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朝的土木堡之变，因为事情发展得实在太令人震惊，一直以来就被赋予了各种阴谋论：有人说土木堡之变是文官的阴谋，甚至还有人脑洞大开说于谦是罪魁祸首。其逻辑是土木堡之变中皇帝都败得那么惨，于谦带领的北京保卫战却打赢了，肯定是有人出工不出力。那么，土木堡之变中被斩首的明廷，是怎么打赢北京保卫战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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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试图效法其先祖远征兀良哈的事迹，率20余万大军亲征瓦剌。然而，由于准备不足，指挥失误，明军被瓦剌军队围困于京北土木堡。
人困马乏之下，明军士气低落，在瓦剌的攻势下全军覆没，随军的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等66名大臣战死，就连明英宗本人也被也先俘获。
这一战，也使得原本清晰的明蒙攻守态势再一次发生转换。对于明朝而言，最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土木堡之变的大败，让明军精锐损失惨重，而明朝的指挥中枢也因为重臣的战死和皇帝的被俘几近瘫痪，而刚刚获得大胜的瓦剌也先，此刻有了进攻北京、继续扩大战果的野望。
强敌在侧，群龙无首，内忧外患下的明廷面临着建国以来的最大危机，但我们都知道，也先对北京城的攻略并没有成功，京师保卫战是以明朝的胜利结束的。
就像《明朝那些事儿》中所描写的那样，京师保卫战之所以能够成功，绕不开救时宰相于谦的功劳。明英宗的孙子朱祐樘的话说得非常公道，“当皇祖北狩之时，正国步难危之日，（于谦）乃能殚竭心膂，保障家邦，选将练兵，摧锋破敌，中外赖以宁谧，人心为之晏然”。可以说，若没有这位于谦于少保的挺身而出，明朝到底能不能度过这次危机还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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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的记载来看，不同于英宗临时起意御驾亲征时的仓促，京师保卫战期间，明朝对于瓦剌入侵的准备相当周详。起用战败将领，调配补给，训练京师守备，调派各地军队入京，这一系列举措有条不紊地展开，确保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
为了充实京中部队，明朝调拨两京和河南的备操军、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浙江兵驰援北京，这一举措，让京师兵力从原先的不过数万扩充至22万。
另外，土木堡之变发生后，孙太后命郕王朱祁钰（景泰帝）监国，与群臣商议战守之策。由于明朝主力全军覆没的消息带来的冲击，不少大臣建议放弃北京，迁都南京避祸。后来南宫之变的推动者徐珵（后改名徐有贞）更是大言不惭地宣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于谦就是在此时说出了那句“言南迁者，可斩也”。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明朝中枢的文武重臣已经因为土木堡之变死伤惨重，但于谦当时只不过是兵部左侍郎，朝中官职地位比他高的不在少数，但敢于这样指斥建议南迁者的，却只有他一人。之所以于谦敢站出来说这样的话，除了他本人的性格如此之外，他科道官员的出身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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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对明朝中枢的打击极大，除了前文提到的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外，吏部左侍郎曹鼐、刑部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王永和这些部门二把手也都死于事变当中，反倒是游离于六部之外的监察体系得以保存下来。
明代的监察体系较为复杂，像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按察司、六科给事中都属于监察体系范畴。明太祖朱元璋对于这类风宪官的选拔极为重视，曾下旨称其为“耳目之寄，肃清百司。今后慎选贤良方正之人，以副朕意”。
自此以后，监察官员的选拔就变得越来越严格，甚至可以说是严苛。明初百废待兴，官员调任本没有太过死板的要求，一些吏员若是表现良好也能破格为官。但监察系统却是例外，不仅不允许这种破格提拔的存在，就连正统科举考入的进士想要进入科道，也必须经过层层选拔后，再“理刑半年，考试除授”。
这种对于监察系统官员的重视，并没有因为朱元璋的去世而衰弱，相反，由于统治者对于监察百官这一现实需求的存在，明朝历任皇帝在言官、御史的选拔上都开始层层加码。
