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查明乞力马扎罗山有多高。在一本书被五六次的反复重写后，一组组数字就要开始搞怪了。在抄录的信息、重抄录的信息以及无穷无尽的核对稿的重重包围下，它们开始自己和自己玩起了捉迷藏。有时它们代表一件事情，有时它们又代表另外的事情。如果你曾得过雪盲症，你将理解我的意思。
“但是，”你将回答道，“这绝算不上是个问题。在某本可靠的地理手册、百科全书或地图册中可以查明，然后再抄录。”
若这些蒙福的地理书、百科全书和地图册永远能够与任何特定事实相符合，那么问题就十分简化了，但显然它们并非如此。在我的书桌上就有大量的规范地理学书籍，它们总是令人欣慰，然而它们的可读性并不强，地理学并非要成为一门使读者非常愉快的学问。当它开始处理山脉顶部与海洋等问题时，它必为庄严的。河床与内海流域伸伸缩缩、翻来覆去。一定地区的平均温度绝不会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如此“平均”，它们反而会使不同气象站的水银柱像经济恐慌期的股市报表一样跌宕起伏，而大洋底部的上升和降落就如同傻瓜在追了一通猫后喘息不停的肚子一样。
对于一个在很多方面已丧失诚信的世界，我不想毁坏任何进步的幻想。但我从与“地理学事实”的斗争中生发了对所有深层次的关键统计数据的深深怀疑。我认为这种不幸的观点差异是我们无药可救的民族主义恶习的结果。每个小国定有借以表明其主权独立真实性的少量数据。
但这仅属细节问题。还有其他问题，我举几个例子。世界一半地区以十进制系统衡量重量与距离。另一半地区却坚持依据十二进制系统。为了正确地将米与千米换算成码与英里，若不光要求接近的话，则并非易事，世界大战中的枪械制造者们已深切地体会到了这种不适。然而，在一位称职的数学助理的帮助下（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天才），可以做到精确计算。但对于国家、山脉和河流的适宜名称又如何处理呢？它们该如何拼写？智利湾—The Gulf of Chili—Gulf of Tjili—Gulf of Tschili—Gulf of Tshi-li—自己选一个吧，我的朋友！兴都库什山—Hindu-Kush—Hindoe-Koesh—Hindu-Kutch—Hindu-Kusj—你喜欢哪一个？如果不同的主要语种至少能够在拼写俄罗斯的或中国的或日本的或西班牙的名字的适当方式上达成一致，那么事态尚不算糟糕。但在将这些奇怪的语言译成本国货时，每个主要语种皆有至少两个、有时是三个相互冲突的系统。
使这种语言冲突问题雪上加霜的是，就连每块操持本地方言的小地区现在居然也在为“祖先神圣的语言”争取充分而公平的权利，于是世界大战前原本极为单纯的欧洲地图，近来却衍生出一堆乱七八糟的语言群体，这使得阅读库克先生老旧却可靠的《洲际铁路指南》成了一种劳作，其困苦程度简直可以和商博良（1790—1832，法国埃及学家。他根据罗塞塔石碑铭于1821年第一个译解了埃及象形文字）辨识那六个埃及象形文字媲美。
我不是在努力做辩解。我要写的都写完了，但请宽恕我的些许纵深思考。当权威的百科全书和统计手册在三四页内就有三四处自相矛盾之处，那些业余人士该如何是好呢？
我想最终他将和我的做法相同。他将厌烦所有这些渊深的书卷，然后买本《世界年鉴》，他将说道：“我就依据这本书了，如果有谁因为我的‘乞力马扎罗山高达1.971万英尺’（在《大不列颠百科全到书》中为1.9321万，在《安德鲁地理》中为1.9万，《牛津最新地图册》中为1.932万，《世界年鉴》为1.971万）而欲质问我，我就让他去找出版家算账。”
我以Kilimanjaro—Kiliman'djaro—Kilimantscharo—乞力马扎罗山开始的话题就说这么多。我正在找那本不经意藏在一堆地图册后的世界年鉴，在寻找过程中我碰到了一本不久前寄给我的小册子。那是一本记述罗纳德·罗斯（1857—1932，英国医生，因发现蚊子是传播疟疾的媒介而获1902年诺贝尔奖）先生的工作与生平的小册子。其中作者以非常礼貌的言辞暗示道，罗纳德先生若非绝对必须，定会远离财富，因此我们至少应为其晚年能过上舒适生活做些什么。他的需求当然并不过分。科学家很少以美元和美分衡量自己的回报。但在为追求科研而彻底毁坏了健康的情况下，在安乐椅上过上更为舒适的生活就不过分。
