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播研究中经验行为主义的主导范式为什么会在当下出现“危机”,目前有很多不同立场下的解释。不过我认为更有意义的是，尝试将观点置于更广泛的辩论环境中。我认为简单来说是多方面因素造就了现今的这种危机，实际上这个危机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内在方面的因素包括理论形成的认识论基础视角，以及方法论上的研究程序问题。具体来说，包括主导范式一系列智识性的程序、提出问题的方式与确定答案的范围，以及很长一段时间内支撑研究工作的理论先设，我将其称之为现代大众传播系统的“内在关系、实践和效果”(internal rela-tions,practices and effects)。在外部方面，要与更加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以及作为整体的社会形态发展相联系，看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传播的制度和实践领域。我认为传播的主导范式同时在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陷入了困境。
由于这一危机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所以这不仅表明研究领域里被称为“常规实践”的活动中存在一种不确定性，而且表明有可能发生被称为“范式革命”(paradigm shifts)的真正变革，虽然这一变革到目前为止还没实现。我始终都坚持内在和外在的“双重接合”(double articula-tion),因为我相信这不仅反映了传播理论究竟是什么,而且实际上也与传播领域的现状相符合。也就是说，我把传播研究变成文化理论明显具有一种问题导向意识。在这一领域里，现代大众媒介与文化领域在体制和变革方面有直接重叠的部分，而文化领域正是我们的世界认知。不过现代大众媒介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也有许多重叠的部分。这里的大众媒介主要是在信息技术意义上而言，尤其是如今媒介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新技术的结构，这些新技术建立在扩充的储存、转换、恢复信息的能力之上，即所谓的“新信息技术”。以上这些方面的理论重要性与日俱增，因为从历史维度来看，这些方面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越来越密不可分。理论跟随历史，且反映当前研究状态。当前这些问题虽然在种类上有些不同，但都与我们如何思考理论范式这一问题有关。
现在我们详细讨论导致传播主导范式发生危机的多种因素。虽然接下来的总结可能会使结论显得过于简单化，但是我还是想以重要性递增的顺序进行一个简短的陈述。第一，我想指出主导范式在认识论层面上的理论缺陷。这些缺陷已经众所周知但从未被仔细思考(尽管我指出可以在理论上非常迅速且得体地恢复一些解构性工作，但是我仍然非常认同吉登斯已经在一些我也很认可的方面所进行过的精妙解构)。但是即便如此，这种工作在某些方面的缺陷还是值得反复探讨：我一直在谈论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范式的发展趋势，它一直与传播实践与制度(这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领域)所日益提升的社会性和集体性特质形成反差。这种个人主义是行为主义范式在天性里具有的一部分，反过来也有利于形成行为主义范式。我一直关注这种简单性和还原性的解释，即思维、话语、实践和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通常是被主导范式决定的。但是很遗憾，这一点似乎反映了它还不具备作为范式的充分理论地位。尤其是我一直都认为传播的主导范式作为一种行为还原论的系统趋势，常常以伪科学的名义证明其正当性，这种趋势持续将有关意指、含义、语言和象征的内容转变为天然的行为显示器(crude behavioral indicators)。其特点是，传播研究的主导范式与美国主流社会科学(或者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备受推崇的社会科学范式)拥有共同的内容，最重要的是传播学主导范式的“危机”与社会科学中的普遍危机一致。
第二，我想谈论的是，在传播理论基础通常极其薄弱的情况下，不应把传播构建成自我维持的学科专业，就这一点来说我触及了敏感领域。在我看来，尝试创造一个自我构建的传播学科会不可避免地将其理论和实践与社会科学的一般发展隔离开来。这助长了专业人员对于理论和经验主义自治的幻觉。除了在主导范式内产生的知识管理制度，专业人员难以理解其他问题。也就是说其范式的主导形式陷入了权力和知识的关系中，而这种关系虽然真实却常常不被承认。我并非要否认其他范式也同样会陷入这种关系，而只是指出了一些由主导地位的制度化所造成的特别关系。
