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就五大书体以及它们的流派讲述了一番。接下来，我们再以年代划分，分别讲述一下各个朝代的书法特色，以及同时代的书法名家，并就他们的代表作品略加评述，以增趣味。
1.两汉时期
我国秦汉时期，汉字的变迁更为剧烈也最为复杂，大篆经过省改而创造了小篆，李斯所书《泰山》《琅琊》《峄山》等石刻，即是“小篆”典型。另外，隶书发展成熟，草书发展成章草，行书和楷书也亦萌芽。书法家可谓人才辈出，此一时期的书法成就影响后世极为深远。
秦汉书法遗存今天的有帛书、简牍书，还有壁画、陶瓶及碑上的刻字。汉代的石碑艺术在这一期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西汉碑刻虽少，而东汉则有“碑碣云起”之兴盛现象，可见书法在当时的成就。这一时期出现不少好的石碑，如以《张迁》为代表的“方劲古朴类”；以《曹碑》为代表的“飘逸劲秀类”；以《礼器碑》和《前史晨碑》《后史晨碑》为代表的“端庄凝练类”等著名的碑铭。
至汉时，篆、隶、章草均有成绩，如此时已显露行书、正楷的端倪；而且，由于书法艺术在秦汉时代的昌盛，在这一时期的篆刻作品亦是十分精美的，并出现了各种印章。
（1）史游
史游，西汉元帝时人，官至黄门令。曾解散隶体而求速书，但存字的梗概，损隶书的规矩，但求书写纵任奔逸，而大胆打破隶书书写之章法，因作《急就章》，故后人称其书体为“章草”。因草创而成的字体，故称“草书”。
《急就章》，汉代史游撰。王惜说：“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
其书自始至终，无一复字。文词雅奥，亦非后世蒙学诸书所可及之。旧时曾有曹寿、崔浩、刘芳、颜之推《注》，今皆不传，唯颜师古《注》一卷存世。后有王应鳞补注之。
《急就章》今本34章，此书不是简单地把许多单字放在一起，而是有意识地加以组织，按姓名、衣服、饮食、器用等分类变成韵语，多数为七字句，这样学童在学习认字的同时还能增长各方面的知识。全书取首句“急就”二字作为篇名，“急就”就是速成的意思。这是一本速成的识字课本，全书共收2016字，没有重复的句子，文辞雅奥，是后世蒙书少能匹及的。
从周秦到汉中叶，可以说是以《史籀篇》为代表的蒙学教材流行时期。从汉中叶到南北朝时期，史游的《急就章》盛行，是当时主要使用的蒙学教材。而“自唐以下，其学渐微”，《急就章》的主流地位渐被新出的《千字文》所替代了。
汉代时期，先合秦代《苍颉》《爰历》《博学》等三书为《苍颉篇》，作为蒙学教材。后来又有《凡将篇》（司马相如作）、《急就章》（史游作）、《元尚篇》（李长作）、《训纂篇》（扬雄作）等书先后问世；后来又把《苍颉篇》《训纂篇》《滂熹篇》合为一书，称为《三苍》（也称为《苍颉》），这些书都是汉初《苍颉篇》的继续和发展，而《苍颉篇》文字又取自《史箍篇》。
颜师古本比皇象碑多63字，而少“齐国”“山阳”两章，只有32章。王应麟在《艺文志考证》中以为此二章起于东汉，或许最为精确。其注考证广泛，足补师古之缺。别有黄庭坚本、李焘本、朱子越中本等，诸本字句小有异同；但王应麟所注，多从颜（师古）本，以其考证精深，较他家更为有据可证罢。
（2）钟繇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他工于书法，师承曹喜、蔡邕、刘德升，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各体兼能，尤精于隶书和楷书。
他的书法从学习汉隶入手，但改进了“蚕头凤尾”的写法，使字形更为方正平直、简单易写，点画颇多奇趣，结体茂密修长、飘逸萧疏，已具楷书面貌，他也因此成为汉字由隶入楷的主要代表人物，故后有人奉他为“楷书之祖”者；他与张芝、王羲之齐名，故并称为“钟、张”或“钟、王”，梁武帝萧衍评其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
