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禁思索，自己为何会接下这个任务。对我而言，美学独创性从来不是难题。飞行本身令我着迷，但对于腌制鸟尾巴之类的事情，我毫无兴趣。在意识到自己稀里糊涂地许下承诺后，我回想起三年前在法国遭遇的类似困境。
我们抵达巴黎后不久，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前来拜访。他用法语滔滔不绝地说着，语速极快。我除了能感觉到他急切地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其余内容一概听不懂。于是，我带着一丝谦逊，说出了为数不多的法语单词之一：“可以。”这位访客紧紧握住我的手，停止了长篇大论。“啊，好的！好的！”他又来过两次，重复着这种令人困惑的交流方式。
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似乎都不足为奇。我一直没意识到自己陷入了麻烦，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来到旅馆，问我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她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小卡片递给我，我反复读了十遍，然后瘫倒在**。这是一张印刷精美的邀请函，邀请我在巴黎索邦大学法兰西剧院黎塞留厅，主讲“现代法美文学之比较”讲座，而主讲人竟然是我——卡森·麦卡勒斯。讲座就在明天晚上。我丈夫看完卡片后，开始收拾行李。
我打电话给美国大使馆的一位老朋友，他很快赶了过来。他笑得前仰后合，我则满腹牢骚，我们一起喝了几个小时的白兰地。经过一番理性的探讨，他问道：“既然你明天晚上肯定无法用法语在索邦大学做讲座，那你打算怎么办？”我看着丈夫收拾行李，想起了最近完成的一首诗。我们的朋友曾是文学评论家，他听了这首诗后，觉得可行。他用法文帮我写了一封简短的道歉信，开头是：“我很抱歉，但我不会说法语——”第二天晚上，我来到法兰西剧院黎塞留厅，朗诵了我的诗，然后坐在剧场的舞台上，努力在两位评论家用法语激烈争论两种文学的各个方面时，装出一副睿智的样子。
相比撰写《剧本是什么》，我更愿意当场朗诵一首诗。首先，当探讨一门艺术时，我怀疑那些专断的规则能蕴含多少真正的智慧；其次，在我的创作生涯中，从未获得过任何形式上的美学“官方认证”。对于散文和诗歌创作，我认为这两种文学体裁不应有固定不变的区别，因为写作本身就是一种随性的创作。我的意思是，一段文字往往会不自觉地描绘出由感官引发的想象画面、细腻的情感差异、记忆的回响或欲望的共鸣。而美学批评的作用则恰恰相反，它不应鼓励读者沉浸于无端的揣测或白日梦中，而应引导他们关注清晰的外部世界、理性的思维和有限的维度。
艺术家的职责是忠实于自己独特的想象力，并在创作过程中始终坚守。（为了表达的准确性，并与追求不同目标的职业作家区分开来，我冒着被认为教条的风险，使用了“艺术家”和“想象力”这两个词。）不幸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艺术家面临着来自商业世界的诸多压力，出版商、制片人、杂志编辑等都可能对他们的创作提出要求。出版商可能会要求某个角色不能死亡，书籍必须以积极的基调结尾；制片人可能会追求虚假的戏剧效果；朋友和旁观者也可能会给出各种建议。职业作家或许会接受这些要求，将注意力放在迎合观众上。然而，一旦富有创造力的作家坚定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就必须抵御外界舆论的干扰。这样一来，他们往往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当我们感到孤独时，会心生恐惧。而创作者还会遭受另一种特殊的恐惧——长期遭受负面批评的折磨。
艺术作品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具有可传达性。无法共享的作品价值何在？疯子眼中炽热的想象力对我们毫无用处。因此，当艺术家发现自己的作品不被接受时，很可能是因为他的想法过于孤立，无法与他人沟通。
我相信，这种沟通往往与时代紧密相连，因为很多人难以理解全新的事物。我想起詹姆斯·乔伊斯在对抗出版商、制片人，乃至国际盗版行为时，所经历的漫长而艰难的岁月。还有普鲁斯特，他在创作过程中，隐忍与信念不断起伏。有时候，伟大艺术家的作品得到认可时，已经为时过晚。爱伦·坡在有生之年，未能看到自己的想象力被他人理解。尼采在陷入疯狂之前，曾给柯西玛·瓦格纳写信，呐喊道：“哪怕这世上只有两个人懂我也好！”所有艺术家都明白，除非想象力能够被共享，否则它将毫无价值。
与此同时，任何艺术形式的发展，都离不开创作者自身的求新求变。
若创作者一味沿用约定俗成、毫无创新的手法，艺术必将走向衰落。一种艺术形式在发展初期，往往显得怪异而笨拙，毕竟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要经历这一阶段。那些因打破传统而遭受误解的创作者，或许会暗自给自己打气：“在你看来，我的作品或许稀奇古怪，但至少我的创作充满生机与活力。”
在我看来，剧场艺术堪称所有艺术媒介中最为实用主义的。通常，制片人首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个剧能在百老汇上演吗？”相比之下，剧本本身的优劣反倒成了次要因素，而且他们对任何不按常规套路创作的剧本，都心存忌惮。
《婚礼的成员》就是一个打破常规的剧本，它并非那种流于表面的作品，而是聚焦于人物内心，所有冲突都源自角色的内心世界。剧中的反派并非以具体人物形象出现，而是象征着一种人类的生存困境，以及精神层面的孤独感。
在这一点上，《婚礼的成员》与经典剧本有着紧密联系，然而在现代戏剧中，正反角色冲突往往直接在舞台上激烈呈现，观众对这种新的表达方式还不太习惯。此外，这个剧本蕴含着抽象层面的价值，它探讨了时间的意义、人类存在的风险，以及机遇的连锁反应。角色对这些抽象元素的反应，推动着剧本情节的发展。一些观众难以理解这种创作模式，觉得剧情断断续续，这其实是因为他们未能领会其中的美学理念。
这种独特的创作构思，源自创作者的直觉。每一部创意作品的诞生，都如同一场化学反应，创作者若能凭借直觉进行创作，就能让作品内在的反应自然呈现。说实话，在《婚礼的成员》逐渐成型之前，我也并未意识到它的深刻内涵，以及那些隐藏在表面之下的价值。创作过程中存在一个奇妙的现象：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逐渐揭示作品的命运，而只有当创作的化学反应充分发生时，他们才会真正认识到作品的深度。这正是我创作《婚礼的成员》时的深刻体会。
我早就料到，作为一部抒情悲喜剧，《婚礼的成员》可能会面临另一个问题。在同一情节线上，喜剧元素与悲剧元素常常同时出现，我不确定观众会作何反应。
不过，在哈罗德·克勒曼的精心指导下，伊塞尔·华特丝、茱莉·哈里斯和布汉顿·德·维尔德将各自的角色演绎得丝丝入扣，配合默契，如同一首优美的赋格曲。
部分观众质疑，像《婚礼的成员》这样反传统的作品，是否还能被称作剧本。对此，我无法给出评判。我只知道，《婚礼的成员》蕴含着一种独特的想象力，许多艺术家都能凭借真诚和热爱感受到它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