涌动的暗流
一个足以讽刺美国法律发展历史的事实是：尽管《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早在1890年就获得通过，但在之后的20年里，这部法案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甚至没有一起相关的判决。其背后的原因，自然与种种不能见光的幕后交易有关。
然而，社会环境总是会不断进步。在沃尔德执意的曝光推动下，到1907年7月31日，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反垄断案件终于诞生了，这就是美国司法部对杜邦公司提出的反托拉斯诉讼。从这一天起，司法部对杜邦公司进行了长达5年的调查和诉讼。
在杜邦，除了阿尔弗莱德之外，科尔曼和皮埃尔以及其他公司高级管理层人员，都并不清楚这次诉讼的真正意义和目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认定，一家如此大规模的企业进行收购扩张，不过是提高效率和生产规模的正当竞争手段，是为了让企业发展得更好，并不值得政府如此大动干戈。科尔曼更是难以理解，即便自己动用了在华盛顿的一切关系，也无法说服主管本案的检察官乔治·维克沙姆放弃诉讼，于是他总是选择装病来逃避出庭，让皮埃尔和阿尔弗莱德去轮流应付各种各样的听证会。
不幸的是，阿尔弗莱德的出庭反而加快了公司败诉。
此时的阿尔弗莱德，已经在三巨头乃至整个杜邦高层中被逐渐边缘化。由于和科尔曼之间关系上的裂痕，他参加董事会执委会会议的次数越来越少，在公司的影响力范围也越来越小。
当然，阿尔弗莱德地位的下降，也有其自身原因。一直以来，他最重视黑色火药的业务，对甘油炸药、无烟火药并不熟悉。但当这些新产品在过去的8年中增长了3倍以上的业绩时，他的黑色火药业绩只增长了25%。经营业绩处于下风，决定其即便作为高管，也需要接受地位下降的现实。更不用说，他的婚姻问题，也导致了家族中对他的非议。
阿尔弗莱德的结发妻子，是其表妹贝西·加德纳，在对芳心的竞争中，阿尔弗莱德战胜了弟弟路易斯·杜邦。当他在1897年1月4日宣布与贝西订婚之后，因为痴情而失恋的路易斯竟选择了开枪自尽。按照常理而言，即便本着对弟弟的愧疚，阿尔弗莱德也应该珍惜自己的婚姻，但事情发展让人们失望——风流成性的阿尔弗莱德于1901年又迷上了富有魅力的黑人姑娘艾丽西亚。他将当年醉心追求的贝西冷落在家，和艾丽西亚打得火热，当众出双入对、形影不离。贝西忍受不了这样的羞辱，两人最终在1905年离婚。阿尔弗莱德如同获得自由，于当年就选择了和艾丽西亚结婚。他对情感、婚姻和家人的轻浮表现，极大地损害了家族对其的信任。而他想要将艾丽西亚带入家族的努力，也就此宣告失败。
作为报复，阿尔弗莱德在威尔明顿城的郊区购买了一片土地，花费了200多万美元，为自己和艾丽西亚建造了一幢富丽堂皇的别墅。为了羞辱家族中人，他在别墅的外面悬挂了铭牌，上面写着：外人不得擅入，杜邦家族尤其是。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科尔曼和阿尔弗莱德变得开始喜欢在任何事情上唱反调。当时，美国工会在全国倡议推行八小时工作日，由于报纸媒体的宣传，对企业界的影响非常显著。科尔曼看出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于是他告诉阿尔弗莱德，与其等着工会找上门来，不如主动施行这一制度。作为资方积极响应呼声，总是会比拖拖拉拉更为主动。而且，即便工人工作时间减少了，也能够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完成工作任务。
阿尔弗莱德原本并不反对八小时工作日制，但他看见科尔曼的支持态度，立刻转而强烈反对。事实证明，他的态度非常不得人心，迟迟无法在阿尔蒂尔工厂推进这一制度，让公司内外都产生了对他的颇多非议。
借着这个机会，1910年，科尔曼和皮埃尔重组了公司的管理团队，所有的生产管理权交给了巴克斯戴尔，阿尔弗莱德被迫离开了工厂管理岗位，只保留了副总裁的位置，并负责参与管理财政委员会。虽然这些职位看起来也很重要，但阿尔弗莱德志不在此，他提出了抗议，但却改变不了现实。
