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寇准与毕士安双双为相不久，汴京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一时间朝野震动，人心惶惶，在刚刚平静下来的官场上，再一次掀起了轩然大波。
而参与这件事的主角，正是刚刚为相的寇准。
那么，到底是件什么事，让宋朝整个官场都震惊不已呢？
事情得由一个叫申宗古的人敲登闻鼓说起。此人是一介布衣，史籍中除了记载他本次敲响登闻鼓之事，再也找不到任何关于他的文字。(65)
这里补充一下登闻鼓。这是历朝历代都设立的信访接待之物，只是每个朝代设立登闻鼓的作用不同。清代著名学者黄本骥在《历代职官表》记载：“唐代于东西朝堂分置肺石及登闻鼓，有冤不能自伸者，立肺石之上，或挝登闻鼓。立石者左监门卫奏闻，挝鼓者右监门卫奏闻。”此时，宋朝还未改制，诸多制度沿袭了唐朝，因此这个解释最为合理。登闻鼓到了宋代，就具有了某种权威性。非大案子，不能敲登闻鼓。只要敲响登闻鼓，那肯定不是一般的案子。
这个申宗古敲响登闻鼓，绝非一般之事。负责案件诉讼部门的负责人，接待了申宗古。布衣申宗古上了堂，便声称要状告当朝宰相寇准谋反。
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一听大惊失色，当下就对申宗古诉讼案有了几分重视。此人一介布衣，竟然信口开河，要状告当朝宰相？这不是找死吗？审理案件之人以为遇到了神经错乱者，起初还不相信，但问了几句，这个人便牵扯出安王赵元杰。申宗古表示，寇准曾经联合安王赵元杰意图谋反，自己手里还有一些他们一起密谋的证据。随即，申宗古便开始了状告寇准的陈词。
审理案子的人半信半疑，却也不得不重视这宗案件，毕竟申宗古状告的不是一般人，而是宋朝的一个已故王爷和当朝宰相。
案子便在此处发生了重大转变，审案之人不敢再往下审了。况且，这么大的案子，自然也超出了他们工作的权限。他们受宰相领导，可没有去调查宰相的权力。即使敢于去调查，可如果弄错了，那可不仅仅是丢饭碗的后果，还有可能掉脑袋。
案件的负责人也不是一般人。在他看来，既然申宗古敢敲响登闻鼓，这么信心十足，此人一定是掌握了某种证据，才会如此有恃无恐。否则诬告朝廷大臣的后果，非一般人能够承受。况且，这人一上来就直指亲王和宰相，这事不管真假，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即使此事是真事，如果牵扯出更多的人来，也是一桩麻烦。
审案之人便赶紧将此事上报给了主管部门。接着，就是层层上报。毕竟谋反罪可是重罪，谁也不敢接这个烫手的山芋。这件事若处理不好，谁都没有好果子吃。
然而，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谁都想看看事态的发展。宋朝那些大臣，都以旁观者的冷淡态度注视着本案的进展情况。最终，案件上报到了宋真宗手里。
此时，也只有宋真宗能处理。
当然，这个消息寇准也知道了。毕竟，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况且他是涉案人员，又是次相，得到的消息一定比别人多。只是，这件事对寇准而言，也是有口难辩。谋反之罪，何患无辞？寇准根本没办法解释，也解释不清楚。试看历朝历代那些被冠以谋反罪名的人，哪一个有好下场？
事情已经到了超出寇准把控的范围，他不能预测事态究竟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只能在家里等候消息。(66)
看到申宗古的诉状，以及整个案子的初审记录，宋真宗有些惊讶，也有些担忧。令人惊讶的是，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申宗古状告寇准？他完全可以在寇准与安王谋反时就上告。可他偏偏选择了这个时机，是不是有另外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也正是宋真宗所担忧的，他听从毕士安的意见，起用寇准为相，如果这个案子是某些人别有用心之举，那么宋朝的官场就太可怕了。
这是不是寇准一向强硬的手腕招致的祸端？此时宋真宗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进行辨别，但既然这个案子受到的关注度极高，就得妥善处理，否则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不可想象。
宋真宗想起了毕士安，这时候，或许只有毕士安才是解开这道难题的人。于是，宋真宗召见了毕士安，与他商量此事的处置办法。
宋真宗将诉状和提审记录交给毕士安看，并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寇准刚当上宰相，宋朝就出现这样的事，绝不简单。况且，一介布衣，是如何知道寇准与安王勾结谋反的？这种一下子就点到人死穴的做法，也绝非一般人能够想出来，哪怕这个人是宋朝的宰相。
