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
广东地处祖国大陆的南端，背靠南岭，面朝南海，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出发地之一，长期以来得风气之先。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广东以不到2%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近11%的GDP，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书写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发展奇迹。如今，在这片高质量发展的热土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如火如荼。金秋时节，秋风吹拂，花果飘香，珠江潮涌，南粤大地生机盎然，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之际，弥漫着泥土和露水气息的《广东当代乡土诗选》印行，可喜可贺。
一、乡土是我们的根
所谓乡土诗，主要是指以乡村、农业、农民为抒情对象，体现时代审美价值的诗歌创作。诗意放歌阡陌间，乡土诗歌描绘家乡山水与风物，表达生活的感悟和反思，呈现留得住的记忆、看得见的乡愁，具有独特的价值。
乡土是一个古老而现代的主题，乡土中国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底色。岭南是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多元文化的地区，广东经济整体实力雄厚，但是省内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珠江三角洲和部分沿海城市经济发展较快，富甲天下；粤东、粤北、粤西大部分山区经济发展相当缓慢，经济欠发达。珠三角地区和非珠三角地区两极分化非常严重，非珠三角地区相对落后，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城乡发展程度与周边的广西、湖南、江西都差不多，甚至还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外，珠三角地区城镇化进程亦各不相同，出现城乡经济和民生发展的不同步和差异性，外来人口增多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生态文明等问题较突出。从城镇化过程来看，岭南很多地区，人们物质需求满足，开始追求精神的丰盈，但缺乏文化自信，乡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迫在眉睫。近年，随着城市化不断面临新的挑战，不时有回流乡土的现象，提供了乡土文学生长、乡土诗歌发展的空间和可能。
乡土是我们的根，乡村是我们的梦，乡情是我们的魂。乡土孕育前进的动力和发展的可能。《广东当代乡土诗选》是一部回首过去、直面当下、展望未来的乡土诗歌史，一部前行、成长和变化的文学史，田园风光、民情风俗跟随时代嬗变而潮落潮起，乡土诗歌历经着本身的低谷与昌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无论是农村基础结构、农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变化，还是国家政策语境下的新农村建设，特别是举世瞩目的脱贫成就，可以说是千年未有之变。这样的“新乡土中国”，在城市化进程的时代洪流中不但绽放着历史理性的光辉，而且通过现代诗歌艺术进行呈现，充分体现了乡土文学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处的文化意义。
岭南乡土诗歌源远流长。“广东之文始尉佗”，南越王赵佗的《报文帝书》被称作“岭南史上第一文”，东汉杨孚所著《南裔异物志》，被认为是粤诗之始。广东文学“始燃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于照四方焉”①，张九龄的诗歌以清淡为主，意境深远，不乏刚正之风，被称为唐代山水诗的开山鼻祖。自宋元崖山大战，经“南园五子”、陈献章及“南园后五子”，清代“岭南三大家”对“崖山精神”的倡导，上追三唐，洗尽铅华，扫除复古之风，顽强不屈的遗民精神成了岭南士人的一种集体意识，发而为诗，多雄厉朴质之音。