钟繇的书法真迹早已失传，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都是后世临摹本，《荐季直表》和《宣示表》是摹刻中的佼佼者，从中可以看出钟繇书法的精神与意趣。此二表布结体殖朗，字形略扁，带有隶书的痕迹虽结体、法度尚有不成熟之处，似不如晋、唐楷书那般工整端正，但天真无邪、古朴盎然，自有妙不可言处，故为后人所推崇。
钟繇在书法上下过大苦功，曾自称：“吾精思书学三十年，坐与入语，以指就座边数步之地书之，卧则书于寝具，具为之穿。”可见其矢志于学。相传，有一次他在著名书法家韦诞家中看见一篇蔡邕论笔法的文章，苦求不得，以至到后来“捶胸吐血”，还是曹操用“五灵丹”救活的；等到韦诞死了之后，“繇阴发其冢，始得之，书遂大进”，可见他对书法的执著和专一。他能书写隶、楷、行、草等各种字体，尤其善长楷书，开“由隶到楷”之新面貌。
他的楷字较扁，近似隶书，笔画清劲遒媚，结构茂密，笔画峭薄修长。今存《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还示帖》《力命表》《墓田丙舍》《调元表》等帖，为晋、唐时的临摹本。
他的书法“丰润有致、刚柔相济，且古雅幽深，备尽法度”，被誉为“秦汉以来，一人而已”，甚至后人奉他为“楷书之祖”。
钟繇的书法主要学曹喜、刘德升和蔡邕；他的正楷书法独步当时，自言“精思学书三十年”；其所作字体，秀美典雅、幽深无际，故能超人一等。
他所处年代正是隶、楷交错变化之时，正如《总论书家》中所说的那样：“汉魏以降，书虽不同，大抵皆有分隶余风，故其体质高古。”因此，在他的楷书之中带有浓厚的隶书意味。
他的小楷书法，体势微扁，行间茂密，点画厚重朴实，笔法则清幽俊劲、醇古简静，质地淳朴。《书断》中评他：“真书古雅，道合神明，则元常第一。”又说：“元常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
对于钟繇的书法，历代多有评论，王僧虔说：“钟公之书，谓之尽妙。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世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行书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喜。”《书法正传》云：“钟繇书法，高古淳朴，超妙入神。”南朝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称：“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之所善。”
另有《荐季直表》，传为钟繇作品中唯一有墨本传至今之作品。该表书于魏黄初二年（221），时钟繇已七十，内容为推荐旧臣关内侯季直的表奏。此帖笔法“古雅茂密、渊懿错落”，为难得之书法精品，又因刻于石上，故有“自华氏之有刻印，而天下之学钟书者不知有《淳化阁帖》”之誉。
他的真迹已无存世，宋以来法帖中所刻的作品，如《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力命表》《墓田帖》等，都是后人临摹之作。
2.魏晋南北朝
（1）王羲之
王羲之，东晋杰出书法家，字逸少，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出身贵族，为王旷之子，王导之侄。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后辞官隐居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
工书法，初从卫铄（卫夫人）学书法，后见前代书法名家如李斯、钟繇、蔡邕等人的墨迹，无不用心揣摹，后博采众长，取诸体之精华为己所用此后，师法张芝、钟繇。他善增损古法，变汉、魏朴质之书风，而创妍美流畅之新体。后世评者以为，其草书“浓纤折衷”，楷书“势巧而形密”，行书则“遒美劲健，富于变化，又不失天然真趣”，故其书为历代学书者之所宗，对后世影响极大，故有“书圣”之誉。
