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的下落，李向志是从日本的战史资料上查到的。那一年，他的保姆研究生毕业，去日本留学，想到李向志曾给她讲过他父亲的事，就多了个心眼，去图书馆查找。很容易就查到了，复印下来，并译成中文，寄给了李向志。李向志对每一个保姆都有情有义，保姆也都这样待他。
父亲的这种死法，算不算抗日英雄？这问题一直撕扯着他。
在成都宁夏街，有座浮雕，纪念国民党川军抗日死难者，李向志经常深更半夜踱到浮雕面前去，蹲在底座上，仰望那一张张神态各异的面孔。之所以这时候去，是他没脸。这群人是明明白白的死难者（没说是英雄，只说是死难者），他父亲却很难说。尽管难说，他依然怀着期待，期待那数十张面孔里面，有一张属于他的父亲。其实，他父亲虽是四川人，却并不是川军。
很长时间过后，他才怀着忐忑的心情，把他父亲的下落和他的苦闷告诉我。
我觉得这是件大事，便给他出主意，让他去找有关部门，把他父亲所属部队的番号查清楚，再看看是怎样给他父亲下的结论。
结果他没去找。我问过几次，他都支支吾吾。
当时就我应该看出那个胆小如鼠的李向志。
他是不敢去找。他害怕。提到“部门”这样的词，他就怕。他只是在百度上输入“李新店”，偷偷地查。叫李新店的人，共有二百一十四个，他把每个人的简历调出来看，没有一个是他父亲。
“我爸分明是打日本的，”有一次他这样向我嘀咕，“国内为啥没有他的消息呢？我们年年都在8月15号这天谴责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其实谴责根本没用，靖国神社在日本，人家想参拜就参拜，你也拿他没办法。我们该做的，是把抗日将士的名字一个不漏地列出来，供在某个地方，每年也在8月15号这天去参拜，这才会给日本人震慑……为啥查不到我爸的消息呢？查不到的肯定还多，他们死在抗日战场上，怎么连一个名字也没留下呢？”
我回答不了他的疑惑，此后他也就没再提起了。
关于父亲的下落，他连母亲也没告诉。
他做的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给当年的电焊工、现在的大画家罗眼镜去了一封信。他在信里诚挚地表达了自己的愧疚。因为罗眼镜在墙报上画了那幅插图，害得他把收音机藏起来，听掉了台湾电台的那档节目，让他伤透了心，也让他对罗眼镜怀怨。他对罗眼镜说：“你还记得吗，自从你画了那幅插图，我就再没给你打过热水了，你没和我一般见识，照样教我认字……”
罗眼镜没有回他。不知道是没收到李向志的信，还是罗眼镜忙不过来。
车又被拦下了几辆，但同时，三辆小车开走了，还有两辆中巴和两辆大车也开走了。
鹧鸪山口**起来。
那群人愤愤不平，但他们确实违规，不像我跟李向志是陪杀场。
因此那群人又把我们围住，说些貌是同情、实则煽动的话：
“只有你们这辆小车被拦下来，太冤了。”
“要是不耽误，你们早就到米亚罗了。”
有人还摸出手机，看了看时间说：“到米亚罗？等吧！等到明天上午再说！”
这里距米亚罗很近，即使子夜放行，也不必等到明天上午呀？但事实上就得明天上午。他们说，出了山口，路更烂，先前的路基，全部毁掉，坑洼石块自不必说，糟糕的是，路两侧再不是山体，也不是河流，而是深不见底的谷地，白天也要十二分小心，谁敢晚上行动？除非是不要命了！
我越发的焦躁不安。到米亚罗也要明天上午，回到成都，必然是明天下午的事了。