在公司和家族中受到排挤，再出于对政治动向的敏锐性，加上对公司收购兼并行为的反感，阿尔弗莱德在一系列听证会上摆脱了杜邦公司围绕反托拉斯诉讼案的既定策略，而是说出了有关证据，并承认自己对公司的活动一无所知。这些证词让科尔曼和皮埃尔看起来犹如两个专门从事幕后活动的阴谋家，更让媒体感到如获至宝。
1911年6月21日，联邦法院宣布了最终判决，杜邦公司必须一分为三。根据判决，除了原有的杜邦·尼莫尔公司之外，需要另行建立赫克勒斯火药公司和阿拉特斯火药公司。新建立的公司，将由杜邦公司负责提供技术设备与生产工艺，分别生产黑色火药和高能炸药，但其产品所占市场份额，必须只能在50%和42%以内。
这项裁决将杜邦公司一分为三，不可避免地导致这家巨头公司的全部账面资产减少2000万美元。但在裁决背后，杜邦公司动用了各种关系和能力进行活动斡旋，将损失控制到最小。账面上的那些损失，实际上是对已过时的黑火药生产设备所进行的淘汰，即使没有这项裁决，公司依然会进行技术改革，花费成本去迎接新的竞争。
更不用说，在公司进行了分拆之后，杜邦家族也得到了想要的补偿。新建的两家公司所发行的1000万美元债券和1000万美元普通股，依然归于杜邦家族的主要成员，即老杜邦公司的持股人手中。因此，即使公司表面上被一分为三，实际上统一的控制权并未改变。相比之下，最明显的改变，是阿尔弗莱德与科尔曼之间的积怨与矛盾，已经达到了无法弥合的程度，转而呈现公开化的尖锐对立。
1913年1月，阿尔弗莱德选择了离开杜邦公司，前往法国。他的离职出走，意味着科尔曼排除了对立面，实现了对公司的整体领导。自然，科尔曼也没有忘记在公司中对阿尔弗莱德的亲信进行排挤和消除，以便肃清非嫡系对实现个人权力的干扰。
虽然实现了对公司的完全掌控，但此时的科尔曼，已经不止关心手中的财富。他深深感到在美国，单纯只是经济界的巨人，还远远不够强大。换而言之，只有富豪的角色，很难真正保护自身和家族的利益。于是，他的兴趣开始逐渐从企业经营，转向政治领域。在他不断追求新高峰的人生路上，他树立起更为高远的目标，那就是要在整个杜邦企业经济力量的支撑下，去竞争州长乃至问鼎总统宝座。
为了让自己更加贴近政坛的中心，科尔曼的个人活动地区从威尔明顿逐渐转向纽约。他在纽约买下了21层高的麦卡尔平饭店，并建造了沃道夫·阿斯多利亚饭店和几家其他饭店。以这些产业为社交活动中心，他摇身一变，从特拉华州的富豪，变成了纽约惹人注意的社交达人。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科尔曼总是能别出心裁地设计出崭新的公关做法，例如每当新年到来之际，他就会驾驶着自己引人注目的豪华轿车，在纽约市车水马龙的主要街道周游，当他看见路边的交巡警，就会停下车，然后主动上前，为每人派上20美元的红包。由于这一“慈善”行为，他很快就被委任为纽约名誉警察局长，并博得了从政界到民众的一致好感。
尝到了政治生涯作秀的成就感，科尔曼的兴趣被充分激发，他将杜邦公司的所有事务交给了皮埃尔·杜邦，并委任他为代理总裁。这样，“三巨头”之间的联系进一步瓦解了：皮埃尔独自一人管理公司，应对着联邦政府的反托拉斯诉讼，承担着所有责任，而科尔曼却只是自作主张地以个人身份和总统及司法部长接触。围绕反托拉斯诉讼，双方之间迥异的处理方式，埋下了二人之间的矛盾隐患。不久后，由于科尔曼已经好几年不过问公司事务，缺乏对诉讼案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总统与司法部之间的谈判也宣告失败，这进一步增加了皮埃尔对他的不满。
在诉讼案败诉后，科尔曼绝口不提自己的随意行动，而是通知皮埃尔，打算对公司上层机构实行再次改组，力图驱散败诉阴影。皮埃尔对此本来并无异议，然而，当他知道科尔曼的计划时，他顿时感觉如坐针毡。
原来，科尔曼通过改组，取消了公司总裁职位，撤换了公司执委会的部分委员，采取与先前各部门与执行委员之间的直接联系方式。不仅如此，他还硬要将根本不懂生产管理，缺乏企业经营经验的威廉·杜邦塞入领导层，这无疑引起了皮埃尔进一步的反感。
皮埃尔知道，科尔曼和威廉两人关系密切，彼此是连襟关系，而威廉又是公司前董事长亨利·杜邦的儿子，握有公司一定的股份。很显然，将威廉引入高层，是科尔曼下的一步妙棋，他希望以此来平衡皮埃尔的权力，进而形成新的三足鼎立之势。面对如此明显的意图，皮埃尔当然要寻找反击机会。
没过多久，机会真的到来了。科尔曼热衷于在纽约的发展，但政界活动却是一场全面烧钱的战争，他着手兴建公平人寿保险大厦，需要立刻筹集800万美元。正当科尔曼急于筹钱之时，皮埃尔又给他写来“请示信”，表示由于反托拉斯诉讼案的影响，导致家族内部不少年轻人萌发去意，准备集体出走另起炉灶……