其实毕士安早就知道此事了。对于此事，毕士安似乎与宋真宗有着同样的疑惑。毕士安极力为寇准辩解，担保寇准绝不是这样的人，他一直忠于朝廷，忠于官家，从未想过叛变。毕士安还提及当年寇准推荐宋真宗为太子的往事，如果寇准有意谋反，何必要在先帝面前推荐官家呢？宋真宗觉得毕士安说得有理，但这件事整个天下都在关注，必须要谨慎处理。毕士安请求宋真宗将此事交给他，让他去审理，保证给天下一个满意的调查答案。(67)
看到毕士安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宋真宗答应了。他相信毕士安的为人，也相信毕士安的能力。
毕士安回去后，便立即提审了申宗古。既然这个申宗古一口咬定寇准谋反，那就得听一听申宗古的状告，让申宗古把该说的都说了。至于毕士安联想到的某些不该说的，也得让申宗古说了。
为了将此事的影响减到最小程度，这次毕士安做得比较隐蔽。他害怕消息走漏，也害怕牵扯出更多的人，便将申宗古秘密押解到一个地方，身边全部换成自己的人。这样，整个审理过程都成了一个谜，外界根本不知道如何审理此案的。那些高度关注这件事的人，也只能就此却步。毕士安很清楚，这件事责任重大，牵涉多人，他要对这一切负责。
对于此事，毕士安在听到后便能猜出背后的操纵者，这与胡旦当年鼓动翟马周之事十分相似。这时候，毕士安问申宗古，是谁指使他干的？起初，申宗古还执意说这件事是他自己做的，背后没有人。毕士安笑了，那笑容让申宗古猜不透，这个首相要干什么。
可毕士安也在地方上任过职，尽管此时他是宋朝宰相，但他是从地方官一步步干到这个职位的，任何案件在他面前，他都能看出其中的玄妙。对诉讼案件的处理，他自有其一套办法。看到申宗古躲闪的眼神，毕士安就知道这其中必有隐情。
毕士安对申宗古警告道，既然你不说，那就让你尝点儿苦头，你再决定说不说。随即，那些狱卒便动起手来，用刑罚让申宗古享受了一番。不承想，还没动用最严酷的刑罚，申宗古就坚持不住，放下了不扳倒寇准决不罢休的劲头，招供了。
可是具体招出了谁，史籍资料中没有记载，我们也无从知晓。史籍中记载的是，毕士安审理完案子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申宗古诬告朝廷重臣，所谓寇准谋反之说，纯属子虚乌有。(68)
不久，毕士安便对申宗古判了刑，择日斩首示众。(69)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或许宋真宗的担心成了某种现实，因为在寇准后来的为官生涯中，随着与他为敌的力量一点点地显现出来，宋真宗最终罢免了寇准的宰相。当然，这是后话。
应该说，在处理申宗古状告寇准与安王赵元杰谋反案件中，毕士安顺藤摸瓜，一定找到了主使申宗古诬陷寇准的人，也就是那位幕后黑手。这一定是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他们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而且这个组织涉及的人，一定是朝中高官。
当年，对于寇准因为过于强势而得罪各种势力的事情，毕士安早有耳闻，甚至亲眼见过寇准的强硬。可这个寇准是他推荐的人，这时候，他总不能自己站出来说寇准确实有问题。当然，如果寇准真有问题，毕士安也绝不会手软。可申宗古案状告寇准谋反一案，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诬告案。而且参与这件事的人，手段之高明，无人能及。他们诬陷寇准和安王赵元杰谋反，在他们看来，是一步绝妙的好棋。
这一招，直接将寇准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因为安王赵元杰已经于一年前去世，这个案子，也就成了死无对证的铁案，任由状告方怎么说都有理，而寇准偏偏百口莫辩。若安王赵元杰还活着，只要将赵元杰和寇准两人叫到一起，当面对质，此事的真相便可大白于天下。可谁能让死人开口呢？
这样一来，毕士安的处理就显得非常高明了。他在审理申宗古时，申宗古一定交代出了这场诬告背后的主谋，而且一定是寇准的政敌，可毕士安选择了息事宁人的做法。他没有将案子审理的真正结果上报给宋真宗，只是说申宗古诬告朝廷重臣，被他杀了。宋真宗听说这件事的处理结果后，便不再过问了。
但毕士安将申宗古斩首后，也未将审理的结果公之于世，这一步棋显然是以退为进，也给那些意图在背后搞垮寇准的人发出了警告。毕士安的意思很明确，若再出现此类情况，想扳倒寇准，申宗古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
此后，虽然寇准一如既往地强势，但毕士安总是能游刃有余地解决掉寇准身边的一切问题，让寇准没有后顾之忧。
