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奇妙的翻译经历。
2018年3月的一天，我意外收到文友杨悦的微信，说有个德国老太太写了一本关于重庆的书，问我是否愿意翻译。我毫不犹豫拒绝了。
当时我刚完成一项光荣而艰巨的翻译任务，正着手写作一部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距离写上一部小说《早安重庆》，已经过去七年了。对于一个人到中年的写作者，七年不写，是一件十分残酷的事。但生活总是出人意料地伸出巨手，掌舵着我们人生的航向。七年中的头两年，我钻心读研，想借德国大学免费和无年龄限制的好福利，提高自己的德语水平。谁知学业临近结束时，承蒙一位教授抬爱，我阴差阳错地干起了翻译。这一翻译就是五年，五本诗集，一本小说。为了不负教授的厚望，我心无旁骛，全力以赴，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怠慢。
翻译的辛苦就不说了，尤其是诗歌翻译，而且是学者型诗人所写的诗歌，其难度不仅在于众所周知的诗歌语言的难译甚至不可译，还有知识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等问题，都让我这个才疏学浅半路出家的译者，常常感到心力不逮。经历了漫长的痛苦挣扎，终于完成了这五星难度的翻译重任之后，我已心力交瘁，发誓余生再也不要染指翻译。
但杨悦很笃定。她说，你还是瞟一眼吧，我认为你是它最合适的译者。
于是就好奇地瞟了一眼。
就瞟见一张黑白老照片：陡峭的临江石坡上，简陋的吊脚楼旁，一个西装革履的西方男子左手公文包，右手文明杖，正在爬坡。同行者有另一名外国男子，和一个弯腰背篓的中国男子。周围还有些民国装束的路人。坡下的河边泊满破烂的小木船。文字说明：“1937年，我父亲正爬坡进入重庆城。”
这是我八十一年前的故乡，一座远去的重庆城，一个属于我父亲母亲的时代。我心底泛起亲切的涟漪。
这才回头去关注作者：Johanna Stahl（简称汉娜），父亲是德国驻华外交官，母亲是成都某中学老师。1937年她出生在重庆，1952年全家离开重庆，去德国定居至今。这本书是作者晚年所写的回忆录，回忆她早年在重庆的生活，副标题是“重庆1942—1952”。
巧的是，作者当年在重庆的家，就在我家所在的江北。她家房子坐落在寨子坪背后的山坡上。寨子坪在哪里？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江北人，怎么闻所未闻？经查实，才知就在观音桥附近往机场方向的马路右侧。我家离那里也不远。原来我们是隔代乡邻，曾经生活在同一片土地。现在那里是一片林立的高楼，是繁华的商圈，寨子坪这地名都没有了。可在作者笔下，那里梯田层层，稻花飘香，纵横的小路穿过山坳、稻田和农家竹林，绕过池塘和古墓，连接着她山坡上的家和寨子坪乡场，再通向热闹的嘉陵江码头，和她父亲工作的重庆城。
目光一不小心滑进文字，就再也停不下来了。我感到自己心跳加速，浑身的血液开始奔涌。黑白照片里的故乡慢慢复活了，它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让我无法拒绝，只想一头扎进去，看看它当年的样子，看看一个中德混血小姑娘，在那样的故乡，那样的年代，经历了一场怎样的人生。
我的再不要翻译的誓言，就这样瞬间分崩离析。小说创作固然重要，可面对昔日故乡的失而复得，如同面对一件弥足珍贵的出土文物，我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弃之不顾，忍心让它被再度埋没？于是我对杨悦改口了，我说我译，这是抢救文物！我们已经遗忘太多，如果能以自己的微小之力留住一段历史记忆，我甘愿搁下手中的创作，再度受虐。
然而，面对人类伟大的乡情和真挚的热爱，上帝也会仁慈相待。翻译出人意料地顺畅，不仅没虐我，反而带给我巨大的快乐。我在电脑上调出两个并列的小窗，左边是电子版原文，右边是译文。我的眼睛紧盯着德语原文，双手盲打出对应的中文，阅读和翻译同时进行，并行不悖，遇到生词或不解处，不查字典，也不过久停留，只标出记号，继续一路狂奔，享受追剧般的阅读快感。每天几乎十小时，我呆坐在电脑前，神游其中，不问世事，甚至对窗外的姹紫嫣红漫天春色也视若无睹，宁愿被书中人物的命运牵引，去穿越时空，回到民国，跟他们一起经历悲欢，时而欢笑，时而痛哭。一本六百多页厚的书，就这样被我一气呵成完成了粗译，有如神助，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物我两忘中，我仿佛又多活了一次，民国时的另一生。
全书令我惊叹，唏嘘，久久难以回到现实。这是一本非虚构的回忆录，却比小说更精彩。汉娜的语言朴实无华，却带入感极强，就像一个天真可爱的邻家小姑娘，在跟你掏心掏肺地讲述她和她家里的故事，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就从她最初的记忆开始，沿时间的线索，成长的脚步，丝毫没有雕琢的痕迹。她还通过外交官父亲之口，爆料出一些抗战时期不为人知的军政秘密，使该书有了一定的史料价值；而书中的故事发展和人物命运，又随时代风云的变幻莫测而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读来让人欲罢不能；再加上写景状物细腻优美，心理活动真切感人，人物刻画鲜活生动，人物关系充满张力，这些好小说的元素被浑然天成地融入其中，又使该书具有了极高的文学价值。可以说，在我有限的阅读史中，这是纪实性与文学性结合得最完美的回忆录。