同时，我又担心那个不要命的李向志会在夜里放行后跳出来；那种场合，他是一定会跳出来的。他很可能不仅开到米亚罗，还要一鼓作气开回成都。从米亚罗下去，就进入汶川地界，地震不久我跟他到过汶川的漩口，去年八月，我带着儿子到过汶川县城，对那段路熟悉，公路缠在山腰，感觉那公路轻如绸带，风一吹就会飘起来，把车辆和行人抛下山崖，百余米深的崖底，是波涛汹涌的岷江；“后地震”时期的峭壁上，照旧有飞石（当地人叫“地震石”），白天还可以见机行事，把飞石躲过，晚上怎么躲？我们已经在海子山险过一次了，老天爷开恩，才捡了条命，总不能奢望老天爷再次开恩。
那群人怂恿我跟李向志去找警察。他们的意图是，只要我们说通了，就相当于挤开了一道门缝，他们再加把力，自己也就能从那道门缝溜出去。我也想去找警察，但光我去没用，驾照又不是我的。
“走，过去看看。”我对李向志说。
李向志很犹疑，我便推着他走。
快到岗亭的时候，他甩开我的手，身板放正了，自己走。
警察坐在靠窗的桌前，用钢笔在报纸上写什么。
我给警察打招呼，警察嗯了一声，没抬头。
我说：“麻烦你把驾照给我们吧，我们有急事，谢谢你啦！”
警察依然没抬头。
我说：“对小车不是没有限制吗？”
警察这才把头抬起：“谁说没有？”
“我们在红原问清楚了才上路的。”
“那是红原，这是理县！”
这条路由红原和理县共管，两地各自唱戏，叫听戏的买谁的票？我正要这样问，没想到李向志把我拦开，一步抢到警察面前，给他递名片。警察板着脸，拿着名片看。名片上印着密密麻麻的字，我都不知道写些什么。我从没见过他的名片。警察看完了，说：“你还卖乐器？”李向志连忙说：“卖呀，钢琴、手风琴、小提琴，都卖。”警察说：“我女儿是学箫的。”李向志说箫我也卖，你要是带女儿到成都买箫，找我就是！接着，他开始给警察大谈音乐，说箫在唐代称尺八，后来才叫箫，也叫洞箫，又说：“学箫是最难的，百日胡琴千日箫，口琴笛子站着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学口琴笛子最容易，站着教就能教会，弦乐要难一些，需要一百天，学箫就更难了，要一千天……”他滔滔不绝甚至过度亢奋地说下去，但警察对他的话明显不感兴趣，始终板着面孔，就连他说“你女儿敢学箫，证明她很有音乐天赋”一类肉麻的奉承话，警察回声“谢谢”的时候，也是板着面孔的。
李向志懂再多的知识，有再多的话头，在这个警察面前，丝毫不起作用。
当警察终于不耐烦地站起身，走出岗亭的时候，那个胆小如鼠的李向志便现了原形。
他轻轻推我，细声说：“走，出去。”
我说慌什么，坐一会儿。
岗亭里，有一张办公桌，一排木沙发，一架笼着蚊帐的单人床。我把李向志推到了沙发上。
他半坐半蹲，说：“人家都出去了！”
我见他脸色灰暗，眼含惊恐，只好顺从了他。
中午的阳光格外强烈，朝车身走去时，感觉阳光能揭了我们的皮。那边等候的人，眼巴巴地望过来，希望能提早从我们脸上判断是否游说成功。李向志明显不想跟那群人碰面。他阅人无数，别人藏得再深的心思，也能识别出来。走到中途，他不走了，抠住我的肩膀，煞有介事地训导我：“你说话要讲究策略，刚才要不是我及时插进来，你就跟警察说崩了。不说崩还有希望，说崩了就没希望了。”
话虽如此，他的眼神却是躲闪的；在警察面前的那番表演，让他难堪。
幸好他没去把小提琴拿过来拉给警察听。
为了安慰他，我说：“就是，全靠你。”
他高兴起来，说：“嘿，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接着掏出手机打电话。他在电话上简要叙述了我们的遭遇，然后说：
“过一会儿，你收到我的短信，就打电话给我，说我妈病危。”
将机盖合上后，他得意地望着我笑。
“给谁打的？”
他说给保姆。
