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江先生在抗日战争时写过一篇小文章：“友人皮黄老伶工某，一日收徒，微笑对我说：‘这是为祖师爷传道。’着一‘道’字，好不动人，好不庄严伟大。”再一段就讲这个“道”：“不论在何种文字里看见‘道’字，给我单纯的第一感是条浩浩****的大路，路是长的，展至地平线，路上走着人。”虽然“必有人说：戏子也来说‘道’，姑算是‘道’，终竟‘小道’耳”，但太史公就说：“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故黄宗江也骄傲地称：“吾业神圣。”文章结尾处说：
无论如何，一个人对自己职业或事业的虔诚是值得敬许的。心中默念那老者之言——
“这是为祖师爷传道。”
真是庄严伟大！
把“庄严伟大”挂在嘴边，是彼时小年轻口气，今天即便高中生也会显出淡漠神态，因今人多不信世上有“庄严伟大”存在也。
“道”在中国是个标准的“大词”。凡事一经提入“道”的境界，就很可使人闭嘴。不过，古人也认为道可大可小。《论语》里记有子夏的话：“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然而这是对士君子而言，子夏到底承认小道有可取处，对农、工、医、卜的长处也能欣赏。故下文又说：“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把君子学道和百工居肆并提，虽有高下，途径则一。《庄子》庖丁的故事大有名，讲的是解牛亦可见道。庖丁自述其心得说：“臣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接下来讲了一通“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话，听来神乎其神，细看不出常理：“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且庖丁技艺虽神，每欲解牛，仍是“怵然为戒”，不敢掉以轻心。
庄子认为道“无乎不在”，从蝼蚁到稊稗，甚至“屎溺”，故不刻意区分道的大小。杀牛比百工之事还小，而庄子似许其所得为大道。庖丁解牛，一是深入了解所做之事的“理”和“固然”，二是时刻小心审慎。可知技虽可进于道，也不是任何杀猪宰羊的都能上路，庄子说须“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要求太高。但一般人至少可以专注一事，由用心到用神，渐入佳境。黄宗江笔下那条“浩浩****的大路”，只要愿意，人人可走。《中庸》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圣人”和“愚夫愚妇”的进境或有差异，走的都是这条道。我辈凡人，正不必妄自菲薄，看自己太过轻贱。
类似的意思西人也有。法国史家马克·布洛赫称其名著《历史学家的技艺》“只不过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的工作手册，是一位技工的笔记本，他长年摆弄直尺和水准仪，但绝不至于把自己想象成数学家”。美国学者娜塔莉·戴维斯也说，历史学家“得成为精妙的手艺人”。这不仅是谦虚。比起机器大生产，学术研究确实更近手工艺。学者面对他的材料，好比工匠面对一块巨石，要听它讲话，就要跟它交流，用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帮助它成为它想成的那个样子。这里既有冷静的理性，也有克制的温情，且须经年累月，没点对自己行当的热爱和神圣感不行。我说是“有点”，不要太多，多了，随时像在演戏；也不能没有，否则日子没有光泽——要那种与日常有点距离而又不太远的神圣感，则进可精益求精，退可有为有守，是内在充裕的状态。
今天中国人对技术很看重，甚至崇拜，但又把“技”和“道”打成两橛，寻常做事与君子教养分途而进，不但普通人把职业当作饭碗，过去看成“士君子”者对自己事业也无敬重，彼此相蒙，得过且过，不论是工业产品还是学术成绩，皆以价廉质劣著称。而另一方面，在混日子之外，我们也确实想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于是常造出各种以“大”和“多”取胜的“吉尼斯纪录”，想要得到人家的认可，他们不给，我们便不高兴。可是，真正的尊严本非外铄而来，剥夺我们尊严的只能是我们自己。与其忙着向世界证明“崛起”，不妨安安静静过好自己的日子，做好个人的分内事，则小道可观，进为大道，自然“充实而有光辉”，又何须强求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