岭南历来是乡土文学的沃土。岭南诗歌多姿多彩，无论是民间歌谣还是文人创作，都充满乡土情怀，洋溢着浓烈的人情美和生活美，体现着时代精神。（李调元《粤风序》称赞：“益信深山穷谷之中，抱瑾握瑜之士犹在也。”戴叔伦云：“红芳绿笋是行路，纵有啼猿听却幽。”（《送人游岭南》）汤显祖虽是贬谪之人，也写有“临江喧万井，立地涌千艘。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广城二首》）、“绝岭能清啸，下山浑欲愁。千山一回首，云气是罗浮”（《下飞云岭》）的诗句。）这些诗歌接地气、带露珠，是乡土诗歌样本。明清以来，“雄直”成为岭南诗派的主导诗风，也是广东乡土诗歌的审美追求。近代梁启超、黄遵宪的革新意识和爱国情怀，现代左翼诗歌的抗争精神和革命品格，是岭南诗学“曲江规矩”和“宗法汉魏”传统的赓续，至今传承不绝，成为田园牧歌的主旋律。
现代乡土诗歌在题材和内容上赓续古代田园山水诗，但写法和审美方式迥异。现代乡土诗歌产生于现代社会，是自由体白话新诗，不同于格律体文言诗。古代社会的乡土诗，描绘自然山水风光，或者借景抒情，或者情景交融，审美方式主要通过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乡间风光景物和风土人情，表达作者对乡土的思念和喜爱。这类诗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而现代乡土诗，写法和风格多样，内容深刻复杂，充满生机活力，既有主观的情景抒写，也有客观的理性反思，还有社会环境、生活方式、乡土文化、乡土资源、城乡矛盾等描绘或揭示。
二、岭南风韵：乡音与民歌
现代岭南乡土诗歌为广东文学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岭南最先出现的新文学，多为宣传革命的文学，初期作者为革命家，譬如杨匏安、彭湃等。1918年的《广东省会学生联合会月报》、1921年的《劳动妇女》、1933年的《工界》等刊登了不少新诗，不少是民歌体。
民间文艺成为岭南诗人创作的养料，岭南歌谣直接孕育和产生现代广东乡土诗歌。1927年2月，北新书局出版了钟敬文编的《客音情歌集》，这是中国第一部数量最多的客家山歌集。后来罗香林搜集、出版客家歌谣《粤东之风》，丘玉麟、林培庐各自编出了潮州歌谣集《潮州歌谣集》《潮州畲歌集》，而象征派先驱李金发不仅整理出《岭东恋歌》，还创作了不少梅州乡土民歌。
广东现代乡土诗歌代表诗人为蒲风、陈残云、野曼、阮章竞和楼栖。
蒲风的《茫茫夜》1934年出版，描写农村生活，反映了农民的痛苦和挣扎，表现了农村的新变化。“半夜里，沉重的黑幕遮住全村/不分时，纵是溪流通过了村心/显出一边是毗邻着的黑的屋脊/一边是广阔的田野/阡陌层层的/……唉！黑暗，狗吠，风号……”这是蒲风《茫茫夜》中的诗句，是描绘当年梅县（今梅县区）家乡的景象，揭露贫穷的农村、黑暗的社会现实。表现了20世纪30年代农村年轻一代的觉醒。作者选择一个狂风怒号的黑夜，写一位善良的农村母亲怀念儿子的低诉。儿子为推翻黑暗世道，参加“穷人军”英勇奋战。母亲从呼号的风声中，似乎听到了儿子的回答。诗作反映农民深受迫害的不幸处境，并预示了千百万农民的觉醒，必将在“黑暗中诞生光明”。诗作感情充沛，形式朴素。
陈残云以小说和剧本创作出名，但最初以新诗创作走上文坛，以诗为旗为枪，发表了许多**澎湃的抗战诗篇，同时创作了很多反映乡村生活，表现乡情眷恋，关注农民命运和疾苦的乡土诗歌。比如，《卖叮叮糖的人》发表于1937年7月《广州诗坛》创刊号，抒发对底层穷苦人民的同情，语言沉郁顿挫。诗歌把在乡村兜售叮叮糖的孤零零的老人比作“一条衰弱的老狗”，描写了他艰难生存的处境。这个卖糖的老人满面风尘，给乡下孩子带来片刻的春天，却不能改变自己穷苦孤寂的命运。《某村》《故乡的雾》等，反映了战争时期乡村的堕落和衰败。诗人饱含悲愤之情，打量着乡土中国，虽然对民族的新生也有所希冀，但掩饰不住对苦难生活的绝望和批判。
野曼从1938年开始文学创作，在他与蒲风主编的《中国诗坛岭东刊》发表诗作。1946年与黄宁婴编辑出版《中国诗坛》，同时与于逢、易巩主编《文艺世纪》。《我是新来的幼小者》发表于1945年《诗创造》：“我是新来的幼小者，我以惊奇的目光/凝视着这个世界。”诗人质疑这小小的土地上，为什么人群中有许多的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野曼命途多舛，但以“迟到者”身份和方式进行诗歌创作，笔耕不辍。“把人贬为牛、鬼、蛇、神/曾经是风雨飘摇的中国的一大发明/最后我终于被贬为牛打入牛栏/与牛结伴开始垂死挣扎的人生”。野曼回忆动乱岁月的不堪往事，感慨“幸而我的基因出自贫瘠的山野/世世代代与大山一样卑贱”。乡村成为生命的基因，国家的基本。在新时期诗坛上，野曼最早把诗的触角伸向改革开放题材，站在时代的高度，以田野、南风等乡村意象歌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1949年，阮章竞创作的长篇叙事诗《漳河水》蜚声诗坛。该诗采用山西民歌的形式，描述了太行山区漳河边上三个劳动妇女在新旧制度中婚姻爱情生活的不同遭遇和在建立民主政权后为争取幸福生活所作的斗争。