我这才开始平心静气地精读和细译，德中对照着，逐字逐句，解决所有的生词和被码出的疑问，还通过邮件和电话跟作者取得联系。这个过程比较漫长，但收获颇丰，不仅消除了翻译中的各种存疑，还增补了一些内容，使作品更加饱满。我和汉娜原有的译者与作者关系，也慢慢变成朋友关系。
汉娜性格开朗，为人真诚热情，是典型的重庆女子性格。她爽快地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告诉我书中的一切都是原生态，没有虚构，她只是如实记录了对早年重庆生活的回忆和一些自己的感受。她为终于遇到我这个可以讲中文的老乡而激动，经常给我打电话，每一次通话都不短于一小时，充满了他乡遇老乡的亲切和兴奋。在对共同故乡的怀念和追忆中，记忆再次被激活，往事不是沉渣泛起，而是汹涌翻卷。比如，书中她写到她的小学，却怎么也想不起小学的名字，只记得学校是一座庙，在山坳里，院坝有几棵参天柏树。她从寨子坪背后山坡上的家往城里的方向，步行不到十分钟，就到了。到了我的年代，那里已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地势略有起伏，却不见寺庙的影子。但我突然想起，那里有个公交车站名叫“大庙”。从前每每坐车经过，听售票员喊“大庙到了”，我都纳闷，因为那附近并没有庙，我们都习惯叫它“海关”。汉娜听了，在电话那头激动得尖叫，说想起来了，我的小学就叫“大庙子小学”啊，并嘱托我，把这个名字补写进去。这也是为什么，中文版里的有些内容，在德文原著里并没有。那都是在我们的交谈中，汉娜的记忆被激活蹦出的新火花。
汉娜的语言文字虽好，但还缺乏写作技巧。这一点主要表现在结构上，有的章节洋洋洒洒几十页，有的只有短短的两页。没有刻意的谋篇布局，她完全跟着感觉走，沿时间顺序，任记忆之水自然流淌，遇山成溪，入沟成湖。这样的作品，按我的理解，显得结构失衡。我对她提出了我的看法，她十分爽快地接受了，并全权委托我进行修改。于是我对结构作了适度调整，在内容不变的前提下，将过于短小的那一章，揉进了有逻辑关联的另一章里，让全书的结构更趋稳定。
汉娜仍然能说中文，只是不够流利，一口地道的“川普”加重庆话。她还会唱“东方红”，唱她读中学时唱的“南开校歌”，只是歌词东拉西扯记不全了。离开重庆那年她十五岁，她至今还把重庆当故乡，并为自己因为健康原因不能长途飞行回乡看看而伤心，也为自己结巴的中文表达而愧疚。自从母亲去世，三十年来，没有人跟她说中文。她住在德国北部偏远的乡下，身边没有一个中国人。七十八岁开始写这本书时，隔着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时光往回望，有的清晰，有的模糊。其中有个重要的地名想不起了，她无计可施，就上网求助，无意中发现著名翻译家杨武能教授也是重庆人，就大胆写邮件向他请教。杨教授很快回复了她，告诉她那个地方叫朝天门。书出版后，她再次写信给杨教授，希望他能把它翻译成中文。遗憾的是，杨教授翻译任务太重，无暇他顾，把书转给了女儿杨悦。杨悦能译会写，是正宗德语专业的科班出身，与父亲合译过《格林童话全集》，还为德国最大的中文报纸《华商报》撰写个人专栏，出版过散文集《悦读德国》，但她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企业，家里还有孩子要照顾，事务繁多，也抽不出更多时间，便想到了我，因为八十高龄的汉娜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本书在中国出版。这是她此生最后的梦想。杨悦想尽快帮她实现梦想。
没有翻译合同，也没有联系好出版社，仅凭着满腔的热爱，和自以为崇高的使命感，我义无反顾地开工了，一边翻译，一边还想着找出版社。按理说，这本写重庆往事的书，在重庆出版最合适，但汉娜的一句话给了我启示。电话里她说到她母亲，一个成都大地主的女儿，三寸金莲，身材娇小，却有着惊人的睿智，果敢的性格，和临危不惧的大气魄，是书中最令我敬佩的女性。汉娜说，母亲念念不忘成都老家，一直想回去，却囿于种种原因没能成行。临终前，她亲手设计了自己的墓碑：中间是她的中文名，四周环绕了一圈稻穗。她说她身不能落叶归根，死了就让名字在稻穗中长眠，就像小时候成都家里的宅院，四周是一望无边的稻田。
“我很怀念重庆，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仿佛又回到童年的故乡。同时我还有另一个心愿。我很爱我的妈妈，我希望这本书能在中国出版，能载着我妈妈的灵魂回家。那样的话，我就帮她实现了落叶归根的愿望。”
感谢四川文艺出版社，接纳了一个陌生译者的自然投稿，为我们保留下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也让一个半生漂泊的成都女儿终于魂归故乡。
多么宁静！
稻田的谷穗在晚风中摇曳，
知了在日暮的林间鸣叫。
淡淡的月光笼罩着江北起伏的山岗，
蛙声四起，
田野和房舍都进入梦乡。
这是汉娜的诗，是她记忆中童年的故乡，也是我们永远消失的故乡。但它在汉娜的文字里活下来了。是的，它就活在这本书里。
海娆，2020年7月29日于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