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后(这也许可以被看作第三个阶段),霍尔开始活跃于多个理论前沿。作为集体研究成果的《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标志着他成为一名关于种族与阶级关系、英国黑人经验和新右派的理论家。一群黑人青年袭击一名白人工人，主流媒体对其进行大肆报道和评论并把它看作行凶抢劫泛滥的一个部分，这一事件成为这本书写作的动机。霍尔和他的同事们主张对行凶抢劫的惧怕远非是自发的，它来源于漫长的和复杂的意识形态准备过程，凭借这一过程，国家和媒体利用人们对种族、犯罪与青年的恐惧制造出一种“道德恐慌”。他们把这一意识形态机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社会民主共识的崩溃联系起来考察，并用葛兰西的词汇把这一情况理解为一种霸权危机，这种危机是右翼“威权主义民粹主义”的盛行，“威权主义民粹主义”是建立在自由市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对家庭的保守解释基础之上的新兴的霸权集团。
霍尔断言，虽然英国的大多数黑人被看作处于英国的历史与文化之外的移民，但事实上，他们是英帝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所塑造的流散人群，所以应该把他们放在英国历史的中心而不是边缘。他们与其他人分享非洲的黑人流散经历，同时又被英国特殊的历史环境所构造。绝大多数黑人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但是他们的一些最激烈的冲突是与种族主义的白人工人发生的，而且他们大部分也与组织化的劳工运动相脱离，他们的阶级经验已经被种族范畴过滤掉了。
上面的最后一点在“种族、接合与社会在统治中的建构”这篇文章中得到了最有说服力的阐述。霍尔通过与两种流行的理论选择的关系而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定位：一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把种族与人种的区分看作是根源于历史经济条件基础上的现象；另一种是社会学观点，它把这种区分看作是社会与文化方面不可还原的。对于霍尔来说，正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种族结构是历史性的而不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它们既不能只用经济条件来解释，也不能忽略经济条件来理解。换句话说，他试图从经济和历史所决定了的客观条件来建立种族动态学，同时坚持它们的独立性与特殊性——霍尔称其为“别的东西”。通过重新思考社会形态的结构动力，霍尔开拓出了一种中间观点。借鉴阿尔都塞的观点，他把社会看作是一种“结构化的总体性”。其中，不同的结构层次(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与意识形态的)既是独立自主的同时又被“接合”所连接，霍尔用“接合”一词表示不牢固的和偶然的联系使“从属关系不再是必要的了”。
霍尔有效地利用了这一模式对当代英国的种族与阶级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种族与种族主义是历史上偶然形成的，在社会形态的不同层次上起着作用，其中包含了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关于黑人工人阶级，他讲道：
黑人劳动力(男性的和女性的)在经济活动以及因经济活动而产生的阶级斗争的层次上被分配为不同的经济主体；黑人劳动阶级的不同部分通过政治参与的途径(政党、组织、社区行动中心、出版物和社会运动)被重组，从而成为“政治剧院”和政治斗争的政治力量；阶级被接合成新兴的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文化和意识方面的斗争的集体与个人“主体”。通过这些方式，它(种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①
对于霍尔来说，种族与种族主义塑造了黑人工人的全部经验，当然，白人工人也是。在一次值得注意的阐述中，他讲到种族是“阶级所‘寄’于其中的形态，是阶级关系被经验的中介，是阶级所占用的形式”②。接受吸收这个观点有助于解释阶级联合的困境所在，但是种族的形态却是历史偶然性的，它不是固定的或者一成不变的，它可以通过霸权斗争而得到改变。最终，霍尔使用从葛兰西那里改造过来的概念来理解种族。
如果说《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标志着霍尔的思想与政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他在《艰难的复兴之路》一书中对国家政治的思考则使其思想的新阶段特征更加显而易见。后者是霍尔关于新右派的一个论文集，它也使霍尔成为撒切尔主义的主要批判者。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的分析在理论上(甚至在精神上)主要是得益于葛兰西的著作。对霍尔来讲，葛兰西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的结论和观点可以直接嫁接到当代英国头上，霍尔强烈地指出这样一种草率的做法已经长期地妨碍了关于左派的真正创新性观点的形成；毋宁说葛兰西的重要性在于他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他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葛兰西面对的是两次战争之间的意大利，这与20世纪晚期的英国的情况十分相似。资本主义的危机并没有证实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激进的右派而不是左派理解了这个历史时刻。霍尔并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最终会证实自身，而是正视了真实的历史运动。
