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霍尔在人们心目中还一直是非常难以捉摸的形象，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工作的时间和范畴，又或许是因为对于人们给予他的定位感到不安，但他在许多方面却被质疑和彻底重塑。霍尔本人曾这样评价过文化研究“有时我觉得像是一个生动的场面，像是过去精神的复活”③,而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这样评论道：“任何作家创作有关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小说，如果从四处寻找一些典型人物将各种趋势和阶段联系起来着手，就会发现自己已经不自觉地在重塑斯图亚特·霍尔了。”④霍尔既承认也拒绝过这样的定位，他评述道：我想要将自己从对人们表征的许多责任中解脱出来——我至少肩负三种表征：人们期望我为整个黑人种族辩护，无论是理论的方面，还是批判性的方面的所有问题，有时也期望我谈论有关英国政治，以及文化研究的看法。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英国黑人知识分子的责任。①
这些定位中的第一种(关于种族的)是最令人气愤的一种，至少在英国是这样的。例如，早期被引用的，盖茨将霍尔描述为“英国黑人的杰出理论家”就很有趣，这一描述可能被许多英国学者看作是对霍尔影响力的狭隘的、限制性的，甚至蔑视的描述。在前面提到过的最近几篇关于他作品的概述中，有关霍尔种族身份和他在种族研究方面影响的问题，在人们对他角色定位的讨论中就显得很不合时宜，讨论主要就霍尔作为文化研究的鼻祖，新左派的领军人物、针对撒切尔以及后来的布莱尔的批评家身份，他关于媒体和表征问题的作品以及他与马克思、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相遇等问题展开。海伦·戴维斯(Helen Davis)在为《了解斯图亚特·霍尔》一书所做的引言中写道：“霍尔不是以对族性与种族的思考作为他工作的起始的。他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自我)发现之旅。”②詹姆士·普罗科特(James Procter)相当武断地评论道，“从霍尔早年生活来看，文化研究呈现出一种不寻常的复杂性”③,但在这篇文章中其他见解深刻的方面，霍尔对族性和种族问题的研究，与霍尔本人以及他五十多年来从事的英国黑人流散的研究却相距甚远。普罗克特就简单地将霍尔的种族身份定位为起源问题——正是他在加勒比地区的童年生活形成了他对阶级、种族和身份政治的学术关注。①同样地，罗杰克也宣称“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探索霍尔学术兴趣转移的复杂线索，据此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正视霍尔在牙买加的成长经历”②。但是，毫无疑问罗杰克将这一形成时刻局限于霍尔在加勒比的童年时期，局限于与当地的“‘深色人种’/'黑人’之间的冲突”中③,甚至局限于遭遇殖民地有色人种等级制度迫害而伤痕累累的家庭生活的紧张关系中④——对霍尔而言，他的学术研究是个人的行为而非政治的。正如比尔·施瓦茨回应说“罗杰克不会允许自己反复地考虑加勒比和英国之间的复杂互动……这不仅忽视了20世纪50年代霍尔的学术生活中加勒比的部分，也忽视了60年代及以后他在英国的加勒比组织中的进一步发展”⑤。值得玩味的是，罗杰克却用了11页的篇幅详细讨论了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霍尔的学术生活被种族、族性和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工作所占据的历史。①
相反地，格兰特·法雷德在他对于霍尔早年生活和工作研究的记录写道，霍尔的牙买加阶级特征使得他“参与英国种族研究②的时间推迟了近二十年”。对法雷德来说，霍尔的“黑色之旅”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动**中产生出来的，与第二代英国黑人的出现密切相关，在这次活动
中，霍尔“第一次站在了黑人这边，这一团体内的位置实质上是新的、未知的”③,因而实现了他自身的本土化。在某些方面，法雷德关于霍尔“变成黑人”的观点与霍尔自己所说的他自己觉醒的“黑人”身份相一致。作为一名棕色皮肤、“中产阶级奖学金男孩”④成长而来的罗氏奖学金学者，霍尔曾评论说，从他1951年到牛津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这段时间内，他先后参与的反对殖民政治和反对新左派的活动包含了任何简单的“种族”身份。⑤他告诉戴维斯：
因此，社会主义运动包含了所有这些问题，这是我拥有“身份”最少的时刻。直到新左派之后，我才意识到20世纪50年代我见到的涓涓涌入伦敦的西印度人的人数将会非常大，他们会留在这里成为新的流散群体，那些文化认同问题以及所有的我认为已经遗忘和不能忍受的问题均出现了!①
但是，对法雷德(事实上也是对罗杰克和普罗克特)而言，霍尔的种族身份是本来就存在的，隐藏于表征之下的，是对黑人身份的一个迟来的认识。霍尔自己非常典型地指出“黑人”身份可能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出现：