如此一来，这些监察系统的官员在个人素质以及地位上都远非普通官员可比，正所谓“口含天宪，清华之选”。于谦就是御史出身，除他之外，土木堡之变后有定朝局之功的礼部尚书胡濙（就是传说中奉朱棣之名寻访建文帝的那位）也同样担任过兵科、户科给事中，同属科道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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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监察系统损失并不算很严重，因此成了当时最活跃、最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除了平息南迁之议外，在铲除王振余党一事上，明代的监察官员们同样出力颇多。
王振的同党，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在午门血案中因为试图驱散请命大臣反被围殴致死，据说，第一个怒而出手（口）的同样是一位言官：户科给事中王竑。
《明史》记载：锦衣指挥马顺者，振党也，厉声叱言者去。竑愤怒，奋臂起，捽顺发呼曰：“若曹奸党，罪当诛，今尚敢尔！”且骂且啮其面，众共击之，立毙。
如果以为“咬杀锦衣卫指挥使”这一成就，是王竑人生的高光时刻，就太小瞧这位言官了。
午门血案后，王振一党被清洗，王竑则被授予右佥都御史一职。在也先袭击京城时，他与王通、杨善守御京城，后又驻守居庸关，为明廷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当时的记录来看，除了于谦、胡濙、王竑这类有着匡扶之功的名臣之外，明朝中枢体系的大批言官也并没有沉寂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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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提到，土木堡之变造成了明朝中枢的混乱，一方面这自然与英宗的被俘有关，而另一方面，大批中高层官员的战死也是重要原因。尤其是兵、户两部，主管军事和钱粮供应，更是事关京畿防御的关键，一旦运转失灵，后果不堪设想。土木堡之变后，明朝除了另立新皇外，还进行了大量的人事提拔。
最显眼的，自然是于谦由兵部侍郎升任兵部尚书。除此以外，户部尚书由工部左侍郎补任，户部、兵部乃至剩余四部的侍郎、郎中、员外郎等职务，也依次由下往上递补。
在《明史》等文献资料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于谦等大臣提及“靖康之变”或者“宋之南渡”，可以说，宋朝守卫汴京时的种种乱象，几乎是为明朝文武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错误答案。如宋徽宗退位自保后在后方发布的乱命，宋钦宗在面对金朝时是战是和的摇摆犹疑，以及防卫京师时文臣武将们的种种奇葩操作，都成了明朝此刻需要避开的“大坑”。
不过，和靖康之变时北宋军力国力的捉襟见肘不同，刚刚遭遇大败，“精锐尽丧”的明朝还可以依靠厚实的家底来稳住局势。
由于大部分辎重武器在英宗亲征时被抽调进主力军中，当时京城守军的武器铠甲严重不足，最严重时，士兵着甲率甚至不到10%。但靠着应天府（南京）军械库的支持，明朝短期内就补充了各类兵器126万件，明朝所积累的家底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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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兵器的补充类似，明军兵源的补充同样充满了“有钱任性”的感觉。为了激励守城、守关士兵的士气，明朝下令“守城匠人、守口军、火夫，并皇城四口内外官军，人赐布二匹”。就连民间百姓，只要有才能有勇气，也可通过选拔“授以冠带，赏银三两”，并且“给予器械鞍马，月粮一石”。这种氪金大法，让原本元气大伤的京师守军得到了一定的补充。
同时，就像前文提及的那样，明朝还依靠两京备操军、南方备倭军等后备力量重新训练、充实军队。
在此之前，京城防卫力量主要以京营为主，虽然名为“营”，实际上人员成分、隶属关系极其复杂，除了隶属五军都督府的卫军和守卫皇城的亲卫外，甚至还有部分负责杂役的所谓力役乃至皇陵卫队。
这样拼凑而成的一支军队，人员调度起来有多复杂可想而知。《明通鉴》对此有毫不客气的评价：“虽各有总兵，不相统一，临期调拨，兵将皆非所素习，猝遇敌兵，有所呼召，甚至彼己不知，姓名不记者。”
连姓名都记不住，又谈什么配合和支援？土木之役表明，这些大而无当、所属不一的军队，会极大地拖慢明军的指挥运行能力，同时也很难有效提升军队的战斗力。
因此，京师防御战前，为了协调统一，减少彼此各不统属所带来的指挥问题，明朝几乎放弃了已经名存实亡的京营，重新整合三大营，又将其中的精锐抽调到新建的团营之中。
与三大营不同，新建的团营由兵部尚书一人提督，其下又设三总兵及指挥使等职，这种严密的组织结构，也是京师保卫战得以取胜的关键。
与北宋靖康之变相比，明朝虽经历土木堡之变的惨败，但就当时的国力来看，无论是辎重储备、后备兵源还是预备人才，都还有深厚的底蕴。正因如此，明朝在平息了英宗北狩引起的内部混乱后，重新建立了稳定的行政和军事中枢，使得瓦剌也先没有任何可乘之机，最后只能无功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