这个保姆，看来还是去年的那个，因为我们在红原的时候，色儿青还给她去过电话，色儿青依然叫她姐姐，问姐姐今年为什么不到草原来玩。
我们原地不动，等待警察回到岗亭。那群人见我们迟迟不过去，知道没什么希望，顿时泄了气，散散淡淡地坐在炽烈的太阳底下，听河的吼声，看笔直而起的、除了树还是树的山景。
警察不知到哪里去了，过了好长时间才出现，嘴皮放光。看来他刚吃过午饭。
他嘴皮上的亮光不仅被我的眼睛看到了，也被我的胃看到了，胃便嘟嘟囔囔地抱怨，说它早就饿了，为什么不给它吃的。我也想给，可在这荒郊野外，去哪里找吃的呢？警察和收费员，很可能是在收费亭里做饭，也可能是有专人把饭给他们送来，怎么能跟人家比？何况现在还有更要紧的事办。
见警察进了岗亭，李向志迅速给保姆发了短信。一个字也没写，是一条空短信。
然后，我们走向岗亭。刚到门口，电话来了。
李向志装模作样地“哦哦”几声，重浊地抽了几声气，很急迫地说：“你给警察讲一下吧。”一步跨前去，把手机递给警察。
警察不知道什么事，接了。
“……你先送医院，”警察说，“……那有什么办法？……我不需要给谁请示，上级早就说了，这是硬性规定，拒绝任何请示……”警察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也不知保姆说了什么。看来，在李向志面前不大说话的保姆，其实是很能缠人的。警察被缠得没办法，只好说：“我会考虑的。”
之后把手机盖一合，还给了李向志。
李向志满面悲戚的样子，窜着头，跟我一起坐在沙发上，等着警察的“考虑”。
警察又坐到办公桌前，旋开笔帽，在报纸上写写画画。
半个钟头过去了。一个钟头过去了。警察终于把笔放下，站起身。
我们都以为他要放我们走了，可是，他又出门去了。这一个钟头时间，都没听见从山里出来的车声，他出门，只是因为坐疲了。他跨过水泥堤埂，进了收费亭，跟那收费的女子聊天。
李向志又要起身，我一把拽住他：“就在这里等！他又没叫我们出去。再说里面又没什么东西，他收来的驾照也是扔在收费亭的。”
他眼睛不看我，说：“警察是不是怀疑了？”
我说不像，听上去你那保姆很会演戏，而且我一开始就跟警察说过我们有急事。
收费亭和岗亭之间，有一点儿倒角，警察要看清这边的情况，必须把脖子伸长。他没伸长脖子，还将门闭了。我便起身走到办公桌前，看他写些什么。写的全是无法连成句子的词语：砖、水泥、山、房子、规定、河、绵羊、风、野兔、蚊子、走西口、政委、钓鱼、科学发展观，等等。
他在野地里干着这项工作，实在太无聊啦。我突然有些同情他。
他无聊，我也无聊，虽然岗亭里比较凉快，但坐在这里干等，心头的焦虑比太阳更烤人。
谁又来同情我呢？
我对李向志说：“你在这里等他的答复，我去把车守住。”
那群人蹲在远处，端着什么东西吃。他们带干粮了么？这时候我很后悔，我们也该带些干粮，哪怕带两瓶酸奶也好！从色儿青家离开时，一家人硬要给李向志和我各送一桶酸奶，我们硬是不要。不收别人的东西，是李向志一贯的脾气，他常常给人送好吃好喝，可要是别人还情，他会急得脸红脖子粗。我虽没那么固执，但我跟色儿青家究竟说不上交情。
本来就又饥又渴，这时候见别人吃东西，越发的饥渴难耐。
走近了些，见他们鼻子底下热气腾腾的，原来不是干粮，而是方便面。即使带了方便面，哪来的开水？一问，才知道是现买的。朝前走五十米，转过一道弯，山体窝进去了一块，在公路之外露出十余平方米的坝子，有人在那坝子上搭了个地震后用的活动板房，卖方便面。我立即跑过去。
老板是一个中年妇人，我说要两盒。
她说：“二十块。”
我吓了一跳。她卖的那种方便面，在超市只卖二块五一盒。
但有什么办法呢，在这看不见一只鸟也听不见一声鸟鸣的鹧鸪山口！
