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北部额济纳河流域，古代泛称“居延”或“弱水流沙”，绵延三百公里，遍地沙碛，气候极其干旱。由于东西两侧巴丹吉林沙漠和北山山脉的天然遮挡，使额河两岸成了我国西部的一条重要的南北通道。其下游和居延海一带，远控大漠，近屏河西，东西襟带黄河、天山，而且水草丰美，宜于农牧，在汉代，乃是中央王朝与匈奴领主激烈争夺之地。史书记载，西汉武帝时，在这里曾大规模修筑军事设施，进行屯戍，频繁活动一直延续两个世纪之久。居延至今仍保存着当时的大量城鄣、烽塞等遗迹。1930~1931年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曾在这个地区作过试掘，发现汉代木简1万多枚[参见陈梦家《汉简考叙》，《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解放后，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蓬勃发展，居延考古也揭开了新的一页。特别是**以来，1972~1976年，在国家文物局、甘肃省文化局的关怀、领导和额济纳旗党政军民的大力协助下，由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和人民解放军驻地部队等单位组成的居延考古队，对居延汉代遗址进行初步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考古队按照第一步计划，完成了下列工作：1.1972年秋，沿额河南起金塔双城子、北至居延海的踏察；2. 1973~1974年夏秋季，对破城子等三处遗址的试掘；3.1976年夏秋在布肯托尼以北地区的调查。
本文仅就破城子等三处遗址的试掘先作一简要介绍。由于全部材料正在整理中，文内关于遗址建筑和简册文物的情况，或有错误和不足之处，应以日后发表的正式报告为准。
一
试掘重点是三处不同类别而面积较小的遗址：北部地区的甲渠候官（在破城子，发掘代号EP ）、甲渠塞第四健（EPS4）和南部的肩水金关（EJ）（图一），总掘面积4500平方米。夏季戈壁的气温经常超过40℃，地面热到60℃以上，特别是无休止的风暴和流沙，不断地扰乱、掩没甚至破坏发掘现场，工作是艰巨、复杂的，发掘常常被迫中断或重复。
甲渠候官遗址（EP ）俗名破城子，位于额济纳旗南24公里，纳林、伊肯河之间的戈壁滩上，为居延都尉西部防线甲渠塞之长—甲渠候的官衙[据居延简，居延都尉的防线包括殄北、居延、甲渠、卅井四个塞。塞的上下系统是：都尉（比二千石，驻地称府）——塞（候，比六百石，驻地称官或鄣）——部（候长，乡级，驻大烽火台）——燧（燧长，驻小烽台）。上注陈文推测居延都尉府亦在甲渠候官是错误的。]。发掘前，遗址大半为砂砾掩没。此处往西300米，南北一线布有烽台和双重塞墙遗迹。
1931年初，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将此地编号A8，掘了4个地点（图二），出汉简5000余枚。这次试掘了鄣和坞、烽台、坞东灰堆三部分，基本包括那时掘过的地点，而面积比那时大得多。共开探方60个。
一、鄣、坞部分（T1~44，48，49，61，65，68 ），即候官，为一构筑坚固的军事性小城（图三）。
鄣（T61），是一座土坯方堡，基方23.3、厚4~4.5米，墙残高4.6米，收分明显。砌法是内壁纵五六层再横二、三层，外壁三层夹一层芨芨草。鄣内堆积近顶，下层西侧的二间房屋（F18，19）毁于大火，其地面略低于鄣院，门（已毁）应在东墙的踏步处，高出地面0.7~0.9米。上层（在房屋基地上1米）垫土一层另筑小屋（F18.1），为晚期所建。附近发现柴草、烧灰和13枚残简。早期鄣门在东南角，已毁，被土坯堵死，另在门顶开一豁口，内外用夯土和土坯建成斜坡，以便上下出入。鄣门内西侧有登鄣顶的早期阶梯马道，也被垫土和斜坡覆盖，上部残，共约13~15级。其尽头处的鄣顶部较宽阔，南侧鄣墙下发现烧毁坠落的木柱、斗等，推知该处原有一木构建筑。鄣顶东北角外沿残存窄土楞，似为女墙。鄣门内东侧下层储存一堆垒叠整齐的河卵石，可能是应急时当武器用的[居延遗址和简文多见“羊头石”字样；《汉书·晁错传》“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注：“服虔曰：蔺石，可投人石也”；《后汉书·坚镡传》注：“墨子曰：备城者，积石百枚，重十钧以上者”；《左传》襄公十年疏：“服虔曰：兵法，守城用垒石，以击攻者”，都是防备攻城的石块。]。