同年，楼栖用客家方言写作长诗《鸳鸯子》，以爱情为线索，讲述南方女青年鸳鸯子林亚灿的苦难经历和参加翻身斗争的故事，充满着浓烈的抒情色彩，并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处于大转型时期，乡土文学引人注目，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和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成为主流，乡土诗歌反映现实，通俗易懂，迎来**。阮章竞、楼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别转向工业诗、儿童诗创作和文学理论研究，但更多的诗人转向乡土诗歌创作，譬如以鸥外鸥为代表的“反抒情”诗派活跃于抗战时期及20世纪40年代诗坛，是最具艺术个性和前卫意识的诗人之一。1950年后，鸥外鸥转向写实乡土诗歌，诗风完全变了。②1960年4月，他写了《宝葫芦》一诗：“松海水库大葫芦/南渡江长水滔滔/要它放就放/要它留就留/呼风唤雨不用求。”
乡土诗一直是当代广东诗歌创作的重要领域。当代广东诗人大都写过乡土诗，他们一方面承继了《诗经》《离骚》的诗教之美和山水田园抒情；另一方面又努力开掘张九龄诗学中的民生情怀和岭南风韵，留下了不少佳作。蒲风、陈残云、芦荻、野曼、欧阳翎、韦丘、梵杨等创作大量乡土诗歌佳作，如同南国的一棵红棉树开满了火红的花朵，代表了广东乡土诗的发展方向。
20世纪50年代后，陈残云创作的诗歌不多，但仍有部分优秀作品，如《农村短曲（六题）》《写在农村黑板报上的小诗》《深圳河畔》《珠江之夜》《深圳车站及其他》等作品，展现了珠江流域的自然风物、生活百态。其中《农村短曲》中的《红旗之二》，从“海的那边，九龙半岛”的特殊视角歌颂正如火如荼进行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山地》则用质朴的语言写出了农民的心声，巧妙地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
1963年，陈残云选取广东地区16位诗人的部分短诗编为合集《粤海新诗》，所选诗人包括欧外鸥、侯甸、芦荻、张永枚、韩笑、章明、韦丘、李昌松、梵杨等。他们透过宽广的生活画面和多种多样的题材，尽情表达自己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的情怀，很多内容是直接写农业生产和乡村生活，体现出了广东乡土新诗的创作水平。
梵杨的乡土诗歌主要描写瑶寨生活和斗争，表现瑶乡新风貌。《瑶山小景》写道“一层层梯田一层层金，瑶山真像一架欢乐的琴”；畅想美好生活图景是“金桐银杉在风中轻轻歌吟”“供销社有肉，家里有酒、有糍粑”，富有时代气息。欧阳翎的组诗《瑶山风情》《岭南山中》也是描绘瑶族风光，追求在细节中想象和描摹景象，力图在诗歌中体现生活美、意境美和音律美。凭借抗美援朝时期的一首《骑马挂枪走天下》扬名的张永枚，以表现海边防战士生活为主要内容，但不少作品也涉及改革之中的农民生活变迁，题材丰富。相比较于他的战地诗歌，这些写自然、渔民、海滨、山村的乡土诗歌的基调明快许多。韦丘的诗歌情感真挚，包含深度和力度。《秋旅二题》之《瀑》《秋》《远望青山一片火》等作品从古典诗词和民歌中汲取养分，表现农村的新变化。关振东的诗歌描绘珠江三角洲的自然景物和多彩风貌。《大沙田的早晨》描写广州东湖清晨之景，鸡鸣、蛙叫，雨声、清风汇集，呼唤晨光，于无形间营造清新幽美的氛围，“一阵晓风飘过，飞来缕缕歌声。走，春光就在前面，田野早已黎明”，又在这美妙的氛围中，打造“地上辙痕条条”“小艇展翅飞翔，机车航行在雾海上，社员和雾撒肥料，姑娘带露插秧苗”③。《沙田路》描写沙田路景，蕉影、柳条道出葱葱路影，展现欢乐场面。《瑶山小景》展现瑶乡独特的风景，在一片新气象中不禁感叹道：“谁想到过去这云海中的穷山洼，如今仙山似的遍地财宝满山花。”
李昌松是潮汕农民诗人，1950年土地改革时发表第一篇诗作《农民泪》，1954年出版诗集《萌芽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东的第一本农民诗集。1958年，出版潮州歌册《花好月圆》，发表长诗《逃回祖国见青天》。《农民泪》是一首潮汕方言长诗，揭露地主和农民的差别：“贫无寸铁，富有千金。地主享福，酒肉三餐，农民无食，嫁嬷卖田”，诉说当时农民的苦难。这首诗采用四言句式，吸收民歌传统，节奏分明，朗朗上口，最初发表在黑板报上。被工作团发现，送到地委机关报《团结报》发表，潮汕地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吴南生还配了一篇评论《读了昌松兄的诗》。
乡土方言诗歌创作很有特色，农民诗人代表有吴阿六、庄群、程汉灏、谢中然、李成、陈火夜、曾庆雍、刘作钊、刘祥深等。吴阿六创作的潮汕方言诗歌《池湖怎有田》最为典型，该诗发表于1952年《工农兵》第八期，以土地为题材，控诉了当时“恶霸狼虎相勾结，池湖人民泪汪汪”的悲惨生活，抒发了广大翻身农民作为国家主人的深厚阶级感情。
