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以下分析葛兰西关于种族问题讨论的框架提供一些背景，似乎是各种各样的“伪装”。葛兰西介绍他的种族概念，不是通过社会学或人类学框架，而是通过哲学的、神学的和人文的框架，特别是通过天主教。在这个分析中显而易见的是，在葛兰西的作品中天主教成为解决种族、种族政治和动员问题的重要框架。这对历史和政治语境非常重要，葛兰西认为他的作品片段是沉浸其中的。随着葛兰西的历史和文化分析有了政治目标，我的分析会通过历史背景把种族和政治连接起来。紧接着，我将通过葛兰西作品中的天主教来探讨建构种族讨论的重大意义。然后，我将葛兰西的天主教概念及他的种族概念与政治动员结合起来。在葛兰西的政治分析中，天主教——更加超越种族——与他关于政党、动员和现代性的观念相结合。因此，天主教在葛兰西的写作中更加具体化与更加发展。然而，通过把这些类接合起来，我想证明种族和种族化的话语在观念上没有远离政治概念的清单。我也想阐明被葛兰西解读的意大利文化图景的具体方面是——在现代性语境下——如何给予我们唯物主义种子。斯图亚特·霍尔在思考现代主义文化的种族政治、种族主义和种族化时(或者在国际化、全球化和世界性的语境下),敏锐地注意到了唯物主义种子。
为了从笔记框架中发展种族观点，必须首先讨论某种历史数据。葛兰西1971年版的《狱中札记》一书中所包含的种族文本——被主题和历史的事实组织起来(在其中，例如段落通过历史时期链接在一起)——开始讨论天主教。葛兰西讨论天主教在欧洲有影响力的历史时期，具体历史与普遍发展和意大利现代性背景下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因此，他广泛学习天主教，特别是它与意大利政治的关系，并注意到不同的知识差异、政治表达形式和文化和知识发展。①
然而，开始将种族和天主教放在一起讨论的功能是为了展示西方知识的趋势决定着一组“普遍的”特点，这些特点组成了人类一个共同的定义，接着用历史的、习以为常的(普遍的)和因此宗教的人文主义意识形态来取代这些特点。从社会的、宗教的和人文主义视角，葛兰西一般方法论的方式正是将这种一般化视为假象(布蒂吉格1990)。
为了论证，葛兰西1971年版的《狱中札记》文本以“人是什么”为标题。它包含了几个离散观点的讨论：哲学伦理学、宗教特别是天主教，人类学、生物学、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实证主义、历史、历史哲学和政治特别是国家和不平等问题。葛兰西研究这些不同的定位。他的目标是证明包含在具体的主导性离散框架内的观点，把人视为观念(不管通过什么方式),是并且只能够相当于宗教式的观点。“主导话语”或者种族概念的中心框架——是否作为“人类种族”或其中区别不同的一个标志——总是被组织进一个类别等级结构。因此，使用从“基因型”(基于人文主义假设)获取了人类“表现型”的数据是，基于形而上学残余的科学的意识形态的使用。
接着，葛兰西有效地把哲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结合在朴素的前现代种族主义者的经验主义话语中。葛兰西的言论表明，似乎每一样东西都指向一个“日心说”模型，但地球是世界中心的观念仍然被保留。葛兰西声明：
但是，‘人类’是一个起点还是到达点，作为一个概念和作为一个单一事实?或者可能不是全部的尝试，到目前为止，它假定人类作为一个起点，是一个‘神学的’或‘形而上学的’残渣?哲学不能被降为一个自然的“人类学”:人类物种的本质不是由人类生理本质给予的(葛兰西1971:356)。
这在文章中是一个信号性的引证。第一，它表明种族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认识论角度的领域。第二，它表明基于一个单一的人类概念假设(一个假设的起始点)所形成问题的任何观点，都是从一个错误点开始学),不能单独抓住人类的复杂性。①
总之，葛兰西关于天主教的讨论被用于建构种族和差异在文化层面讨论的框架。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将转向葛兰西的《南方问题》中所讨论的种族和动员问题，同时也参照其他的一手和二手资料。我想加入这样的分析和讨论来结束本文，通过结合葛兰西(单独的)在现代性背景下关于天主教加入党派和工会政治以及动员的理解。共产党(和明显的社会主义者)在政治问题上与种族问题进行斗争。此时有证据表明，天主教在现代性的框架下试图政治化和转变他们社会和文化的观点。他们的失败表明了我上面所讨论的局限性。
简言之，在《意大利历史笔记》中，葛兰西讨论“现代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1919年民粹主义在意大利变成了人民党。关于现代主义和民粹主义，葛兰西在脚注中告诉我们的是“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在天主教中发展的知识分子运动”(葛兰西1971:62)。他继续讲道，他们的目的是“把教堂带入到当代世界文化和社会的和谐中——特别是科学和社会思想新发展”(葛兰西1971:62)。虽然这些运动通过宗教诏书全部被遣散，但是他们后来在人民党的形式中找到了他们的政治支柱，并在20世纪后半叶成为基督教民主党。
在某种程度上，1919年人民党成立是对意大利“红色两年”的对抗。指向外部，(不是基于宗教改革而是基于社会的改革)党的基础是在农业领域中成长起来的。虽然葛兰西没有根据科塔(Cotta)和沃麦斯力