坞，北连鄣墙，方47.5× 45.5米。夯土墙厚1.8~2、残高4.9米左右，稍有收分，曾用土坯修补过。墙面抹草泥白灰，有的地方达14层之多。坞门被焚毁，残存排叉柱、地栿和门枢的臼窠，门外有一曲壁，入口处已残，很像瓮城的形制。坞四周3米以内的地面，埋设四排尖木桩，完整者高33、间距70厘米左右，三角形排列，此即史书和汉简所谓的“虎落”、“彊落”[见《汉书·晁错传》：“中周虎落”。简文日曰“彊落”，见简EPT59:15等。]。虎落上部堆积中，出土且形木器多件，据出土现象和特征分析，或许就是简文里常见的“转射”或“深目”，是嵌在坞顶女墙（或堞堆）上的一种射击、观察装置。坞内编号的房屋共37间，均夯土墙，草泥地面。因残毁严重，有的门道已无法判明。坞内西侧的一组房屋（F13~17）下有台基，高0.9米，台下叠压早期建筑痕迹，应是晚期重建。其中最大的一间（F16）有火墙，根据屋内外所出“塞上烽火品约”、“相利善剑刀”、“甲渠候请罪”和建武初年弹劾违法士吏的《劾状》等简册，可认为是晚期的甲渠候住室（早期居住鄣内）。坞内东侧一组房屋（F20，21~31）为堵死鄣门以后修建，包括吏卒住室、灶屋（F26）和文书档案室（F22 ），后者不足6平方米，室内发现近900枚木简，从中已理出王莽天凤到建武初年约40余册完整或基本完整的文书简册。其他房屋多为早期所建。坞东北角的F32原为一畜圈，其东侧的石块和垫土处，可能是登坞顶的马道残基，废弃后堆满杂物垃圾。此处即1931年的第Ⅱ地点，被扰乱。F1可能是守门卒的住处，曾经多次修葺。F34是晚期改建的。
在鄣和坞内出土木简3434枚，大多数集中在坞的北部，其中昭、宣时期的简，数量极少。
二、烽台（T60）在坞南50米，原为一圆形灰土丘。1931年，此处被掘过，曾认为无建筑遗迹。夯土台方形，残高0.7、基方4.8 × 5米。此台不在烽燧线上，应属候官的专职了望哨。附近有积薪（备燃的柴堆）、桔槔（信号旗杆）遗迹和烧灰，没有发现木简。
三、坞东灰堆（T50~59）距坞门30余米。在70×40米的范围内，分布许多杂含柴草、粪便、废弃物和烧灰、沙砾的堆积。灰堆范围内共开探方10个。8个在北灰区。此区北、东、南部出土的简主要是昭、宣帝时期的。西北部以元、成帝时期的较多，西部则以王莽时期为主，且多在上层。此外，在西南部底层发现3段早期的土坯墙基。南灰区北部开探方2个（T50、51），没有发现建筑物，木简绝大多数是元、成帝时期的。坞东灰堆共出简3222枚，实物739件。
甲渠候官试掘出土的简牍，已编号的6865枚，尚未编号的近1000枚。实物总计881件，重要的有弓、箭铜簇、转射、铁甲、辘轳、货币（五铢、大泉五十等）、铁农具和工具及其木芯，网坠、猎具、仓印、木柱斗和窗、木板画竹笛等。
据遗址和出土简册的综合分析，候官的创建至迟不晚于武帝末年。昭、宣时期，屯戍活动兴盛，曾大量建筑鄣塞，“用徒积四万四千”（EPT56:185），可能在此时已奠定了现存的规模。鄣的焚毁，约在王莽末年，后来改作供了望、燃烽的处所。连续的屯戍活动，到东汉建武八年（32年）后半年停止。此后仅有零星活动，特别是在东汉章、和帝时期。
甲渠塞第四烽遗址（EPS4）
第四烽位于甲渠候官南5.3公里、伊肯河西岸蒙名保都格的地方，与候官相隔3座烽台。1930~1931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曾编号为P1，并出简一枚。
这次试掘分两处进行，西区即烽台和坞，东区为一21×16米的灰堆，开探方二个（T1、2）。
烽台较大，现残高3.4米，方形，夯土筑，基础7.7×8米。西南角有一灶膛，上方发现烟囱，可能是发布信号升“烟”的装置。台南有坞，东西长21、南北最宽15.2米，被隔墙分成东西两个院落。西坞建筑较早，墙残高0.7、最厚处2.35米，下层清出二间房屋（F1、2）。门道很窄，当门一堵护墙。这一部分很像敦煌西部的大烽燧[见斯坦因《中国沙漠考古记》（ Ruins of Desrt Cathay . Personal Narraive of Explorations in Ca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第二册145页。]。东坞是后来增建的，残壁高约1.15，厚1.1米。有三间房屋（F3~5 ），门向东。坞外三面也发现残毁的木转射和虎落尖桩，桩距比甲渠候官大30厘米（图四）。
