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我去拜访查尔斯顿的几位朋友，他们经营着一家很棒的书店。在我逗留的第一个晚上，他们问我是否读过《走出非洲》，我回答说没有。他们告诉我，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书，一定要读一读。我却不以为然，回应说自己刚写完小说《心是孤独的猎手》，现在根本没有心情读书。当时，我想当然地认为，《走出非洲》是一本关于草原狩猎的书，而我并不想读到那些仅仅为了娱乐而被猎杀的动物。整个周末，朋友们都在向我推荐这本书。星期天我准备离开时，他们悄悄把《走出非洲》放进了我的挎包，什么也没说。
返程途中，丈夫开车，我便有了闲暇时间看书。我翻开第一页：
我的非洲庄园坐落在恩戈山麓，海拔六千英尺。赤道在这片高地北部一百英里处横贯而过。白天，你会感觉自己无比高大，仿佛离太阳很近。清晨和傍晚，空气格外清新宁静；夜晚，寒意却会阵阵袭来。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造就了这里独一无二的景致。这里的一切并不奢华，却充满质朴之美。这就是非洲——从六千英尺的高地提炼出的纯粹精华。大地色调干枯，如同烧制过的陶器。树木的叶子轻盈而独特，它们的形态与欧洲树木截然不同，不是呈弓形或圆形，而是向水平方向层层伸展。几棵高大的树木孤独地挺立着，宛如高大的棕榈树。它们那高傲而浪漫的姿态，就像扬帆归来的船只。树林边缘的线条优美动人，仿佛整个树林都在微微颤动。扭曲的老荆棘树，光秃秃的枝桠点缀在广袤的草原上。不知名的蒿草散发着阵阵香气，类似麝香草或爱神木的味道。有些地方，香气浓郁得甚至会刺痛喉咙。草原上的花朵，以及原始森林藤蔓上的花朵，都显得柔弱娇艳，仿佛随时都会凋零。只有在雨季来临时，草原上才会绽放出一丛丛硕大而芬芳的百合花。站在这里，视野开阔，目之所及，都散发着伟大、自由和无与伦比的崇高气息。
我们下午早早出发，这本书中充满诗意的文字和真实的情感，让我陶醉其中。甚至天黑后，我还打开车灯，继续阅读。我一直担心这种美好和真实无法持续，但随着一页页翻下去，我越发沉浸其中。读到接近尾声时，我深信伊萨克·迪内森为非洲大陆谱写了一首壮丽的挽歌，这位杰出的作家用文字给读者带来了心灵的净化与升华。她文风的质朴和情感的高贵，让我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读过的最璀璨的书籍之一。
非洲那片广袤大地上，燃烧般炽热的荒漠、神秘的原始丛林，以及连绵起伏的山岭，悄然叩开了我对这片大陆向往的心扉。而伊萨克·迪内森笔下形形色色的角色，从灵动的动物，到当地质朴的农妇、敬业的医生、勇敢的猎狮人，更是让我对非洲的热爱愈发浓烈。因为《走出非洲》这本书，我深深迷上了伊萨克·迪内森。倘若她要骑车穿越一大片玉米地，我定会毫不犹豫地紧随其后。她书中的狗、农庄，还有“露露”，都如同我的挚友一般亲切。那些她钟爱的当地人，法什、卡曼特，以及农场里的所有人，我同样满怀喜爱。
我反复品读《走出非洲》，对它爱不释手，以至于作者在我心中成了神交已久的挚友。尽管我从未给她写过信，也未曾渴望去拜访她，但她仿佛一直就在我身边，带着她独有的内敛与沉静，以及那份让我倍感安心的深邃智慧。这本书字里行间都闪耀着她的人性光辉，在那片伟大而沧桑的非洲大陆上，她笔下的人民仿佛成了我的同胞，她描绘的风景也成了我心中的挚爱。
很自然地，我急切想阅读她的其他作品，于是，我翻开了《七个哥特传说》。与《走出非洲》的明快风格截然不同，《七个哥特传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每一篇故事都尽显精妙，营造出一种精心雕琢的艺术氛围。从她别具一格、带着古韵的文字风格中，能察觉到作者是在用一门外语进行创作。这些故事带着一种犀利的特质，如同硫黄灼烧般鲜明。每当我身体不适，或是对世界感到沮丧时，我总会翻开《走出非洲》，它总能给予我慰藉，治愈我的心灵，从未让我失望。而当我渴望超脱现实，沉浸在奇幻世界时，我会选择《七个哥特传说》或《冬天的故事》。后来，《最后的传说》也成了我的精神食粮。
大约两年前，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我是学会的一员——给我来信，告知学会已授予伊萨克·迪内森荣誉会员称号，并邀请她前来访问。得知能与她见面，我心里既期待又忐忑。伊萨克·迪内森在我心中的形象早已根深蒂固，我生怕现实中的她会打破我美好的想象。但最终，我还是决定参加晚宴。
