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开始其征服世界的“事业”之前，由500多座岛屿组成，这些岛屿构成半环形，从北部的堪察加半岛一直延至南部的中国广东省，这段距离与欧洲北角到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中部的距离等同。这些岛屿大小不等，有的如英格兰一般大、也有的如苏格兰、曼哈顿一般大，其中有518座岛屿的居住人口超过了6000万。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日本总人口超过9000万，但其中朝鲜人占据了2000万，还有几座波利尼西亚的岛的也算在内，这几座岛屿自从世界大战结束后就一直属于日本。
然而单纯为了实用的话，记住如下名字就足够了，本州是中部的主要岛屿，北海道是北方的第二大岛，还有四国与九州，它们是位于本州正南方的两座大岛。首都是东京，人口超过200万，它位于本州中部一片肥沃的平原上。东京的海港是横滨。
第二大城市是大阪，它位于本州的南部，是日本重要的纺织工业中心。大阪北部坐落着京都（京都不过是东京的前身），它是帝国的旧时都城。此外还有一些你偶尔会在报纸上遇见的名字，包括大阪的港口神户以及位于九州岛南部的长崎——它是所有来自欧洲的轮船最方便的停泊港口。
你会经常在历史书中发现的“江户”一词，不过是东京的旧称，那时江户是幕府所在地。当幕府于1866年被推翻后，天皇从京都迁至江户，江户此时改称东京，并开始了非凡的发展历程，东京最终发展成为现代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
但所有城镇都有随时被毁灭的危险。日本群岛不过是巨大的亚洲山系的外延（日本海、较浅的黄海和中国的东海形成时间都很晚，如同北海将英国变成一个岛屿），这里是一条火山带的一部分，这条火山带从哈萨林岛延伸至荷属东印度的爪哇岛，它几乎一直处于持续的活动状态。日本的地震仪统计数据于1885年至1903年间报告了2.7485万次地震。这表明平均每年有1447次地震，或者说每天4次。当然多数地震一点也不重要。茶杯的轻微晃动，靠墙的椅子发出咔嗒一声，此外就没什么了。但当你意识到古都京都在其存在的10个世纪中竟然震动了1318次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些关于这个岛国是暴露于何等危险之下的概念了。在这1318次震动中，194次属“强烈”级别，34次是彻底“毁灭性”的。1923年9月的地震将东京几乎彻底摧毁了，在这次地震中死亡人数超过了15万，某些小岛竟被震高了两英尺，还有一些小岛沉入海中，这场地震近在咫尺，所以仍留在我们大家的记忆中。
人们经常将地震与火山运动联系起来。一些地震无疑是火山爆发的结果。但多数地震是源于板块间的突然碰撞，这些板块位于我们生活的土壤以下。当板块仅移动两三英寸，其所引起的震动不过可推倒几棵树罢了，但这种移动若发生在特定地带（其余地带会好些），就可能引发一场灾难，如1755年的里斯本地震，那次地震死亡人数是6万，或1920年的中国广州大地震，死亡人数可能高达20万。根据一个非常伟大的地震专家的保守估计，近40年来——所谓的人类“历史时期”——的所有地震已导致1300万人死亡，这无论如何都是个极其巨大的数字。
当然地震几乎在任何地区都有可能发生。就在一年前，北海海底发生了强烈地震，斯凯尔特河与莱茵河河口的岛屿上泥层的晃动足以使得挖蛤者暂时强烈不适。北海地区尚且如煎饼一般平坦，然而日本诸岛则位于一座山脊顶部，这座山脊的东面向下延至科学家至今为止所探测到的海洋底部最深处之一。它是著名的塔斯卡洛拉深渊，深度超过2.8万英尺，仅比菲律宾群岛与马里亚纳群岛间的世界纪录浅6000英尺。如此一来，日本一半以上的地震惨剧发生在东岸一带自然就不是偶然的了，这里的海岸线垂直下降达6英里。