此处试掘共出木简195枚，实物105件。坞中未出简，下层堆积中有网坠、箭簇、木梳和砺石等，上层坞院主要是烽火燃后的烧灰层，出土两枚类似封检器物。坞东的堆积层，主要是长期燔烧积薪余烬形成的。含草楷、树枝和马粪的灰堆中，木简较多，但大多残断，重要的简有诏书、囚律、爰书、历书和有关天文的内容。重要实物有苣、转射、猎具和铁具木芯。
这里的封检、簿检、文书中，多有第四燧、第四候长某某治所、候长某某的简，其他燧名简较少，证实此地原名第四燧，即甲渠塞中段由南而北按数序命名的一列烽台的第四座，同时又是第四部候长的治所。因试掘面积较小，获简不多，最早的纪年简为昭帝始元三年（前84年），止于更始三年（25年），还难于对遗址历史作出确切结论。不过，据甲渠候官出土的“请罪册”说：“虏复从塞攻坏燔第柒燧（按即候官以南第一座烽台）以南尽昏窴烟火不绝。”（EPF16:45）可见建武八年（32年），此处附近均发生激烈战争，说明当时是有电戍活动的。
肩水金关遗址（EJ）
肩水金关是一座烽塞关城，位于金塔县天仓北25公里、额河上游谷地北口的东岸。作为进出河西腹地、北通居延都尉的咽喉门户，拱卫着南面不远的肩水都尉府（大湾）[西汉张掖郡肩水都尉，地理书失载.《盐铁论·复古》有扇水都尉，即肩水之误。据居延简文，其辖地在额济纳河上游，下属肩水、橐他、广地、仓石诸塞和庾候官。]、肩水候官（地湾）等屯戍重地。取名金关，即含有“固若金汤”的意思。
1930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这里掘过5个“坑位”（图五），编号A32，出简850余枚。
这次在金关遗址范围内，共开探方37个，获简11577枚（其中未编号的1426枚），实物1311件。
一、关城（T36、37）
主体建筑关门，是两座对峙如阙的长方形夯土楼橹（F2、3），各方6.5×5米，残壁最高处1.12，最厚处1.2米，收分很不明显，基部砌一层大土坯（49×24×14厘米）。楼橹中间的门道宽5米，前口东侧发现烧残的大门构件：地栿、垫木、门枢和门臼等。门道两侧壁脚，各残存4根半嵌在墙内的方、圆形排叉柱，下垫石块，最粗的方柱每边21厘米。据以上迹象，可推知立柱顶部即门道上面，曾有过桥或门楼等建筑。F2内有一通槽顶的土坯台阶，现仅余3阶。屋内堆积层次自上而下：1碎土坯、泥块、草泥；2.烧焦的树干、芦草和炭渣，可能是坍陷的格顶棚或建筑的屋顶；3.碎草，草中发现的残简最晚年号是王莽地皇三年。F3内无阶梯，但多一隔墙，墙东的窄间里出简636枚。
楼橹外两侧向北筑的关墙都是土坯的，到达“阙柱”的地方便分别折向东、西。向西的一段直抵河边；向东的，只发现26米长的一段，就消失在戈壁层中了。
关门内外和阙柱外侧，也发现与破城子相似的虎落尖桩，所不同的是：排列呈正方形，有的桩埋在方形坑中，有的在下部刻一缺槽，再横贯一根短木。
关于塞墙，没有整段发掘，只在距F3南100米处试掘3条剖面探沟，发现戈壁层上的墙基宽2.8米，高出两侧地面15~20厘米。墙体残高1.3、厚1.6~1.8米，结构较松软，其中的草末、砂砾略成水平状。
二、坞和烽燧（T1~35）
坞在关门内西南侧。坞墙北长36.5、南长35.5、东残长24米。东南角敞开，或系坞门所在。残墙最高处70，厚70~80厘米，夯筑，夯层5~8厘米。从发掘来看，这个坞址曾经重修过。坞墙和房屋（F6~9）、马厩（F4、5、10~13）是同时期的，其下叠压较早的坞墙（在西北角）、灰层、房屋（F14）的土坯墙、积粪层。F12、13之下发现更早的灶坑、桔槔、篱笆墙。
坞西南角残存烽台和方堡，南北毗邻。台方7.7×7.8米，经重修，外壁贴砌土坏，内芯为早期夯土基，土中斜插许多小木棒。夯土方堡（F1）13×12.5米，壁厚1.2~1.3米，门窄小，内有曲折迂回的夹道，两侧分布住室、灶屋、仓库、院落。堡内发现灶台及印章、砚、木刻偶像和成帝“永始三年诏书”等简册。台、堡周围的虎落木桩与关城的一样，木桩打破了台北和堡东各一段坞墙。堡门附近发现一枚残破的转射。整个建筑有被火烧过的痕迹。
