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中，有一个令人疑惑的现象：同为中原农耕政权和草原游牧政权的战争，为何汉武帝时期汉匈之间万人规模的大战动辄斩首成千上万，而明朝中后期明蒙同级别的大战首级数却只有几百？难道这也是因为上古史书好吹嘘，类似于动辄“披甲百万”，随便就能有几十万人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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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光五年（前130年），汉朝4万骑兵分四路出击匈奴，卫青一路“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
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出击楼烦、白羊王，“获首虏二千三百级”，“捕伏听者三千七十一级”。“伏听者”就是“伏於隐处，听军虚实”之人，也就是匈奴的侦察兵，这句用的词是“捕”，这些人应当是抓来的俘虏。那么此战汉军杀伤俘虏匈奴人合计约5400人。
元朔六年（前123年），大将军卫青再次带领10万骑兵出塞，“得首虏前后万九千余级”。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天，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余骑兵出击匈奴，“得胡首虏八千余级”。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霍去病率军接应，浑邪王部下的很多匈奴人不愿降汉，纷纷逃离，霍去病当机立断，斩首八千。当年夏天，霍去病与公孙敖领兵数万，从北地进攻，“斩首虏三万二百级”，算上投降的2500人，总计约3.3万人。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匈漠北决战，卫青在漠北与单于遭遇，大败匈奴，“斩捕首虏万九千级”。霍去病与匈奴左贤王对战，“得胡首虏凡七万余人”，大获全胜。这次大决战，汉军“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者亦万数”。
天汉二年（前99年），贰师将军李广利领骑兵3万出击匈奴，打败匈奴右贤王，“得首虏万余级而还……汉兵物故什六七”。
当然，历史上汉匈之间还有其他大战，这里我们只选择史书有记载具体首级数的。可以发现，除了卫青第一次斩获700首级之外，其余每场战争斩获首级数都是动辄成千上万，令人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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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后期，明蒙万人规模大战的斩首数呢？
天顺三年（1459年），安边营之战，明将石彪率军击败蒙古2万人，斩首513级，生擒47人。
成化元年（1465年），数万鞑靼骑兵入侵辽河，明将郑宏率军击败之，俘虏11人，斩首5级。同年冬至次年三月，蒙古数万人大规模入侵延绥地区，明军出动2.5万人分数路堵截围剿，历时3个月，合计斩首30级。
成化六年（1470年），胡柴沟之战，明军1万击败鞑靼5000，斩首90。同年三月至七月，鞑靼数万人大规模入侵，明军集结6万人分路堵截，经过数月战斗，明军取胜，斩首106级，俘获甚众。
成化七年（1471年），鞑靼万人入侵，明军击败之，斩首91级。鞑靼不甘失败，再次发动进攻，又被明军击败，斩首83级。同年，鞑靼部2万余人入侵，明军在高坡击败之，斩首22级。
成化九年（1473年），明军先后在漫天岭和半坡峰大败蒙古，共计夺得牛羊8000余头，武器2500余件，但斩获首级不过157级。同年九月，明将王越率军万余，兵分三路突袭鞑靼老营，在红盐池大败敌军，斩首355级，获驼马牛羊器械无数。十月，韦州之战，明军大败鞑靼，斩首149级，夺回被掳百姓1934人，盔甲1610件，马骡牛羊众多。
成化十六年（1480年），王越率兵2.1万人，昼夜兼程奔袭威宁海子，大败鞑靼伊斯玛音部，生擒171人，斩首437级，获军旗12面，马牛羊驼合计7000余头，武器万余件。这是自开国洪武、永乐两朝以来，明军对蒙古取得的最好战绩，也是斩首数最多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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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万人规模的大战，汉匈动辄斩首几千数万，明蒙别说过千了，斩首三五百就算是多的了。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局面呢？笔者分析有3个原因：
第一，数据注水，毕竟“破贼文书，以一为十”。
《史记》中记载的斩首数应该是注过水的，这可能不是司马迁的原因，而是原始报功奏折就已经注水了。
三国时期，魏将国渊平定内乱，斩首按照实数上报。对将领夸大战功心知肚明的曹操问为什么，国渊表示：“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听也。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就是说，内乱窝里斗实在没必要夸大战功，对外作战时为了宣传可以注点水。
