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人牛后，何若反躬以求
中国文章有“语录”一体（此说实有语病，因“语录”是口说的记录，并非专门的创作，这里不过姑且一说而已）。好的语录，着墨不多，点到即止，而精深透辟；读者若细心体会，受用无穷。叶龙教授整理出来的钱穆《讲学札记》，即属此类。若我们把中国学问视作一座千峰万壑的大山，胜境迭出，而云深路险，则这本薄书就好比关键处竖立的一块路标，提供游人急需的指示。
此书是叶教授早年就读香港新亚书院时所做的课堂笔记，内容广泛，涉及思想、历史、文学，涵盖过去人所云义理、考据、辞章，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跨学科。钱穆先生通而治之，并不偏废。因他认为，中国学术传统的精神在“通”，不以专家自限。然他对各种学科也并非平均用力，而是以义理为主，考据、辞章皆围绕义理展开。书的开篇即提醒读者：讲义理不能离开考据——但接下来又说：要明白“学而时习之”的“学”字，须“读通全本《论语》才能找到答案”；要了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应“读通《老子》五千言才能明白”，而这都是单纯的考据无能为力者。这令我们想起今日有人热衷用统计关键词的办法来治思想史，虽非毫无所见，到底也只能聊备一格，终非康庄大道。同样，不明辞章，也不能通达义理。钱穆注意到，“清人重考据，故能注释古书，惟注不好《庄子》”，盖因《庄子》“含有高度文学技巧”之故。这些都是见道之言。
在义理方面，钱穆也反对暖暖姝姝拘守一先生之言：在儒学内部，他不满于各种门户之争，反对道统一脉单传之说；在儒学之外，他对诸家的精彩处也能击节称赏。事实上，儒学虽是钱氏学问的主干，但他最关注的乃是中国文化的全部传统。我们或可从一个看似无关的话题中看出这种关怀之深细。钱穆曾花很大力气研究中国上古农业，提出中国最早的农作物是黍与稷，而非稻与麦。黍、稷都是耐旱的高地作物，主要在山上耕作，并不依靠水利工程。这初看只是非常冷僻专业的话题，实际却有深意存焉。我想，其针对的应是国际汉学界曾风靡一时的魏特夫学说。魏氏认为，中国上古时代因要修筑大型水利工程，必须组织管理众多人力，而导致“东方专制主义”的发生。但假如中国早期农业根本无须大型的水利设施，魏说岂非不攻自破？这是一个绝好的例子，表明钱先生是怎样把大关怀和小考据连成一体的。
这个例子也表明，要理解钱穆的学术，必须将其放在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面临的基本危机中。他曾经说过，自己一生都在回答一个从幼年起就困扰他的问题：中国文化是否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今后除了追随西人，亦步亦趋，是否还有自己的道路可走？他在上古农耕形态中也看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国文化不是“西方人所谓在摇篮中孕育出来的文化，亦非如埃及、巴比伦一般在暖房中培育出来的花”，而是“在山地上经过日晒雨淋”的结果。它“并非花，而是松柏；即使是花，也是梅菊之类”。
正是在这一自信的基础上，钱先生揭出了汇通中西学术的理想。然他所谓汇通中西，绝非中西文化之搅拌，而有一立足点。钱先生说：“吾人为学，如欲汇通中西，实无急切之法。其唯一之法，厥为先读通中国书，则读西方书，始能真了解，真汇通。”寥寥数字，字字珠玑，道破中国近百年文化困局症结之核心。文化必经累递传承而来，否则即无文化可讲。20世纪以来，国人欲通过迅速西化的方式与西人平起平坐，故只知一味趋循，不辨南北，结果都成邯郸学步，反失其故。时至今日，不但提不出自己的结论，抑亦提不出自己的问题，四千年历史，十三亿人民，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几等于零。这是因为我们学习人家不够，还是自己根柢不足？按钱先生的提示，答案似乎同时在这两者之中：自身积攒不厚，学人家也只能浅尝辄止。然则我们不妨先不急着去超英赶美，而是把自己家藏的几卷旧书读通再说。可是“读通”二字又谈何容易！故听听先行者的指点，脚力健者固可寻幽探奇，资质平平者也能少走弯路，不失为一种聪明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