1930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挖的D、E二坑在南坞墙外侧。这一区域灰层厚达1米，其西、南面还有大片灰层未及清理。D坑挖在上层，该层的简主要是元、成时期的。E坑打破属于昭、宣时期的下层，这次在附近的底部出土武帝元狩四年简（EJT10:311）。1972年在该处地表扰灰中还发现一枚“元朔元年”的残简（72 EJ:77）。
金关出土的实物很多。有货币（半两、五铢）；残刀剑、箭、簇、表、转射、积薪；用于屯垦、戍务的各种铁具、农具、竹木器械，各类陶、木、漆、竹制的生活器具，大量的丝、麻、毛、革制的衣物、鞋、帽及其残片，鱼网网坠、织网梭数量很多，粮食有小麦、大麦、糜、谷、青稞、麻籽等七、八种，还有棨信、印章、泥封、笔、砚、木板画、尺以及珍贵的麻纸。
金关地区早在武帝中期即有政治、军事活动。昭帝时，已称金关或金关燧，同时又名“通道厩”（见73EJT10，元凤四至六年通道厩“财物出入”、“谷出入”等简册），这与金关地处交通要道、现存大量厩圈遗迹等情况相符。可见，当时这里至少有三个单位，兼有关卡、斥候、驿厩等多种职能。屯戍的衰落，约在王莽末年。建武初年，活动相当冷落。
从金关向北2公里的第一座烽燧，出土简文表明，该处为橐他塞莫当燧，亦是该塞南部候长治所。橐他、肩水二塞的分界，当在金关、莫当燧之间。
以上3个试掘遗址出土的遗物共2300余件。这些文物，多半是低级士吏和戍卒亲手制作并长期使用后抛弃的。虽然十分简陋残破，却生动、真实地展现出昔日屯戍生活的情景。
下面选择几件文物，略加介绍：
弓（EPT31:05）1件。缺弦的反弓，长130厘米。外侧骨为扁平长木，中部夹辅二木片，内侧骨由几块牛角锉磨、拼接、粘结而成。两梢渐细，各凿系弦的小孔（或为装弭处）。表面缠丝髹漆，外黑内红。时代当王莽至建武初。
箭（EPT57:011、012）2件。竹杆，三棱铜簇，全长67厘米，首尾缠丝髹漆，尾羽1条。其中一枚的杆上阴刻“睢阳六年田”五字。出于下层，属于昭、宣时期。又金关一枚残箭杆针刻：“元凤三年，执金吾护工卒史喜、考工令通、丞常、令史奉省……”，系由中央政府监造。
转射，三地都有，属于遗址晚期器物。高宽41厘米左右，中心有圆轴，上开一内高外低的斜孔，下按小柅，能控制左右转角120度。此器与居延简文所谓“转射”颇吻合[劳干《居延汉简考释》释文卷二，简89、21：坞上转射二所，深目中不辟除，一所转射空（孔）小，不承长辟（臂、弩臂）……一所转射无穉（？）”。]，砌在坞顶的堞上，可承托弓弩向坞外左右发射，或透过斜孔向外观察敌情。
苣（E PS4s 047，48）2件。为长82，径8厘米的芨芨草把，中间横插2或3根短木棍，其中一根燃烧过。
尺2件。竹尺（EJT10:04 ），长23.6厘米，边缘刻十等分，属昭、宣时期。木尺（EJT37：01）长23.2厘米，墨线界格，属西汉晚期。
木柱、斗（EPT48:020）八角柱，残高85、径15.5厘米。上端圆榫上插一栌斗，斗口弧形，约属西汉中期。这是现存较早的木建筑斗拱构件。
棨信（EJT21:01）21×16厘米。红色织物，上方缀系，墨笔篆书“张掖都尉棨信”6字。按张掖都尉，即张掖郡都尉。棨，《集韵》曰：“形如戟，有幡书之，吏执为信”，为一木制形状特殊的信物。前述第四燧的封检，可能就是棨，很像戟形。而这件棨信，文字简明，显然属于幡信之类。它可能是缀在信使所执的棨上（或悬于车马仪仗的棨戟上），或单独持行。既是通行关禁的证件，又是高级官吏的一种标识，与居延所出一般的木制符传过所有明显区别。
麻纸二种。纸Ⅰ（EJT1:011）出土时团成一团，经修复展平，最大一片长宽21×19厘米，色泽白净，薄而匀，一面平整，一面稍起毛，质地细密坚韧，含微量细麻线头。显微观察和化学鉴定，只含大麻纤维。同一处出的简最晚年代是宣帝甘露二年。纸Ⅱ（EJT30:03），长宽11.5×9厘米。暗黄色，似粗草纸，含麻筋、线头和碎麻布块，较稀松。出土地层属于平帝建平以前。
木板画，画（EPT51:06 ）9×6.6厘米，墨线勾出一只带翼的虎，线条富于变化，作于王莽或建武初。画（EJT2801）25×20厘米，出于下层，属昭、宣时期。画虽不精，但作风古朴。有趣的是，金关有一枚简记载了一幅美术作品：“画，一吏一马，横幅”（EJ:601），与此画颇吻合。