葛兰西不得不面对那一历史时刻的倒退与失败：这样一种时刻已经过去了，永远不会以它的旧的形式而回归。这里，葛兰西直面了历史本身的革命性特征。当[推测]的书面展示出来时，就不会存在“回头路”了。历史转换了齿轮，地形改变了，你正处于一个新的时刻。①
葛兰西与当代英国左派的关联在于，他将会反对传统左派把撒切尔看作是一种妄想、看作是在选举摇摆不定时的一种暂时改变，或者是作为虚假意识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他将会接受“事态的规训”。
霍尔的葛兰西主义精神贯穿于他对撒切尔主义解读的整个过程中，他把撒切尔主义看作一个正在进行的未完成的霸权工程。撒切尔主义建立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工党政府自己实行的政策——遏制工人阶级，对少数边缘宣战，缩减大额的国家福利——的基础之上，但是它使这些提议朝着新的和相反的方向延伸和扭转，并取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保守主义和劳工主义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声音。它对政治与文化现实——新的“共识”的产生——的再定义重新形绘了1945年选举的结果中所产生的共识的迅速消解。撒切尔主义把社会民主党、工党、工会和国家混为一谈，把它们描述为要对违法、浪费、低效率和反个人主义(说到底就是非英国式的)负责的极权主义。最重要的是，它转变了关于社会福利的关键概念。它改变了政治思想与观点的流行看法。以前需要社会的地方开始根据市场力量的法则来实行，现在“金钱价值”问题、处理自己财富的私人权利问题、自由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平衡问题已经成为贸易词汇，而且是在日常考量的思想与语言之中，而不仅仅是议会、舆论、杂志和政策界的政治议题。这里发生了价值观念的明显翻转：过去与社会福利的价值相联系的气氛现在与一切私人的东西相关联——或者说能够被私有化。①
但是如果说霍尔强调了撒切尔主义的霸权主义的和意识形态的维度的话，他并非意欲暗指这是对其进行斗争的唯一根据以及它是一个严密的意识形态，或者说它的影响是全面与彻底的。与葛兰西相同，他认为意识形态在接受严密审查时既不是连贯一致的也不是具有逻辑性的，而结果通常是由一些表面上矛盾的元素组成。霍尔把撒切尔主义描述为一个“倒退的现代化”工程，它由两种绝不会受传统欢迎的元素编结而成：“一种是保守主义核心主题的回响——国家、家庭、责任、权力、标准，传统主义；一种是复兴的新自由主义的进攻性主题——自我利益、竞争性的个人主义、反国家主义”②。霍尔坚持认为，撒切尔主义包含了它能予以驳斥的中间立场。
霍尔认为撒切尔主义增进了资本的利益并巩固和扩大了国家权力，保留了“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合适的正式的代议制机构”并能够围绕它“建构起一种积极的民众认同感”①。与此相关，左派的复兴依赖于对文化与政治的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的接合。霍尔开始在《新时代：20世纪90年代政治学的变迁》一书中阐述这些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这是一本由团结在《今日马克思主义》——英国共产主义党的机关刊物——周围的思想家创作的论文集，它把自己定位于与马克思主义理解现代性的传统的关系之中，然而它自己的分析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相距甚远。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几乎被取消了，在阶级的结构定位与他们的身份和意识之间不存在假设性的联系。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新时代》一书对后福特主义的分析成为马克思主义宏大叙事的当代重写，尽管它煞费苦心地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抱负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一点主要是得益于让·弗朗西斯·利奥塔对总体化进行批判的精神)。②后福特主义的论题是“不要给予经济任何意义上的优先决定地位”③。与把政治看作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二元对抗不同，它鉴别出了权力与冲突的多个要点。它拒绝只存在一种“权力游戏”的思想，为下面这种思想辩护：“政治是策略和权力及其接合的网络，所以它总是私人化的。”④
