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涛从济南回来，秋天过了，父亲还在病着。他把运涛的事情一五一十对父亲说了。母亲割完谷，砍完玉蜀黍，正在场上碾场扬场。他又帮着砍了豆子，摘了棉花。做着活，母亲问他：“江涛！你哥哥可是怎么着哩？”他只说：“还在监狱里。”母亲天天想念着在狱里受苦的儿子。
收完了秋，江涛去找朱老忠，说：“忠大伯！家里出了这么大的变故，上不起学校了，我想退学。”朱老忠说：“莫呀，孩子！上济南剩下来的钱，你先拿去。家里，我再想法子借钱，叫你爹吃药治病。咳！赶上这个年头儿，不管怎么，也得托着掖着闯过去。”江涛说：“那只够今年的，明年又怎么办呢？”朱老忠说：“不要紧，孩子！有大伯我呢，只要有口饭吃，脱了裤子扒了袄，也得供给你在师范学堂毕了业。”
江涛回到保定，第二天洗了澡理了发，换上身浆洗过的衣裳，去看严萍。一进严知孝的小院，北屋里上了灯，老伴俩正在灯下说闲话。严知孝见江涛进来，问他：“运涛怎么样？”
江涛把小包袱放在桌子上，说：“他判了无期徒刑！”
一听得江涛的声音，严萍在她的小东屋里发了话：“江涛回来了！”东房门一响，踏看焦脆的脚步声走过来。她弯下腰，两手拄着膝头，对着江涛的脸说：“你瘦了，黑了！”又伸出指头，指着江涛的鼻子说：“是在灯影儿里的过？”
妈妈看严萍这么亲近江涛，满心眼里不高兴，撅起嘴来说：“长天野地里去跑嘛，可不黑了！”妈妈是个高身材的乡村妇人，脸上显出苍老了，高鼻准，下巴长一点。说着，走到桌旁，解开包袱看了看说：“看江涛带来什么好东西，嘿！
通红的枣儿！”
严萍拈起一枚小枣，掏出手绢擦了擦，放在嘴里，咂着嘴儿说：“可甜哩，没有核儿。”她抓起几个枣，放在父亲手心里。又用手绢包起一些，藏下自己吃。
严知孝取出眼镜盒，戴上眼镜看碑帖，说：“小枣，别有风趣。大明湖的碑帖嘛，看来没有什么可贵之处。”江涛说：“枣儿是全国有名的。碑帖，也许是没买着好的。”
严知孝摘下眼镜，捏起一枚小枣放进嘴里。说：“你没见过张秘书长？不能维持一下？”
江涛说：“他说案子属省党部直接处理，探望一下可以，别的，他们无权过问。已经定了‘无期徒刑’。”
严知孝说：“咳！活跳跳的个人儿，一辈子完了！”
严萍斜起眼睛看着父亲，说：“哦，那将来还有出来的一天。”
严知孝冷淡地说：“什么时候出来？”说到这里，他又停了一下。
严萍说：“将来红军势力大了，统一全国的时候。”
江涛对着严萍摇了摇头，不再说什么。严知孝抬起手拢了一下长头发，说：“这话，也难说了。”他背叉起手，在地上走来走去，拈着浓黑的短胡髭，又说：“昨天，还是被人捉住砍头的，他们就需要与别人合作。今天，他们把权柄抓在手里，就不需要合作了，要砍别人的头了。过了河就拆桥，看来‘权’‘势’两字，是毁人不过的！”
江涛说：“如今他们有权有势，刀柄在他们手里攥着嘛！”
严知孝说：“他们也要防备刀柄攥在别人手里的时候。一个不久以前还是被人欢迎过的，昨天就在天华市场出现了‘打倒刮民党’的传单！”
严萍说：“他们成了反动派嘛！”
江涛说：“他背叛了群众……”
严知孝说：“咳！如今的世界呀！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你征我伐，到什么时候是个完？过来过去总是糟践老百姓！”
严萍说：“我看谁想当权，就把最大的官儿给他们坐，不就完了？”
严知孝绷起脸说：“没有那么简单，他们都想坐最大的官，有没有那么多的大官给他们坐？”一句话说得一家人都笑了。
严萍坐在父亲的帆布躺椅上，转着眼珠想：“可就是，我就没有想到。”
“我看龙多不治水，鸡多不下蛋……国家民族还是强不了！”妈妈不凉不酸地说着，走了出去。不过是插科打诨，取个笑儿罢了。
严知孝说：“不管怎么的吧，咱是落伍了。政治舞台上的事情，咱算是门外汉。干脆，闭门不问天下事，心里倒也干净。”
严知孝又问了家乡的年景呀，庄稼呀，一些老家的事情，又问老家的人们。他不常回家，每次从老家来了人，他总是关心地问长问短，而且问得很详细。妈妈又煮了枣儿来，说是搁了糖的。吃了糖枣，严萍叫江涛到她的小屋子里去。江涛一进门，转着身子看了看，见屋里没有什么新的变动，心上才安下来。坐在椅子上，转着黑眼瞳呆着。
严萍看他老是不说话，问：“怎么，又在想什么心事？净好一个人静默，也不闷的慌？”
江涛说：“静默就是休息。”
