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重新评论了霍尔的霸权方法，力图根据文化研究最近的话语转向分析其当下所处位置。霍尔分析了作为跨越社交网络的共识动员的政治权力。他把这种葛兰西式的理论冲动与准结构主义的国家观念、话语观念和接合观念融会贯通，实现了自己的理论推进。我已经讨论过，虽然这些做法对更“极端的”立场更具价值，但它们最终未能确保对霸权式领导权的分析。虽然霍尔坚持认为，文化不仅仅是既有权力的仆从，但他对撒切尔主义的分析却诉诸某些实际上贬低道德信念和社会多样性力量的“国家”观念。他对拉克劳和墨菲含糊不清的回应多少揭示了究竟是什么促进了这种悖论式的还原。霍尔批评话语移动未能充分承认权力的集中。他断言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逻辑”夸大了激进异质性的程度，并以此加强了前述批评。不过，霍尔也未能将隐含期间的社会多样化批判发展出来。这个漏洞动摇了他的霸权方法，使得他无法抗拒并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强化了当代文化研究的话语转向。

既然无法贯彻对社会多样化的批判，霍尔就只能退到中央集权主义立场，以将他的撒切尔主义分析定位在权力集中上。不过，他近期关于民族文化和“混杂”身份的著作却明显在远离这种还原。①虽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有益的进展，但放弃中央集权主义仅仅让霍尔更靠近话语阵营。①而且，在其他场合，他简洁地批评了这种做法。例如，话语理论意味着身份是如此虚无缥缈，以至于只能在瞬间“获得”。这种分析不明白意义其实是一种持久统治；他们无法把握为什么意识形态是最值得研究的。霍尔本人做出这样的批评，似乎是对其作品含混性的最好批评，因为这些作品确实在作为国家的霸权和作为话语的话语之间摇摆不定。按照霍尔自己的解释，他一直为“理念论和还原论之间无休止的振**”所困，这使“文化研究的能力”遭遇挫折。②这种摇摆似乎适合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而且正是我们时代的力量来源。然而，对含混性进行理论表达是一回事，被它所困则是另一回事。

部分问题在于霍尔的理论化风格。由于他的作品有明确偏好，所以他依靠反复合理论证这种战略。对他而言，“唯一值得拥有的理论是你必须将击退的理论”。“关于理论上的折衷主义风险”,他评论道，“我倾向于‘正确但失之严密’,而不是‘严密但失之错误’”①。当霍尔专注于低阶概念和“历史的具体性”时，他一直拥有当之无愧的影响力，这当然有前提，即不涉及他到底是“对与错”。雅索普等发现他的方法令人沮丧，因为它可以根据情况随机应变。②对霍尔作品更严厉的批评是说它“有意混淆视听的修辞”③。这些评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批评霍尔总是策略性地使用概念，霍尔确实可以用“20世纪70年代理论主义的泛滥”对此进行回应，但20世纪90年代的文本主义泥沼则另当别论了。

霍尔最模棱两可的著作不是其最好的作品，他最好的作品是展示了那些需要社会语境理论的意义和权力关系。我的评论表明这一理论的广泛社会学特征。“后现代的危机论者”将社会生活放置在一个由关于意义的战斗所建构的、相互关联不过是政治统治的暂时结果的碎片化领域。深谙社会学理论的文化研究为这些理论争持不下。社会关系是全面组织化而非根本异质的。在这方面，麦克伦南所说的当代社会学的“新传统主义复兴”毫无价值。④因为这种“复兴”试图重新把下列问题重新中心化：“所有社会形态都是如何建构、再生产和转型的?”⑤我相信，这些也是文化研究工程的核心问题。

霍尔试图将“接合”这一超级抽象概念普遍化来保持整体感。作为一种必须不断更新的不稳定连接，接合可以把握真实的话语，但歪曲地表达了一些重要的社会进程。①社会生活的顽固性和复杂性需要那些“在不同分析层次间整理正确的方法论连接”的社会学概念。②文化研究如果想要激发意义的力量，也必须如此。社会学的文化研究反对接合逻辑，坚持认为社会的团结不能还原为政治联合的二级结构。关于意义的斗争(或共识)并不详尽地构成现实；但是文化运作却构成了社会总体性的一部分。文化的解释关涉意义，不仅仅是指进一步的意义(例如去讨论),而且关涉其他制度性的社会关系。这些制度，即霍尔的“力量的构建线”,限制和授权文化的领域。随着意义的流动被锚定在集体生活的现实中，文化成为权力决定性的和持久性的形式。

社会学的概念顾及的是对于权力更具有区分性的分析，而不是话语理论本身的推进。一方面，它必须考虑更广阔的方法。作为一种团结的资源，文化不能被弱化到仅仅是对统治提出异议的位置上。对福柯关于“积极”权力的讨论而言，这种非常悲观的还原具有“后现代的危机”理论的奠定特征。由于忽略了社会生活的强大相互作用，这种悲观主义无法正确认识“同意”对于运用霸权是多么重要。另一方面，社会学概念还考虑到对权力的限制性分析。通过在确定的总体内定位文化，社会学还要顾及那些意义被用作政治统治动员的具体案例。社会学方法坚持文化和更狭义的意识形态子概念之间的区别。只有严格限制后者，它的批判力量才会被维持以对抗与话语普遍性相伴而生的中立。①基于这些属性，对文化的研究可以突出意识形态统治是一种习惯性的社会制度。

社会学的上述贡献，试图从无所不在的话语原则的接管中一般性地保护文化观念，尤其是重点意识形态观念。它通过这种方式承诺一种比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文本主义派系想象更好的方式，去理解意义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我这么说，就是在明确捍卫某种(总体化的、现实主义的，等等)社会学，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后现代的危机论”的文化研究更具有误导性的方面之一是，它要求彻底离开了其实无法逃避的现代主义的社会学学科。这样的说辞不过是一种没有说服力的漫画描述。文化研究不能超越“特定”的社会学方法，因为这种只有一面的实体根本不存在。事实上，有的社会学流派十分愿意接受话语转向。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社会学文化研究实际上加强了这些固定下来的趋势。这种重叠增强了我的观点的核心动力。无论是好是坏，文化研究和社会学不是在对立中，而是根据某些共享的目标，被定义出来的。社会学家尽可能多地从与文化研究的遭遇中学习，反之亦然。

最后，论证文化研究应当将社会学带回自身，不是建议不加批判地采用传统立场。我更关心的是捍卫普遍的雄心壮志，而不是宣布决定性的答案。那些与话语方法的联姻总是会找到总体化的社会学、客观主义的社会学，等等。社会学的贡献就在于维持对这些问题的议程关注，在当前语境中，这对文化研究是有价值的。强调建构主义和社会关系的政治延展性，已经走得太远。这种批评不是对场域多样性的严厉回应，因为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文化研究变得越来越同质化。正如麦克罗比评论所言，“一个剥夺它跨学科性质的更纯粹和缺少丰富色彩的学科”似乎正在出现。保持社会学的开放式的交流，应该有助于抵御任何此类早熟的正统。此外，麦克罗比还指出，文化研究中“社会学存在的下降”与旷日持久的“文字与文本的漂移”是相伴而生的。①提高这种转瞬即逝的力量，要求对社会团体给出一种截然不同于其意识形态建构和政治建构的解释，对文化的研究必须承担这种社会学责任。

(乔茂林译 张 亮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