我付了钱，她把东西递给我，我把封皮和各样佐料都撕开，让她加开水。
她说：“再添四块。”
我直想骂娘。可那妇人明显是一副盛气凌人又漫不经心的样子，别说骂娘，分辩一句，她恐怕也不会把开水卖给我。
回程途中，恰逢一辆大车开过去，黄尘漫天，我和我手里的食物，都被裹在呛人的尘土里。
警察还没回。当李向志接过方便面，又听我说了是从哪里买来的，他仰天叹息了一声。
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我终于明白这些大大小小的车子为啥被拦了。”
接着，他一边吃，一边给我讲述他送母亲去火葬场那天的事。
火化之前，要烧些纸钱，放些鞭炮，送亡灵上天。他把纸钱和鞭炮都是买上的，可去了火葬场才知道，外面买的不算数，要在里面买。门口就有一家，是他们领导的家属开的，比外面要贵三倍，但贵不贵是他的事，买不买是你的事。你非在外面买，也行，只要你不怕亲人发臭都不给你火化，也不怕火化之后连骨灰也不给你收全。李向志当然只能在里面买了。那天，火葬场的生意十分清淡，见他是一个人，卖家好心好意地说：“你去忙，我帮你放鞭炮。”然而，直到他把母亲的骨灰盒搂在怀里，也没听到一声鞭炮响。骨灰盒很沉，看来，母亲的亡灵被封在里面了，没能飞升上天……
李向志说：“那边卖方便面的人，绝对是交管局某位领导的家属，因为很明显，路上的车辆是如此之少，根本没必要管制。管制是为了把人留住，好赚这些人的钱。”
他说得十分小声，好像那关在收费亭里的警察长着顺风耳。
这些话听上去有些滑稽，但我又没法反驳他。就说管制吧，也应该通过媒体广为宣传，让大家都知道，但他们没怎么宣传，一路上连个提示牌也没有，远远近近的人，都只是“听说”，没听说的司机，就成了瞎子。那边等待的人，好些都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误走这条路的；他们吃下了一点儿东西，喝下了一点儿热汤，却依旧是眼神茫然，了无生趣，看上去跟囚犯差不多。
我拿着两个空盒子走出岗亭的时候，李向志问我：
“分明知道我妈病危，分明说的要考虑，警察怎么还不吭气？”
我说我哪里知道。
这时候，李向志的一句话让我异常震惊，他说：
“他是警察，肯定他也知道我妈是坏人。”
母亲是坏人，这想法和观念，就好比李向志年少时一直吃的食物。就算在未来的日子里吃遍了山珍海味，但融入骨肉的终极美味，还是小时候吃过的东西，不管这东西有多糟……
警察一直在收费亭里，到下午三点也没过来。其间，只有一次他去岗亭旁上厕所。那时候我站在车门边，见他朝厕所走去，立即给守在岗亭里的李向志发了条短信：“母亲快不行了，速归！”
我是想他把这条短信拿去给警察看，可他没有，而是这样回我：“别急，急办不成事。”
他不急，有人急。其中一个开长安车的，是个三十来岁的胖子，我跟他聊过，他承认自己的那辆中巴，不是私用，而是偷偷载客。四川人把这种车叫“野猪（租）儿”。他也是从红原过来的，载着五个客人去都江堰，本想抄近道，把这批人送拢后，再做点儿短途生意，谁知弄巧成拙。五个人找他闹，说如果今天到不了，不仅不给一分钱，还要他双倍赔偿。他对我说，他是理县旁边的茂县人，地震的时候，一家老小残了三个，现在，全家人都靠他的这辆车，亏一天生意，就亏了好些天的日子，更别说给顾客赔偿了。他不停地抬腕看表，到四点钟，再也忍耐不住，向收费亭走去。
不一会儿，那边吵起来了。
吵了大约五分钟，警察将门一拉，从收费亭出来，回了岗亭。胖子也跟着去了岗亭。
我也朝岗亭走去。我见到的景象，是警察撩开单人床的蚊帐，鞋也不脱地躺着，闭上眼睛。