1958年“大跃进”，在全国掀起了民歌热潮，创作乡土诗就是民歌运动掀起的浪花。广东地区在民歌创作和收集方面有较为良好的基础，因此成为“大跃进”民歌创作的重要地域。《作品》杂志开设了“大跃进民歌选”栏目，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系列作品《广东民歌选》，选登当时的民歌创作，范围一度扩大到“红军歌谣”“革命歌谣”“志愿军战士歌谣”“海陆丰歌谣”等，但艺术水准参差不一，很多诗歌价值不高。
三、新时代、新变化：从唐德亮到郑小琼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拉开序幕，第一步是生产责任制。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新时期农村土地政策的一项重大变革，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思想日益多元使乡土文学叙事呈现出新的特征。乡土诗歌不但能够观察具体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开始把审美焦点投向了人的思想、人的尊严、人的生存意义。
近年来，扶贫开发、乡村振兴、土地流转、城乡一体化、乡村生态保护特别是新农村建设等成为当下农村新气象，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乡村诗歌早已经突破了科学种田、进城务工、乡镇企业发展等传统书写，成为反映社会生活更加便捷、题材种类更加丰富、传播形态更加多样的文学类型。越来越多的创作者着眼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时代大势，关注农民对价值理想的选择和实现，用真实灵动的故事和栩栩如生的人物为新时代乡土精神和农民品格赋义。
事实上，乡土诗歌之所以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潮，是因为它从五四运动开始直至脱贫攻坚的当下，始终关注着人的解放，关注着如何解决人的物质贫困和精神贫瘠的问题。在当今社会迅猛发展、日新月异的大时代，乡土诗歌所蕴藏的思想动力和文化景观，以及它在网络和流行文化中形成的投射都是中国文学在新时代的流变。
新时期以来，广东乡土诗人数量、乡土诗歌作品在全国相当突出，被公认为中国当代乡土诗歌创作的重镇。唐德亮、郑启谦、戚华海、郑小琼、卢卫平、黄金明、谢湘南等代表了广东乡土诗的发展方向，创作了优秀的岭南乡土诗歌，在中国诗坛产生一定影响，具有独特的价值。
20世纪80年代以前，广东乡土诗歌往往只落在乡村的风景和农民的劳作之上，并没有向内里渗入，诗歌缺乏对农民生活中的困境和苦难的揭示，因此在诗歌内涵和力度上显得薄弱。以唐德亮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再次聚焦乡土，回望乡土，集结出发，踏上乡土诗歌新征程。唐德亮作为粤北瑶山的儿子，自小在乡土民族的环境浸染中长大。清远这片多情多彩的土地，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和源泉。唐德亮乘着诗歌神鹿奔跑，足迹遍及故乡山山水水，正如他在《夜行人》中写道：“夜行的时候/山不见高路不觉陡/我，成了自己的光。”他从困苦中获取乳汁，用创作照亮自己，诗歌创作极富乡土民族特色，如《我与群山一起奔跑》《写给瑶山》等。他在诗中不仅抒写了瑶山的蛮荒雄奇、森林的古老深邃、图腾符咒的愚昧神秘，独特的地域风貌和民俗风情，还写出了瑶族人民在摆脱贫困的进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不断进取的精神品格。他从深山瑶寨走来，并没有止于民族风情的抒写，而是立于时代之巅，写出了独特地域语境中的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并且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穿越乡土和时空，不断拓展和升华乡土诗歌的题材与精神内涵④。唐德亮的乡土诗特色明显，品格高尚，影响力大，辨识度强，在全国获奖无数，被誉为最有代表性的“岭南乡土民族诗人”。在唐德亮的带领下，清远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乡土诗人，在国内著名报刊发表了大量优秀的乡土诗歌作品，不少作品荣获国家级、省级大奖，呈现乡土诗歌创作空前繁荣的局面。2014年，中国乡土诗人协会授予清远市“中国乡土诗城”称号。