一系列的变动，催促着科尔曼迅速做出决定。1914年12月，他写信给皮埃尔，表示愿意将自己手中杜邦公司49%的股份卖给公司，具体方案是将20700股普通股，以每股160美元价格卖给公司，公司再将这些股票分配给执行委员会中的年轻委员，以及所有年薪在6000美元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这样，科尔曼能在最短时间内筹集到现金，而获得了股权激励的年轻高管们，也会安心在公司管理层领导下工作。
皮埃尔拿到这封信以后，惊讶得从头到尾看了三遍，还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虽然预想到科尔曼会出售股权，但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他反而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
等冷静下来，皮埃尔意识到，这封信背后就是自己入主杜邦公司的最佳机会。想到这里，他非但没有流露出一丝丝激动，反而立刻打开财务报表，检索起公司最新的股票价格。
当时，杜邦公司普通股的行情，一般保持在每股120美元左右，最高能够达到160美元。不过，考虑到未来军火工业的整体发展，公司股票价格攀升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空间。在皮埃尔看来，科尔曼提出的200美元价格，也是可以接受的。不过，他也清楚，对与科尔曼积怨颇深的阿尔弗莱德而言，无论如何不会答应这个价格，这样，整个交易就会变成镜花水月。
“200、200……”皮埃尔喃喃自语，左手习惯性地抚摸着额头。他必须从眼前昏暗复杂的信息环境中，设计出最佳方案。毕竟，只有解决科尔曼与阿尔弗莱德之间巨大的价格分歧，他才能坐到董事长的宝座。这种轻而易举入主家族的机会，即使对他而言，一辈子恐怕也只有一次。
皮埃尔上位
科尔曼之所以想要将持有的股票出售给公司，既是为了实现政治抱负，也是因为日益不佳的身体健康状况。对此，消息敏锐的皮埃尔自然心知肚明。但他更清楚，即便数年间没有过问公司的事务，科尔曼毕竟还是科尔曼，多年积淀的商业智慧，决定了他绝不是会轻易就范的对手。更不用说，暂居自己身后的阿尔弗莱德，也一直在虎视眈眈。
面对着天赐良机，却又要顾及身前身后的对手，皮埃尔应该怎么做？他思前想后，终于拟定了收购公司的作战方案。
直到1914年12月中旬，皮埃尔还是没有正式回复科尔曼。但他却私下派出弟弟小伊雷内，向科尔曼提出以每股125美元的价格，买下其手中的股份。
从小伊雷内坐下来开始，科尔曼就知道是皮埃尔的试探，当他听到这个报价数字后，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就断然否决了。小伊雷内面带尴尬地离开了他在纽约的豪华办公室。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阿尔弗莱德的耳中，他默默地在纸上写下125这个数字，并划下重重的横线，随即用笔尖在纸面上敲击了两下。他并不清楚，这恰恰是皮埃尔希望他记住的信息。
12月23日，杜邦公司财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科尔曼出售股权的提议。
阿尔弗莱德表示，自己同意购买科尔曼的股票，他又瞟了一眼皮埃尔说，“不过，我们认为，在这个时候，每股买价高于125美元是不合理的”。
皮埃尔故意装出一副吃惊而心虚的样子，这让阿尔弗莱德很是得意。但他在会议记录上签下名字时，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话未能被完全忠实地记录，而是有意被略去了“在这个时候”。他更不知道，即将起草写给科尔曼的回复函，也不会有这句话。
12月底，皮埃尔终于写信给科尔曼：“亲爱的科尔曼：
我一直想写信告诉你关于财务委员会接受你的提议一事。遗憾的是，虽然阿尔弗莱德在你离开时还赞成该计划，但在会议中他却否决了。我想，最好还是把事情暂停一下，等我们见到面时再安排。”
与信件一起被寄过去的，还有会议记录的影印件。科尔曼果然对此中计。
1月6日，他回信说，对阿尔弗莱德的态度感到很失望，并指责阿尔弗莱德居心叵测，公报私仇。作为发泄，他甚至表示，自己要撤回对公司年轻经理人员提高待遇的建议。