然而，日本人不会因为这个对自身安全永恒的威胁而睡不着觉，多数生活在地震带的居民也都如此。和我们一样，他们照常种地、逗孩子玩、吃饭、看查理·卓别林的喜剧电影。长年的经历教会他们修建一种木板房屋，这种房屋冬天也许有点漏风，但当房屋在户主耳边震动时，危险可以达到最小化。当然，他们也想模仿西方，在东京修建摩天大厦，然而损失将达致数亿。但总的来说，日本对这一不可避免的地理缺陷的适应比其他国家做得都好。正如——大体上——相比西方国家而言，他们似乎成功地做到了使生活更为和谐并略做出适当的冒险。我说的并不是明信片上在樱花下品茶的日本艺妓或蝴蝶夫人的玩具花园。我不过在复述所有拜访过日本的旅行者告诉我们的事情，那时候日本还未摒弃其祖先的传统、习俗与礼仪（礼仪看起来尤为优雅），也没有试图将其岛屿转变成芝加哥与威尔克斯·巴里的郊区。不可思议的变革使旧日本向新日本转变，也对我们的安全与幸福具有非常断然的影响，且影响日益增加，所以不管你愿意与否，我们至少应该了解一点有关这个民族的事情，只要太平洋不会干涸，他们就会是我们的邻居。
日本
日本历史的起源比中国要晚得多。中国的皇历最早可上溯至公元前2637年（约为基奥普斯[埃及第四王朝第二代国王，因下令建造吉萨的大金字塔而著名]修建小金字塔的时代），但最古老的日本编年史仅可上溯至公元400年。那时现在所谓的日本民族已经存在。然而说实在的，并没有“日本民族”，因为日本人与英国人一样，是混血民族。原始土著是阿夷鲁人，他们被不断入侵的侵略者渐渐赶至遥远的北方岛屿上，这些侵略者来自中国南方、马来半岛以及中国中部、中国东北和朝鲜。日本的原始文明实际上是中国文明的延续，日本人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从中国学来的。
当日本学习中国的范例，自身皈依佛教时，中日关系更加亲密了。但当新的信条取代旧有信条时，新信条至少要受到旧信条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是所有传教士都被迫要学的一课，不管他要传播的是基督教还是佛教。
公元6世纪，第一批佛教徒到达日本，他们发现日本人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宗教信仰体系，这种信仰可以说是土生土长，极其适宜地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它叫神道教，“神道”一词相当于“神圣的通道”。它认为世界是一些不可毁灭的力量的联合，它教导我们要为对每一种力量的利用负责，因为不管结果多么无意义，结果都将永不会改变。日本现代的正统信仰是佛教与神道教的一种结合。它普遍将极大的压力置于一个人对社会所负的责任上。和英国人一样，日本人实质上也是岛民（作为一个岛民，生活必需品总是短缺），他们有一个非常真诚而坚定的信念，即自己对祖国所应负的责任要尽到。神道教也将压力置于对祖先的尊敬上，但这种尊敬从未达到一种如中国那样的程度。
直到很晚，中国与日本的文明才开始出现巨大分裂，分裂的发生时间不会早于16世纪下半叶，那是在经历了一段各自独立的军阀间无穷的争吵与战斗之后的结果，这些军阀对天皇的无视甚于神圣罗马帝国的骑士，最终政府落入了一个强有力的男人手中。
800年前，在遥远的欧洲，古法兰克国王被其家奴赶至修道院中，这些家奴统治了该王国。因为这些人的治理比他们所取代的那个国王还要优秀，所以没人反对他们。日本人已忍受了近乎4个世纪的内战，他们才不管是谁来统治呢，只要他们获得和平就好。因此他们未曾反对或抵抗继任统治者。帝国宫廷的最高军官、有钱有势的德川家族的领袖就这样成为了国家的独裁者。这个日本大管家最终赋予天皇一种神性，即所有日本人的精神之父，但这种精神保护极为遥远，因为他必须永远保持不能让多数臣民见到自己。