《新时代》一书对身份政治和新社会运动的重视无疑地构成了激进的多元主义的一种形式，而激进的多元主义几乎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关系。它对身份的理解是建立在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那里吸收过来的主体的推论概念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它是在文化研究内部构思的。此外，它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是，在表达《新时代》一书的观点方面，霍尔始终扮演了领导角色。正如霍尔写到的那样，《新时代》一书用更加碎片化的和不完全的一种概念——由与我们所栖居的不同的社会世界(历史过程中产生的东西)相关联的多重自我或身份所组成——代替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所支撑的那种中心的、理性的、稳定的和统一的单个自我，这个主题实际上是被“不同的话语和实践”表达了①,我们正在进入后马克思主义的地域。
这样一些思想对霍尔的文化研究著作有什么影响?当雷蒙德·威廉斯主张文化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时，他在文化生产者和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之间设定了一种关系。我们是文化的作者，这意味着文化包含了我们的经验。尽管如此，在后来的文化研究中发生了从这种人本主义向被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想所影响的观点的转变。此时，文化代表着无意识，这个假设使特殊的和具体的意义成为可能。从这个观点来看，并不是经验生产了文化：是文化生产了经验。因为在文化范围之外，不存在像经验这样的事物。对于霍尔来说，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是通过由文化假设所中介过的表征行为产生的。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独立于我们的想象力占用的世界，但是只有通过语言和话语它才是可知的。用霍尔的话来说：
事件、关系、结构在话语的范围之外有存在条件和真正的效果；但是只有在话语之内并归从于它的特定的条件、限制和形态，它们才有或者说能够在意义中被建构起来。所以，尽管不想无限地扩大话语的领域权，但事物是如何被表征的以及一种文化中表征的“机制”与制度起到的确实是一种本质的而不是反射性的和事后的角色。这产生了文化和意识形态以及表征方案的问题——主体性、身份、政治——在社会与政治的生活的组成中占据着一个有影响的而不仅仅是表现性的地位。①
表征是一个政治问题，它被权力关系、统治关系和从属关系所中介。哪种表征会成为主导性的或是霸权性的取决于特定历史时刻起作用的一系列力量。
在这个理论语境下，让我们考察一下霍尔在“黑人文化中的‘黑’是什么”②(这篇文章中对“黑色”的分析)。在他看来，黑色并不是大家已经知道的本质的体现，而是通过表征被生产出来的。它的含义随着它与“白色”的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并且是被政治与文化的转换所中介的。在20世纪60年代，“黑”被用来联合不同的群体——这是对白人文化的种族主义的回应，它把“黑”等同于不“白”。这种本质主义观点(与黑人权力运动联系在一起)简单地颠倒了白人的种族主义观点——黑的就是好的。这个观点的政治利益证明是巨大的，代价是对种族与性别差异的压抑。
自此，很多事情都改变了。对于霍尔来说，无论是建立在阶级、种族、性别或者是它们几个组合的基础之上，身份被看作是来源于意指。身份通过差异的作用而被生产出来，稳定性通过压制的行为而产生，这在今天仍然以一种隐匿的方式继续发挥着作用。然而，身份的转换并不是任意的。当西方开始被去中心化时、高雅/低俗文化的二元对立开始消解、现代主义的普遍性被后现代主义对差异性的坚持所取代时，考虑到“黑人”如何定义他们自身的更加流动的概念，更早一点的“黑/白”二分更需要被解构。最后，霍尔并不是简单地描绘了黑人的含义的变化，他是介入到了它的转型之中。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人类主体生产出了不同的文化身份。所以，如果说霍尔的观点被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改变的话，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结构与主体之间的张力，特别是葛兰西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阵地战”政治的理解以及E.P.汤普森和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对他也启发颇深。然而在这个接合点上，霍尔的观点好像与原初的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推动力相差甚远，但是它仍然是唯物主义的和能动的。尽管已经大大地偏离了文化研究原初的马克思主义推动力，但是霍尔已经经历过这个过程，他的思想仍然属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传统。然而霍尔已经绘制出英国黑人文化研究的范围和主题，这一点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尤其通过作为他的学生及同事的保罗·吉尔罗伊身上体现出来。