皮埃尔立刻回信，表示自己正在努力平衡，一切都能够按照推进云云。当然，这些其实都是他用来拖延时间的策略。
2月10日，财务委员会再次举行会议。快要结束时，阿尔弗莱德突然想起来什么，问道：“和科尔曼围绕股权收购的谈判进展如何？”
“吹了。”皮埃尔言简意赅地回答说。
“怎么会吹？什么时候的事情？”阿尔弗莱德迷惑不解。
皮埃尔也装作一脸无辜：“就是你12月底拒绝他的价格不久啊！”
阿尔弗莱德顿时发作了：“你要知道，我并没有拒绝！只不过是价格上有分歧！我的理解是，你会转告科尔曼，我们提出每股125美元价格是最适当的价格！”
皮埃尔镇定地说：“我不是这样理解的。我认为，你明知道他接受不了这个价格而这么说，所以你其实是拒绝了他的建议。”
财务总监拉斯科布立即打起了圆场，表示自己还会努力去同科尔曼接触讨论，阿尔弗莱德耸耸肩，他意识到也只能如此。
表面上，收购的事似乎就此暂停了。但对皮埃尔来说，计划才推进到第二步。
2月17日，拉斯科布在家里迎来了不速之客——科尔曼的心腹李·登哈姆。
登哈姆开门见山地说：“科尔曼先生还是希望能出售4万股股票。这是去年年底开始他就同皮埃尔先生交流过的想法。那时，公司股票市值160美元一股，现在，至少可以卖到200元一股了吧！”
拉斯科布心领神会，他知道，这段时间，皮埃尔其实一直在设法拖延，从而进行秘密筹款。现在，用来收购股权的现金完全充裕了。
“好的，我会马上同皮埃尔先生商量并给您答复！”
第二天，在皮埃尔家中，由拉斯科布召集了秘密会议。参会者有皮埃尔的两个弟弟小伊雷内和小拉蒙，还有妹夫罗伯特·卡宾塔，家族成员小亚历克斯·杜邦和阿尔杰农·杜邦。这六个人几乎占据了公司股东中家族成员的一半，而除了老资历的阿尔杰农，其他都铁定无疑是皮埃尔的支持者。
拉斯科布环视一圈，以皮埃尔代理人的口吻说道：“先生们，科尔曼还是打算将自己拥有的股票卖掉！我建议，由各位同皮埃尔先生联合承购，吃掉科尔曼的股份，不知道大家如何看？”
阿尔杰农干咳一声，用干瘪的声音说道：“拉斯科布先生，你应该知道科尔曼的股份，最少也要值1000万美元。如果能联合收购自然好，可我们能凑到这么多钱吗？”
拉斯科布信心十足：“皮埃尔先生和我都很清楚这个问题，不过，这笔资金并非不可能筹集到！只要给我们一定的时间就行了。不然，如果被……”
拉斯科布故意没有说出阿尔弗莱德的名字，但所有人都清楚他在暗示什么：如果被科尔曼找到阿尔弗莱德谈，而阿尔弗莱德又收购了公司，那么在座所有人的地位和财富都会大为下降。
经过短暂的权衡，每个人都同意认购一定的出资，拉斯科布完成了自己的说客任务。
与此同时，皮埃尔通过摩根公司，以杜邦公司的股票为抵押，向华尔街的银行进行了贷款，凑够了自己的那份收购现金。为了保持对杜邦的控制权，避免股份过于分散。皮埃尔专门创办了杜邦证券公司（后改名为克里斯蒂安娜证券公司）进行控股。
1915年2月22日，皮埃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买下了科尔曼手中股票，包括63300股普通股，14600股优先股，总共付给1390万美元，其中现金800万美元，兑现票据590万美元。至此，皮埃尔成了杜邦公司的实际总裁，他随即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人事、任免干部。同时，他还向家族股东发出邀约，邀请他们用手中的杜邦股票，换取控股公司的股票。
对于皮埃尔的行动，阿尔弗莱德始终蒙在鼓中。他过分自信地认为，在面对科尔曼时，皮埃尔和自己起码在大方向上是一致行动的。直到2月28日，他打开报纸，看见一行清楚的大字：“杜邦公司易主！科尔曼·杜邦出让全部股票给皮埃尔·杜邦及公司其他成员！”
阿尔弗莱德无法容忍这一切，他向皮埃尔提出交涉，认为以公司的名义买下了科尔曼手中的股票，自然应当转到公司账上。但皮埃尔却对此置若罔闻。
无奈之下，阿尔弗莱德决定将矛盾公开化，以诉讼形式谋求对公司的掌控权。1915年9月，阿尔弗莱德在联邦地方法院起诉皮埃尔·杜邦，理由是渎职嫌疑，即皮埃尔通过摩根公司从华尔街的信孚银行等15家银行贷款850万美元，而在此同时，杜邦又向这些银行中的11家预托了同额资金。
在诉讼过程中，华尔街的好几位银行家都出庭作证，包括乔伊斯国际银行总裁阿尔伯特·威金、信孚银行常务董事斯瓦德·普罗沙等人。他们的证词无一例外地对皮埃尔更为有利。