二
甲渠、第四燧、金关三地共出简19637枚。除在地面和扰土中采集少数木简外，其余都有出土方位或层位。
目前已整理编号的17210枚，绝大多数是木简，竹简极少。就形状尺寸而言，有简（扎）、两行、牍、检、符、觚、籤和有字的封检、削衣等几种[史籍关于简牍的名称、制度，名目繁多，可参见王国维《简牍检署考》、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文中的扎，两行，系居延简文自名，其他均习用名称。]。
这些简册，出土时，有的是废弃前夕还在使用的文书，时代晚、成册的多；有的堆储在
一处，有的与杂草、畜类混合堆成积薪，有的垫在圈底，或当作垃圾抛在各处。
初步整理出的70多个完整和较完整的簿册，有的出土就联缀成册；有的编绳虽朽但保持册形，有的散落近处可合为一册。这些多数有纪年，内容连贯。其中也有因不易区分，暂归一册的，如元凤五年、六年“通道厩粮谷出入属”（EJT10）共72枚，包括两年的5个月簿。册的编缀，据编绳残迹看，有二道、三道两种。王莽时期还有用红绳编缀的。
有些簿册是对来文的复文，二者同出一地；有些是上报文书的存档底稿；有的加缀存档的标签。像诏书、律令、科别、品约、牒书、推辟书、爰书、劾状等，都有一定的行文程序和文牍格式，对于研究古代文档制度，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简册的内容非常丰富、重要。它不仅记录了居延地区的屯戍活动和兴衰历史，而且还保存了一些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文献资料，涉及整个汉代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法律、哲学、宗教民族等各个领域。
现在就三地已发现的汉简，特别是完整的簿册和新材料，择要介绍如下。其中简册名称除已有定名的以外，其余都是根据内容拟定的。
一、政策法令和重要事件
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EJT1:1~3），3枚。这是宣帝时追查广陵王刘胥集团阴谋篡权活动，通缉逆党逃犯而发布全国的一份文件。刘胥，武帝子，勾结楚王刘延寿等，在昭帝时期即觊觎王位。五凤四年，谋反事发，畏罪自杀。此事载《汉书》本传等篇。此册提到的人物很多，具列逃犯姓名、年岁、身份、经历、体态、习性等特征，责令郡守“严教属县官令以下啬夫、吏正、三老”详加侦讯，“推迹未罢，毋令居部家中不举”等，可以看出当时审理这一重大案件是十分坚决的。又甲渠残简（EPT43:93），内容同此册，当属同一文件，可互相参证。
建武六年“甲渠部吏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EPF22:696、41、42），3枚，皆两行。首简为簿检，文曰：“·甲渠言部吏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书”。第二简下部残，据同出的另一册，可补齐部分文字，补文写在括号之内：“建武六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守鄣候 敢言之府移大将军莫府书曰属国秦胡卢水士民从兵起□□”。第三简：“□之明告吏民诸作使秦胡卢水士民畜牧田作不还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者敢言之。”根据内容来看，这是上报文书的存档底稿。大将军，即当时驻守河西地区的“行河西大将军事、凉州牧、守张掖属国都尉”窦融。卢水士民，应即史籍记载的卢水胡（见《后汉书·西羌传》等）。卢水，即源出祁连山、流经张掖最后汇成额济纳河的黑水。这个古老的世居河西的少数民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次参加关陇农民起义。卢水胡的沮渠氏还建立北凉政权，后西迁新疆高昌。关于它的种姓问题，阙疑颇多。此册称之为秦胡，据《汉书·匈奴传》：“秦人”，师古注：“秦时有人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那么，秦胡有可能是指秦时移居河西已经匈奴化的外族人。