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是一座座大厦，理论研究则是大厦的坚实墙基。”教学与教材编写无不需要科学的理论支撑。没有理论基础或理论基础不扎实的教材是立不住、立不稳、立不久的。我坚持科研立教治编，长期坚持边教边编边研，有编有研，编研结合，数十年从未间断。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我们召开了数十次各种形式的研讨会。开始阶段，我们的研究是低浅层次的。随着课程教材改革的发展和深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语文界展开了大讨论，涉及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如继承与创新、语言与文化、民族性与国际性、工具性与人文性、科学性与实用性、基础与发展等；同时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国际上许多国家纷纷启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各种流派思潮直接影响我国母语教育。一切都说明，母语教育关乎民族的生存发展，关乎人类文化的传承，关乎汉语文教育的国际地位的提高，也关乎世界7000种语言未来的生存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个深爱着语文教育的改革者，应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母语课程教材研究的重任。我先后主持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九五”、“十五”两项国家级重点课题的研究和国家“十一五”规划出版的重点图书的编写。
且不说理论研究需要多高的学识与智慧，要花费多大精力和多少财力，仅就搜集资料而言便是一项十分浩繁的“工程”。要搜集全球五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八大语系、28个语种的当代母语教材、大纲及各种研究资料，谈何容易！要追踪寻觅我国自清末至今110年的语文教育的文献资料（仅教材就有900余套），又多么艰难！
然而，我和我的团队“十二年磨一剑”，终于到达了成功的彼岸。我们先后与中外200余位专家学者精诚合作，在2002年完成了5卷本《中外母语教材比较研究》，2004年完成了53万字的《当代外国语文课程教材评介》，2007年完成了10卷本《母语教材研究》，共计830余万字。2008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10卷本《母语教材研究》出版座谈会上，一些著名教育专家学者称这项研究“范围之广、内容之深、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模式之新、成果之卓著都是前所未有的”，“它将作为里程碑载入中国语文教育的史册”。去年12月此书获得了国家最高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有记者问我：“你在课题结束时有什么感受？”我说：“只有两句话，就是在课题研究的4380多天里，我天天都在享受痛苦，也天天都在享受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