胖子说：“我天不亮就出发，上午九点过就到了这里，你把我扣了这么长时间，够意思了么。”
警察一言不发。
胖子说：“你知道，下面的路那么烂，半夜放行，开出去要出人命的。”
警察把眼睛睁开了，身子一挺站起来：“你给我出去！”
胖子没有出去。
警察又坐到那张办公桌前，把笔帽旋开，在报纸上写字，一笔一画的，写得格外卖力。
胖子的口气明显软了，说：“我刚才有些冲动，对不起……”
但警察没接受他的道歉，还是写字。
这时候，满面通红的胖子转过头，盯住我。我知道，他是希望我帮腔。
我早就想帮腔了。我说：“你们这墙上挂着……”
只说了这半句，我的后襟被猛地扯了一下。
是李向志在扯我。他坐在沙发上，窜着头，一副悲怆的样子。他坐的姿势也没有变过：只用屁股尖压住沙发的前沿，双手搭在膝盖上。我明白他的意思，又不甚明白，就噤了口。
胖子见我是靠不住的了，又把目光转向李向志。可李向志的眼睛一直看着地上。胖子出去了。
警察也出去了，又去了收费亭！
李向志还是那个姿势，一动不动。
我简直要爆炸了。这时候我忍受不了的，不是警察，而是李向志。
外面很快响起发动车子的声音。是那个胖子在发动他的长安车。他把车倒过来了。也就是说，他要返回红原，再从那条远了数百公里的路上开到都江堰。如果他的车不会飞，今夜是不可能到的。进入道闸，他找警察要回驾照后，就开始骂。他说你个瓜娃子，披一身皮皮就以为是爷了？你跟我们一样，是狗！好坏我们还长了颗狗心，你连狗心也不长，你是石头缝里蹦出的狗！
警察便讲道理给胖子听，说单边放行，这是规定，你们平时骂执行公务的人不按规定办事，一旦规定到自己头上，心里就不舒服了！胖子说：“既然是规定，就该一视同仁，为啥有些车能走？我的只是中巴，你们不放，好几辆大车为啥放了？”本在警察旁边帮腔的女子一时词穷，急得把双手往腰一叉：“这事……你管得着吗？”胖子说：“我交我该交的费用，我有权走路，也有权监督！”女子笑起来：“嗬，你真能干。明说，那几辆车的司机跟我们熟，我们想放他走。我们想放谁走就放谁走，你来监督啊，你去上面反映啊！”胖子知道女子说的是大实话，而他却毫无办法，于是怒火中烧，又开始骂：“我说你们是石头缝里蹦出的狗么！一条公狗，一条母狗！”
胖子拿到驾照后，杆子本是翘起来的，听他这一骂，它又躺下去了。
胖子猛踩油门。
就在他拼命撞过去的瞬间，杆子嗖的一声**，直了许久才惊魂不定地躺倒。
看来，那东西对不要命的家伙，也是很害怕的。
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是喜欢让人害怕呢？
别说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就是身怀绝技的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也照样害怕。在岳庙前，娘子被高衙内拦住，欲行不轨，林冲接锦儿急报，赶过去，从后面扳过那人，举拳要打，可他看清了是谁，手先软了；娘子被关在陆虞候家，任高衙内调戏纠缠，又是锦儿告急，林冲赶去，不是破门而入，而是立在楼梯上，叫声“嫂子开门”，给高衙内留出跳窗逃跑的时间，也给自己的“怕”留出回旋的空间……其实谁又不怕呢。娘子被调戏的事，闹得尽人皆知，林冲带着娘子下楼来，从街上走过，邻舍两边都怕惹是生非，全部关门闭户。
林冲是怕着同时代人的怕，也是怕着现代的我们的怕。
或者说，现代的我们，还怕着古代的林冲的怕。
朝胖子早已消失的车身望过去，我很愧疚，但我不会去跟警察吵的，我跟他吵，就只能走胖子的老路。我忍受不了李向志的那副模样，但我比他好不到哪里去。
何况，李向志是从小就怕过来的。
