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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达·芬奇的长篇评传。他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传记研究的方法，详尽介绍了达·芬奇童年以来的感情生活，深刻分析了他的性心理历史的发展过程，着重阐释了他的艺术与科学活动的心理起源。主要观点：（1）强调童年经验（记忆）的重要性和“恋亲情结”对他的创作（如《蒙娜丽莎》、《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等）及其一生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指出他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同性恋者和强迫性神经症者，把想象特别是幻想（“秃鹫幻想”）视为创作的出发点和主要形式。（3）宣称艺术家的创作是他性欲的一种宣泄，主张艺术和科学成就是性本能升华的两种表征。（4）提出以“性压抑”为本源的科学研究本能的三种类型。即神经性抑制型、强迫性沉思型、替代性升华型。此文不仅对研究达·芬奇这一历史人物的心理构成有参考价值，而且对研究弗洛伊德心理美学思想也有重要意义。

英文版编者导言

《达·芬奇的童年回忆》，是艾伦·泰森修改了标题后的完整的新译著。

弗洛伊德在1898年10月9日致弗利斯的信中的一句话表明他对列奥纳多的兴趣由来已久，他说：“或许最著名的‘左利手’就是列奥纳多，没人知道他有过任何的风流韵事。”他的这种兴趣不是暂时的，他在回答一份关于“自己特别喜爱什么书”的调查问卷时，我们发现他曾提到了米莱茨可夫斯基（Merezhkovsky）关于列奥纳多的研究。然而促使他写这部著作的最直接的原因，是1909年秋天出现的他的一个患者。他在10月17日给琼斯的信中说，这位患者似乎与列奥纳多有着相同的性格，只是没有他的天才而已。他还说，他刚从意大利搞到一本有关列奥纳多青年时代的书。这就是下文中将要涉及到的斯克纳米杰罗（Scognamiglio）的专题论文。在读过这篇论文和一些其他有关列奥纳多的书之后，12月1日他回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报告了这一研究课题。1910年4月初，他才完成他的研究成果，于5月末出版。

弗洛伊德对此书再版作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这中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增补了有关“包皮环割术”（circumcision）的短注释，选录和引用了里特勒（Reitler）弗斯特的著作，及1923年关于伦敦漫画的讨论。

弗洛伊德不是第一个在著作中用临床精神分析方法研究历史人物生活的人。这类实验已经有人做过了，尤其是赛德格已出版的对迈尔（Meyer，1908）、列娜（Lenau，1909）和克雷斯特（Kleist，1909）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虽然弗洛伊德没有从事过这类完整的传记性研究，但是他以前曾经依据作家们的作品的部分章节，进行过片断的分析。事实上，在此前很久，即1898年6月20日他给弗利斯寄去了有关迈尔的一部《女法官》短篇小说的研究，这篇小说描写了作者的早期生活。弗洛伊德的这篇关于列奥纳多的专著不仅是他第一次，而且是最后一次在传记领域里的长途旅行。这本书遭到了弗洛伊德已经预料到的谴责和诽谤，因而他在（第六章）的开头就为自己作了辩解，这种辩解至今对传记作家和评论家仍然是普遍适用的。

奇怪的是，直到最近似乎还没有一个评论家能指出这本书的最大弱点。书中最重要的部分描写的是列奥纳多对食肉鸟落到他的摇篮的记忆或者说是童年幻想。在列奥纳多的笔记本中把这只鸟命名为“nibio”（现在写作nibbio），是意大利语中一个意为“鸢”的词，而弗洛伊德始终把这个词译成德文的“Geier”，在英语中却只能译作“秃鹫”。

弗洛伊德的错误似乎来自他阅读和参考过的那些德文译著。如赫茨菲尔德在她的译文中，用“Geier”代替“Milan”来翻译摇篮幻想，规范德文该译为“鸢”。从弗洛伊德有记号的藏书里能看出，最重要的影响可能来自米莱茨可夫斯基关于列奥纳多的著作的德文译本，从中他第一次发现了这个故事，也获得了大量有关列奥纳多其他方面的情况这个译本也把摇篮幻想译成“Geier”，虽然米莱茨可夫斯基自己正确地使用了“korshun”，而在俄语中这个词译为“鸢”。

因为这个错误，某些读者可能会拒绝接受整个研究，觉得它没有价值。无论如何，更冷静地检查这种处境，详细地考虑一下弗洛伊德某些已无效的论争和结论的确切方面，仍将是一件好事。

首先，必须抛开列奥纳多画中“隐藏着的乌”。即便它真的是鸟，也是只秃鹫，根本就不像鸢。这是费斯特“发现”的，而不是弗洛伊德。他在那部著作的第二版才做了介绍，弗洛伊德接受了它，但有相当大的保留。