那些暗中的力量似乎看到了毕士安的手段，只能躲在暗处，等待时机。因为只要有毕士安在，他们就别想着动寇准。
如此，毕士安和寇准便开始了强强联合，推动宋朝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这一年，注定了毕士安和寇准会成为主角。
(1) 《宋史·列传第二百五十一》：“景德元年二月，遣其甥厮陁完来献捷。”
(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潘罗支遣其甥厮陁完来献捷，且贡名马，诏奖之。”
(3) 《西夏书事·卷八》：“二月，告哀于契丹。契丹主赠保吉尚书令，遣西上（外门内合）门使丁振吊慰。”
(4) 《西夏书事·卷八》：“德明遣兵攻掠，朔方节度潘罗支率蕃众御之，夏兵不胜而还。”
(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丁丑，西凉府都首领潘罗支遣其兄邦逋支入奏，且欲更率部族及回鹘精兵，直抵贺兰山讨除残孽，请与王师会灵州。”
(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邦逋支又言前赐罗支牌印、官告、衣服、器械，为迁贼劫掠。有诏别给之。”罗支，即潘罗支。
(7) 《续资治通鉴·卷二十四》。
(8) 《宋史·列传第二百四十四》。
(9) 《宋史·列传第二百五十一》：“是月，会迁党攻者龙，罗支率百余骑急赴，将议合击，遂为二族戕于帐。”
(10) 《西夏书事·卷八》：“六月，发兵攻者龙族，杀朔方节度使潘罗支。”
(11) 《西夏书事·卷八》：“潘罗支死，西凉大乱，六谷诸酋共推罗支弟厮铎督为首领。”
(12) 《西夏书事·卷八》：“德明乘人心未定，率兵复攻西凉，取之。”
(13) 《宋史·列传第二百五十一》：“四年，边臣言赵德明谋劫西凉，袭回鹘。”
(14) 《宋史·列传第二百五十一》：“上以六谷、甘州久推忠顺，思抚宁之，乃遣使谕厮铎督令援结回鹘为备。”
(15) 《宋史·列传第四十一》：“故相薛居正孙安上不肖，其居第有诏无得贸易，敏中违诏质之。”
(16) 《宋史·列传第二十三》。
(17) 《宋史·列传第二十三》：“居正妻妒悍，无子，婢妾皆不得侍侧，故养惟吉，爱之甚笃。”
(18) 《宋史·列传第二十三》：“及居正卒，太宗亲临，居正妻拜于丧所，上存抚数四，因问：‘不肖子安在，颇改行否？恐不能负荷先业，奈何！’惟吉伏丧侧，窃闻上语，惧赧不敢起。自是尽革故态，谢绝所与游者，居丧有礼。既而多接贤士大夫，颇涉猎书史，时论翕然称之。上知其改行，令知澶州，改扬州。”
(19) 《宋史·列传第二十三》：“至道二年，移知延州，未行，卒，年四十二。”
(20) 《宋史·列传第二十三》：“然御家无法，及其死，家人争财致讼，妻子辨对于公庭云。”
(21) 宋真宗时期宰相，后因醉酒失仪被罢免。参考《宋史·列传第二十四》。
(22) 《宋史·列传第二十四》：“时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无子早寡，尽畜其货产及书籍论告，欲改适齐贤。”
(23) 《宋史·列传第二十四》：“惟吉子安上诉其事，上不欲置于理，命司门员外郎张正伦就讯，柴氏所对与安上状异。”
(24) 《宋史·列传第四十一》：“会居正子惟吉嫠妇柴将携赀产适张齐贤，安上诉其事，柴遂言敏中尝求娶己，不许，以是阴庇安上。”
(25) 《宋史·列传第四十一》：“真宗以问敏中，敏中言近丧妻不复议婚，未尝求婚于柴，真宗因不复问。”
(26) 《宋史·列传第四十一》：“柴又伐鼓，讼益急，遂下御史台，并得敏中质宅之状。”
(27) 《宋史·列传第二十四》：“下其事于御史，乃齐贤子太子中舍宗诲教柴氏为词。”
(28) 《宋史·列传第四十一》：“时王嗣宗为盐铁使，素忌敏中，因对言，敏中议娶王承衍女弟，密约已定而未纳采。”
(29) 《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三》。
(30) 《宋史·列传第四十一》：“真宗询于王氏，得其实，以敏中前言为妄，罢为户部侍郎，出知永兴军。”
(31) 《宋史·列传第二十四》：“齐贤坐责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诲贬海州别驾。”
(32) 《宋史·列传第四十一》：“景德元年七月，沆待漏将朝，疾作而归，诏太医诊视，抚问之使相望于道。”
(33) 《武夷新集·李沆墓志铭》：“景德元年秋七月乙酉，大丞相、仆射陇西公早朝至待漏舍，不俟钥出而归，疾故也。”
(34) 《武夷新集·李沆墓志铭》：“粤翌日，车驾幸其第，亲至卧内，存抚甚厚，赐白金三百斤。既还宫，以不起闻，上又临哭出涕。”
(35) 《宋史·列传第四十一》：“明日，驾往临问，赐白金五千两。”