半年前我就发现这一点了。
那次我接待了一个远房表哥。我跟我那表哥住在同一条河上，相距不过十余公里，却多年没有走动过，而今他在深圳发达了，回老家省亲时，听我们村的船夫说我在成都，他回深圳前，恰好要到成都办些事，便问到我的电话，要跟我见一面。他住在百花潭公园对面的京川宾馆，那天上午，约我去百花潭喝茶。走到公园门口，我给李向志打了电话，他离这里近，又喜欢喝茶；再说我不知道跟我那表哥能不能说上话，怕冷场，有李向志在，就绝不必担心冷场了。我跟表哥见过面，递烟给他，他说我不抽烟，我还不知道你抽烟呢。言毕非要去三十米外的小卖部给我买包好烟，拦都拦不住。
这期间，李向志来了，喜笑颜开的。这是我第一次主动约他出来。我给他说我有个表哥，在深圳做生意，你跟他聊聊，说不定能弄到些信息，将来去深圳赚一笔钱。他嘻嘻笑，说好哇好哇。
表哥很快过来，手里拿着的不是一包烟，而是一条，软中华。他皮肤白净，满脸黑黝黝的胡子，让他面部露出的部分白得晃眼。我提前指给李向志看。李向志望过去，眼神倏地扭动起来。
那真是扭动，像蚯蚓遭遇火烧。
我当时没明白怎么回事，待表哥走过来，我把他们互相介绍给对方，表哥跟李向志握手，李向志竟然抖抖索索的不把手伸出来，眼神一直在扭动，脸也败如秋草。我那表哥毕竟是见过世面的，虽有些尴尬，却很快就泰然自若了，说他如何喜欢成都，等把钱赚够了，一定要到成都养老；说并非成都就不能挣钱，但内地婆婆太多，懒得跟他们厮缠。往常遇到这类关于赚钱的话题，李向志会滔滔不绝的，可今天他却窜着头，只把屁股尖放在椅子上。喝茶的人太多，老板没那么多躺椅，李向志坐的是一张翻板椅，我生怕他坐跷了头。大约二十分钟，他起身离开茶桌。我以为他上厕所去了，可老半天也不过来，打电话问，他才说他有事回家去了！我相当生气。怎么会这样呢，他不是这样失礼的人啊。
午餐过后，我才恍然大悟。
表哥丢下筷子，用餐巾擦脸，从侧面看去，只见一脸的毛。
——大胡子！
李向志是害怕大胡子！
他害怕响水滩的那个大胡子，也害怕跟那个大胡子相似的人，哪怕是生理上相似……
因为怕，他才追随父亲。他追随的不是父亲本人，而是父亲的“不要命”。
当大胡子**母亲的时候，他期待有一个不要命的父亲在身边，继而也期待自己成为不要命的人。
可最终，他只敢在不会说话也没有穿制服的山川面前撒野。要是可能，说不定他宁愿不跟任何人接触，宁愿没有故乡，也没有任何固定的住处，就像他买下的那两匹“野马”。
由于怕，他就恨。他不敢恨别人，只敢恨自己的母亲。他恨母亲，不是因为母亲是“坏人”，也不是因为母亲赶走了自己的老婆，而是把对大胡子的恨转嫁到了母亲的身上。可有些事，我却是无法理解的，自从跟他认识过后，我发现他对老太婆特别好，比如对他小区里的老太婆，还有对色儿青的奶奶。那次我们去北川，他带了几大包衣服去送给灾民，都是新买的，也都是送给老太婆穿的。他不愿去疗养院看母亲，却常常给疗养院的工作人员送礼物。知道父亲的下落后，他不告诉母亲，是觉得母亲没有资格知道父亲的下落，还是想让母亲继续为某个希望而活着？
猜测这些事很费精力，而我这时候心力交瘁。那盒方便面实在不顶用，我很快又饿了。本想再去买两盒，想到李向志说的那种情况，饿死我我也不愿再朝活动板房的方向望一眼。
我只问李向志要了车钥匙，回车上去睡觉。
太阳已经被大山挡在身后，但车里的热量，能把人烫熟。开了许久的空调，我才敢坐上去。
这是一辆桑塔纳车。李向志开的最好的车，就是桑塔纳。
