里，所有村民们无须证明源自同一个祖先，就可以聚在一起祭祀。他们被称为祭神的“孩子”。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他们居住在祭神的封地上。村民和村民之间当然也是相互有联系的，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村民们定居某地代代繁衍，但他们并不是源自同一祖先的紧密宗族团体。
在日本所有的社会阶层中，对祖先的崇拜主要表现为在客厅里设一个神龛，只供奉六七个最近逝去的亲属灵牌。这些灵牌就像是小小的墓碑模型。人们每天供奉食品，以此祭祀父母、祖父母及若干近亲，表达对他们的恭敬和思念。在墓地中，墓碑上曾祖父母的名字也不再被加深描绘，任其逐渐淡化，而三代以前的墓地主人的身份则很快会被遗忘。日本的家庭关系和西方一样淡薄，也许与法国的家庭模式最为接近。
因此，日本的孝道主要还是局限在当面接触的家庭中，充其量只包括父亲、父亲的父亲、他们的弟兄及其后代。孝道即意味着每个人根据自己在团体中的辈分、性别和年龄找到自己相应的位置。如果是人员众多的豪门望族，家庭会分成不同的支系，次子及更年幼的儿子会另立门户，成为家庭的分支。在这个有限的、当面接触的群体中，那些“各就其位”的规则非常周全细密。首先，对长者必须俯首帖耳，直到他们正式隐退。即便在今天，一名男性迈入中年，自己的儿子也已成年，但只要他的父亲没有隐退，他就不能未经父亲允许随意做什么事。即使子女已经三四十岁了，父母依然可以包办或者拆散他们的婚姻。父亲作为一个家庭的男性之长，吃饭时第一个被侍奉上菜，家庭沐浴时第一个入池，全家人向他深鞠躬行礼，他只需点头受礼。日本有一则流行的谜语，可以被翻译成美国式的谜题：“为什么一个想要给父母提供建议的儿子，就如同一个想在头上蓄发的和尚？”（佛教僧侣必须受剃度）。答案是：“无论他多么渴望，他都不能这么做。”
“各就其位”中的“位”不仅意味着不同辈分，也意味着年龄差距。当日本人想要表达自己彻底困惑了，他们通常会说这事物“既非兄，也非弟”。这就像美国人所说的某个东西“既非鱼，也非禽”，因为对于日本人来说，长子必须保持其鲜明的长子个性，就像鱼必须活在水中。长子是继承人。到过日本的旅行者说：“日本的长子们从小就具有一种非凡的领袖气概。”长子和父亲一样拥有很多特权。在古时候，弟弟们从小就不可避免地需要依靠长兄。在当今，特别是在农村和小镇上，长子们通常会留守家中、墨守成规，而弟弟们也许会离开家乡，接受更好的教育，获得更高的收入。但过去的等级制度在日本依然牢固。
甚至在今天的政治评论中，有关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也会积极提及传统的长子特权。1942年的春天，一个代表作战办公室发言的陆军中佐在谈及共荣圈时说道：“日本是兄长，其他国家是小弟。我们必须让占领地区的居民知道这一点。过多体恤当地居民，可能会导致他们滥用日本的善意，并对日本的统治带来不利。”换言之，兄长替小弟们决定了什么事对他们有益，并认为在强行落实时不应该体恤后者。
无论年纪大小，一个人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取决于他/她的性别。日本妇女走路时总是跟在丈夫的身后，社会地位也比丈夫低。即使她们穿着美国服饰时可以和丈夫并肩走路或优先进门，但只要一换上和服，就又会退到他身后。当日本家庭把所有的礼物、注意力和教育经费都投在儿子身上时，女儿不能有半句怨言。即使在那些为年轻女性设立的高等院校，课程重点也只是培训礼仪、仪态，对学识和智力的训练根本不能和男校相提并论。一个校长推荐上流社会的女学生们学习一点欧洲语言，因为这样她们就有能力在掸去丈夫书上的灰尘后，正确地将它们摆回书架了。
尽管如此，日本妇女比起其他亚洲国家，还是享有很大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不仅仅是西方化的表现。日本历史上从没有中国上层妇女那种裹小脚的习俗。印度妇女惊叹日本妇女不用把自己藏起来，可以自由地走上街抛头露面，闲逛购物。日本妇女通常掌管家庭财务，并负责日常采购。如果家用不够了，她们就有权力挑选家什，送去当铺换钱。日本主妇使唤用人，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当她自己熬成了婆婆，通常会很严厉地全盘掌管家务事，就好像前半生从没有当过唯唯诺诺的媳妇。
在日本，由辈分、性别和年龄带来的特权都很大。但是那些行使特权的人通常不是专职的独裁者，而是受托者。父亲或兄长对所有家族成员负责，包括活着的、去世的，以及尚未出生的。他必须做出重大决定，并监督落实。但是他的权威并非无条件的，兄长的行动必须对家族的荣誉负责。他不断提醒儿子或弟弟们牢记且不能辜负家族遗留下来的物质和精神遗产。即使是个农民，他也认为自己肩负着对家族祖先负责的高贵义务。所属的阶层地位越高，肩负的家族责任就越重。家族的需求总是高于个人的需求。