我将小册子放在一旁，想起了我们的沃尔特·里德（1851—1902，美国医生和军医，他证明黄热病是由“埃及斑蚊”传播的）。我已忘记了我们热爱的祖国曾为其遗孀（某人死后，他的妻子称为某人的遗孀）做了些什么。当然我还记得这位善良的女士曾被给予“免费邮寄权”（如国会议员所享受的待遇一样）——当然还有医学联合会官员的遗孀通常会收到的抚恤金，此外还有一座以里德名字命名的医院，仅此而已。
在一种沉思的状态中，我寻找着一本关于传染病史的书。然后一个想法突然间划过我的大脑。里德和罗斯这两个人，似乎没人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为世界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比下迄低年级小孩上至语法学校的学生皆有耳闻的数百名探险者还要大。通过发现疟疾与黄热病的起因，通过找到可以避开瘟疫传染的途径，他们向我们敞开了更多新领域的大门，因此我们方能在下一个百年内获致进一步的发展。数百万蚊子杀手最终被挡住了前进的步伐，而疟蚊则被驱赶到角落里，被迫静候自己的死刑宣判了。
在这一章加上几页有关“医学对世界地理的影响”的文字并非难事。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被改造成人类的永久居住地以前，小水痘、脚气病、嗜睡症以及其他小型疾病必须被征服。但我不得不说，这些话题稍稍偏离了我自己的“领域”。我所知的太少了。但是，这两位医生的名字令我陷入深深的沉思。
世界上有太多的动**局面。当你审视地图，红色的小区域随处可见。不满情绪的爆发如囊尾蚴严重泛滥一般。人们写作了成吨的书籍，希望能诊断这种状况，并给出合适的药方。在我开始写作本书后，我才深入思考该问题。然后整个问题突然变得极为简单了，这要归功于罗斯和里德。
在地图前做白日梦实在是一种美好而有益的消遣方式。那儿坐落着罗德西亚——孤零零自成一世界。塞西·罗德斯是一个推动者。他使少数民众富裕起来。他杀了非常多的土著。他成了土匪，发动了一场小规模战争，然后输掉了。他又成了一个政治家，发动了一场庞大的战争，赢了。有许多纪念被杀害的女人和孩子的石碑，这些死者以如此图例悼念：“由塞西·罗德斯所雕刻。”可是这个我们热爱的国家却无视这些小插曲，还要以他的名字为一个广阔的省份命名。
再往南推进些，我们来到了刚果、斯坦利维尔（刚果民主共和国北部的一座城市。1883年由探险家亨利.M.斯坦立建立，1966年改称基桑加尼）和利奥波德维尔（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和最大城市。1881年由探险家亨利.M.斯坦立建立，他以他的赞助人比利时的利奥波德二世的名字命名，1926年它成为比利时属刚果的首都和该国独立起义[1960年6月]的发生地。1966年其名称改为金沙萨），这里有无数被折磨致死的土著的无名坟墓，死因不过是由于他们未完成应缴的橡胶数量或运送象牙时行动迟缓了些。
哈得逊以其名字为一个海湾命名，然后又将名字赐予了一家富饶的土地公司。该土地公司对原住民的所作所为在纪念殉难者的悲惨书卷中又书写了可怕的一章。然而我们无须远至海外，我们自己就未曾对我们的印第安人遵守过哪怕一项协定。我自己的先人在他们3年前征服的遥远的香料群岛上对那些棕色土著的所为，通常不会在荷兰的公共学校中教授，其他类似情况也是一样。南美波特马约地区所发生的事情，人们仍记忆犹新。
我们就这样肥沃了太多土地
非洲某些当权者的罪行，还有阿拉伯奴隶贩子在静静的塞内加尔森林中的劣迹，都使我们希望但丁在其地狱中为这些不同的野兽留下各自的位置。用马和狗对人的捕猎，有组织地消灭澳洲和新西兰土著，在关于这些遥远地区早期历史的著作中，上述事件很少提及。
接下来又会怎样？
我不过在重复人人已知的事情。
但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的是，大开拓时代已结束了，当今绝大多数的动**局面的产生皆由于先前的受害者们不愿继续扮演他们的角色了。
坐在高高的审判席上审判过去的错误并无用处。更为有益的方式是将我们的思想、规划与意欲收集起来，因为我们借此将有能力避免在未来再犯那些错误。看吧，像里德与罗斯这样的男男女女已为我们指明了道路。
对尚存疑问的辉煌乌托邦的感性沉思将使我们迷失方向。所谓既然我们已“掠夺”了十多个世纪、我们现在必须再花上十多个世纪来“给予”的主意是很难解决问题的。慈善与抢劫一样糟糕。慈善实际上对于接纳者与捐赠者同样不公平。将印度人从英国的残暴统治中解救出来，然后将他们毫无防卫地留给山民任意处置，这不过是另一种劫掠。