同样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书写清远的山水风物，华海的诗歌转向生态环保问题，提倡生态诗歌，在诗歌创作上进行了转向。近年他出版了《当代生态诗歌》《华海生态诗抄》《生态诗境》和《敞开绿色之门》等生态诗集和理论专著，以诗歌重新体验自然、重建心灵家园。他的生态诗既有表现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批判，又有重构自然和人的关系之追求。在《突然听到大山喊疼》《来历不明的粉尘》等诗中，诗人对人类的乱砍滥伐、过度开采，以及追求工业利润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现象进行了批评谴责。在华海笔下，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山有时睡有时醒/醒的时候/想说话//山的声音/灌进樵夫的血管/他站在峭崖上/喉咙里跳出/一条弓形弧线//弧线被优美地/弹了回头/樵夫就倚着老松/想远处/也有一个樵夫”（《喊山》）。天地万物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和生态整体系统，在静寂中体验“溪水环流，木叶在四季轮回”（《向晚》），在山区的夜晚感受“雷雨的悲喜循环”（《雷雨》）。从起初的笔架山系列到静福山系列，再到如今的江心岛系列，华海带领清远诗坛走出了一条与地域发展高度融合的生长路径，成就卓越。
在佛山顺德出生成长的郑启谦是一名“水乡诗人”。1958年，郑启谦在报刊发表的第一首诗就是以水乡为题材的。他的第一本诗集《多情的水乡》于1988年问世，是新时期以来佛山地区第一本个人诗集。故乡的风土人情，一草一木，一船一桨，一鱼一虾，都成为他创作灵感的源泉。水乡本身是一个多彩的世界，由于时代不同，其色彩也不断发生变化：“说起小康/小城也有忧伤/有人喜欢作过分的炫耀/三部彩电堆在镶了墙纸的厅堂/有人富了要发发皇帝梦/花了三年储蓄修龙床/有人公款筑天台泳池/却无视周围那片破败的民房/而社会福利奖券销售点附近/还有未被收容的痴汉在游**。”郑启谦的笔触没有停留在展现上，而是表现自己的感受与发现⑤。《下班，她拿着一扎菜心挤车》描绘劳动妇女的艰辛；《关于鸡与蛋的研讨会》揭示改革开放初期的知行矛盾；《小康咏叹调》赞美了水乡小城人们的小康生活，反思小富即安，强调不断进取。
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涌现了工业化、城市化的打工大潮，中国亿万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背井离乡涌向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城市，成为打工群体。打工诗歌为打工者立言抒情，真实地记录他们在乡村和城市的缝隙间穿梭游走、找不到归宿的孤独和苦闷，艰辛和希望，精神现象和心灵矛盾。
“打工”一词属于粤语方言，打工诗歌应运而生了，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文学最具话题性及包容性的独特现象。
郑小琼于2001年南下广东，辗转多地打工，开始诗歌创作。她的诗歌主要分为三类：其一是当代乡愁诗，描写乡村生活，如《东山村》《黄斛村》等。其二是打工题材的诗，如诗集《黄麻岭》《女工记》等，表现底层人群的困境与悲喜。黄麻岭是郑小琼诗文的一个重要场所，组诗《黄麻岭：生存的火焰》描写艰辛、贫困、孤独、枯燥的打工生活，表达了打工者的忧伤、疼痛、无奈与隐忍。其三是现代风格的诗，如《纯种植物》《进化论》《七国记》《玫瑰庄园》等。其中“打工诗歌”是郑小琼诗歌创作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作品。她的诗作关于现代工业生活以及现代工人状态的描写犹如一面时代的镜子，折射出当代中国底层群体的精神面貌与生存状态，具有现场感与时代性，成为农业中国向工业中国痛苦转型的诗性证词。郑小琼既是一个打工亲历者，又像是站在高处洞透一切的局外人，体验和超验的双重优势使她的诗歌超越了写实性范畴。她的打工诗洋溢着乡土文化关怀，而且所写工厂车间，多在乡村。譬如《黄昏》，第一节写黄昏时的几幕场景：晚风中传来沙沙的衣衫声，一群刚放学的孩子，在不远处一位小贩的微笑，预示生活的温暖、美好和期盼。第二节写五金厂的铁砧声打破了平静，风中的落叶、远方的鸟儿、忧伤的少女和自己一样，没有找到归宿。寄情于景，悲欢离合，隐现其间，令人回味无穷。最近出版的诗集《村庄志》，通过河流、树木、江边、秋天、春天、水、医院、火车、庄稼、父亲等物象和意象，来表达对童年、少年故乡的回忆，以及时代发展尤其是因城镇化带来故乡的变异而产生的伤感。
