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庆幸，在小学遇到了张敬斋老师；在中学遇到了李晓旭老师。张老师使我有了许多爱好，对许多学科产生了兴趣；李老师则使我有了梦想和追求。
在小学里，我遇到了一位非常好的老师——张敬斋。张老师刚来到我们村小时才18岁。他的字写得好，课文朗读得好，画儿画得好，京胡、二胡拉得好（二胡是他自己做的），歌儿和京戏唱得好，更重要的是对学生态度好。我脑海里留下的全是张老师的笑脸和那特有的爽朗的笑声。
进入三年级，张老师要我们每天写一篇大字。开始是“写仿”（即“仿影”），张老师给我们每个学生写一幅字，我们把纸蒙在上面描。什么时候老师写的字模糊了，老师就再给我们写一幅。到了四年级便“临帖”了，多数同学临的是柳公权的“玄秘塔”，一直临摹到六年级。大家都努力争取得到张老师的红圈，谁要能得到双圈（写得较好的字，张老师给画两个红圈），那简直是莫大的奖赏，会一蹦三尺高！有一次，我有两个字得了两个红圈，激动不已，把它寄给了在徐州工作的爸爸。张老师喜欢写字，他经常给我们讲欧、颜、柳、赵四种字体的风格。
忘不了张老师给我画的一张奖状。那时农村条件差，奖状都是张老师画的。一次期末考试，我语文成绩突出，张老师发给我一张奖状，奖状上面画了一只展翅欲飞的小鸟，并写了一句鼓励的话。我把它捧回家，妈妈笑,奶奶、爷爷也笑。爸爸远在徐州，如果看到了，肯定也会抿嘴笑。
忘不了张老师在我作文本上画的许许多多的红色波浪线。有时候，一篇作文几乎都画上了波浪线！真的全篇都是妙词佳句吗？哪里！那是张老师的期冀和鼓励！每条波浪线，都拉近了我与书和作文的距离。
忘不了张老师教我们拉京胡、唱京戏。从小学三年级我和京剧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十年来，京剧给我的太多太多。在张老师的影响下，我还喜欢画画儿。班级的壁报上，经常贴着我的画儿。春节，别人家贴的都是买的年画儿，而我家贴的都是我自己画的。我最喜欢画戏剧人物和花卉。戏剧人物画得最多的是关公、包公，花卉画得最多的是牡丹、荷花、**和梅花。
我没有成为京剧演员，但它让我身上多了一些艺术细胞；我没有成为京胡演奏家，但它使我拥有了一份艺术体验；我没有成为画家，但它使我多了一位教学“助手”；我没有成为书法家，但它使我拥有了学生喜欢的第二张端庄的“脸”和名片（有人云：“字是人的第二张脸和名片”）。总之，众多的艺术爱好，成全了我的人格，也成全了我的教学。
在徐州第七中学，我庆幸遇到了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李晓旭老师。我上初中时，学的是“文学”。没有一个同学不喜欢上李老师的文学课。如果说，小学的张老师使我有了许多爱好，对许多学科产生了兴趣，那么，李老师则使我有了梦想和追求。在我的一篇作文上，李老师批了一句：“此文有老舍风格，可试投《中国青年报》。”是吗？于是，我兴奋地、认认真真地把作文抄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寄了出去，小心翼翼地盼望着。然而，至今未发表！但李老师的一句话，使我做起了作家梦，如饥似渴地读书，搜肠刮肚地写稿。书，自然是先读老舍的。退稿很快积了一大堆，但屡败屡战，毫不气馁。
人的理想虽然不可能都实现，但为之奋斗的人生是充实的。
理想和追求在，动力就在，希望就在，充实就在，收获就在。
我虽然没有成为作家，但收获的是读书、写作和思考的习惯，收获的是人格和思想上的成熟。是文学感动了我，同时，是文学使我懂得了形象的重要。讲课离不开形象，教育离不开形象——尤其是老师自身的形象。我懂得了，于是便努力地、不断地、自觉地打造自己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