事实上，“黑人”也从不仅仅出现在那里。在精神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它一直是一个不稳定的身份。同时，它也是一个叙述、一个故事、一段历史。它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被讲述的、被谈论，而不是简单地被发现的东西……黑人身份是一个需要被学习，并且只能是在某个特定时刻学习的身份。②
关于霍尔的种族身份(抑或不是黑人?)的斗争表明，怎样在他的更广阔的思考和写作的背景下去定位他关于“种族”的研究，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盖尔·刘易斯(Gail Lewis)在“斯图亚特·霍尔和社会政策”
(2000)这篇具有挑战性的文章中指出，霍尔往往被狭隘地误解为主要是一个种族(有些人称为黑人/问题)研究的理论家，而且这和他具体的身份有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代表，霍尔被认定本身就是黑人，因此他所说的——不管如何雄辩——都仅仅被理解为关于黑人民族性，关于英国黑人，除非这些人确确实实在那儿：显而易见，才有相关性。)①对其他人来说，黑人民族性是霍尔超越了的东西，他关于“种族”的研究在更丰富的准则下就变得次要了(有时是不和谐),②它是与1978年的《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同出现的偶然的兴趣，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转向(个人/文化)身份时才消失。前者的定位必然降低霍尔干预措施的范围、深度和影响力，而后者则抹去了他长期以来对于种族平等和黑人公共领域问题所做的积极的努力。霍尔或许被认为在“和”而非“或”这两种特性中占据一个空间(而不是一个职位),对此也许不足为奇。③尽管霍尔本人并没有承认他与黑人团体和黑人政治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二十年，这种关系可能存在于某人对这些所提出的主张本质的批评声中——这种参与形成的本质甚至可以被清晰地追溯到早年他在牛津大学玩乐队的时候，以及他第一次“发现”我们是“西印度人”的时候。作为伦敦南部的一名代课教师，当他护送黑人学生放学回家以防他们被攻击，当他被卷入导致诺丁山暴动的紧张局势(1958)①以及后来1964年(臭名昭著的斯梅西克选举期间)搬迁至伯明翰时，②霍尔就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新近的黑人移民群体的问题，并参与了其中：
我清楚地知道种族问题演化成了政治问题。其他的问题——住房、种族歧视、治安、“可疑的”法律；第二代人觉得他们既不属于英国也不属于其他任何国家；受到瑞格(reggae)和拉斯特法里教(Rastafarianism)的影响。在伯明翰生活和工作不可能不遇到所有这些问题。③
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身份——是“西印度人”,然后是“移民”,再然后是“黑人”。霍尔认定自己的身份是种族性的这一观点与这些新身份是一同出现的，或者是这些新身份中的一部分。霍尔写道：
问题在于，当一个人学着去做“一个移民”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再也不能成为移民：这儿不是一个能让人安定下来的地方。然后，经历了漫长的、重要的、政治性的教育，我发现自己是“黑人”。①
同样地，他告诉莱斯·巴克：“在我一生中我从没称呼自己是黑人，大多数人也没有……多数的黑人不会用60年代后期人们认为他们自己是黑人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他们自己。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发现……是黑人问题的一个重新发现。”
当然，正如霍尔本人所说的，“‘黑人’也不仅仅出现在那里”。通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一系列“第三代英国黑人”(反传统的黑人和亚洲视觉艺术家、摄影家、电影制作人)的交往②,霍尔从中探索了英国黑人流散群体转变的和创造性的形象，以及他自己流散者身份的形成：“自从80年代以来，我一直致力于写作关于文化认同的问题，少数民族团体里的视觉艺术已经开展了那个领域的很多工作。”③霍尔曾说过他关于表征(representation)、差异和新族性的影响深远的观点，来自那次邂逅，“我在写身份的问题，他们在实践它……它让我更加意识到艺术作品是可探索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思想会自己产生结果”①,但也许他在帮助黑人艺术家寻找到空间和认知的过程中提供的个人和学术支持有着更深远的意义。艾萨克·朱利安(Isaac Julien)曾谈及，“黑人艺术家和电影制片人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②,而吉兰·塔瓦多斯(GilaneTawadros)则说过，“有一段时间艺术学院试图抑制成为英国黑人或亚裔英国人的意义……斯图亚特说，经验和它的艺术表现更矛盾；它们借鉴了很多东西。他给予了新一代艺术家莫大的信心”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