王羲之楷书，小楷代表作有《乐毅论》《黄庭经》（亦称《换鹅帖》）等；草书的代表作有《十七帖》《桓公帖》《朝廷帖》《宰相帖》《司徒帖》《中书帖》《侍中帖》《尚书帖》《司马帖》《太常司州帖》《护军帖》《十一月帖》等。《淳化阁帖》中收有他的书法字帖共计159帖，多为行草夹杂。
王羲之行书代表为《兰亭序》《快雪时晴帖》等，后世刻石者和临摹者很多；宋时刻石多达数百种。其他行书法帖也很多，现将较著名的帖子列目如后：《奉橘帖》《诸弟帖》《快雪时晴帖》《从弟帖》《丧乱帖》《曹妹帖》《二谢帖》《诸贤子帖》《频有哀祸帖》《贤女帖》《伯熊帖》《此月帖》《阮公帖》《六月帖》《蔡家帖》《九月帖》《家中帖》《十月帖》《夫人帖》《三月帖》《贤弟帖》《快雨帖》《夏日帖》《平安帖》《极寒帖》《奉告帖》《州民帖》《小佳帖》《旧京帖》《悉佳帖》《安西帖》《伯慰帖》《山阴帖》《叙慰帖》《水兴帖》《廓然帖》《建安帖》《遣书帖》《瞰豆帖》《省书帖》《慈颜帖》《宿昔帖》《青李来禽帖》《书魏钟繇千字文》。
王羲之有关“书论”的著作不少，传世的有《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笔势论》《用笔赋》《记白云先生书诀》等。这些“书论”曾载于唐代张彦远的《法书要录》，宋代朱长文《墨池编》、陈思《书苑菁华》，明代汪挺《书法粹言》，清代冯武《书法正传》等，影响较大。
《兰亭序》是行书法帖，又名《兰亭宴集序》，为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人集会于山阴（今浙江绍兴），其时与会人等各抒情怀，畅作诗篇，后羲之为作序文是也。《序》中记叙兰亭之美及聚会欢乐之情，以及对生死无常的感慨。
王羲之生前，特别重视《兰亭序》，去世后，由子孙传藏，传至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僧），因为无嗣，交绍兴永欣寺和尚、弟子辨才手里保存，后到唐太宗李世民手中，唐太宗死时，随葬入唐昭陵；五代时，一名叫温韬的人发掘昭陵而得，致使《兰亭序》真迹不知去向。因此序书法极美，故为历代书家之所推崇，后世誉为“行书第一”。
存世本中，唐摹墨迹以“神龙本”为最著，故称为《兰亭神龙本》。此本摹写精细，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将羲之之笔韵和意境体现得淋漓尽致，为公认的最好摹本。石刻本则首推“定武本”。
《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最高境界，此序将作者之气度、胸襟、情愫、感怀皆表现于字里行间，是难得之佳作。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之喻。
《快雪时晴帖》为王羲之所书。其帖行书四行，字体流利秀美、灵动潇洒，《书断》中说：“逸少秉真行之要，于敬执行草之枫父之灵和，子之神骏，皆古今之独绝也。”又说：“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
乾隆一生酷爱书法，刻意搜求历代书法名品，他对此帖极为珍爱，在帖前题写了“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全帖二十八字，字字珠玑，誉为“二十八骊珠”。他把此帖和王殉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号为“晋人三帖”）并藏于养心殿内，并御书匾额“三希堂”，视为稀世瑰宝。乾隆十二年又精选内府所藏魏、晋、唐、宋、元、明书家134家真迹，包括“三希堂”在内，摹刻于石上，命名为《三希堂法帖》。
（2）王献之
王献之东晋杰出书法家，字子敬，小字官奴，王羲之的第七子；官至中书令，曾于病时让族弟王珉代行“中书令”之职，故世称王献之为“王大令”，王珉为“王小令”。
王献之工书法，善楷、行、草、隶各体，尤以行草著名。其书法，在继承张芝、王羲之的基础上另创新法，用笔外拓（开廓），俊迈而带逸气，故有“破体”之称。南朝宋、齐、梁间人多宗其体；唐、宋以来的书家也多受其影响。王献之继承父学，且进一步独创天地，字画秀媚、妙绝时伦，以至与父齐名，人称“二王”。
