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精神是一种内在的主体素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人格精神。陶行知的人格精神是他在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上，在几十年革命实践中锻造出来的，又反过来支撑和推动着他从事着改造中国社会和文化教育的伟大实践。
陶行知的人格，就是他一贯倡导和奉行的“大丈夫精神”。陶行知在晚年致育才学校全体师生的《最后一封信》里，对这种“大丈夫精神”作了一个全面概括，“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1]。他一生自尊自立自强，正正当当做人，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私德廉洁，公德文明，严于律己，身体力行，在思想上筑起一座坚不可摧的人格长城。陶行知的人格，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人格范型，足可为后人所效仿，并将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陶行知的精神，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六种：
一是爱国精神。
陶行知热爱我们的祖国，“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2]，这是他少年时期立下的爱国志向：“国家是大家的。爱国是个个人的本分，顾亭林先生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觉得凡是脚站在中国土地，嘴吃中国五谷，身穿中国衣服的，无论是男女老少，都应当爱中国。”[3]这是他对爱国主义最通俗的解释，也是最朴素的感情：“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4]这是他对祖国所寄予的希望和坚定的信念。爱国必然爱民，由此，他以“爱满天下”的精神，爱平民、爱农民、爱工人、爱广大劳苦大众。“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最不幸之农人”[5]，他愿为苦难的农民“烧心香”，因而他大力倡导乡村教育；他爱工人，他唱出了“光棍的锄头不中用呀！联合机器来革命呀！”[6]。他倡导“科学下嫁”，创办各种工学团，开展工农教育；他爱天下一切劳苦大众；愿意终身为劳苦大众服务，做人民的“老妈子”。从爱国爱民出发，他爱教育，决心一辈子献身教育，立志要用教育来爱国爱民，救国救民。为此，他反对封建主义的传统教育，反对帝国主义的洋化教育和奴化教育，他决心闯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教育之路来。因此，他矢志不渝地奋斗了一生。从爱国、爱民、爱教育出发，他爱中国共产党，热爱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他“无保留地追随党”，全身心地投入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把自己的一切纳入到革命的轨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二是献身精神。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他献身精神的生动体现。陶行知的献身精神具体体现在：（1）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教育事业献身，为了中国的教育事业，他是“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愿把整个的心捧出来献给小孩”，愿为农民“烧心香”。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办教育，苦心探索，矢志追求，他艰苦奋斗办教育，动员群众，发动社会，一生劳碌奔波；他边试验，边探索，边实践，边总结，为中国创造新的教育理论付出了毕生精力；他身传重于言教，求真，务实，身体力行，时时处处以身作则，为人师表。（2）他甘愿为抗日救国事业献身。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他挺身而出，不顾劳累，出访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恶，争取国际支持，力争侨胞支持。回国后倡导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创办育才学校，收留难童，培养人才幼苗，使教育为抗日救国服务。（3）他献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一贯同情、支持和保护共产党人。从同情革命事业，到自觉追随党，服从党的领导，不但把自己的教育事业纳入到革命的轨道，而且全力以赴投入了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
三是革命精神。
徐特立说过：“杜威虽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但不是一个革命家。行知却是一个革命家，同时在教育方面起了伟大的革命作用……”[7]那么，作为一个革命家，陶行知的革命精神体现在何处呢？首先，在祖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都激烈的条件下，他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的阶级斗争觉悟却很高。他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义。“为人民奋斗者，血写人民史诗”，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他全心全意跟着党走，奋斗到最后一刻，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次，反映在世界观的自我改造、自我革命上，陶行知也很突出。他自觉从“知行”观变为“行知”观，从唯心主义变为唯物主义。他自觉下农村，办乡师，实行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他又自觉办工学团，与工农交朋友，拜工农为师……吴玉章说：“回忆陶先生，我想起了他的革命精神，凡一切过去的思想，学说，理论，制度等等，都要经过理性的裁判，如有不合理，即使人人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他也大胆地要反对要革命……”[8]再次，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上的大胆改革与创新，也是陶行知革命精神的重要体现。
四是奋斗精神。