这种安排持续了将近整整2个世纪。幕府将军（即这些独裁者的名号，它相当于我们的“总司令”）在东京行政，而天皇则在京都寂寞宫殿的昂贵的屏风后面消磨时光。正是在幕府时代，日本实行了严格的封建制度，这种制度对国民性格影响深远，即便在工业化已进行了近80年的今天，日本人骨子里仍是封建主义者，他们看待生活问题的角度都与其欧洲与美国的竞争者不同。完善这种安排的细节花费了许多时间，但1600年以后日本社会确实分为三个不同的群体。最高等级由大名组成，他们是封建贵族的成员，大地主。第二等级由武士组成，相当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其余民众组成第三等级，即平民阶层。
这种制度并不理想，但历史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多数国民从未对任何政治理论感兴趣过。所有老百姓要问的是：“这种制度能运转起来吗？它会带给我和平安宁吗？它会保证我通过自己的劳作与额前的汗水得到的收获，不经过法律程序就没人能从我这里抢走吗？”
这个制度确实运转了两个多世纪。大名作为国家领导者得到了国民的承认。天皇被视作国家的精神领袖而被崇拜。大名与天皇被迫肩负起极为严格的“贵族责任”，要么按照国民的期待行事，要么就被礼貌地请求在一个极为庄严的切腹仪式上取出自己的肠子。所有臣民在各自的分内和岗位上劳作。
早在那时，该国就略显拥挤了。人们经常被迫以极少的口粮为生。但他们一直都非常崇尚严肃与节俭，他们的要求并不太多。自然看来是一个忠实的朋友。黑潮（即蓝盐流，我们湾流的表兄）源自荷属东印度正南方的赤道地区，它流经菲律宾群岛，然后穿越太平洋，将其祝福赐予美国西海岸，给美国带来稳定的气候。日本东海岸远处有一股狭窄的冷水带，这股冷水使日本无法享受到如加利福尼亚一般适中的气温，但即便如此，这还要比中国的大陆性气候好多了。
因此，日本的一切看起来都得益于这些岛屿正常而合理的发展，那时一个葡萄牙航海家门德斯·品脱在海上迷了路，他来到了日本群岛，从而扰乱了日本历史的整个未来走向。因为葡萄牙人不仅与这个遥远的国度进行贸易往来，而且也将其启蒙的祝福赐予日本的信仰体系。
首先，除非所有编年史一致同意在这一点上撒谎，否则我们就得承认，总部设于印度的果阿（印度西南的前葡萄牙殖民地[1510—1961]，在马拉巴尔海岸）及中国广州附近的澳门的基督教传教士们，受到了隆重的礼遇，他们被给予每一次机会阐释自己的信仰比在日本人中间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信仰好在哪里。他们传播福音，聚集了不少信徒。属于另一个教会的其他传教士来自附近西班牙统治的菲律宾群岛，他们也受到了欢迎，但当幕府将军发现（所有土著王族总是不能早些发现这一切）这些圣徒总是伴随着装备火枪、携带奇怪的火筒的不怎么圣洁的人一起入境时，他们就开始感觉不自在了，而且那些火筒所发射的沉重铅炮可同时射中三名普通日本士兵。
只是在最近50年中，我们才开始理解日本人对那时所发生的极其惨痛的事件的观点。这些事件给日本人带来了残忍冷血的名声，但这种残忍与我们从其他渠道所获知的关于他们的信息略有不同。幕府做出针对传教士的闭关锁国决定并非是对西方人突生恶感的结果。其原因是恐惧，恐惧整个国家被宗教冲突搞得四分五裂，恐惧其丰富资源被这些船长掠走，这些船长是一些将传播和平与祝福的使者带至日本海岸的商人，正是这些商人，临走时要带走大批返程货物，却未曾付过钱。
旧日本
耶稣会会士的影响在距葡萄牙在中国的殖民地最近的九州岛最为强大。起初神父们谦恭地谈及“和平王子”。一旦他们获得了岛上的土地，他们就立刻开始毁坏日本寺庙，粉碎日本神像，在枪口的威胁下迫使数千名农民和贵族接受十字架。
然后日本的强者看到了这一切，他意识到了将会有什么不可避免的结果发生。“这些海盗，”他于是宣布，“来到这里宣传美德，但在他们美德的掩盖下不过是要颠覆我们的帝国。”