墨迹著名者，有行书《鸭头丸帖》，小楷《洛神赋十三行》。草书有《玄度帖》《前告帖》《吾当帖》《侍中帖》《马侍御帖》《裴员外帖》《裴九帖》《崔十九帖》《八月帖》《十二月帖》（即《中秋帖》）、《秋冷帖》《秦中帖》《数月帖》《远书帖》《岁尽帖》等。行书有《诸舍帖》《东山帖》《舍内帖》《黄门帖》《东园帖》《李参军帖》《荐王德祖帖》《山阴帖》《冠军帖》《外甥帖》《鹅群帖》《如意帖》《二十九日帖》《卫军帖》《地黄汤帖》等。
《洛神赋》是王献之的小楷代表作品，据说王献之喜好书写《洛神赋》，写了不止一行，而是十三行，故有此书。从《洛神赋十三行》中可看出，王献之的楷书笔涸已不带隶意，字形也由横势变为纵势，是完全成熟之楷书作品。
此帖中字，用笔挺拔有力，风格秀绸圆润，笔力遒劲有力，气蕴神采飞扬，割体匀称和谐、变化自然。王献之的楷书较其父王羲之相比有所不同：羲之的字含蓄，运用“内撅”手法；而献之的字神采外露，多运用“外拓”手法。其父子二人的字对后代皆产生过深刻影响。
宋代的《广川书跋》中说：“子敬《洛神赋》，字法端劲，是书家所难。偏旁自见，不相映带；分有主客，趣向严整。与王羲之《黄庭经》《乐毅论》相比，一反遒紧缜之态，神化为劲直蔬秀。”
王献之曾在十五六岁时劝其父亲“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可见其对书法之极深感悟。
他的真迹已不复存在，今世所见为南宋的贾似道所刻石本，因石色如碧玉，胡称“碧玉十三行”。王献之所书《洛神赋》，体势秀逸俊丽，笔致洒脱自然。清代杨宾在《铁函斋书号》中说其字：“字之秀劲圆润，行世小楷无出其右”。梁武帝的《古今书人优劣评》中称：“王献之书绝众超群，无人可拟，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悦，举体沓拖而不可耐。”《书断》中评其行草为：“兴合如孤峰四绝，迥出天外，其峻峭不可量也。尔其雄武神纵，灵姿秀出，威武冲之智，卞庄子之勇，或大鹏抟风，长鲸喷浪，悬崖坠石，惊电遗光。察其所由，则意逸乎笔，未见其止。盖欲夺龙蛇之飞动，掩钟张之神气。”
王献之的字虚和简静、神朗气清、灵秀流美，与文章清虚脱俗的内涵极为和谐，故后人奉《洛神赋十三行》为“小楷之极则”。
他的行书以《鸭头丸帖》为最著，体现了王献之的行书笔法，其行笔如急风骤雨，结体又疏朗有致、顾盼生姿，能寓秀美于奇险之中，是书家之所敬服处。醴泉铭入《化度寺碑》《皇甫碑》《虞恭公碑》《温彦博墓志铭》等。行书墨迹有《张翰》《卜商》《梦奠》等帖。其文学著作，编有《艺文类聚》100卷行世。
其字正书“易方为长，以就姿媚”，“四面停匀、八方平正”，“书如凌云台，轻重分毫无负”，“笔备众美，翰墨洒落”，此即史书中所说：“欧体”风格。
3.隋唐五代
（1）欧阳询
欧阳询，唐初杰出书法家，字信本，乳名“善奴”，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官至太子率更令，世称“欧阳率更”；唐太宗时授“弘文馆学士”。
工书法，初学王羲之，后兼学王献之，所写书法劲险刻厉、刚劲有力，于平正中突显险绝，后风格自成一家，世称“欧体”，对后世影响很大；他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三人并称为“唐初四大家”。
书体碑刻较著名的，楷书有《九成宫醴泉铭》。《九成宫醴泉铭》立于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楷书24行，每行49字。此碑用笔方整，且能于方整中见险绝，字画的安排紧凑，匀称，间架开阔稳健。明代陈继儒曾评说：“此帖如深山至人，瘦硬清寒，而神气充腴，能令王者屈膝，非他刻可方驾也。”明代赵涵在《石墨镌华》中称此碑为“正书第一”。