关于窦融，后汉书说他“政亦宽和，上下相亲”，“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建武五年，莎车王康拒抗匈奴，拥卫汉朝，先与窦融交结，窦融承制立康为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管辖五十五国，使王莽以来的西域绝而复通。建武八年，他亲率河西五郡及羌、卢水胡、小月氏兵骑，与光武帝刘秀共同击败了陇东隗嚣。后来他又是汉朝处理民族事务的主要顾问。此册明申：禁止役使卢水士民的牲畜、劳力，给予特殊的优待，有利于共同对匈奴作战。
属于本类的简册还很多。如昭、宣时期的简（EPT52:15）可能是《盐铁论》所谓“盐铁令品”的条文之一，“大司农罪人入钱赎品”散简6枚（EPT56）约是武帝元封六年桑弘羊任大司农以后制定的赎罪令，建武初年残册（EPT22）20枚，引，“旧制律令”、“捕斩匈奴虏反羌购赏科别”，很可能就是武帝元朔六年“有司奏请置武功赏官以宠战士”的奖赏条例（《汉书》本纪）。成帝时期的“诏书辑录”残册（EJT22、37），包括文、武、元帝一些诏书的简要内容。成帝永始三年“诏书”册（EJF16）16枚，是一份反映西汉末年严重的阶级矛盾的重要史料。王莽“诏书辑录”残册（EPT59），包括始建国、天凤以及居摄年间的一些诏书，并有发文日期。同时期的还有关于更改官制、改长安名称和五均平准内容的“诏书”、“律令”残文四种（EPT6、59）。反映王莽政权使者巡视边塞的，有地皇三年“天子使者行塞敕吏卒记”、“省兵物录”（EPF22）二种18枚。建武时期的，有三年大将军“居延都尉吏奉谷秩别令”（EPF22:70~79）；四至六年甲渠候官“言府书”（EPF22）五种，内引光武帝禁止嫁娶过制、屠杀马牛、砍伐树木和五年大赦令等诏书；建武初年“军情”简（EPF22:325），是居延屯戍官吏之间互通情报的一封书信，透露光武帝进兵陇东，与窦融联合，筹划进击隗嚣的一些重大政治、军事活动。
二、关于居延屯戍活动
此类完整文书最多，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屯戍制度、条例。如建武初年“塞上烽火品约”（EPF16:1~17）17枚。字迹漫漶，可辨识十之七八。简长38.5厘米，前16枚，每简首部标小圆点，尾简署标题。这是居延都尉甲渠、卅井、殄北三塞临敌报警、燔举烽火的条例，即联防公约。大约因为具有“法律”性质，所以比一般的简（长23厘米左右、相当汉制一尺）处长些[古代著写法律的简较长，有所谓“三尺法”、“三尺律令’、“二尺四寸之律”等称，见《汉书·杜周传》、《汉书·朱博传》、《盐铁论·贵圣篇》等。]。条文规定了在匈奴人侵扰的不同部位、人数、时间、意图、变动以及天气异常等各种情况下，各塞燧燔举烽火的类别、数量，如何传递应和，发生失误如何纠正等等。像这样完整的烽火品约，规定如此详尽灵活，尤其着重于传递速度和相互配合，组成一个高效率的警戒通讯体系，是前所未见的。这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烽火制度、恢复居延都尉塞防的结构，了解整个居延军事系统的组织、纪律及运筹指挥等，都具有极重要的资料价值。
2．官亩任免。如建武五年“居延令移甲渠吏迁补牒”（EPF22）。
3.军纪、赏罚。如“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EPT57:108）一枚此檄为处罚候史广德的通报，以树枝草草削成，长82厘米。正面，斥责他管理部燧不善、军粮不齐、未按命令如期汇报，处分打五十杖；背面，列举其部所属的十三至十八燧戍务败敝的事实。此檄在该地点下层出土，据共存的简断代，当为元康年间。
此外还有河平三年“斥免将军行塞所举燧长”（EPT5的；同年“验问候史无追逐器”（EPT59），天凤三年甲渠“米糒少簿”、“兵物少不足”（皆EPT 6）；地皇四年“验问燧长不在署”（以下皆EPF22），“贫寒燧长罢休当还食”；复汉元年“候长私去署、教敕吏卒无状”；建武三年“审阅器物不具簿”、“误死马驹案”；四年“燧长失鼓”、“推辟丁宫入官檄留迟”；六年“召问渠长失亡”；七年“燧长诣官失符”、“诣官误时当坐”等简册。