1917年4月，地方法院做出判决。在公证人监督下，主审法官宣布了一个不温不火的判决：杜邦公司董事会应立即进行重新改选。
由于判决中规定，科尔曼所出售的股权表决权，在此次改选中不起作用。
从表面上看，皮埃尔和阿尔弗莱德手中所拥有的股票不相上下，但实际上，由于皮埃尔一直主导着公司大局，而四年来公司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的收益，让股东们非常满意，于是那些应该原本中立的表决权，几乎全都倾向于皮埃尔。
1917年10月10日，改选结果水落石出。皮埃尔以21.2587万股对阿尔弗莱德14.882万股，获得了无可辩驳的胜利，正式就任杜邦公司总裁。至此，兄弟对簿公堂的戏份终于大幕落下，杜邦帝国迎来了新的主人。此时，杜邦的股票已经飙升到每股900美元，是收购科尔曼股份时的4.5倍，凡是选择站在皮埃尔一边的股东，无不赚得盆满钵满。
有赢家就有输家，科尔曼试图在纽约政坛努力攀登的尝试还没有开始，就让他在经济上损失惨重，因为如果他能够等半年再出手股票，他所获得的将不是1400万美元，而是5800万美元。同样，阿尔弗莱德虽然似乎获得了道义上的胜利，但却失去了在杜邦董事会的席位，更失去了副总裁的职位。1922年，他终于搬出了尼莫尔别墅，离开了特拉华州，与艾丽西亚一同迁往佛罗里达，在那里，他会建立起另一个杜邦的旁系王朝。
当上述两位失意者开始忘记过去，选择新的生活时，始终不屈不挠的皮埃尔·杜邦，正在建立属于他一手主宰的秩序。从此之后的60年岁月中，他不仅能统治杜邦帝国，还会在幕后掌管特拉华州的经济和政治。从科尔曼精心设计的起点开始，他会进一步整合家族手中掌控的资源，创立美国最早的现代化大企业。
饮血而肥
1914年春天，即便远离欧洲，但令人震惊的消息还是沿着打字机、电报线和公路，传遍了特拉华河的两岸：奥匈帝国古老的哈布斯堡王位继承人弗朗兹·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身亡。很快，全美国人都了解到，战火在大西洋那边的大地上熊熊燃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了。
此时，皮埃尔·杜邦正在伦敦，同德、英两国的军火商讨论代理销售事宜。由于时局发生变化，他立刻通知两国军火商，原有的协定意向暂时失效。
背地里，他告诉别人，这场战争将非同小可，由于此时各国开始广泛使用坚固的防御工事、深挖的战壕和锋利的铁丝网，因此战争中会使用数量更多的烈性炸药用于攻坚。这些炸药是参战各国都无法充分供应的，对此他的家族非常愿意“提供帮助”。
一直以来，皮埃尔和他所掌管的家族企业，都在为世界战争爆发做准备，尤其倾向于支持英法两国为首的协约国。精心布局的皮埃尔知道，战争的到来一定能让杜邦公司规模扩大、蒸蒸日上，但他必须冷静面对同时存在的不利因素。
此时，美国人面对战争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认为，协约国是正义的，美国应该充分支持他们；另一部分认为，欧洲的战争只是那些腐朽国家之间的内斗，美国没有必要涉足其中。尽管皮埃尔一直试图让整个家族远离政治，但此时却难以置身事外——那些支持和平和同情德国的人，纷纷指责杜邦打算借战争机会大发横财。
从美国政府角度来看，由于美国距离欧洲战场较远，并不适宜马上陷入大陆事务的泥潭。尤其是当时美国3000多万人口中，一部分拥有德国和奥匈帝国的血统，另一部分则有英法和爱尔兰的血统，如果贸然参战，很可能引起族群对立和社会分裂，这会对原本就异常低迷的经济态势雪上加霜，因此，美国政府果断宣布保持中立。
正因如此，皮埃尔可以假装听不到舆论的批评。但他非常肯定的是，与协约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必须对秉持中立态度的美国政府保密。早在1908年政府提出反托拉斯诉讼之后，杜邦就不允许任何没有签署保密协议的政府代表进入工厂，而公司雇员也不得非经总部允许向任何人泄露公司情况。这为此时企业的保密能力做足了准备。后来，即便到1917年美国参战之后两个月，联邦政府和陆军部要求杜邦家族提供贸易详情时，也遭到了坚定的拒绝。
皮埃尔很清楚，美国政府并没有其表面上的那样“中立”。联邦政府不是慈善家，明白如果美国企业从世界战争中获益，也就意味着美国能从硝烟中坐收渔利。对此，在1913年，刚担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就不慎对民众说出了实情：“如果你们到华盛顿，去同政府联系，尽管那里的官员彬彬有礼同你们对话。但你们必然会发现，他们实际上的顾问是那些有着最大利益联系的人——大银行家、大制造商、企业巨头……他们是美国政府的主宰者。”