(Verzichelli)(2007)来讨论党的构成，但直到1925年被法西斯遣散人民党才享受到选举的成功。葛兰西注意到人民党担任了两个有重大意义的角色：第一，它通过对应策略试图吸纳社会主义者和根除共产主义者基础。第二，在这一脉络上，它引入“白联盟”吸纳共产主义工会，与此同时他们试图动员南方农民。换句话说，人民党向意大利“红色两年”的巨大成功力量提出挑战。然而，更需要指出的是，天主教与现代化的互动是一个转向外部世界的策略，把农民用作一种工具使“统一”和激进陷入困境。葛兰西注意到“现代主义和民粹主义——目标在于抵消两个东西：一方面是克罗斯(Croce)和金泰尔(Gentile)影响的结果，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结果”(葛兰西1971:62)。然而，重要的是，民粹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通过天主教和人本主义政治的修辞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怯懦尝试，在这个修辞中通过“白联盟”实现的现代化是工业化背景下劳动合理化的希望。葛兰西的《南方问题》基于他通过文化对种族问题的详述，是挑战南方知识分子(贵族们)和培养有组织的知识分子阶级的持久战略的一种尝试(葛兰西1995)。
知识分子既是一个概念，也是一个社会事实，并且对政治战略极为重要(葛兰西1971;1995)。在《南方问题》中，萨萨里旅(Brigata Sansa-ri)(撒丁岛农民旅)和撒丁岛的知识分子角色被详细讨论。都灵罢工工人和撒丁岛人的关系被意大利共产党员、FIOM(意大利金属工人和雇员联合会该联合会冶金员工)和其他经过非正式投票程序产生的激进组织所理解[肯梅特(Cammett)1967;葛兰西1995b:26]。葛兰西声明，共产党员发现萨萨里旅没有向罢工工人射击的意愿。在《南方问题》中，葛兰西清楚地解释了以上所描述的在意大利北部工业尝试的(罢工)战略没有成功。葛兰西用一小群效忠撒丁岛共产党员的成功的讨论来建立他关于萨萨里旅的讨论，当然这群共产党员优先于意大利“红色两年”。萨萨里旅的罢工努力，能够解释农民——在一个有争议的政治环境中——民族地区主义和国家主义都不应该是他们的政治基础。这里，葛兰西的《南方问题》证明了一个更大的主题，即在穿越宗教、种族和文化的差异从而统一阶级时知识分子的角色。文本的战略是证明葛兰西(和意大利共产党(PIC))的意大利南方能在战略上取得良好效果的观点，即使意大利共产党和它的联盟的力量并不强大。对意大利共产党而言，人民党的讨论在很多方面都具有警示意义[见肯梅特(Cammett),1967:79-81;乌尔比纳蒂(Urbinati)1998:385]。
葛兰西日记本中关于种族讨论的片段和他与犯人遭遇的观点都可以在他的经历中找到基础，试图去解释他的激进主义的黄金时期，正是意大利“红色两年”时期，也是都灵菲亚特的工人普遍参加罢工时期。接下来，我想通过对“南方问题”语境的探讨，即两篇在他的日记中偶然出现的文章，同样也是对意大利“红色两年”的思考，来结束讨论。我的解读是，葛兰西通过参与“红色两年”,见证了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统一，从而发展了他的种族观念。这些种族观点成为他在1920年和1926年间热衷辩论作品中的一大方面(出现在他的文章《工人与农民》和《南方问题》中)。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更理论化地赞同历史唯物主义——在种族差异和真正的政治行动之间有一个十分清晰的联系。我相信，这个联系可以被霍尔认识到，并且符合葛兰西作品的精神，又符合霍尔关于葛兰西对民族和种族研究的重要观点。
葛兰西意识到实证主义派的“科学”话语，这个流派自我认定为“犯罪人类学家”群体，他们为“南方问题”提供了文化基础。相应地，“学派”为南部地区持续的行政主导提供了科学支持；事实上他们的信息力图让撒丁岛成为作为西西里对手的一个“野蛮人”岛屿(葛兰西1995;吉布森1998)。①这个关于种族的主导话语，由葛兰西在1917年8月在都灵的总罢工前，即他生前提出。②他持有“南方者”立场，这一立场与他在那时的社会主义者观点是一致的。这些观点反映(1926年)如下：“……南方是来阻止意大利社会更快发展的绊脚石和锁链；南方人天生在生理上是低等人类，要么半开化，要么完全野蛮。……社会主义政党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葛兰西1995:20)。③在这篇文章中，葛兰西认为，南方对意大利共产党(PCI)来说应该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争论的入口，是把意大利共产党的定位与意大利社会主义党的定位区别开来(普约里宁1970;萨松1987;霍尔1986;葛
兰西1995)。第二，葛兰西描述犯罪话语——发展话语，是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关注的核心，和种族意识形态话语三方面的联系。考虑到社会主义者反抗的政治立场和资产阶级的政治部分，葛兰西证明，至少在20世纪的最初的十年，在意大利这种话语是在全国背景中是几乎是普遍存在的。然而，葛兰西在监禁前，在意大利与工人们的经历，表明了他自己远离“南方人”立场的方式。这是(但并未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南方问题》这篇文章的动力。从积极意义上讲，这篇文章介绍了统一的论战，这奠定了建立意大利共产党联盟的基础。
