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晴好的时候，站在岷山主峰雪宝顶之巅北望，九寨沟一览无余，东望是平武，东北望视线可以抵达陇南。一览无余的不只是九寨沟的山水，还有山水积淀的人文。
九寨沟闻名遐迩，散落着九个藏寨（又称“何药九寨”），汇集了翠海、叠瀑、彩林、雪峰、藏寨、蓝冰，成为国家旅游名片。
一座山决定一条河，一条河决定河畔的人，河畔的人创造了河流的历史与文明。
四川大学考古团队对在九寨沟汉代遗址断层中发现的小麦和大麦的测定结果显示，早在3400 年前九寨沟便有人类耕种。考古发掘的具有马家窑文化风格的瓮和彩陶碎片，还可以将九寨沟的人类活动前推2000 年。
九寨沟属于白龙江（白水河）流域，白龙江的流向决定了九寨沟的人文历史。
九寨沟与平武一山之隔，两地同一时期置县，但人文状况却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不是表现在两地的白马藏族身上，而是表现在两地汉族迥然不同的口音和文化内核上。
九寨沟属于南方，有南方最好的水，但又临近北方，北方移民带来了北方的泥。
九寨沟的水遇上北方的泥，或者说北方的泥融入九寨沟的水，便有了不凡的作品诞生。这作品就是世居九寨沟的人和家族，就是九寨沟的诗人、作家，以及他们对九寨沟自然与人文的书写。
李春蓉的《扶州记》就是这样一部“北方的泥”融入“南方的水”
的血脉厚土之书。它有泥的厚重，有水的澄澈；有泥的张力，有水的活性。
李春蓉是我认识稍晚的一位僻居九寨沟的作家，但我对她比较了解，很是佩服，她将九寨沟的水和北方的泥融合得很好。
2001 年我认识了诗人龚学敏，当时他还没离开九寨沟。他的诗写到九寨沟的水、九寨水的蓝，但很少涉及九寨沟“北方的泥”。2014 年我认识了白林，白林的诗文中有更多九寨沟的水、九寨沟的灵秀，却鲜有“北方的泥”。
北方的泥是九寨沟人文的骨头。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李春蓉给我的第一印象自然是南方之水的印象。九寨沟的水丰富、冰洁、斑斓、灵秀，富有异域气息，水里溶解的不只是泥，还有各种稀有矿物质。九寨沟水的特点，也适宜用在李春蓉身上。
熟悉了她的人，读到她的文字，才发现她除了有“南方之水”的一面还有“北方之泥”的一面。“泥”是她身上的朴素、坦诚，是“耕读戍传家”注入她血脉的思想感情和气质。在她的身上，在她的文字里，有一个男儿的担当。
这样的发现开始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印象，后来读到她出版的第一本书，写她家族的《血脉》，感觉和印象得到了确认。我想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认识，也是大多数《血脉》读者的共识。
共识中还有作家文字中我称之为“北方的泥”的东西——她的家族从陇之南带到九寨沟的东西。这种东西在数百年的家族迁徙中得以保留、传承和发扬。作家笔下的“血脉”不只是家族的生物基因，更是堪称家族核心价值的文化基因。
扶州（九寨沟县南坪镇下安乐村）是一个行政区域，也是一座城，俗称“水扶州”，其中心位置叫安乐（安乐乡现已撤销），是作家出生、成长和记忆之地。扶州还是一种文化的根植，也是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包括作者的一种期许。