毫无疑问，美国的中立更多是表面的冠冕堂皇。实际上，欧战的爆发能够尽快帮助美国走出经济低谷，通过与欧洲参战各国进行贸易往来，美国的经济将能够得到迅速复苏。
对于政府的矛盾态度，皮埃尔拿捏得非常精准，并提前开始行动。1914年12月22日，英国及其盟国在杜邦公司订购了210.66万磅（约956吨）炸药。从大战爆发之后的5个多月内，杜邦公司又陆续向协约国出售了2100多万磅（约9525吨）的炸药，赚取了高额利润。而仅仅是在战争爆发前一年的1914年，杜邦公司年产量也只有840多万磅（约3810吨）。
战争进行半年后，皮埃尔从篇幅越来越长的新闻中嗅到更多金钱的味道。
他了解美国政府，知道随着情势的明朗化，白宫迟早要摘下中立的面具，加入战争中。那样，火药的需求量将会更大幅度地增加，而企业的生产能力则必然要为此做出提前准备。通过半年来的“市场试水”，皮埃尔发现，由于战争手段的更新换代，欧洲最紧缺的是TNT炸药和苦味酸炸药，这些并不是杜邦公司原有的强项，也没有大规模生产的能力。此时，为了满足新的需求，公司必须要投入巨资扩大生产规模，更换必要的新设备并改进工艺流程。这些虽然从技术上完全能够办到，但当战争结束、市场需求减少时，新增的生产能力岂不成了冗余？
皮埃尔不会冒这种险，而是打算让羊毛出在羊身上。通过老朋友摩根财团，他和英国政府方面取得了联系。皮埃尔表示，只要英国政府能够出资给杜邦公司扩大生产量，杜邦就会在战争中首先满足英国的火药需求。换而言之，这意味着订单价格不仅要包括产品的价格，还会将部分生产成本都划归到协约国名下。同时，他还要求，合同一旦签约确认，协约国就必须立即支付50%的货款，等所需火药产品一旦投产，他们就必须再支付30%的货款，产品出厂装运时，就必须立即付清全款。
这些条件如果是在平时提出的，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皮埃尔疯了。但现在，杀疯了的是欧洲各国，几千万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广袤的欧洲平原、河流、山川、城市和农村之间残酷厮杀，从班排连这样的战术单位，到具有战略力量的军团，任何一支强大的军队只要短缺了火药，就会转眼成为被屠宰的羔羊。而这，是任何一位国家领导者所无法接受的事实。
谈判在很短时间就完成了，毕竟，谁都无法预料战争的下一步走向，欧洲的诺贝尔集团因为战火延伸无法保证正常生产。为了避免在战场上捉襟见肘，英国答应了杜邦公司的条件。在得到充裕的财政支持后，皮埃尔立刻开始扩建工厂，他一口气新建了五家工厂：弗吉尼亚州的佩里曼炮厂、西门炮厂，威斯康星州的兰辛高能火药厂，宾州的塔利城火药厂以及田纳西州拉斯韦尔的老山胡桃无烟火药厂。
对于杜邦公司这种一本万利的建设，美国和当地政府自然相当欢迎。所有新建工厂与其相关的附属机构，包括生产设备制造企业、物流公司、办公建筑、员工宿舍等等，总共有3867幢建筑物。这些建筑工程项目对于当时的美国社会而言，几乎是一剂强有力的就业兴奋剂。杜邦公司从遍布全美的失业大军中，雇用了3万多名男女工人，他们以每小时1美元的工资和每小时0.1美元的加班奖金，埋头苦干在轰鸣的生产线旁。
为了确保对工人的管控，避免发生消极怠工，杜邦公司以战时名义颁布特别规章制度。他们要求工人必须能加班到一定时间，如果拒绝加班，就会被立即开除，并在个人档案中记下“反美”的污点。这样，即便离开公司，也很难有其他企业敢雇佣他们。
坐拥天时地利人和，杜邦公司在一战中攫取到史上从未获得过的利润数额。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杜邦公司在开战的第一年，收入总额就达到1.3亿美元，相比之前增长了4倍。1916年又比前一年增长了1倍，纯利润为8210万美元。1917年到1918年，收入总额为5.99亿美元，纯利润9240万美元。家族中的大股东们因此获得了可观的财富，皮埃尔每年的税后净收入高达100多万美元。即便是远离了公司核心权力圈的阿尔弗莱德，也凭借手中的股票获利丰厚，1915年，他收入高达300多万美元，1916年上半年，赚了380多万美元。在当时，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巨额财富。