1587年7月25日，即第一位日本大使向教皇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国王表达敬意后的第五年，所有基督教牧师被日本驱逐出境。商人像从前一样被允许进入日本，但要在政府监督之下。葡萄牙的耶稣会离境了。这里立即被西班牙的圣芳济修会会士及来自附近菲律宾的道明会修士（由圣道明于1216年建立的托钵修会的成员）占据。他们伪装成特使来到江户。他们的把戏被戳穿了。然而，他们受到礼遇，但被告知不准传教。他们违背规定，在江户建了一所教堂，开始为各个地区的人洗礼。然后他们又在大阪建了一所教堂。接下来他们在长崎私占了一所原属耶稣会的教堂。此后他们转向对其敌手即耶稣会会士的公然对抗，指控他们向日本人传播福音的方式过于温和了。简短地说，在专业宗教狂热者的意识中，耶稣会会士在判断上的每一项错误都是一种犯罪。当他们最终被政府驱逐出境后，他们返回的速度与他们被驱逐的速度一样快。在数年无用的警告后，至今已对这些不受欢迎的传教士们表现出最大限度的耐心与隐忍的日本人得出了结论，即除了采取暴力措施，别无他法。
为了不再看到在400年前已给自己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内战再度发生，他们向所有的外国人主动关上了国门；无视此法令的传教士都要被处死。
在阴暗的一个半世纪中，日本在世界上保持自我孤立的状态。几乎是这样，但并不完全是。一扇小窗仍旧开着，大量日本的黄金通过这扇小窗流入西方，至少有少量西方科学也通过小窗进入了这个奇怪的国家的内地。在从日本获取商业利益上，荷属东印度公司曾为葡萄牙的敌手。但荷兰人是纯粹而单纯的商人，对其他民族的精神世界不感兴趣。英国人同样如此。这两个国家在相当长时间内本应都是赢家。但英国这一次干得太糟了，结果输掉。在最后一批葡萄牙外交官被日本处决——这是一次不可宽恕的官方谋杀——之后，荷兰人先前的许多特权也被剥夺。但只要他们在日本的投资每年能获得几乎80%的收益，那就继续进行贸易活动。他们被迫定居于德斯玛这座小岛上，它是一块方形岩石，300码长，80码宽，位于长崎港中，这块地太小还不足以供荷兰人遛狗之用。这些狗陪着荷兰人，以免他们孤单。他们不允许将妻子带来，也不允许涉足内陆。
新日本
他们必须得忍耐（这可不是他们的民族性），因为对日本官方数百条规定中任意一条哪怕是最轻微的违反，也会立即遭致报复。一天东印度公司决定修建一座新仓库。依照篆刻日期的习惯，日期要刷写于仓库正面，并以A.D.或Anno Domini为通常前缀。该缩写直接参照了基督徒观念中的上帝，但日本人看待基督徒就像我们看待来自苏联的布尔什维克煽动者一样，于是大名下令不仅要除掉这些侵犯性的字母，而且要拆掉整个建筑，推倒后也要砸得粉碎，并警告荷兰人别忘了驱逐葡萄牙人的可怕布告，那张布告以如下文字结束：
“只要太阳温暖着世界，就不允许基督徒登陆日本，晓谕全世界：就算是菲利普国王本人甚至基督教的上帝违背了该法令，也要付出掉脑袋的代价。”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们似乎将该教训铭记于心，因为荷兰人将德斯玛岛控制了217年。在这217年中，日本的金银处于稳定的消耗状态中，因为荷兰人都是现金交易者，无论日本从海外定购了什么，都得交货付款。
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欧洲偶尔会得到一点来自太平洋的隐士们的消息。这些故事表明帝国的现状很难让他们满足。日本很快成了反面教材，没有国家敢于如此自给自足。最后日本年青一代也开始渐渐难以驾驭了。他们听说了关于西欧美妙的科学的模糊传说。他们通过德斯玛岛引进科学与医学的著作。他们说着奇怪的荷兰语，知道了世界多数地区正以惊人的速度进步，然而只剩日本仍停滞不前。