陶行知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奋斗是成功之父”，他一生奋斗，抬头乐干，为事业苦战的精神，是一致公认的，他的艰苦奋斗精神，主要表现在：事业上的专一性，他赤诚爱国，忠心革命，虚心求真，大胆创造，为了救国救民，矢志不渝地探索开拓，立志创新；意志上的坚韧性，他做任何事情都目标明确，意志坚决，一经决定，苦战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思想作风上的踏实苦战精神，他在思想理论上的探索，细致周密，虚心求真，一步一个脚印，如办学实践上的探索，他从计划、募捐、教育、教材、教法……处处都能周密部署，从校长、教师到工友，几乎事事都要亲自动手；生活上的艰苦朴素也很突出，他公私分明，不抽烟，不喝酒，处处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他原是留过学的大学教授，在当时社会，地位不算低，收入不算少，只要他愿意，他满可以像他的同学孙科、胡适、蒋梦麟那样飞黄腾达，但是他为了自己所认定的事业，甘愿脱掉西装革履，下乡办乡村师范，甘愿赤脚穿草鞋与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做当地农民戏称的“挑粪校长”。为了事业，他无论办学，还是出国访问，他总是夜以继日，连续苦战，忍饥挨饿，战斗不息。“陶行知先生不仅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那一类优秀人物，是杰出的为中华民族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的那一类埋头苦干的‘脊梁人物’，而且是属于鲁迅先生形容的柔石一类‘损己利人’的高尚人物。”
五是求真精神。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是陶行知为人与教人的宗旨之一。为此，他政治上求真，追求进步，追求光明，追求革命，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天生孙公做救星呀，唤醒锄头来革命”，“革命成功靠锄头”转变为“光棍的锄头不中用呀！联合机器来革命呀！”[9]。这是政治认识上求真的结果，是一个质的飞跃。在世界观的改造上，从接受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知行”观转变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行知”观，是哲学思想上求真的结果。在教育思想上，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翻半个筋斗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求真过程的结晶。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校的创办，是他教育实践上求真的实际行动。作风上他也求真，他民主，待人宽容，不苛求人，爱满天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教人民进步者，拜人民为老师”[10]。他一生求真，谦逊待人，求真善美，反假恶丑。他为人处世最重视一个“真”字，他一生说实话，办实事，重视名实相符，言行一致，重视真才实学，不求虚名，从不弄虚作假。他勇于自我批评，听得进不同意见，能团结大多数，因而平民百姓，工农群众，中小学生，甚至小贩，报童都喜欢他。
六是创造精神。
“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11]，一生探求、开拓、创造，是陶行知的最大特点。陶行知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实践试验着手，创造了一整套以生活教育理论为核心的教育理论；他开拓性地创办了一批内容与形式全新、多层次、多轨制、多形式的幼儿园、中小学、乡村师范、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他从办学的指导思想、教育、教学、教材、教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为中国教育创造了一批新的办学典型；他倡导了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等一系列教育运动，从中国的国情和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为中国的教育改造探获新路，也为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开拓和创造精神的人才。陶行知重视创造，倡导创造，自己也事事处处开拓创造，连他别具一格的大众诗，也是具有独特陶味的创造。他的创造，不仅为中国的教育开了路，更重要的是为提高中国劳苦大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为提高中华民族的觉悟和素质，为中国的革命作出了贡献。
历史的长河已经流入了21世纪，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陶行知精神仍是一笔可资借鉴的重要精神资源。让我们继承和弘扬陶行知精神，创造新文化，建设新文化，以无愧于我们的前人，无愧于即将来临的这个大时代。
[1] 陶行知：《最后一封信——致育才学校全体师生》，见《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965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 陶行知：《陶行知年表》，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672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3] 陶行知：《预备钢头碰铁钉——致吴立邦》，见《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67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4] 陶行知：《中国人》，见《陶行知全集》，第4卷，第41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5] 张劲夫：《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宝库》，见《陶行知研究》，第30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6] 陶行知：《新锄头舞歌》，见《陶行知全集》，第4卷，第198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7] 徐特立：《陶行知学说》，见《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8] 吴玉章：《回忆陶行知先生》，载《新华日报》，1946年9月。
[9] 陶行知：《新锄头舞歌》，见《陶行知全集》，第4卷，第198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0] 陶行知：《民之所好三首》，见《陶行知全集》，第4卷，第660～66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1] 陶行知：《第一流的教育家》，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11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