水涨船高，随着公司经营的不断红火，股票价格也开始不断飙升。1914年12月时，杜邦股票不过每股120美元，一年多之后，股票上升到775美元。为了避免价格过高，杜邦公司进行了股票分割，将股票一分为二，仅仅一个月之后，新股又上升到430美元一股。
由于皮埃尔过人的预见眼光和硬朗的铁腕管理，一个奇特的现象终于在此时全然浮现：当欧洲大战正酣、美国衰退阴影笼罩之时，当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倒毙在壕沟的泥泞中，毫无尊严地死去，当一群群因为工厂破产而失业露宿街头的人忍饥挨饿，杜邦公司依然保持着自祖先传承而来的荣光，将之变得更加熠熠生辉，俨然茁壮成长于血泊之中的巨人。在这无法撼动的现实面前，甚至是杜邦家族的成员们，也开始意识到，从伊雷内建立火药厂的那天开始，世界上每一场能与“杜邦”联系起来的战争，都注定献出无数人类鲜血所浸染出的祭品，为他们带去幸福与富足。
在世界大战中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片面抨击与指责杜邦家族大发战争财，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甚至可以说，即便没有杜邦，也会有其他企业扮演这一并不光彩的角色。但是，终究没有人能回避如下事实：为了将美国直接推入战争中，他们始终不断在出钱出力，是当之无愧的重要参战策源力量。
1915年开始，美国国内数十家大财团发起组织了国家安全同盟，其中包括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美国钢铁公司、纽约爱迪生公司、铜业托拉斯，当然还包括大名鼎鼎的杜邦。这个组织的本质任务，就是推动美国政府尽快加入一战。科尔曼·杜邦是该组织的发起者，他的立场代表了杜邦的终极利益，那就是只要美国参战，跟随参战的国家就会更多，所需要的军火就会越多，杜邦公司从中获得的利润就会越大。为此，国家安全同盟不断引导舆论，企图以此迫使美国加入战争。
不久，参战借口出现了。为了打破英国的封锁，德国海军在大西洋上击沉了数艘美国商船和油轮，造成上千平民死亡。杜邦公司立即大造舆论，一批批受过专业集会训练的工人走上大街，人人手中都高举参战的牌子，表示希望政府能够马上下达命令。为了表现民意的愤慨，特尔曼又组建了童子军，到处进行宣传活动，其运营所需要的经费，全部由杜邦公司提供。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整个特拉华州被点燃了，民众群情激奋、官员口若悬河，表达着敦促华盛顿参战的决心。
在白宫，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也感受到了非同小可的压力。虽然他此时还没有下决心参战，但受到特拉华州的“民意”影响，他决定进行积极备战。随后，他下令将美国陆军分为正规军、自备军和警卫队三部分，并计划在几年内进行扩军，将军队人数由原来的2.4万人扩充到22万人。
当军队进行扩充时，军火的订单随之产生了。毫不奇怪的是，杜邦公司从陆军部和各州政府那里陆续获得了一沓沓新的军火合同，为正在扩大的美国军队提供更多优良的军火。
这种积极推动参战的姿态，引起了来自欧洲的反感。德国军方派出间谍小组，潜入了新泽西州一家位于岛上的火药仓库，炸毁了价值2000多万美元的火药。这一事情传到皮埃尔耳中，令他不寒而栗，显然，如果德国间谍渗透到特拉华州，不仅可能炸毁仓库，更可能炸毁他的办公楼和宅邸。
为了确保自己和公司的安全，皮埃尔要求安保部门加紧防守。同时，他雇用了私人侦探，对杜邦火药厂的安全昼夜保护，所有附近出入的可疑人员都需要接受严密盘查。他又想到堡垒最容易被从内部攻破，于是安排了私人侦探装扮成为求职者，进入工厂工作，防止内部出现破坏意图。
1917年，德国海军陆续炮击多艘美国商船，劫获部分商船的物资。随后，德国潜艇打破之前的协议，在美国商船的航线上埋伏，只要美国商船靠近，他们就立刻开火袭击。这进一步激怒了美国政府，白宫指示：在交战国家所在海域内的商船，有权利武装并进行反击。
看起来，这一命令距离全面参战更近了。杜邦公司欣喜不已，作为积极回应，皮埃尔马上要求所有公司所属商船全部进入备战状态。