其次，更重要的是埃及语的问题。作为象形文字的埃及语“母亲”（mut）一词很肯定地象征着秃鹫，而不是鸢。加德纳在她的权威性著作《埃及语法》（1950）中确认“Gyps fulvus”就是鹰头狮身的怪兽秃鹫。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推断列奥纳多幻想中的鸟代表他母亲的观点，在埃及神话中无法获得直接的支持，而且这种经验性的问题与埃及神话也没有关系。幻想与神话之间似乎没有最直接的联系。虽然如此，这两者又各自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古代埃及人把“秃鹫”和”母亲”联系起来的思想是怎样来的呢？是像埃及学者解释的仅仅是某种语音上的偶然巧合吗？如果不是，弗洛伊德有关“两性同体”的女神的讨论就必定有它自身的价值，无论这种讨论与列奥纳多的情况关系怎样，列奥纳多有关鸟落到他的摇篮并把尾巴放到他嘴里的幻想都应继续寻求解释，即使这只鸟不是秃鹫。弗洛伊德关于幻想的精神分析与这种纠正并不矛盾，而仅仅是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支持。

除由埃及语讨论导致了离题而外，尽管这仍然保持了它很大的独存价值，弗洛伊德研究的主题没有受到他的错误的影响，即对列奥纳多的研究起始于他幼年的感情生活，描绘了他的艺术冲动和科学冲动之间的冲突的不同侧面，深刻剖析了他的性心理历史的产生。除了这个主题外，这个研究还向我们展示了若干很重要的相关问题：关于创造性艺术家的心理活动和心理本质的一种更普遍的讨论，关于同性恋的一种特殊类型起源的概述，以及第一次对自恋概念的充分展开，所有这些，都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有着特殊的影响。

（第一章）

精神病学通常选取意志薄弱的人作为研究对象，一旦这种研究接触到人类中的伟大人物，外行人就会认为没理由这样做。“使辉煌黯然失色，把崇高拖入泥潭”，这不是研究的目的。企图填平将伟大人物的完美同普通人的不足分离开来的鸿沟，会让人感到不满意。然而，研究不能不发现那些杰出人物们可以被认识、理解的每件有价值的事，并且相信他们同样受正常的和病理的活动规律的控制和影响。

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被他的同时代人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当时他就像个谜，如同我们今天的感觉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只能推测其轮廓，却永远也不能界定的天才。绘画在他一生中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使我们认识到的是自然科学家（工程师）与艺术家结合起来的伟大。虽然他的绘画杰作留了下来，可他的科学发现却没能发表和应用。在其发展过程中，他的调查研究的特质从没完全给艺术创作以自由，并且经常是科研在艺术创作中反客为主，最终使他受到抑制。依瓦萨利（Vasari）的说法，在列奥纳多临终时，他自责由于他在艺术创作中的失职而触怒了上帝和人类。虽然瓦萨利的这个故事属于传说，没有多少内在的可能性，甚至在这位神秘的大师生前就已开始编撰，但作为当时人们所相信的证据，它仍然具有无法否认的价值。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列奥纳多的同时代人对他的个性不理解呢？这肯定不是因为他的多才多艺和知识渊博，正是这种多才多艺的渊博知识使得他把自己推荐给米兰宫廷的公爵、被称为摩洛二世的斯弗尔兹，并让其作为他自己的一项发明——封泥的执行者。他还给这位公爵写了一封著名的信，来夸耀自己作为建筑师和军事工程师的成就。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相当常见在一个人的身上具有多种能力的有机结合。列奥纳多便是这种结合范例中最才华横溢的人之一。他不属于从自然界中接受了极少的外部才能的那一类天才，也不属于不注意生活的外部形式，只重视关心人类而精神上充满痛苦的忧郁的那一类天才。正好相反，他高挑匀称的身材，容貌完美无缺，体魄不同寻常，他的言谈举止充满魅力，善于雄辩，待人可亲。他热爱周围美的事物，喜欢豪华的服装，注重每一种生活优雅。他在一篇有关绘画的专题论文中的一段——这篇论文表现了他对享受的强烈的感受力，把绘画与它的姐妹艺术相比较。他描写了有着许多不便在等待着的雕塑家：“他脸上沾满了大理石粉末，以致他看上去像个面包师，而且他身上完全被大理石碎片覆盖，好像他的背落满了雪花，他的房间里也全都是碎石和灰尘。画家的情形就相当不同了，因为他可以十分舒服地坐在自己的作品前。他穿着考究，手执精巧的画笔，蘸着令人愉快的色彩。房间里挂满了使人高兴的画并且一尘不染。经常有音乐和读着美妙佳作的男士们陪伴着他，他可以在没有锤声和其他吵闹声中，心情极为愉快地欣赏着它们。”