(36) 《宋会要辑稿·礼》：“七月四日，幸宰臣李沆第临奠。先是，幸，问疾。既还，沆以不起闻。即日，复临奠，哭之恸。”
(37) 《续资治通鉴·卷二十四》：“丙戌，右仆射、平章事李沆寝疾，帝临问，赐其家白金五千两。车驾方还宫而沆卒，趣驾再幸其第，哭之恸，谓左右曰：‘沆忠良纯厚，始终如一，岂意不享遐龄！’言毕泣下。”
(38) 《宋史·列传第四十一》：“真宗升储，迁礼部侍郎兼太子宾客，诏东宫待以师傅礼。”
(39) 《武夷新集·李沆墓志铭》：“太平兴国五年，举进士得高第，解褐将作监丞、通判潭州。郊祀，迁太子右赞善大夫。”
(40) 《宋史·列传第二十六》。
(41) 《宋史·列传第三十二》。
(42) 《武夷新集·李沆墓志铭》：“中谢日，太宗命中贵人送丞相府试文一通，以本官直史馆，赐五品服。”
(43) 《宋史·列传第四十一》。
(44) 《宋史·列传第四十一》：“四年，与翰林学士宋白同知贡举。谤议虽众，而不归咎于沆。”
(45) 《武夷新集·李沆墓志铭》。
(4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翰林学士贾黄中、李沆并为给事中、参知政事。”
(47) 《宋史·列传第四十一》：“四年，以本官罢，奉朝请。未几，丁内艰，起复，遂出知升州。未行，改知河南府。”
(48) 《宋史·本纪第六》：“淳化五年九月进封寿王，加检校太傅、开封尹。至道元年八月立为皇太子，改今讳，仍判府事。”
(49) 《宋史·列传第四十》：“明年夏，被疾，诏免常参，就中书视事。上疏求解，不许。十月，以太子太保罢。在告三百日，有司言当罢奉，诏赐如故。车驾临问，端不能兴，抚慰甚至。”
(5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三》：“户部尚书张齐贤加兵部尚书，与户部侍郎、参知政事李沆并平章事。”
(51) 《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一》。
(5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六》：“庚子，车驾至自大名府，李沆为东京留守，不戮一人而辇下清肃。”
(53) 《宋史·列传第四十一》。
(54) 《宋会要辑稿·礼》：“七月四日，幸宰臣李沆第临奠。先是，幸，问疾。既还，沆以不起闻。即日，复临奠，哭之恸。”
(55) 《东坡志林》：“真宗时，或荐梅询可用者，上曰：‘李沆尝言其非君子。’时沆之没，盖二十余年矣。”
(56) 《宋史·列传第二十四》。
(57) 《宋史·列传第四十一》。
(5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庚寅，迁翰林侍读学士、兵部侍郎毕士安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
(5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士安入谢，上曰：‘未也，行且相卿，谁可与卿同进者？’士安因言：‘准天资忠义，能断大事，臣所不如。’”
(60) 《宋史·列传第四十》。
(6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上曰：‘闻准刚，使气，奈何？’”
(6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士安曰：‘准忘身徇国，秉道嫉邪，故不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虽蒙休德，涵养安佚，而北敌跳梁未服，若准者正宜用也。’”
(63) 《宋史·列传第四十》：“景德元年，以毕士安参知政事，逾月，并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准以集贤殿大学士位士安下。”
(6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七》：“宣徽南院使、知枢密院事王继英为枢密使，同知枢密院事冯拯、陈尧叟并为签书枢密院事，仍诏拯、尧叟俸秩恩例并同枢密副使。继英小心谨靖，以勤敏称，上倚爱之。旧制，枢密祖母、母止追封郡太夫人，特诏悉加国封。”
(65) 《宋史·列传第四十》：“准为相，守正嫉恶，小人日思所以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准交通安王元杰。”
(66) 《宋史·列传第四十》：“准皇恐，莫知所自明。”
(67) 《宋史·列传第四十》：“士安力辩其诬。”
(68) 《宋史·列传第四十》：“下宗古吏，具得奸罔。”
(69) 《宋史·列传第四十》：“斩之，准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