1917年3月18日，肆意妄为的德国潜艇再次击沉了美国三艘商船，成了美国决定参战的导火索。随后，美国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事实上，白宫挑选此时参战，并不只是出于愤怒的民意，也不仅仅是由于杜邦和其他国内大财团的怂恿，更重要的是包括英国在内的协约国成员国总共欠下美国高达25亿美元的债务，而德国只有4500万美元的举债，远不能吸引美国去支持他们。
美国的参战，让皮埃尔终于安下心来。和过去的规矩一样，由于杜邦公司属于特殊行业，企业中的工人们全部免服兵役，只需要在机器旁日夜加班加点制造出最好的火药产品。当美国参战之后，杜邦就需要为美军提供更全面、更具备杀伤力的武器，包括足够安全的延时爆炸装置、掩护舰船行动的烟幕桶，以及军事工程中所需要的甘油炸药和黑色炸药等等。另外，皮埃尔还资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家查尔斯·李·李斯研究开发出毒气弹，配备给美军并随同运往欧洲。
美国参战之后，杜邦公司的军火产量达到了顶峰，年生产量达到战前的54倍。装备了先进武器的美军投入欧洲战场不久，就左右了最终的结果。1918年11月11日，同盟国与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失败宣告结束。这场战争持续了4年零3个月，参战国家达到33个。在战争中，协约国所发射出的炮弹中，有接近一半都出自杜邦公司，美国参战后所使用的炸药，也有超过半数来自杜邦。直到签署停战协议之时，这家军火企业还握有100多份来自各国军队的订单……
看起来，令人欣喜的黄金之河，将永无止境地向威尔明顿奔流不息。对此，杜邦家族的态度通过公司1918年度报告最末尾的一句话展现得淋漓尽致：“很难想象有比这更令人满意的了。”
杜邦公司从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在短短4年中，他们总共赚取了2.27亿美元的净利润，这是战前四年利润的十倍以上。在分发给股东的1.40983亿美元股息中，大部分都进入了杜邦家族成员的钱包，这些红利高达股票票面价值的4.58倍。更大范围上，美国政府也成了杜邦财富的分享者，美国参战之后，为了“从财政上支持美国参战”，国会提高了三年前确定的所得税，增加的大部分都由高收入个人和高利润公司承担。作为生产战争物资的企业巨头，杜邦成为美国政府主要的税收源头之一。到1918年，联邦政府税收的一半，都来自它和其他战争物资公司。
为了庆祝事业的蒸蒸日上，也为了“纪念”家族企业对美国所做出的贡献，皮埃尔·杜邦在这一年建造了新的豪华别墅。这座名为朗伍德的别墅，位于威尔明顿以北17英里，宾夕法尼亚的肯尼特广场附近，价值1500多万美元，占地1000多英亩。在这里，散布着精心营建的人造景观，有一流飞下的日式瀑布、鲜花点缀的池塘、有下沉式的花园，有面积6英亩的玻璃暖房，里面栽培着来自热带的奇花异草和海外珍果。
朗伍德和其他美国大庄园相比，有着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色。这里有能够容纳1200位宾客的露天剧场，舞台设备齐全，还能打造出彩色的喷泉帘幕作为舞台装饰。还有着诺尔曼式的大钟楼，带有深邃的地道，远从欧洲进口而来。
草坪前巨大的多层喷泉，夜晚时分，在彩灯照射下喷射水柱，强劲的水幕向空中迸发数百英尺，形成彩虹色的薄雾，目睹此景，聆听着一架万管大风琴的伴奏，不由让人目眩神迷，不知今夕是何夕。
阿尔弗莱德虽然不再管理杜邦火药公司，但他也从战争中获得了充分的好处。他宣传自己新成立的公司，主要目的是向满目疮痍的欧洲提供迫切的民生产品。为了突出这一点，他将自己在纽约投资建设的中央皇宫大饭店租给美国政府，作为伤病医院。与此同时，他的尼莫尔·莫以公司设立了40多个不同部门，向欧洲主要是法国出口种种民用产品，包括鞋子、化工产品、食品和汽车等等。通过这些产品出口，他也赚取到足以确保其新事业启动的财富。
光鲜亮丽的贵族事业与生活图景下，掩埋着平民的血泪。第一次世界战争总共有1000万以上的士兵战死，有2000万左右的士兵终身残疾，此外还有1300万的平民丧生。其中，有14万美国士兵丧生在异国他乡，即便幸存归国的人，也有20.4万人受伤。这些数字，意味着一个又一个支离破碎而陷入灭顶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