第一次关于联合建设的重要性的理论陈述在《南方问题》近十年之前就出现了。1917年8月的菲亚特罢工后，葛兰西同年12月参与其中，并发表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一书，在书中他声明的是，“反对所有马克思主义模式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俄罗斯取得了胜利”和“革命取得了反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胜利，更确切地说，反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革命只能在一个先进的工业社会引发。相反，革命在一个落后的国家胜利了，这个国家主要是由目不识丁、几乎没有政治经验的农民组成；它已经赢了，这是因为列宁反对实证论和进化论教条主义……”(普约里宁1970:29)。普约里宁解释这篇文章，同葛兰西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一样，在意大利社会党里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出版以后，葛兰西被指责为偏离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意大利社会党非常机械的解读)的“唯意志论”(普约里宁1970;葛兰西1995)。
然而，葛兰西与激进分子的抗议行动、战略和战术的最初经验使他设想党的先锋作用与党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不同。虽然葛兰西作品中的知识分子的类别对于历史的辩证运动、他的实践构想和随后在他笔记中详细讨论的国家和公民社会而言，是重要的信号，但是它不排斥等级，也不会将工会会员、政治激进分子和包括种族在内的其他人员归类。进一步来说，这是葛兰西与超越意大利北部工业化的“社会世界”的劳工们参与抗议行动的直接经验。①作为组织者和作为意大利北部罢工的知识分子领袖，这次罢工之后葛兰西改变了对意大利南方或南方人的态度。这次抗议行动的结果标志着，开始反对关于种族问题讨论中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当葛兰西回忆都灵运动，有迹象表明其视角的转换。关于运动他写到：
同时被指控为“自发者”和“唯意志论者”……一旦分析矛盾的指控，反而它却显示出运动的领导的丰富性和公正性。领导不是“抽象的”。它不包括机械地重复一些科学或理论公式；它没有把政治、真正的行动与理论论述混为一谈。它适用于真正的人类，他们在特定的历史关系中形成，拥有特殊的情感，特殊的看待事物和世界的概念片段的方式等，这是给定的物质生产环境与其中“偶然”集聚的不同的社会因素“自发”组合的结果。“自发性”这个要素没有被忽视，甚至很少被鄙视。“自发性”和“有意识的方向”的统一是"准则”,恰恰是从属阶级真正的政治行动……”(葛兰西1971:198)。
这段表述的核心是差异。放在历史背景下，参与罢工运动的成员属于意大利内外的文化和历史力量。南方人和岛民——世代从属于农民社区，地区和口语方言(往往不识字)——从语言、文化和历史上区别于北方人和其他人。同样，北方人：城市工人阶级的成员；一些人更附属于北部高山地区的欧洲人，另一些人是城市工匠的后人，还有其他人之前是南方后代后来去了北方。意大利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夺取里雅斯特和特伦蒂诺的战争，以及北方工业的迅速崛起，为参与始于1916年，终于1920年的罢工和反抗浪潮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背景[关于罢工组成和罢工历史的数据见于斯普里亚诺(Spriano)1975/1979;伯加齐(Procaccil)1989;科纳(Corner)和伯加齐(Procacci)1997]。
正是在此背景下，葛兰西是第一个能够基于阶级的抗议形式分析文化、语言和传统(或形成)、历史差异的影响的人。葛兰西这个时期的思想被形容为他的“理想主义者”阶段，但与此同时，在这个阶段内，他形成了他“工厂委员会”(受到苏联榜样的影响)的概念，以作为工人民主的基础[萨松(Sassoon)1987;博格斯(Boggs)1984;霍尔(Hall)1986]。其他人则认为，此后，由于历史的变迁，葛兰西立场内在的战术缺陷被忽视了[菲利斯(Felice)1982]。最后，有人把葛兰西与工厂委员会的经验视为能够对“有组织的”和“接合”概念之间的联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见1930年后葛兰西的作品[卡塞雷斯(Caceres)1986]。总之，在葛兰西从事政治新闻工作期间，种族、种族化和差异对他理解抗议、对立和政治统一的潜力是极其重要的，在葛兰西生活在意大利的那段时间，政治统一的潜力主导了意大利种族化的话语。我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在20世纪背景下，意大利种族话语的决定因素和这个话语中的葛兰西的立场(作为反话语，而不是民族、民族化和民族主义的明确系统的理论立场)来证明为什么葛兰西相关联于同时代的理论和民族与种族划分的分析。在我的结束语中，我将讨论这个研究的结果及其效果，这些结果能够显示出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分析种族的方式。我同样想指出在葛兰西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认知民族化和现代化的反话语，发现其根源在于分析和修改(通过实证分析和规范)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