可以想见，汉匈之战的战报，汉武帝恐怕也未尝不知这里面的水分，但为了夸耀武功，也就听之任之了。
第二，蒙古人有收拢同伴尸体的习惯。
蒙古入侵时，一般3人一组，每人配备2到5匹马。如果一人死伤坠马，同组的队友要及时收拢尸体到备用马上，这样做就是为了防止被明军割首级。在这种情况下，明军要想割取首级，就只能等尸体掉下来“捡尸”了。
蒙古人很热衷于帮助死伤的同伴，除了最朴素的同族之情外，还可以获得物质奖励。被救者回去之后，要把自己的战利品甚至家产拿出来和救助者平分，而要是救回来的是一个贵族，更是可以任意挑选此人的武器、装备、马匹、钱财。
比如俺答汗的儿子负伤坠马，就被手下拼死救了回去。除了护主心切之外，回去后的物质奖励也是一大动力。
这个习惯不光蒙古人有，清军也有。比如崇祯十三年（1640年）五月，明清松杏大战，明军集火攒射，将一名清军将领射落马下，“贼甚披靡，不敢停留，将贼尸拉驮”，仓皇逃命。七月，清蒙联军进攻中左所，明军一炮打死3名骑兵，“直见众贼下马拥集拉抬，其死尸尽被拖去”，明军只来得及抢到打死的马匹。之后又一炮打死几个清兵，尸体也是被立即拖走，明军想割首级都来不及。
还有一个战例可以从侧面证明蒙古人拖尸体的效率有多高。
成化十九年（1483年）七月，鞑靼小王子部3万余进犯，明军万余出击。明蒙双方在夏米庄爆发大战，作战两日一夜，其间战斗颇多反复，双方互有胜负，最终蒙古败退。此役明军擒敌一人，斩首17级，获马54匹。明军阵亡586人，伤1101人，战马损失1070匹。
小王子受挫之后，不甘失败，又进犯马铺山。明军连续出击，数日之内多次击败鞑靼，迫使对方撤退。这一波明军生擒一人，斩首15级，获马18匹，明军死亡2人，负伤224人，损失战马136匹。
蒙古输了，结果明军账面损失更大，这是不合理的。可以推测蒙古的实际损失肯定更大，也可见其拖尸体的效率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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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因为汉匈和明蒙的战略意图不同，导致两者的作战形式也不同。
汉武帝时期对匈奴是战略进攻，明中后期对蒙古是战略相持（防守）。
汉武帝时期追求的是歼灭战，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这种作战心态导致汉军作战特点是胜则大胜，败则大败。胜则斩首几千数万，一旦失败，汉军自己往往也损失惨重。
比如元光五年（前130年），汉军四路出击，结果两路失败，损失过万。太初二年（前103年），赵破奴率领2万骑兵出击，全军覆没。最著名的当数李陵，5000步兵就敢孤军深入，以至于遭遇优势敌人，全军覆没。究其原因，也是当时这种鼓励主动出击的风气所致。
而明中后期的明蒙之战，双方打的是相持战。这种仗的特点是：麻秆打狼，两头害怕。双方都没有勇气及决心与对方打战略决战，大部分时间都是拉开战线对峙，真正交手往往都是以小队斥候战的模式进行。
比如正德皇帝朱厚照御驾亲征那次，明蒙双方十几万大军对峙，最后明军不过斩首16级。即使按照前面分析的，蒙古人有夺回死去同伴尸体的习惯，但如果双方按照汉匈漠北决战的对抗强度打，假如蒙古死伤数万人，蒙古人总不可能高效到只在战场遗留16具尸体吧。更别提在这种惨败的局面下，恐怕也没人顾得上这事了。
所以只有一种解释：双方主力并未进行战略决战，很可能是以主力对峙，小分队在阵前打斥候战这种模式来战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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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也有类似的战争模式，比如发生在公元732年的普瓦提埃之战，当时数万摩尔人从西班牙入侵法国，围攻普瓦提埃。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率军增援，摩尔人后撤。在接下来的6天里，摩尔人一路后撤，法国人一路追赶，但双方都没有立即进行战略决战的意图。这一阶段，双方之间的直接冲突以小规模斥候战、散兵战为主。如果不是摩尔人最后下定决心要跟法兰克人打一场决战，结局很可能就是双方一路斥候战，最后以摩尔人退回自己的领地而告终。
其实，即便是在以战略进攻为主旋律的汉武帝时期，也出现过万人相持却无果而终的情况。
天汉四年（前97年），李广利再度率军出征，与单于在余吾水进行了十多天的战斗，双方共投入二十余万人。此次战斗，史书中没有记载具体的伤亡斩首数字，推测可能是相持战，双方主力没有进行类似之前的战略决战。双方主力没有一决雌雄，只是因为另一路公孙敖的万余人被左贤王击败，汉军才选择撤退。
而在中晚明时期，明蒙双方唯一的一次决战是土木堡之战，几十万明军惨遭覆灭。但这次战斗从现有史料来看，也先最开始并没有与明军决战的意图。最开始是典型的相持战，双方几十万大军互相对峙，只有小规模的斥候战发生。如果不是明方昏着儿迭出，也先实在拒绝不了这份送上门的大餐，英宗的这次御驾亲征大概率会跟明代其他万人规模大战一样，双方对峙半天拉倒，各回各家。
不过，明朝也不是从开国以来就采取这种对决模式，如果对比明代开国与中后期的战略，就会发现，前者具有与汉武帝时期相同的特点，也是胜则大胜，败则大败。
这是因为明初对蒙古也是战略进攻态势，明军有决心也有能力跟蒙古进行战略决战，这一时期明军取得的战绩，丝毫不逊于汉武帝时期的汉军。
比如蓝玉的捕鱼儿海之战，明军俘虏蒙古王公贵族数千，军士男女770037人，马牛羊驼十五六万，果真配得上“大捷”的称号，而其原因无他，不过“攻守之势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