第三，我想谈论的是学科和制度化的理论化，即通过确定步骤、制度和效果进行理论化，这些步骤、组织和效果能以某种方法归结于“传播”,同样可以从必然扎根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中的现代传播系统中分离出来。无论如何我并非要否认传播领域的专一性，这需要针对具体形式和效果进行概念化、理论化和实证化工作，我是赞成这一点的。但是所谓“自治”的独立学科和我称之为“局部”(re-gional)领域中的理论发展之间是有差异的，所谓独立学科的“自治”是高度专业化的主导范式所追求的，而我称之为的“局部”领域理论正是对真实效果和具体实践领域内在结构的研究，但是不能认为它与其他实践在总体社会关系和社会形式的“接合”是理所当然的。
这些接合需要在它们自己的范畴内被自然而然地理论化。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留给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或者社会学家来告诉我们这些联系的本质是什么。这些“接合”必须要在传播领域中进行问题化，而且传播学学者自身必须担负这项任务。这就是一门学科和一个局部研究领域的区别。我认为传播不是一门自我维持的学科，它是一种局部理论。它与以整体社会形式为参考的一般社会理论的有效性和无效性有着密切关系，因为它必须将传播置于现代社会位置进行理论化。进一步来讲，我认为由于传播研究范围的空前发展，传播难以将自身构建成自治的“学科”。这就是我为什么早前就意识到，理论危机不仅源于内部自身的认识论缺陷，也源于外部，我们习惯称之为的“真实历史”。
现代传播不能概念化为社会结构和行为领域之外的内容，因为它们相较于以往，越来越体现在内部结构中。如今传播的制度和关系定义并构造了社会，它们有利于政治的组织，缓和了生产经济关系，在现代产业体系中它们已经成为“一种物质力量”(a material force),它们定义了技术本身，它们也支配了文化。它们构造和维持了逐渐成为我们文化和社会经验的二级领域。不管直接还是间接，它们并不是其所操作的整个社会领域关系的外在内容或者简单反映。它们有助于构造自身，是运行的内在结构。我们的理论必须是一种内在理论而不是外在关系。
最重要的是，传播的主导范式将自身描绘成一种分离和独立出来的内容，与以下三种性质相区别：1.一种一般的社会理论；2.一种成熟的文化理论；3.一种适当历史化的社会形式模型(a properly historicizedmodel of social formations)。这对于传播主导范式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并不是普遍和平等的，但我认为这是主导范式的一种趋势，并没有积极建构一般的社会理论，没有促成一般的文化理论，没有参与关于社会形式模型适当历史化的持久争论。
传播研究在其主导范式方面难以比肩处于根本地位的一般社会理论。传播的主导范式也不甚考虑其与文化产生和转换的关系(在传播领域里，这些表述长期以来都很暗淡)。而且它从未以任何持久的方式参与建立先进的资本主义民主模式或者对其问题化，在这一模式里，反倒是历史性的产生了传播自身和现代传播。因此即使没有权力理论，没有社会经济结构的概念化和美国资本主义诸多关系(这一点已经成为主导范式的实例),没有文化形式理论，没有对文化斗争和文化转变的理解，主导范式仍然可以持续运转。我甚至认为，正是因为传播主导范式与上述情况脱离，才使得它能长期以来稳定的发展自身的科学性。长期以来，“厄运预言”(repeated prophecies of doom)和“道路尽头”(ends ofthe road)这些断言作为一种系统的趋势始终存在于传播事业的核心，尽管在传播理论需要表述其社会性的时候已经不谈论这些重复的论调。这是一个表达多于回答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主导范式不去探索社会性。
更具破坏性的一点是，主导范式在创立之初就声称，它以一种特定的社会理论为前提，由一种特定的概念化文化支撑，并且牢固地建立在社会形式的特定历史模型之上。其社会理论与自由多元主义理论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美国社会科学的理论意识形态。其文化理论正是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理论。其社会形式模型也与美国社会形式模式一致，但矛盾的是美国社会的“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已经成为其他所有社会的范式。主导范式与世界范围其他情况内接于现代化理论，其他任何地方都朝着美国本土模式方向发展，本土模型所有的历史差异和分歧得到同化，这一点是无法阻碍的事实，而且这种本土模型并非作为差别历史的一部分，而是作为整个历史进程的终点和极点。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整个世界都内接于这一概念。
传播理论研究的主导范式已经成为宽泛和具有意识形态形式的知识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它依赖理论和制度的世界权力并且被特定思维模式支配。这种思维模式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扩展，渗透进其他知识制度、知识分子和知识传统。20世纪50年代，美国赞助下的传播学研究在全球大范围扩张，当一个人说“我是一个传播学学者”时，每个人都可以确切地知道他的研究领域和方向。这就是知识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然而随着意识形态形式本身与世界上其他社会力量的争论日渐增多，以及智识工作的概念越来越受到替代性模式和理论的挑战，造成了知识帝国主义的危机，其分支之一的传播学研究危机也不例外。如今传播研究真正的问题实际上正是整体社会形式上的一般性社会理论的危机问题。