然后荷兰国王于1847年将满满一箱科学著作作为礼品送给江户的朝廷，其中包括一张世界地图，它警告着日本人不要继续愚蠢地孤立下去了。这一次其与中国、欧洲及美洲的商业联系突飞猛进。从旧金山至广州的轮船有时会在日本沿海搁浅，水手们没有领事或外交的保护，惊恐万分。在1849年，一个美国好战的船长威胁道，若不将18名美国海员立刻释放，就炮轰长崎。荷兰国王也以枪口警告其日本同事，若继续此政策，只会导致灾难。这些来自海牙的信件都说明了现在整个世界已经是什么样子了。日本迟早都得向西方商贸敞开国门，如果拒绝和平开放，就得被迫在武力下进行。
俄罗斯正一点点向阿拉斯加海岸推进，它也在慢慢计划着增强对西太平洋的控制力。唯一一个在行动中不会被怀疑有领土野心的国家就是美国。在1853年，海军少将佩里（1794—1858，美国海军军官，1854年他打开了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外交和商贸关系）率领四艘战舰和560名战士进入日本一片海湾。首次拜访引发了日本从未有过的惊慌。天皇郑重地向上天乞援，而佩里刚走（他仅仅停留十天，并将总统的一封信交给天皇），天皇就要求荷兰人装备一艘军舰，炮台配备了守军，也添了不少旧式葡萄牙步枪，一切准备就绪，以防备这些蒸汽驱动的怪物第二次东来拜访。
全国民众分为两派。多数人支持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孤立，但其他人赞同对外开放。幕府将军属于后者，他因此丧失了很多权力，并被谴责为“洋人的朋友”，但最终是天皇从佩里著名的拜访中获益最大。
幕府阶层作为绝对化的封建政治体制的无可争议的领导层，早就过了它的有效期了，其中这些大名与武士仍坚持剑不离身，仿佛他们是生活在1653年而非1853年似的，他们实际上仍在忙于镇压国内战争这桩光荣的任务。到了应该进行全面改革的时候了。
这次事件纯属偶然发生，凑巧那时国家的名义领袖天皇也是个具有非凡才能与高等智商的年轻人。他劝说幕府将军隐退，并再度掌握了统治大权。他听从了别人的劝说，即进一步的孤立意味着自杀，现在他像排外事件发生前一样热情欢迎所有的外国人。明治时代，或者说他所开创的启蒙时代，将日本从16世纪的封建国家转变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国。
如果要问这样一种情感上的巨大变迁，对人来说是否就是件美好的事情，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工厂、大型军队、强大海军、煤矿或铁路建设也许会为我们的幸福服务，也许不会，我不知道。有人赞同，有人反对。它在极大程度上将永远取决于讨论中的每个人。10年前的俄罗斯人诅咒自己的灵魂，热爱圣像。如今他们将圣像焚毁于厨房的火炉中，灵魂犯下罪孽的同时也伴随了对精疲力竭的引擎排气管的极度满足。
我个人相信这样的发展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发展本身无所谓好坏，因为它们是必然的，且部分发展是我们希望免于饥饿或经济恐慌而进行的。机器作为这场变革的双亲，同时也毁坏了大量美好的事物，这一点没人反对。葛饰北斋和喜多川歌麿的浮世绘中的日本远比日本标准煤油和东京煤气工厂来得有趣。但葛饰北斋和喜多川歌麿浮世山水中的世界已经不见了，东京的家庭主妇喜欢用煤气而非缓缓燃烧的木炭做饭，这就是答案。
富士山是一座古老的白发火山，它自从1707年后就一言不发了，早先小孩要将花朵供奉于此山旁的神社中。寺庙公园中的圣鹿被粗鲁的旅游团随处乱扔的锡罐伤了脚。
然而富士山懂得——某一天，这一切都将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