扶州的农耕有着北方农耕的特点，不单是人在土地上耕种，且有一套农耕文明系统，那就是家国情怀、耕读传家、仁义礼智信，以及关乎灵魂的宗教。这些东西像树根植在人心里，深入人的灵魂，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人说，一个作家无论写了什么，其本质都是在书写童年；有人说，一个作家的记忆只属于他的出生地。读《扶州记》，也有这样的认同感。很多年过去了，作者的记忆还是那么丰饶、鲜明、深邃，那么富有现场感。
写作是一种冲动。在《扶州记》的字里行间，我读出了这种冲动，一种直指童年的记忆冲动，像回流的血脉，有着极具向心力的家族磁场。
读这些文字的间隙我很好奇，身为女子，是什么东西给予了她这样一种强烈的回归血脉的冲动？我想不单是一种价值认同，更不是刻意而为，或许是一种回归的冲动，一种通常只有家族男儿才有的血脉冲动；或许是记忆被激活，变得不可控制，牵引作者完成了这样的一次回归。
我去过扶州，在县城西北一隅，隔着白水河。
在这块坝子上，居住过氐羌、吐谷浑、吐蕃等多个部族，建立过九寨沟最早的县级政权甸氐道，筑过扶州城，长期为多民族杂居。
有很多小地名是作者念念不忘的：岭岗岩、刀口坝、马家沟、甲勿沟、杨家山……扶州历隋唐至元、明、清，直到清雍正三年（1725）都是九寨沟所属政权治地。1729 年设南坪营，后改为南坪县。
可不可以这样说： 扶州是“ 北方的泥” 最早在九寨沟落脚的地方？
在扶州城遗址，在作者描写的古槐树下，我感受到了“北方的泥”
之坚硬、厚重，犹如青铜。就是在拂面的风里，在潺潺的水声里，在老人的古铜色皱纹里，也能感觉到泥的质地。
2019 年5 月的一个清晨，我又一次到扶州。新绿掩映村寨，鸟鸣衬托的寂静有一种亘古的味道。我穿过中安乐和上安乐，径直来到杨观成的碉楼前，打开那扇清代木门，听见了门轴转动的吱呀声。我确信那是来自清代的声音。
我知道这里就是扶州，就是作者出生、成长、离开后又魂牵梦萦的地方。这里有老宅，有祖先的灵魂，有童年的记忆，不论她走到哪里，都能感觉到血脉相连的根。
离开时扶州已经醒来，屋顶升起炊烟，村寨里开始有人走动，五月的风里弥散着人间的气息。
扶州，是一个有人间气息、有灵魂、有神灵居住的地方。或许作为一个外来者，我看不见灵魂，感觉不到神灵的存在；或许斗转星移，从甸氐道到扶州，从黑格浪（九寨沟县南坪镇菜园村）到扶州，神灵消失了，但《扶州记》却诞生了。
《扶州记》是一部散文集，却又不是一部普遍意义上的散文集，没有散文通常的抒情之轻，而是有着非虚构意义的纪实之重——泥凝之重。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老宅子是有灵魂的。这灵魂是一种气息、一种文化、一种家族磁场。老宅子是一个家族的时间与记忆的博物馆，可以让人沿记忆返回，可以让消失的人事重现。
在《时间里的老宅》中，作者提议拆除老宅建新房。对作者而言，“拆掉老宅就是拆掉记忆中的恐惧”；对于弟弟，“如果拆老宅，他四十多年前掉在老鼠洞里的玩具小汽车就会被挖出来了”。然而提议一出便被父亲驳回，且警告不得重提。在父亲眼中，老宅子是爷爷奶奶的，甚至是太爷爷太奶奶的，老宅子在他们就在，老宅子在他们的灵魂就在，拆掉老宅子，就是和他们分别。
在这里，老宅的灵魂不只是一个指代或者隐喻，而且是真实存在的有着物质特性和现场感的东西。“夜深人静，爷爷呼唤着我家行神的名字（行神就是行走的家神，不在神龛上“坐班”，能随时跟在身边），希望得到他们的庇佑：骑骁爷、小喇嘛、南山坡、坐山督岗、金花娘娘……被请到的行神们一一到位。”