自从1997年从开放大学荣休后，霍尔在文化政治学的公共舞台一直很活跃。兰尼美德信托基金机构是研究英国种族平等问题的一个独立的智囊团，该组织的主席比库·帕雷克(Bhikhu Parekh)是一名政治哲学家；受该组织的委托，霍尔所在的委员会创作了《英国多种族的未来》报告。起初布莱尔政府公开支持这项事业，但是当媒体和政治上的右派盯住它的一份报告里分析英国身份的含义的少数几页文字并宣称这份报告把英国性等同于种族主义以后，它后来就偏离了自己的研究结论。事实上，报告的看法是：英国身份历史上已经被种族主义化了；对于黑人和亚裔的英国人来说，它已被铭刻上了帝国统治的集体记忆。它要求扩大而不是抵制英国性，此外它提倡重塑英国历史从而使其与一个多文化的社会相符合。作为对这份报告的捍卫，霍尔在《卫报》上写道：“我们是讲历史上的英国性思想带有‘大量的未经言明的种族意蕴’——意思是说，在一般意义上，这个国家通常被想象成白人的……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认为这种情形会一直持续下去，永远不会结束。”①
霍尔参加英国多种族的未来委员会是一个从英国黑人的角度长期质问英格兰性/英国性的公共知识分子行为。因为英国人不仅简单地意味着居住在大不列颠或联合王国，或者是大不列颠或联合王国的公民，它还有着统治、种族和帝国的历史内涵。是的，正像保罗·吉尔罗伊明确指出的那样，种族的与国家的话语的接合已经成为英国政治文化的核心特征。与19世纪晚期建立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等级制基础上的种族主义不同，它的20世纪的等价物建立在把黑人看作是永远的局外人的文化差异的基础之上，用吉尔罗伊的话说：“黑人移民以及他们在英国出生的小孩根据他们的种族被否认为真正的国家公民，同时防止他们在‘英国种族’内部结成自己的联盟，因为他们忠诚的国家必定不在英国。”①吉尔罗伊认为，这样一种思想不仅成为新右派意识形态的核心特征，而且它也巧妙地渗透到左翼的观点之中了。当左派试图从他们的保守派对手中挽救出“英国性”这个能指时，他们对这个能指的种族的与帝国的维度却不闻不问：
民族性并不是一个可以根据政治实用主义的指令而简单地自然地塞满可替换性概念的空容器。民族归属的意识形态主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可塑的，但是它与阶级和“种族”的话语以及这些群体的组织实体的联系却不是任意的。它们被历史与政治因素——这些因素限定了民族主义变成社会主义的程度，其时它的连祷被社会主义者所重申——所限制。②
霍尔和吉尔罗伊关于英国性的思想也许对我们理解与英国新左派相关的思想著作有着很大的密切关系。我把英国新左派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但是玛德琳·戴维斯在一篇重要文章中称其为“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戴维斯的这一概念试图扩大使新左派更具吸引力的思想与政治空间，所以它恰恰不包括那些使用“文化的”方法的思想家，但是也谈论那些思想家，比如根据其观点更具有经典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佩里·安德森。另外，尽管我承认在我写作《战后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那本著作时，我曾考虑过不同的短语，包括英国马克思主义，不过我重点强调的是思想与政治的社会环境的理论遗产，这在我看来非常重要。
我对戴维斯的观点的疑问并不是我质疑马克思主义和英国思想文化的变化取决于二者之间的相遇：我的疑问在于“本土化”思想本身，至少对我来说它产生了一种移民获得公民身份的印象，我们通常把这描述为“加入国籍”的公民。由是观之，马克思主义的移民身份正在被归入英国国籍和英国性之中。我相信，霍尔以及相关的英国黑人文化研究传统与本土化这个思想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不仅解构了英国人这个概念，而且也像许多其他人那样解构了民族国家本身的自然性——正如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思想所暗含的那样，民族国家把世界分割成许多独立的实体。无论把英国黑人看作流散文化的一部分是霍尔的功绩，还是吉尔罗伊的黑色大西洋这个极具影响的概念以及他的“英国人”这个能指具有白种人这个意识形态上的内涵，他们的思想深意是英国性不仅要从英国的角度而且要从跨国的角度来考察。简言之，我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思想的质疑是它假定了一种静态的和没有疑问的英国性概念，这一点是霍尔的生活与工作所挑战的对象。所以，当我理解与支持戴维斯把英国新左派描绘为“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意图时，并不代表我会欣然接受这一说法。我自己把新左派的思想传统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无论存在什么限制，我将会仍然使用这一观点。
(杨兴林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