与郑小琼类似，卢卫平、黄金明、谢湘南从乡村来到珠海、广州、深圳，从乡村眼光打量和审视城市和工商业文明，创作了很多打工诗歌。卢卫平在低处歌唱，坚守平民立场，从那些貌似无关紧要之物尤其是微小的大自然风物身上发现了完美、肃穆甚至永恒。《我后悔让这块石头开花》写道：“我能忍受一块大石头/长久的沉默/但弱小者的沉默/总让我感到惶然不安。”他的诗歌情感自然、朴实，意象独到，辨识度高。深谙苦难的意义在于苦难升华之后所发出的温暖亮光。《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由物及人，表达善意和关怀，“身子挨着身子/相互取暖，相互芬芳”，温润如玉，福报绵绵。卢卫平在远离故乡的地方书写着乡土，基本上都是以亲人为线索来写的。《母亲》写道：“让她的死，轻如鸿毛吧。因为她五十九岁的人生，每一天都重如泰山。”这首诗艺术张力极强，引人深思，对生老病死的反思扣人心弦，对现实的批判振聋发聩。黄金明的诗来自粤西故乡记忆深处的战栗，长诗《农妇陈高英的一生》书写祖母让人唏嘘的人生，具有史诗的结构特点和质地。诗集《时间与河流》将生命、爱情与自由熔于一炉，描写细致、深入而独到，具有河流的流动及变幻之美。谢湘南用诗歌让自己在城市“找到立足之地”，“钢筋水泥铸造的灯笼/照亮孤独和自己，工卡上的/黑色，搬运工擦亮的一块玻璃迎接/黎明和太阳”（《零点的搬运工》）。诗集《过敏史》里面的《我的晕车史》分“妈妈”“姐姐”和“爸爸”三个篇章，其中在生活中挣扎的乡村女性“姐姐”最感人。
洪三泰、郭玉山、杨克、王小妮、郭金牛、顾偕、赵红尘、马莉、丘树宏、唐小桃、浪子、世宾、向卫国、西篱、黄礼孩、安石榴、游子衿、张慧谋、陈陟云、陈计会、林馥娜、陈映霞、冯娜、杜绿绿、唐不遇等也创作不少乡土诗歌，抒写农村、农业、农民及与之相关的乡村民情、风俗、风物等。当代广东乡土诗歌题材和风格具有一定的近似性，但千姿百态，各呈其美，不存在一致的审美走向和诗歌流派，更多的情况下既是个体又是和谐的整体。
四、广东乡土诗歌的特征和价值
乡村的魅力在于自然和朴实。各地农村千差万别，千百年来形成的村落空间，有其独特的风格。乡土诗歌亦如此，内容形态各不相同，但朴实自然是其最大的审美特质。乡土诗歌源自大地、山野、小溪、牧场、农民，朴实真挚的审美体现于随物赋性，将真挚的情感融会于所要写的事物里面，情真意切，不拘形式，自然生动。乡土诗人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打成一片，像庄稼一样质朴，像泥土一样厚实，用真情去拥抱乡土，用心灵去感悟乡土，才能发现诗意，捕捉意象，获得灵气，找到自己内心里同情共鸣的东西。感情的朴实自然，借鉴民歌形式，题材的地域化，语言的口语化，多用赋比兴等等，是现代乡土诗歌的基本特色。
广东乡土诗歌是中国文学的有机构成部分，与全国乡土诗歌有着分合关系，有同步发展的方式和主题，也具有地方性知识的特点与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时空特质。一方面，受时代大潮和文化风习的影响，具有全国性诗歌和主流话语的取向和特征。另一方面显示自己的主体性和个性。毕竟在同一个时空工作生活，人缘相亲，民情相近，审美体验相似，更容易形成相近的认知方式、价值取向、性格气质和创作倾向、表现方法、审美风格。
1．现代性的乡土抒写
广东当代乡土诗歌源于乡村生活，但这种乡村处于城市化进程中，为现代化、高科技化所观照。费孝通《乡土中国》分析“乡土本色”为离不开泥土、不流动性、熟人社会，这种传统社会的乡土性，在新时代逐渐被解构和改变；在“城市化”与“现代化”、高科技化的进程中，诗人的感受方式、运思方式、叙述姿态与审美趣味已发生变化，古典诗歌的模式，特别是山水田园的书写，已经无法容纳现代人更为丰富复杂的情感思想和生命体验。诗人不再是站在单一乡土的视角来观察和体会生活，也不仅仅是单纯反映风土和民俗，而是从乡村走向城市，又从城市走向乡村，是一个现代人的生命直觉和理性思考相融会的表达方式，显示历史理性的高度。21世纪初，杨克写下《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青黄的稻穗/一直晃在/欣喜和悲痛的瞬间”，形象地展示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碰撞之下的生态现实。《在赛格顶层眺望落马洲》则是描绘深圳的后工业生态：“摩天大厦如一株株稻秧/叙说广种福田的春天故事/白鹭依稀，无人机近了又远/落马洲再过去就是粉岭/山河一脉，时近中秋/风过耳，我听见余洛的鹧鸪啼叫/虚拟空间草长莺飞”，由历史与现实、科技与人文、生态与业态构成的全息生态动图，多了一份天人合一、虚实一体的和谐与自信⑥。
郭金牛以诗歌的方式面对现实，追问人生，反思工业和城市对乡村的挤压和侵害。在离乡的受伤者眼里，城市的月亮丧失了诗意，变成“是在肺病上撒下一层霜/还是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662大巴车》）作为一名卑微的打工者，“在异乡遭遇的一切，让我对故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向往。我写作的主题只有一个：还乡。”（《写诗的骗子，是我》）郭金牛的诗歌侧重表现“纸上还乡”的乡土理想和批判精神。这种深切的人性关怀和高度的历史理性相结合，提升并显示广东乡土诗歌的广阔空间和现代性品格。