“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们一家人已经习惯爷爷偶尔在深夜里攒老爷（当地一种习俗，人们认为可以使村庄风调雨顺，百姓无病）的各种声音。爷爷有他自己的精神世界，他沉浸在其中怡然自得。而爷爷在黑夜里的这个世界，对于我们而言同样是黑暗的，我们无法进入。他在这个世界里传承着，遨游着，实践着，满足着。虽然身体在老房子里，但是并不妨碍他精神的出游。”
血脉是灵魂的路径。一个家族的通灵可以牵涉几代人，爷爷和太爷爷通灵，爷爷和父亲、孙辈通灵，甚至和只有六岁的曾孙通灵。
灵魂关乎生死。在《槐花有雨》中，作者直面大姑父的死，在叙事中将死上升到一种习俗文化。
生生不息不只是血脉的力量，也是文化的积淀与传承。《生生不息》写父亲做寿木、母亲做老鞋，写出了父母的豁达与知天命。
扶州不只有神灵和生死，也有风物，扶州的风物也染上了北方的泥色，在作者笔下显出朴拙。
皂角树是一棵树也是一个地名，还是扶州的记忆；地软子就是地耳子，是饥饿年代的美食；芦苇在作者笔下是“蒹葭苍苍”的诗意，也是孤独和“善人”的代名词；土盐和香薷不只是记忆，也是作者早年的生活镜像——香薷是作者全家人救命的野果；通火条、麦颠子也是孩子们眼中的风物，通火条可以吹火，麦颠子味道甜美，与之相关的记忆有滋有味。
《扶州脉动》穿越了九寨沟两千多年的历史，有绝唱有残阳，有高粱地。扶州遗址黄土墩墩，黄土下埋藏着历史的秘密。
绝唱与残阳是一种美，穿越亦美。走失的岂止是扶州文明？其实也不是走失，而是叠加与覆盖，文明被碎片化保留在断层里。
在作家的记忆里，总有一些不灭的印象。这些印象时常会出现，甚至影响到最初的审美和对世界的认识。《岭岗岩的似水年华》裁取的便是这样的记忆。对于一个安乐人而言，岭岗岩是他们走出安乐到外面世界的必经之地。这里的“走”对于一个大人是脚步的丈量，对于一个孩子或许只是目光或者视线的游弋。
九寨沟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会集的地方，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相吻合。在这样一个有着复杂生态的地方，历史也有它的复杂性。在《扶州记》这本书中，有不少篇幅对这些历史做了记录。记录了历史的截面或创面，特别是历史着力于家族的地方。这些文字不只是家族叙事，也是九寨沟地方的历史叙事。
我个人偏爱纯粹的事物，比如九寨沟的水，神仙池的西藏芍药和杜鹃花，喇嘛岭的全缘叶绿绒蒿（有黄、红、蓝三色），大录的藏寨，以及对九寨沟历史变迁的想象……《扶州记》有着北方之泥不可细研的复杂性，读多了这些文字，难免会让人产生一丝儿倦怠。身为女子，对家族血脉能如此钟情、如此有担当，算得上巾帼不让须眉。然而，一个作家若过于沉溺于家族过往，血脉难免会成为羁绊。文学的灵魂是自由与灵性，这恰恰与九寨沟的山水同质，也是九寨沟给予一个写作者的审美的馈赠。作者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扶州记》末篇《中田四寨印迹》里，已经将视线从血脉和泥土移开，投向了九寨沟最好的南方之水。
《扶州记》是作者对出生地和家族人事的记忆，是一部根系发达的散文集，既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又有鲜明的个人印象，如若能再进一步，将物象人事内化，将文字内化，多一些诗性诗意，尚可在保留个人记忆的同时获得更多文学的意味。
九寨沟虽然裹挟了北方的泥，但毕竟有着南方最好的山水。期盼作者在将来的写作中能走出题材的局限，走出记忆的局限，走进纯粹、广阔、有着普遍审美价值的自然与人性的细微处。
阿贝尔
2020 年5 月9 日于平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