遇到重大事宜时，任何阶层的一家之长都会召集家庭会议来商讨该事宜。譬如，为了一个有关订婚的会议，家庭成员可能从各个遥远的地方赶来。在决策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个性上的冲突而发生难以预料的情况。弟弟或者妻子的意见也可能影响决定。一家之长若无视集体的意见，则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当然，最终的决定也许并不是命运攸关的当事人愿意服从的。但是那些长辈会毫不动摇地要求当事人服从家族会议的决定，正如他们自己过去一直做的那样。这种要求背后的理由，在法律上和习俗上都不同于普鲁士父亲对妻子儿女的专制权。日本人并没有在家庭生活中学习怎样尊重专制权威，也没有被培养出轻易服从专制的习惯。日本人所服从的家庭意志代表了一种关系所有成员得失的最高价值。无论这个要求多么苛刻，它是以共同忠诚的名义要求当事人服从的。尽管日本家族所要求内容的严苛程度并不会比普鲁士低，但是效果却不一样。
每一个日本人首先是在家庭的怀抱中学会了遵守等级制度，又把学到的运用到更广泛的经济生活和政治领域。他学会了找准自己的地位并尊重所有比自己等级高的人，无论对方是不是集团中真正做主的人。即使一个丈夫被他的妻子支配，或者一个兄长被他的弟弟支配，他们在正式场合受到妻子或弟弟的尊重也不会少一丝一毫。一个人并不会因为背后有人在操控而失去他原有的特权。表面形式不会随着实际支配关系的变化而改变，它始终是不可冒犯的。这就为某些不拘于地位身份、只求幕后操纵的人带来了策略上的优势，因为他们不易受到攻击。日本人也从家庭生活中学到了做决定时最重要的考量，必须基于对家族荣誉的维护。这个决定不是一个恰巧成为家长的专制者用武力落实的念头。日本家长更像是物质和精神财产的受托者。这些财产对家庭里的每个人都很重要，也要求每个人牺牲个人意志，服从集体的利益。日本人反对武力威胁，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减少对家庭要求的服从，也没有减少对特权者的尊重。即使家族长老不是铁腕的独裁者，家庭中的等级制度依然能得以维持。
对于人际交往模式与日本人截然不同的美国人来说，以上关于日本家庭等级制度的陈述让他们困惑：日本家庭关系中的情感纽带怎么还会那么强呢？事实上，日本家庭的凝聚力非常强，而本书的一个主题便是探讨这种凝聚力是如何形成的。只有认识到他们在家庭中养成的习惯有多么彻底，才有可能理解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领域对等级制度有多大需求。
在日本，阶层和阶层之间的等级关系就和家庭中的一样森严。在漫长的历史中，日本一直是一个世袭阶级的社会。一个已经有几个世纪等级习惯的国家，必然形成了重要的优势和缺陷。从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等级制度已经成为生活的准则。甚至早在7世纪，日本已经在调整从无世袭阶级的中国借鉴来的生活方式，使之适应自身的等级文化。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日本天皇和宫廷制定任务，向中国学习令日本使节赞叹不已的高度文明，并立刻怀着无比的**着手干了起来。而在这以前，日本甚至没有自己的文字。在公元7世纪，它采用了中国的表意文字来书写完全不同的语言。日本过去有个宗教，相信四万个神祇掌管山脉、村庄，带给人们好运——此民间宗教在经历了一系列变迁后，成了现代的神道。同样在公元7世纪时，日本从中国大规模引进佛教，以为能够“有效维护政权”。在这以前，日本一直没有公共的或私人的大型永久性建筑，但天皇仿照中国京城造了一个新的奈良城，并且按照中国的式样建造了很多华美的佛教寺庙和僧院。天皇也根据使节对中国的描述，引进了官阶品位和律令。在世界历史上很难找到第二个主权国家可以这么成功且有计划地引进外国文明。
但是，日本从一开始就没能复制中国的无等级制社会组织。日本采用的“官衔”，在中国本是授予那些通过了科举考试的行政官员的，但在日本却被授予世袭的贵族和封建领主。它们成了日本等级制度的一部分。日本分裂成许多半自治的藩国，其领主们总是互相嫉妒彼此的势力，因此许多重要的社会组织也跟领主、家臣和侍从的特权有关。但无论日本多么努力地从中国引进文明，它却始终没有采纳能代替等级制度的生活方式，比如中国的官僚行政制度，或者把不同阶层的人联合在一起的庞大的中国宗族制度。日本也没有采用中国的世俗皇帝的观念。日本皇室的名称直译过来是“云上人”，并且只有这个家族的人才可能继承皇位。日本从来没有像中国那样改朝换代过。天皇是不可冒犯的。引入中国文化的天皇和宫廷大臣们肯定从来没有想象过中国的制度在这方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也没有猜到他们正在进行的是怎样的变更。
尽管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各种文化，但它所创立的新文明只是在为之后几百年的纷争铺平道路，那些世袭的领主和家臣正是靠纷争来实现全国统治的。在公元8世纪结束前，贵族藤原氏已经掌权并把天皇挤到了幕后。随着时间流逝，藤原氏的统治又逐渐被封建领主们侵蚀。当全国陷入混战时，著名的源赖朝消灭了所有的对手，顶着“将军”这个古老的军事头衔成为日本实际的统治者。“将军”的字面翻译为“征夷大元帅”。按照惯例，只要源赖朝的子孙能够控制住其他封建领主，这头衔就可以由源氏家族一直世袭下去。天皇从此成了傀儡，他存在的最主要作用，是为将军主持封赐。他已没有行政权力，实际权力由一个军事阵营掌控着。正如其名，它总是试图以武力来控制那些反叛的藩国。每个封建领主，即“大名”，都有自己武装的家臣，即“武士”。这些武士在动乱的年代中，听从大名的差遣，时刻准备着争夺敌对大名或者统治将军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