列奥纳多的洋溢着喜悦、幸福和享乐的生活，仅仅限于他艺术家生活的初期，即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确实可能如此。后来，摩洛的统治垮台，迫使他离开了他活动的中心和保证他地位的米兰，过着缺少保障、不富有成就的生活，直到他在法国找到了最后的避难所。这时他性情中的光彩已黯然失色，而天性中古怪的一面暴露得越来越明显。此外，他的兴趣从艺术转移到了科学，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科学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必然扩大了他与同时代人之间的鸿沟。当他不得不为完成订货而勤奋作画，并且变得富有时（例如，像他以前的同学皮鲁金诺那样），在那些人看来，他只是在为那些反复无常的琐事而工作，甚至怀疑他在为“黑色艺术”服务，而他的所有努力也被认为是浪费时间。因为我们能从列奥纳多的笔记里了解到他所从事的艺术实践，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在人们尚未熟悉不依据任何预先的假定的研究方式的年代，以及古代的权威开始取代教会权威的时代，作为一个先驱者，列奥纳多的价值绝对可以与培根、哥白尼相媲美——但他必然是孤立的。当他解剖马的尸体和人的尸体时，当他设计飞行器时，当他研究植物的营养及它们的中毒反应时，他必然与亚里士多德似的评论家有很大的背离，他好像成了被人看不起的炼金术士了。至少在那段令人不快的时间里，他只有在他的实验室里进行他的实验研究才能找到一些安慰。

这种情形对他绘画的影响在于他很不情愿执笔绘画，他画得越来越少，起初创作的一些作品，到这时大部分还没有完成，他几乎不关心它们的最终命运。他为他的同时代人所指责：他对他的艺术的态度，在同时代人看来成了一个谜。

列奥纳多的某些原来的崇拜者试图为他开脱其性格不稳定的指责。他们声称他被指责之处正是伟大的艺术家们的共同特征：甚至精力充沛的米开朗基罗——一个完全沉溺于自己的创造性劳动的人，也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作品。列奥纳多和米开朗基罗的情况相类似，他们都一样没有错误。而且，他们极力主张，就某些画来讲，甚至于没有未完成的问题，而应看作它们就是那个样子。在外行人看来的杰作，对艺术作品的创造者来说，仅仅是他意图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体现。他对完美有一些朦胧的概念，但又对一次次地复制相像的完美感到绝望。他们声言，最不应该的是让艺术家对他的作品的最终命运负责。

尽管这些辩解可能是有根据的，但仍然掩盖不住我们面对的列奥纳多的全部情况。对一幅作品反复创作的艰辛感到苦恼，最后从其中脱身出来，但又不关心它的未来命运，这在其他许多艺术家身上都会再现，可是毫无疑问这种行为在列奥纳多身上已达到了极端。索尔密（1910，第12页）引用他的一个学生的评论：“当他进行绘画时，整个过程里，他看起来一直在颤抖，他从未完成过任何一幅已经开始的作品，并且他总能在那些别人认为是非凡的作品中发现缺陷，这表明他非常尊重艺术的伟大。”索尔密还说：列奥纳多最后的一些画，如《丽达》、《圣母玛利亚》、《酒神巴切斯》、《年轻的教徒圣·约翰》都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他全部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情况。罗马佐在复制《最后的晚餐》时，在一首十四行诗中提及了列奥纳多没能完成他的作品的这种坏名昭彰的情形。

普拉托詹尼从不放下他的画笔，

却比得上非凡的芬奇——

没有任何作品完成得彻底。

列奥纳多的绘画速度慢是众所周知的。在进行最详尽地准备、研究之后，他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为米兰的圣玛利亚修道院画了《最后的晚餐》。他的一个同时代人、作家班德利，当时是修道院中年轻的修道士，他说：列奥纳多经常早早地爬上脚手架，一直在那儿呆到傍晚，不曾放下画笔，忘记了吃喝。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却没画一笔。有时他会在画前呆上几个小时，仅仅是在头脑中构思。他也时常从米兰城堡的庭院直接来到修道院，为他在那儿给斯弗尔兹制作的骑马者塑像的模型添上几笔，然后就突然中断了。根据瓦萨利的说法，列奥纳多用了四年的时间为吉奥孔多的妻子蒙娜丽莎画肖像，最终也没能完成。这种情形可以说明这幅画为什么从未交给委托人，而一直由列奥纳多保存，并由他把它带到法国的事实。后来这幅画被国王弗朗西斯一世买下来，成了今天卢浮宫最灿烂的瑰宝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