如果我没认错，这还是我跟他过海子山时翻了的那辆。那回，我给他照了相，两人便束手无策了，想打电话求援，手机没有信号，搭别人的车吧，这条道上，一天半天也难得碰到一辆，有时三五天也没车过。除了走路，还有什么办法呢！估摸了一下，回理塘应该比去稻城更近些，于是往回走。这是下午两点，天无片云，阳光倾泼而下，如果没有风，是很暖和的，但狂风肆虐，冷得打抖。只要太阳下山，气温会迅速降到零下二三十度，我们不是被冻死，就是被饥饿的豹子吃掉。然而，想在天黑前到达，根本不可能，每走一步，都必须深深地勾着腰，脚趾死死抓住地面，否则就会被风抬下山谷。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走了四五里，突然听到身后车响！我们站下来招手。车停了一下，之后猛地蹿开。蹿开几十米，又停了。车主是一对父子，怕遇到劫匪，但最终没把我们当成劫匪，将我们拉到了理塘。我们又去找加油站的那个师傅，请他儿子开辆越野去把悬在崖边的桑塔纳拖进县城，再作修理。
十年过去了，李向志还开着这辆车。
我觉得搭在座位上的垫布也没换过，米黄色，绣着几棵松，以前很厚实，现在摸上去枵薄如纸，到处都是洞。干净倒是干净。这垫布是保姆给他洗，还是他自己洗？多半是他自己洗。包括他穿的衣服，多半都是他自己洗。保姆陪他聊天过夜的时候多，为他洗衣做饭的时候少，绝大部分时间，保姆都是在学校里。喜欢泡在茶桌上谈天说地的李向志，仿佛天上的知一半，地下的全知，然而，保姆的世界他恐怕永远也无从知晓。当李向志一个人在家，亲自动手洗衣服的时候，一个人去店里吃饭的时候，他心里想些什么？是否会想到他的母亲、前妻和儿子？母亲已不在了，前妻早就跟了别人，儿子自从去了美国，就没回来过，开始是怕待不够时间，拿不到绿卡，可拿到绿卡之后，还是没回来过……
本说回车上睡觉，其实根本睡不着。我百无聊赖，就翻看他放在车上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一把浅褐色的小提琴，一张烂朽朽的全国地图，一个巴掌大小的挂件。挂件是个小人儿，我取下来玩。
小人儿正面该凸的凸，该凹的凹，背部却是扁平的，沿脊椎写着几个字：“国林子。”
这是他给那两匹马取的名字。
黯淡欲消的笔迹，证明写上去已有相当长的时日了，并非他临时想出的名字。
天色迅速暗下来。山里的天，太阳一走，就黑得快。
车里更是黑压压的，闷得慌，我又出来，朝岗亭方向望去。
那边毫无动静，但李向志没坐在岗亭里，而是坐在外面的梯坎上，整个姿势，跟坐在沙发上时毫无变化。我猜想警察还在收费亭。
和我们一起等待的那群人，开始还很激愤，胖子从原路返回后，全都是听天由命的样子了，或站或坐，彼此间连话也懒得说；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子，抱着她心爱的小狗，吧嗒吧嗒地落泪，狗直往她的怀里拱，呜呜地叫着，大概是路上没带够狗粮，方便面之类的东西它又不吃，它饿了。
人这么多，可大家都很孤单。我朝李向志走去。
快到他身边时，李向志突然站起身，朝收费亭跑。
是警察在向他招手。
他踮起脚尖，仰头望着警察。警察把驾照给他后，他说：“我妈死了，两个钟头前死的。”
那女子很吃惊：“你为什么不早说？”
李向志没说警察早就知道他母亲病危，而是这样回答：“你们照章办事，应该的。”
然后他转过身，朝车身飞跑。
我跟上去，拉开车门时，他刚好把那个挂件挂好。开始我忘记挂了。
小人儿晃晃悠悠，一会儿前，一会儿后。
一时找不到话说，他发动车子的时候，我问他：“国林子是什么意思？”
“没有意思……我妈给我取的乳名。”
车蹿出去了。路这么烂，他开得还是像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