建武四至六年，还有一种甲渠候弹劾、治裁违法官吏的“劾状”（EPT20、68）多册。罪状是：亭燧败破、行烽火不合品约、弱不任职、酗酒、偷盗、伤人、逃亡等等。如建武五年“候长王褒劾状”（EPT68），说这位候长因树丛遮挡，看不清对面烽台发出的信号，匆忙间指派燧长骑驿马前往探询，结果在河谷低洼处与埋伏的匈奴骑兵发生激烈格斗，人马尽被掠去。了了数语，描绘的有声有色。
4．例行公文、公事。如有昭、宣时期“作治鄣塞”（EPT57~59）7枚，记录了修建项目、规格、用料、人数。元康二年“皇帝玺书驿录”（EJT21）是传递宣帝致书居延骑千人紧急命令的记录。阳朔三年“肩水士吏即日视事”（EPT23）是官吏上任通告。居摄三年“官大奴杜同出入牒”（EJT8:51、52）是官奴婢的通行证。地皇四年“使者移诏书录”（以下皆EPF22）是批转诏书的文件。更始二年“甲渠督盗贼督蓬火”，督促下级加强警戒。建世二年“将军行寒，候长、渠长并居”，命令官吏集中等候视察。建武三年“燧长病书牒”（EPF22:80~82）是当时的请假条，先由燧长申请，再经候长转报，最后一简左侧，有候官的批示“今言府请令就医”。
5．名籍、兵器、奉廪，钱粮簿。如元凤五年、六年“金关财物出入”、“通道厩粮谷出入”（EJT10）。始建国二年“橐他塞莫当燧守御器簿”（EJT37:1537~1558），报告所存48种防守器械的名称、数字；同期的“骑士名籍”（E3F3）62枚，上中下三排横写，按军营编队，分别登记100余名骑士的姓名、职务、籍贯。地皇三年“劳边使者过界中费”（EJT21:2~10）9枚，编联完好，是王莽的使者在金关食用米肉的开支。此外还有地皇四年甲渠各部“兵器折伤簿" （EPF22，F25）二种，建武三年、六年“甲渠兵器出入”、“胡虏所盗兵器”、“官兵器核计簿”（皆EPF22）以及同期的吏卒“廪食”、“腊肉钱簿”（EPF16.22）等多种。
6．爰书。如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EPF22；1~36）：这是此次所获最完整的一册，共36枚，出土时呈卷状，文字面朝内。注明年月、名称的木牍就在近旁。据时间、内容、简制等判断，这是关于甲渠候粟君与客民寇恩讼诉之事的部分存档材料。简36号是档案的标签。寇恩因粟君无理扣押了他的车器，并抵赖他为粟君买米肉所出的钱，告发了粟君。可是粟君却致书居延县庭，反诬冠恩卖掉借他的牛不赔，得不偿失。于是“验问了”寇恩，其口供即本册的简1 ~2 0。后来，粟君又致书居延都尉府，府令重新验问寇恩，第二次口供即简21~28。都乡啬夫宫将此口供连同报告（简29~32）一起上报，由居延县批转（简33~35）甲渠候官。看来，粟君的官司是打输了。册中关于居延高级官吏合伙经商，盘剥雇工，为非作歹，居延、河西的经济、交通；当时的法律、诉讼及司法程序等情况，记述详尽。如“先以‘证财物故不以实，赃五百以上，辞已定，满三日而不更言请者，以辞所出入罪反罪’之律辨告，乃爰书验问”。是指验问之前，先向被验问者宣布有关的法律条文，讲明利害。不仅记载了汉律原文，而且记录了审讯实况，实属难得。
在大量残册散简中，内容更加广泛。诸如各塞部烽的名称位置、隶属关系、人员编制、武器装备、戍务劳作，各种吏卒、家属、百姓、奴婢、刑徒的名册、考核，交通证件和公文、邮驿记录，各类钱粮财物的收支，调输、赋税、财产、买卖、雇佣、借贷的计算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居延以至全国的政治面貌、经济状况、军事系统、屯田水利、地理交通和各时期的变化。如昭、宣时期，梁国赴张掖的戍卒一次达1095人（EJT25:86），赵国戍肩水的564人（EJT28: 63）等等，不再一一例举。
三、书简资料
王莽或建武初年“相利善剑刀”（EJT40:202~207）6枚。第五、六简之间有缺佚。是一篇鉴别刀剑优劣的专著，文义精赅，阐述善剑、弊剑及花纹的标准共14条，涉及到剑的形态、纹饰、成份、制作技术、发展史等重要问题。所说的刀剑，已不是先秦的青铜武器，而是铜铁锻铸的。它可能是《汉书·艺文志》所载佚书《相宝剑刀》的部分抄本，值得很好研究。其他还有《算术书》、《九九术》、医药方、《苍颉篇》、《急就篇》、《论语》等著述残简。