如果我们突然打包带走所有的小型铁路、廉价小汽车、飞行器，并将我们的电话棚和加油站全迁走，然后命令他们回到甘地的土布衣与周围尽是食人鳄鱼的木船之中，那么也不见得会给中国人、日本人或缅甸人带来益处。当地人已适应了迅捷的交通与信息交流生活。小孩得了白喉，他们也已习惯于找来白人大夫而不是让奶奶去找伏都教巫师了。当他们要拜访朋友，他们宁可乘坐票价五分的公共汽车，也不愿痛苦地走上10个小时。
一个已适应于货币金融的世界是不可能再回到物物交换的古老体制中了。
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这个行星已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一个整体，而且门口的时间牌上是1932年，而非公元932年或公元前32年。
然而问题的解决之道还是有的，里德和罗斯的劳作为我们展示了道路的大致方向，我们必须循着他们的足迹。因为这两个人既不“索取”亦非“给予”——他们“合作”。没有数千同道的帮助，他们永远不会取得现有的成就。如果排除了黑人、白人或黄种人的助益，他们不会扑灭疟疾和黄热的灾火。超越肤色与信条的差异，他们将其成果赐予整个人类。当哥瑟尔斯与戈加斯医生开凿巴拿马运河时（哥瑟尔斯绘制了蓝图，戈加斯为其保障人力供应，助其将图纸变为挖掘出的立方体岩石），他们未曾单单想着太平洋或大西洋，更未单单虑及美国利益，而是心里装着整个世界。当马可尼发明了他的无线电报，他未曾规定“只有意大利船在遭难时允许使用无线电”。桑给巴尔不定期的货船与最快的横渡大西洋快船都从中受益。
答案是什么
你很可能已经知道我将作何结论。
不，我并非要建议建立一个新型社会。这并不必要。问题将自行解决。两个世纪内这些问题将不复存在，因为那时人们不再为之忧虑了。
我们不再生活于一个未来将顺其自然发展的世界了。蒸汽和电力的降临使得葡萄牙和拉普兰、波士顿和汉口成了邻居，相互间不到10分钟就可以联系上。我们不再仅为自己生产物品或仅为自己的村庄种植谷物。日本可以以我们不敢奢望的低廉成本制造火柴，而阿根廷可以以极少的付出收获可供整个德国享用的小麦。
我们再不可以用白人工资的1/20来雇佣中国苦力或南非黑人，因为莫斯科有一座覆盖面积广大且以数种语言广播的电台，它将通告黑人和黄种人他们受骗了，他们被剥夺了很多应属于他们的财富。
我们不再可以如我们的父辈般肆意劫掠和偷窃，因为——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话——因为我们的良知不会让我们这样做，就算我们生下来未携带着精神指南针，人类良知的积累最终达到一定程度，开始发出其第一道光亮了，诚实和普遍庄严既为公民的私事，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国际性事务了。
不，我不想布道。我不是要向你发送一些什么“福音”。但如果你已阅读至此，我想你最好静静地坐上半个小时，然后自己做出结论。
至今为止，我们能生存于此一直好似一个偶然——好似我们不过在这个行星上生活了几年，至多几个世纪。我们表现得就像客运火车上贪婪的乘客——他们知道在下次停车之前，只有十分钟时间享受三份正餐。
渐渐地，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不仅已在此生活了很长时间，而且很明确，我们还要一直生活下去。那么急急忙忙又有何意义呢？当你迁往一个你将在那里度过余生的城镇，你开始为未来作打算。你的邻居们——包括那些屠夫、面包烘烤师傅、杂货店老板、医生以及企业主——亦将如此。如果不好好地打算，那么整个地区就会陷入绝望的无序状态，以致连一周你也住不下去。
当你想到这一点时，你觉得大部分世界与你自己的村庄相比，二者有非常大的区别吗？就算存在差异，也不过是量上而非质上的差异罢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你将说我的思想过于活跃——从乞力马扎罗山开始，取道里德和罗斯两位先生，直至地球未来的规划。
“但是，如果没有些云游四方的经历，”正如爱丽丝或许会提问的一样，“地理学又有什么用呢？”
1931年4月巴黎
1932年5月新奥尔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