《九成宫醴泉铭》是欧阳询的代表作之一。铭文由魏征撰，记载了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涌泉的事由，后欧阳询奉敕而书。原碑24行，每行49字，传世最筐拓本是明代李琪旧藏宋拓本。此碑书法，高华庄重，法度森严，笔画似方似圆，结构布置精严，局部险劲而整体端庄，无紊乱夹杂处，亦无松驰感。唐人评其书为：“森森然若武库矛戟”，“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笼之势”。
元代虞集题此碑时说：“楷书之盛，肇自李唐，若欧、虞、褚、薛尤其著者也。余谓欧公当为三家之冠，盖其同得右军运笔之妙谛。观此帖结构谨严，风神遒劲，子右军之神气骨力两不相悻，实世之珍。但学《兰亭》面而欲换凡骨者，其即此为金丹之供！”明代王世贞对此碑亦评云“信本书太伤瘦俭，独《醴泉铭》道劲之中不失婉润，尤为合尔。”
欧阳询书法用笔方整，略带隶意，笔力刚劲。清代包世臣曾说“欧字指法沉实，力贯毫端，八方充满，更无假于外力。”故知欧体字强调指力，所写笔画需骨气内含、结实有力，每一笔画需轻重得体、长短适宜，得“中实”之趣方好；其字主笔多向外延伸，显中宫紧密严谨，尤其右边之竖笔，常向上夸张延伸，更显其超人之胆识，这些皆为“欧字”用笔独特之处。
在欧阳询之作品中，《化度寺碑》少其变化之丰，《温彦博墓志铭》逊其温润之势，独此碑寓险峻于平正之中，融丰腴于瘦硬之内，含韵致于法度之外，兼纳南派和雅与北派雄劲。
《九成宫醴泉铭》是欧阳询75岁的作品，最能代表他的书法水平。《宣和书谱》誉之为“翰墨之冠”；宋代的赵孟頫说：“清和秀健，古今一人。”
（2）虞世南
虞世南，唐书法家，字伯施，越州余姚人，工书法，亲承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传授，妙得其体。所书笔致圆融遒逸，外柔内刚，风神潇洒，骨力遒劲，后开一家之新面貌。唐代的张怀瑾在《书断》中称：“其书得大令之宏观，含五方之正气，姿荣秀出，智勇在焉。秀岭危峰，处处间起，行草之际，尤所偏工。及其暮齿，加以遒逸。”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为“唐初四大家”。
他的楷书碑刻有《孔子庙堂碑》《破邪论》，墨迹有《汝南公主墓志铭》《左脚帖》《东观帖》《醒带帖》《积时帖》等，另编有《北堂书钞》160卷行世。
《孔子庙堂碑》是虞南的代表作。其用笔外柔内刚，气力沉厚；点画看似平整，却用心至专；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笔笔精到、字字饱满；虽似含千钧之力于中，却能举重若轻、潇洒自如、舒卷自如。
虞世南其人性喜沉静，清心寡欲，精思读书，博达古今，才情横溢；其笔致圆润遒逸，潇散洒落，有六朝余韵。其书法刚柔并重，骨力遒劲，行笔流畅，继承了王羲之外拓法而别树一帜，其字“积雄劲为内势，化刚柔为一体”，世称“虞体”。
《孔子庙堂碑》即是他的代表作。此碑为虞世南69岁时所书，该碑笔力遒劲，气力内沉，从容向外；点画之间，信手拈来，舒卷自如，如玉树临风、纤尘不染、突显雍容华贵、端庄优美之姿，体现其书论中“冲和”之旨。
此碑书法俊朗圆腴，端雅静穆，是初唐碑刻中的杰作，也是历代金石家和书法家公认的“虞书”妙品。宋代黄庭坚有诗云：“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哪购得？”可见原拓本于北宋时已不多见了，亦可从此处得见此碑之珍贵。
其原碑早已毁没，后世主要有宋元两种翻刻本：一为宋代王彦超摹刻于陕西西安，俗称“陕本”；二为元朝至正年间重刻于山东城武，俗称“城武本”。后至清时，临川李宗淆得唐石原拓本，世称“唐拓”。现世所见之《孔子庙堂碑》即是以李氏所藏唐拓为底本、缺字以“陕本”补全后合并而成之碑帖。
虞世南除于书法上独树一帜外，且于书论上亦有建功，为唐初有书学理论并影响后世之第一人，他所撰写的《笔髓精》既有对楷书、行书、草书等书体的评述和技法之精要分析，更提出以“冲和”为主的美学见解，精辟而独到，足见其于书法、美学上深思之力。
（3）褚遂良
褚遂良，初唐杰出书法家，字登善，钱塘人氏，官至“河南郡公”。