各种形式的“历书”、“干支表”数量很多。与天文星像有关的简也有发现，如记载日食的残简（EPT48:144）“句犬（狗）食日……戊申”；记载星位的禁忌简：（EPS4T2：105）
大时 北方西方
小时 并在东方 东方南方
地理方面，发现长安至河西的驿置里程简（EPT59:582），横排四行，列京兆、右扶风、北地、安定、武威、张掖郡20个地名和里程，是一份关于西北地理、交通的重要资料。
四、关于纪年简
有纪年的简1222枚。
武帝中期的数量较少，发现有元朔元年（72EJ:77）、元狩四年（EJT10:311）、天汉二年（EJH2:54）、太始二年（EJT9:227），征和三年（EJT24:208）、后元元年（EJ :284，EPT53:109）等。元朔残简仅四字“元愬元年”，疑是学字书，其余的都是官文书。
元狩四年（前119年）简：“牒书除将司御三人、一牒，元狩四年四月甲寅朔甲寅，尉史□敢言之”。这是一份官吏任命书，证明居延此时已有建置设施。这比过去公认的太初三年（前102年）路博德筑居延的年代提前近20年，比旧居延简的最早纪年征和三年（前90年），早30年。它的发现，对探讨汉代河西四郡和居延的开创，研究太初以前的历法，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昭帝至王莽时期的年号简，基本上是连续的，宣帝时期的最多。这是研究古历法和分期断代的可靠依据。
王莽到建武初，年号颇紊乱。除淮阳王刘玄的更始二至三年外，“复汉元年”（23年）和“建世二年”（26年）简颇值得注意。前者是隗嚣的纪年，仅一年，后汉书和诸家年表皆作“汉复”，似应以简册为准。后者是农民起义赤眉政权的年号。还有“汉元始廿六年”一简，即西汉平帝年号的顺延，相当于建世、建武的二年。由于农民起义的影响，居延地区政治形势是动**的。直到建武三年（27年），才奉东汉纪元正朔。
三
居延考古，从解放前苣首批汉简出土算起，至今快50年了。1930~1931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所获大批汉简文物，固然是一次重要发现，由于当时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中，如地点、层位、断代、编缀都有问题，致使这批珍贵史料，在研究、使用上造成困难。而解放前，这批文物又被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分子劫走。
这次调查、发掘，是解放后我国自己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居延科学考古工作，取得的成绩，要比过去重大得多。
一、由于发掘范围较广，严格按照科学要求进行，取得了完整的科学资料，对这三座汉代屯戍据点的历史真实面貌，有了较完整、准确的了解。
二、弄清候官、鄣、关三种军事建筑群的规模、布局、结构、建筑方法、军事性能等一些问题。发现一批军事建筑、设施的新实例，丰富了古代建筑史和军事建筑学的内容，补充了史书记载的不足，也解决了一些疑难。这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诸如万里长城，以及发掘、探讨古代的城池、关隘等遗址，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包括2万余枚汉简，是我国历来发现古代简牍最多的一次。新获的居延简，本身就是一部非常宝贵的汉代编年档案史料集。这些文物为研究汉代政治、经济、军事、民族以及社会生活情况，又提供了一批难得的新资料。
四、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宝贵的工作经验，为今后的居延考古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并有助于对旧居延简牍的整理。
（参加发掘单位：甘肃省文化局文物处、酒泉地区文教局、额济纳旗、金塔县、酒泉县、玉门市、安西县、敦煌县、驻军某部、甘肃省博物馆 执笔者：初仕宾、任步云）
（原载《文物》，1978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