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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楼病区在晚间放饭前安静得不像人间。家属三三两两挤在床尾，几扇窗敞开，风缕缕地溜进来，没有制造声音的胆量。病人斜躺着望向窗外，猜不出是看天还是看楼——天灰漆漆而楼宇挺拔，仍有蹿高的趋势。在北京这属于再标配不过的景观，他们却看得努力、持久、沉默，病服上的条纹随呼吸柔缓流动，微弱地翻腾。
几乎没有对话。这和我预想的不大相同，北京人不是即使在医院也照样嗑瓜子摇蒲扇侃大山吗？哪像眼前这些只顾低头削水果的家属，刀工娴熟，安静得近乎肃穆。可能我胡同电影看多了，忘记来之前，朋友反复交代这家医院全国多少病患挤破头也难住进来，托几层关系她才帮我搞到一个加急床位。都是刚做完手术和等着被推进手术间的病号，气氛愉快得起来吗？能余口气掩饰紧张就不错了。
周叔叔是例外，“视察”完一圈回到1202，他还塞着耳机看《人民的名义》。“我这已经第二遍了！是真好看！”他时不时摘下耳机饶有兴致地评价两句，试图跟隔壁床老陈，也就是我爸，产生一些病情以外的交流。刚一起住两天，已经像对待老街坊似的，北京人的热乎劲儿老陈明显不太适应。他没看过这部大热剧，被周叔叔形容得再“带劲儿”也不打算看。猜得到，哪怕躺在医院他也还揣着以前在机关当领导的骄傲，放不下。当年每天亲自演低配版官僚剧，好不容易退休了还要重温过去？可算了吧。没像从前一样把这骄傲劲儿在人前表演出来，已让我松口气。可能因为这是在北京，他那股来自三线城市的高傲有点水土不服，没太敢发挥出来？也可能这次生病受到打击，他突然之间省略掉许多表情。原本饱满灵动的眼珠明显懈怠，像请了个长假，把眼皮当棉被随便一裹，没做开工的打算。
印象里他不是这样的。打电话让我来北京的时候声音也挺冷静，和平时没太大差别。但刚才远远一见面，这个从前孤傲、强势、决绝，像画像里看不见背影的男人，瞬间缩起脖子捂着嘴，哭得像个小老太太——我这才意识到，人绝望时会不自觉丢失性别。后来他扭过身子羞于让人看见，但声音大概已经穿透病房，渗进隔壁手术室去了。
包没放下就遇见这一幕，我肢体有些僵硬，感到无所适从。等阵雨停一样等他哭完，才迟钝地抛出安慰：“哎呀……好了，好了。”本想再添一句“我来了”，觉得过于煽情，下意识咽了回去。
毕业后去上海工作，每年春节回家一次，这次突发状况算是今年第二次见到老陈。花了五分钟观察，半年不到他消瘦很多，没到夏季脸上已经晒得黑黄。以前脸颊上的斑就是这么成群结队的吗？我有点恍惚，不大有印象了。头发倒是习惯性染黑了，帮他在网上买过几次进口的染发剂，不知道用完没有。应该连眉毛一并染染的，有几撮白得扎眼。本想像小时候在他鼓起的硬邦邦的肚子上拍两下——类似在卡车上挑西瓜那样——拉近彼此的距离，但手伸出来发现曾被我嘲笑的将军肚已经塌陷，两人之间开阔得像旷野。只好落手改为轻轻一抚。
余光里身侧有视线投过来，扭头，和一个戴金属眼镜的男生视线正好对上。他倚着墙，射来的眼神像在观赏舞台剧。胸前挂着一台相机，手指放在快门上，好像随时要按下去。我应该没抑制住自己脸上复杂的神情，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有兴致在医院里拍照的人，在毫无预警地第一次看到自己老爸大哭之后。医院能随便拍照吗？他刚才拍了吗？我没问出口，只是哀怨而困惑地看着他。可能是担心我冲过去把相机砸了，也可能是出于怜悯，男生最终没有举起相机，站着看了一会儿挪步出去了。
后来有几个晚上，在医院门口帮各自父亲买夜宵，聊起天来我有点惋惜：“当时你真应该照下来，我很想看看自己那时候的表情。”
“很好形容啊，就俩字儿，超凶。”周卓然说。
我翻白眼：“不是指瞪你的眼神好吗？”
那时看到眼前的男人，老陈，我爸，周身被一股从没见过的颓唐包裹，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心酸。旧时直挺挺、睥睨众生般的眼神不怒自威，如今被一种低迷忐忑、不知要看向哪里的茫然取而代之。这巨大的变化仅仅是因为对疾病和即将到来的手术感到恐惧吗？我很疑惑。记得多年前他宣告离婚，年幼的我从一片狼藉中站起来说要跟母亲走，他眼里也没出现过片刻的黯淡和犹疑。如今那威严如行星陨落，令我感到震惊和难以消化。
“我可能很快就会忘了那感觉，真的，你应该照下来。”我又重复了一遍，“后来你去干吗了？”
“去找我爸啊。”周卓然用拎着塑料袋的肩膀顶开餐馆玻璃门，“让他再溜达一圈儿，别进来打扰你们。”
挂着绳子的相机在他胸前**来**去，我跟在他身后一头钻进北京的夜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