在鸡尾酒会期间，我碰到学会主席，便鼓起勇气提出一个请求，希望晚宴时能坐在伊萨克·迪内森旁边。让我又惊又喜的是，主席说她也提出想挨着我坐，座位牌都已经按我们的意愿安排好了。主席还问我，该如何称呼她，毕竟她的全名叫卡伦·布里克森—芬内克男爵夫人。我思索片刻后说：“初次见面，我觉得叫‘布里克森’比较合适，我就这么称呼她吧。”之后，我们交流时谈到直呼其名的问题，她亲切地让我喊她谭雅——这是她的英文名。
我曾见过一张她二十岁左右时的照片，照片里的她身材健硕、活力满满，美得动人心弦，身旁伴着一只苏格兰猎鹿犬，站在非洲丛林的树荫下。但在我心中，她的形象一直模糊而美好。当真正见到她时，我发现她身形极为虚弱，尽显老态。不过，正如她自己所说，她面色红润，宛如古老教堂里摇曳的烛光，散发着柔和而温暖的光芒。看到她的脆弱模样，我的心不禁微微一颤。
晚宴上，她发表演讲，我见证了学会前所未有的一幕——演讲结束时，所有会员都起身鼓掌，向她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用餐时，她提到想见见玛丽莲·梦露。我曾见过玛丽莲几次，而阿瑟·米勒当时就坐在邻桌。于是，我告诉她，安排这次见面并非难事。能邀请到这位我心中的挚友伊萨克·迪内森，与玛丽莲·梦露和阿瑟·米勒一起到我家中共进午餐，我深感荣幸。
谭雅十分健谈，总能妙语连珠。有着迷人蓝眼睛的玛丽莲，和在场的其他人一样，像聆听传奇故事般，沉浸在谭雅那些以“很久很久以前……”开头的讲述中。谭雅聊起她的朋友贝克莱·科勒和丹尼斯·芬奇—哈顿，言语间满是热忱。她的讲述极具感染力，让听众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根本舍不得打断她，也不愿转换话题。
谭雅饮食颇为独特，只吃牡蛎，只喝香槟。午餐时，我们准备了大量牡蛎，还为食量较大的人准备了特大号蛋奶酥。阿瑟好奇地问她，是哪位医生给她制定了这样独特的食谱。她看着阿瑟，坦率地回答：“医生？医生们对我的食谱都大惊失色。其实只是因为我喜欢香槟，喜欢牡蛎，它们最对我的胃口。”稍后，她又补充道：“不过，要是牡蛎过季了，那几个月我就只能吃芦笋了，想想还挺让人失落的。”阿瑟提到蛋白质相关的话题，谭雅回应道：“这方面我一窍不通，我年纪大了，就吃自己喜欢、又适合自己的东西。”说完，她又沉浸在对非洲朋友的回忆中。
谭雅特别喜欢和非白人相处。我的管家埃达，园丁杰西和山姆，都不是白人。午餐过后，大家载歌载舞，气氛热烈非凡。埃达的朋友带来一台摄影棚用的摄影机，记录下谭雅和玛丽莲、我和阿瑟跳舞的欢乐场景，还有大家围成大圈跳舞的热闹画面。我时常回忆起这一幕，因为自那之后，我再没见过谭雅。作家之间很少写信，我们的交流虽不频繁，却真挚深厚。我生病时，她给我送来花束，还有她在昂斯塔德海岸的照片，以及她心爱的奶牛和狗儿的可爱照片。
去年，我受邀前往英格兰参加切尔滕纳姆大学庆典讲座，便给谭雅写信，询问能否在伦敦相聚。我收到克拉拉的回信，得知她不仅无法来伦敦，甚至连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都很困难。不久后，我从报纸上得知，这位无比耀眼的作家离世了。
在伦敦，塞西尔·比顿给我打来电话，说在谭雅去世前两周，他和她共度了一个下午，并邀请我去喝茶。我来到塞西尔那充满奇思妙想的屋子，起居室的墙壁镶着黑色天鹅绒，墙上挂着碧碧·贝拉尔为塞西尔绘制的大幅橙色肖像画。贝拉尔是我十分喜爱的艺术家，他已去世近十年。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仿佛看到活力依旧的谭雅，优雅地喝着香槟，代替茶水，向听众讲述着那些古老的故事，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我能想象，她一定会喜欢这里的装饰风格。
塞西尔说，谭雅去世前两周，他在丹麦。他给谭雅打电话，告知自己要去西班牙赴约。谭雅听后伤感地说：“塞西尔，看来我们再也见不到了，这让我很难过。”于是，塞西尔取消了西班牙之行。在他租车前往昂斯塔德海岸前，谭雅又打来电话：“塞西尔，我们一直是好朋友，我不想让我们的友谊以这样令人遗憾的电话告终。”塞西尔回答：“我正动身去昂斯塔德海岸，今天下午就能见到你。”谭雅和司机在房门口迎接他。塞西尔见到她，深深地鞠了一躬。他问谭雅是否饱受病痛折磨，谭雅说药物剂量充足，她已感受不到疼痛。
塞西尔给了我一些谭雅最后的照片副本，照片中的她虽已年迈，却依旧优雅，身旁是她心爱的收藏品、祖先的画像、华丽的枝形吊灯和精美的旧家具。克拉拉后来又给我写信，说谭雅被安葬在她最喜爱的山毛榉树下，就在昂斯塔德海岸的海滩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