丘树宏是中山诗群、咸淡水诗派首倡者之一，诗歌创作将乡村与历史结合，从“小我”走向“大我”；王建明的诗题材广泛、语言精练、感情细腻，生活气息浓厚，有些诗句读来感人至深。2003年爆发“非典”，2006年取消农业税，丘树宏与王建明不约而同创作有关“非典”和取消农业税的主题诗，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
2．情感与思想的映照
“乡愁”成了乡土诗歌中最为温暖的情感色调。相比于“历史性的乡土”“浪漫性的乡土”，广东乡土诗歌大量展现的是打工者眼里的乡土，也可以说是“现代性的乡愁”——不只写出了传统中国乡村生活的那种质朴自然，更描写了在市场经济介入之后具有现代性意味的乡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之中工业化、城镇化的乡土。广东数量庞大的打工作家群对工业社会、城市文明挤压下的乡土的独特描写，引起诗坛的关注。城乡冲突一直贯穿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但是打工诗人的乡土书写带有感同身受或代乡土立言的特点。乡村记忆的祥和纯粹与城市生活的变幻莫测并没有被处理成一种矛盾关系，而是共生于诗人的生命感悟中，成为审美时空。郭金牛、卢卫平、黄金明等通过自己的诗学建构将城与乡的对立转化为一种乡愁情感体验的张力。
诗以情生，情以诗传。爱情是诗歌玄妙和永恒的主题，乡土诗歌亦不例外。除了乡愁，爱情是乡土诗歌表现最为深广和普遍的内容。陈映霞是从梅州山区走出，来到佛山创业的打工者。她的诗集《缤纷的风》《只有云知道》都是抒写“小我”的爱情诗。陈映霞的诗率性、灵动而质朴，温润而饱满，意象别致，虚实相生，开合有度，诗意盎然⑦。譬如《落叶》以简驭繁，凝练而清新，提行转行手法运用娴熟，款款深情又有理性的依托，表达有张有弛，宛如火红的云，醒目灵动，婉转飞扬，既酣畅淋漓，又回味无穷。
除了反映社会现实、抒写现代性乡愁和表达深切的爱情，乡土诗歌也仰望星空，追求人生价值、反思生命意义的形而上的思考，以形而上的思考来穿透形而下的存在。顾偕从外地来到广州，担任文化编辑，关注社会现实，顺应历史趋势，长诗《广州步伐》描绘广州在改革开放中的历史跨越，但更多的创作践行情感与梦想有机结合的思想及艺术探索，创造现代高蹈派诗歌，以自身的写作及其全新出色的精神发现，完成自己与世界的“灵魂编年史”。《惟有月光至高无上》《海底吊灯》属于咏物类诗歌，前者咏月，后者咏水母，赞美高悬的精神之光，其实是人光对话，开发诗意空间。顾偕曾辞职七年，清贫与孤独，闭门造车，以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整个人类和宇宙世界的思索与探求。抒情哲理长诗《太极》赋予卦象新的意义，《天空》《人类幻想》《日常状态》熔铸诗人对天地、生死、灵魂、奥秘和终极等高屋建瓴式的洞察。
3．元气淋漓的岭南风情
乡土诗源于乡村生活和风光。乡土诗歌是最接地气的文学，是“土气息、泥滋味”的文学，具有鲜明浓郁的地方色彩。广东乡土诗歌展现气韵生动而独特的风物民情，最能显现和表达岭南各个地方的独特文化与审美形态。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中国的，也越是世界的。最好的文学，往往不是世界主义的，而是带着地方的烙印和异质性。
唐德亮的诗歌，瑶族的自然景色、四季变化、动物植物、历史文化、乡居生活、风土人情等均有传神描绘，读者就像翻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既触摸历史，又感受时代气息。华海的诗歌笔架山系列到静福山系列，再到如今的江心岛，“充满南方农村生活的本真气息”。郑启谦的乡土诗歌富有鲜明、浓郁的地域特色和珠三角水乡气息，具有佛山地理标本意义和品质。
游子衿及梅州“次生林”诗群的诗歌具有很强的现代性，专注于内心感受，表现了独特的广东客家文化。诗集《薄雾》以高远的哲思，深沉明净的个人情感，进入时代生活的各个层面，赋予人、事、物以独一而无限的诗意，披露个人与国家、历史与未来、事件与静物之间沉睡的秘密，开掘民族文化心理，富有浓郁的“原生态”客家风情。
张慧谋生于广东粤西小渔村，海边红树林湿地，留下了他童年浅浅的脚印。故乡在张慧谋的心底里，是一道抹不去的风景和记忆，更是情怀。张慧谋以平实的笔调，勾勒出一个淡浓相间的故乡，简朴的文字里，却蕴藏着对故乡浓烈深厚的情怀，无论是父母亲，或是亲人，或小城的每一处风景，都有着深沉的感情。张慧谋的诗歌《向海，一路东行》（组诗）所写，都是茂名境内有名的旅游景点，写出了新鲜的诗意。
丘树宏创作了大量反映河源、珠海、中山等地域风光、历史文化以至国家改革开放主题的乡土诗歌。近年他采风创作了反映岭南乡村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美丽风光，赞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就的诗歌和歌词。丘树宏的诗歌直白平淡中见绚丽，舒缓悠长中见深刻，情感绵长而执着，具有宏阔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