不久前，一些著名的主导范式的实践者十分震惊，因为我用“意识形态的再发现：被压抑者的重返”("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来描述“危机”和批判性替代范式的诞生。①在此我想证实这一构想，但是我首先会补充一个甚至更加深入的观点。我认为主导范式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理论意识形态或者作为理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起作用。但并不意味着一种理论意识形态不能产生真正的“科学的”结果(比如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察正是来源于学习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巨大知识财富)。也不是说不能提供一些提议、洞察和构想，它并非不能引导我们理解历史真相。然而主导范式理论满足了意识形态的种种条件，因为它本质上作为一个封闭系统在运行，却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开放”的环境。
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详细阐述：第一点，主导范式的前提是，它没有也不能承认其不能问题化，因此实际上也就不会问题化。它将自己描述成一种无预设的、只是对“真正存在着的东西”的分析性描述。这是主导范式基本天性，也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化效果”(naturalizationeffect)的一个例子。第二点，主导范式在历史上以特殊、具体的社会关系和条件为前提，它将这些社会关系和条件描绘成要么是不存在的，要么是超历史的东西。这是非历史化的意识形态效果。第三点，主导范式将特殊的社会和历史模型视为人类和历史发展的最终产物和终点，它正是以这种特殊的社会和历史模型为前提。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永恒化”效果(eternalization effect)。正是满足了这三个意识形态条件，主导范式才能被归类为理论意识形态。
有趣的是，我所谓的媒介功能“过度意识形态观点”(overideologicalview)所遭受的严肃和持续攻击恰好证明了上述观点，而这是杰伊·布鲁勒(Jay Blumler)在《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专题《发酵中的园地》(“Ferment in the Field”)中提出来的。由于我所依附的范式，布鲁勒一直谴责我带有一种理论的党派偏见。他不止一次地将其与主导范式的价值开放和价值中立(即科学性)断言进行对比。但是我认为，他提出的每一个前提和反问都由以下内容支撑：一种特定的知识理论即社会知识的中立性、一种特定的社会模式即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模式，以及一种关于传播是如何在阶级民主中阐明“政治”领域的特定观点，即自由多元主义模式。现在对于自由多元主义我是否存在异议并不是问题。只要它不在自身的假设里表现出政治和在该领域政治性的定位，我就不反对自由多元主义。坦白地讲，我们不可能理清上述理论是否存在对于我们所占据立场的价值暗示。
为了达到科学性，我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其他人也可以触及我们的种种立场、假设和价值，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认识论和政治基础在哪里，以便理解我们一直在创立的论证是什么。对于布鲁勒的“开放式”提问源于约翰·普拉门内兹(John Plamenatz)关于自由民主的附带意见，对于是否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可以在民主的进一步传播中起作用”只有一种合适的回答。这种意义是什么?传播研究又从哪里获得这种意义?民主是谁的民主?这只是对概念的问题化(而不是它所重视的提问);并不是说民主多元主义的形式是赝品，而是说多元主义正像所有政治形式一样，它也是一种特定的权力结构。
提到前文我关于危机的“内在”和“外在”方面以及传播研究根植于权力和知识之间关系的观点，我想补充的是，传播理论和研究从一开始就背负起整个理论行李，比如它“保证”不仅在完成工作和资本主义民主方面起作用，而且成为其全球任务的一个内在部分，其出口功能，其帝国主义推力，正如在美国之外的全球范围内了解的人，都会证实其对研究和研究者的均质化和霸权化作用。自由多元主义在理论上尚未被某种现代化理论明确完成时，就已经被同化或者恢复为所谓的现代化进程本身。民主多元主义的概念必须要展开和问题化；必须要在其不平等、不均匀和矛盾的本质中展开分析，而不能只是对所有传播学者知道和支持的内容浅尝辄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