大书法家虞世南死后，唐太宗感叹“从此没有人可以与他讨论书法”时，魏征推荐褚遂良，说他“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王羲之）体”，后太宗下诏召褚遂良为“侍读学土”。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危时，命褚遂良和长孙无忌同为“顾命大臣”，辅佐“太子”李治即位。高宗即位后，封褚遂良为“河南郡公”，后累迁至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位极人臣；此后，因极力反对唐高宗废王皇后而立武则天为“皇后”，被贬官流放至桂林，后再贬至安南，直到去世。
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书法。其书初学虞世南，后师法王羲之，下笔古雅绝俗，正书丰润流畅，行则变化多姿、气势俊秀。其字对后世书风影响甚大，故世人将他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唐初四大家”。
杜甫有诗句云：“书贵瘦硬方通神”《雁塔圣教序》表现的正是“瘦硬通神”之韵味。《广川书跋》中亦说：“疏瘦劲练，又似西汉，往往不减铜笛等书，故非后世所能及也。昔逸少所受书法，有谓‘多骨微肉者筋书，多肉微骨者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河南（指褚遂良）岂所谓瘦硬通神者邪？”
《雁塔圣教序》碑为褚书中最杰出者，其字圆润瘦劲，笔法娴熟老练；其时，褚遂良已步入老年，故其为唐楷已创出了规范，因而他在字体结构上改变了欧、虞二人的长形字，创造出看似纤瘦，实则劲秀的字体。
（4）颜真卿
颜真卿，琅雅临沂（山东临沂）人，字清臣，为我国书法史上的“楷书四大家”之一。曾任平原（今属山东）太守，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世称“颜平原”“颜太师”“颜鲁公”。颜真卿在“安禄山之乱”时，固守平原城，为义军盟主，后前往劝降叛将李希烈时不幸遇害。
颜真卿的书法，初学褚遂良，后请教有“草圣”之誉的张旭，深悟笔法要旨；后参考并运用篆书的笔意来写楷书，以致有所创新，遂变初唐楷书“瘦硬清劲”而为“雄强茂密”，能熔篆、隶、楷、行、草于一炉，有如“折钗股，屋漏痕”，又如“以印印泥，以锥画沙”；其楷书笔力丰满、端庄雄伟，方严正大，朴拙雄浑；且气势森严，颇具法度；行书则“遒劲郁勃、阔达自如”，书风区别于“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和唐初诸书家，因独特之笔法，故世人称其字为“颜体”。
颜真卿的书法既有前贤书体的气韵和法度，又不为古法所缚，后突破唐初楷书成规，自成一体，为“圆笔”之开创者，后人称之为“颜体”，与书法家柳公权并称为“颜筋柳骨”。世人说王羲之是书法中“尚韵”的最高典范，颜真卿则为“尚法”的最高榜样。唐人《书评》论其书：“如荆卿按剑，樊哙拥盾，金刚嗔目，力士挥拳。”可见对其极为推崇。其书风格影响所及，延绵至今。
他的墨迹较多，墨迹中楷书有《自书告身》，行书有《祭侄稿》《刘中使帖》，碑刻则有《争座位帖》《多宝塔碑》《东方画赞》《颜家庙碑》《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碑》《中兴颂》《八关斋记》等；其文章后人辑有《颜鲁公文集》行世。
《祭侄稿》乃颜真卿为祭奠于“安史之乱”中就义的侄子颇季明所作。唐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谋反，平原太守颜真卿联络其从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伐叛军。次年正月，叛军攻陷常山，颜杲卿及其少子季明先后遇害。唐肃宗乾元元年，颜真卿命长侄往河北寻得季明首骨而归，于是挥泪写下这篇感人至深、留芳千古的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