严萍说：“你还不如说，静默就是思想。”
江涛说：“能够静默下来，当然是好。一个人坦坦然然地想个什么事情，有多么好？不过有时，有一种逆流冲动着你，不让你静默下来。”
严萍说：“我就不行，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多么愁闷。什么力量不让你静默？”
江涛说：“革命！”
严萍说：“又想起革命来。想到什么问题？”
江涛说：“祖辈几代：祖父的，父亲的，哥哥的，我的……没有一个暴风雨般的革命运动，不能改变这受压迫的道路。”
严萍说：“你说得不错！”
江涛再也不说什么，定住黑眼珠静默起来。
严萍拿眼睛呼唤他几次，拿下巴点了他几次，他都没有知觉。她把两个巴掌伸到他的耳朵上一拍，说：“嗨！你发什么呆？”
江涛笑模悠悠地说：“想起运涛，一个人坐狱，几家子人担心！”
严萍说：“几家人？你家、我家……”
江涛说：“还有忠大伯家、春兰姑娘家……”
严萍不等江涛说完，问：“春兰是谁？”
江涛说：“春兰是运涛相好的人儿，她聪明活泼又进步。打算等运涛回来跟她结婚呢，这样一来……”说着话，他又沉默下来。
严萍听说运涛要长期住狱，那个钟情的姑娘还在等着他，对春兰发生了很大的同情心，屏住气凝住神，睁着眼睛听着。可是江涛睁着大圆圆的眼睛，不再说下去。严萍等急了，说：
“你可说呀！”
江涛把运涛和春兰的交情叙述一遍，又说：“春兰帮着运涛织布，两个人对着脸儿掏缯，睁着大眼睛，他看着她，她看着他，掏着缯着，就发生了感情……”
严萍听着，笑出来说：“两个人耳鬓厮磨嘛，当然要发生感情。”说着，腾地一片红潮升到耳根上。
江涛继续说：“有一天晚上，我睡着睡着，听得大门一响，走进两个人来。我猛地从炕上爬起来，隔着窗上的小玻璃一看；月亮上来了，把树影筛在地上。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是运涛，女的是春兰……”
严萍问：“妈妈也不说他们？”
江涛又说：“看见他们走到小棚子里去，我翻身跳下炕来，要跑出去捉他们。母亲伸手一把将我抓回来，问：‘你去干什么？’我说：‘去看看他们。’母亲说：‘两个人好好儿的，你甭去讨人嫌！’这时，父亲也抬起头来，望着窗外看了看，伸起耳朵听了听，说：‘你去吧！将来春兰不给你做鞋做袜。’”
严萍听到这里，喷地笑了，说：“怪不得！你们有这么知心的老人。看起来运涛和春兰挺好了，运涛一入狱，说不定春兰心里有多难受哩！”说着，直想掉出泪来。
两个人正在屋里说着话，听得母亲在窗前走来走去。江涛转个话题问：“我去了这些日子，你看什么书来？”严萍坐在小**，悠搭着腿儿，说：“我嘛，读了很多书。真的，《创造月刊》上那些革命，我看了还想看。数学什么的，再也听不到耳朵里。”
江涛说：“按一个学生来说，把功课弄好，书也多看，才算政治上进步哪！要多看一些社会科学的书，不能光看文艺。”每次，他都对严萍这样谈，希望她多读一些政治书籍。他觉得从他跟严萍的关系上来说，他有责任推动他们的思想走向革命。
听得妈妈老是在窗前蹓来蹓去，江涛才从屋里走出来。严萍也在后头跟着。出了大门，江涛悄悄地问：“登龙常来玩吗？”
严萍直爽地说：“差不多，他每个礼拜日都来玩，来了就咕咕叨叨，蘑菇一天才走。妈妈还给他做好东西吃。”
江萍说：“这人不喜欢读书。”
严萍说：“他正在学武术，可着迷哪！练什么铁沙掌呀，太极拳呀，他说将来要学军事。他说将来绝对不向文科发展，要做些对国家民族有益的事……”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着，走到西城门，她又楞住，笑了说：“怎么办？你送我回去吧，叫我一个人回去？这么黑的天。”
江涛又把严萍送回门口，在黑影里，严萍拍拍江涛的胸脯，看了看他的脸，说：“好好儿的，把运涛的事情放开吧，不要过分悲伤。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革命工作要紧。”江涛说：“是的，革命可以改变被压迫人们的命运！”严萍听了，也点点头。江涛站在门口，听她走进去把门插上，才走出胡同。街上行人稀少，路灯半明半暗，呆呆地照着。路面不平，他独自一个人，一步一蹶地穿过冷清的街道走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