4．粤语方言叙事
广东乡土文学的一个特征，就是作品中粤语词汇的灵活巧妙运用。岭南方言，包括粤语方言、客家方言、潮汕方言，在乡土诗歌创作中都有体现。粤语诗歌以疍家的咸水歌或者市井之中的各种口水歌和民谣流传于世，例如《落雨大》《月光光》等，亦可以归入粤语诗歌的范畴。晚清时，岭南诗体兴起了“三及第”，即同时包含文言，官话白话及粤方言口语。民国时期，部分广东诗人，常以粤语入近体诗，例如廖恩焘的《嬉笑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等，亦庄亦谐；符公望的现代粤语方言诗歌创作数量多，语言通俗诙谐，影响力大。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一些诗人倡导方言写作。1939年蒲风出版了客家方言叙事长诗《鲁西北个太阳》《林肯·被压迫民族的救星》，20世纪40年代楼栖用客家方言创作叙事长诗《鸳鸯子》。20世纪50年代，符公望继续创作粤语诗歌，最广为传诵的则是抗美援朝时期所作的《打倒美国鬼》。而李昌松《农民泪》、吴阿六《池湖怎有田》以潮汕方言创作诗歌。方言创作，主要体现在乡土诗歌领域，这一方面是粤方言具有深厚的基础，乡土诗歌天然与民歌关联；另一方面，乡土诗歌通俗生动，采用方言、通俗语言来进行文学创作，使作品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
当代广东乡土诗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尽管没有像粤味小说那样形成全国性的强大的冲击波，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不曾像报告文学那样在新时期散文中独占鳌头，但它以其对现实的执着、对历史的沉思和浓郁的地域风情，真实地记录了岭南和中国社会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再现了现实生活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生存状态，体现了广东乡土诗人对主体自我和客体对象的独特、独到的观察体悟和思考，刻画了一道鲜明的社会转型期岭南农村的发展轨迹。广东乡土诗不仅直面现实，见证时代，而且关于城乡文明交织和矛盾的深刻反思和真切抒写，展示了平民立场和人文关怀，抵达历史理性高度，闪现诗歌的精神光芒。
广东乡土诗人是可敬的一代，可爱的一群。他们勤勉、诚实而热情，相互发现并相互喝彩，砥砺前行，秉承创新、开放、务实、包容的精神，共同营造了相友相亲、矢志笔耕的良好氛围。文人不相轻，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是广东乡土诗群的鲜明特点。他们真诚地拥抱时代却不浮躁，自觉地投入现实却不趋时媚俗，创作态度是务实严谨的，绝少游戏和玩世不恭，整体上显示出一种守正创新的风度。淡散沉着大约与岭南诗学传统有关，这种沉着淡散，虽有其负面影响，比如多了几分稳重，因而少了几分激越，多了几分淳朴，因而少了几分敏锐，但无疑是成就无愧时代的大气之作所必需的。
新时代呼唤着新的乡土诗歌。田园牧歌式的乡土向现代城市和工业化转变，旧的乡土诗歌是日薄西山还是亟待拓展，如何呼应和赓续中国乡土千年文脉，传承和创新乡土文化，广东文学为此提供什么经验和期待？这是我阅读《广东当代乡土诗选》过程中一直思考的问题。其实，在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异质文化将不断进入与影响本土文化，相互作用，新旧交织、雅俗互动，这或许提供了新乡土诗歌生长的可能性。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评论家）
注：
①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一·文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6页。
②陈希：《左翼现实主义：新的抒情》《广东文学通史现代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336页。
③陈残云：《粤海新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76页。
④吉狄马加：《在诗歌现代性中融入民族性》，《羊城晚报》2018年5月13日。
⑤杨光治：《当代南国水乡的歌者》，《文艺报》2017年2月26日。
⑥伍方斐：《粤港澳大湾区语境下的广东生态诗歌》，《南方日报》2021年12月14日。
⑦陈希：《诗与远方是什么》，《羊城晚报》2017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