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所在
以下对诸家论述分歧的所在，取其主旨，存其枝节，按最早洞窟开凿、年代、传承关系等几个方面扼要归纳于下：
一、后秦（西秦）开创说
麦积崖的早期窟龛以74、78、90、165等为代表。创建于十六国后秦王朝（384～417），或西秦（417~431统辖秦州）。时代早于并影响了云冈，后者初期造像题材、风格等，均可追溯至炳灵寺、麦积崖。代表学者有：史岩、张学荣、[同前注。又见张学荣、何静珍《麦积山石窟创凿年代考》，《文物》1983年第6期；《再论麦积山石窟的创建年代及最初开凿的洞窟——兼与张宝玺先生商榷》，《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阎文儒、[阎文儒《麦积山石窟的历史、分期及其题材》，《麦积山石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董玉祥、[董玉祥《麦积山石窟的分期》，《文物》1983年第3期。]杜斗城、[杜斗城《北凉佛教与河西诸石窟的关系》，《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步连生、[步连生《麦积山石窟塑像源流辨析》，阎文儒主编《麦积山石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金维诺、[金维诺《麦积山石窟的兴建及其艺术成就》，《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98年。]温玉成[温玉成《中国早期石窟寺研究的几点思考》，《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等。
还需另加说明。张学荣认为《太平广记》引《玉堂闲话》云“古记六国共修”当在400～410年，时姚秦在五胡诸国中最强为“霸主”。释“六国共修”以此论最妥。即诸国为佛陀和宗主国共做功德造窟。金维诺先生力主只有后秦、西秦时期有造窟可能。此外，在74、78窟之间76号小窟佛座前方，他发现底层墨书铭文：“南燕主安都侯□□文∣姬□□□後□造．．．．．．”。据《晋书》、《资治通鉴》所记考证，事属姚兴弘始三年（407）,南燕王慕容超遣使赴后秦称藩，献太乐伎以迎取超之母、妻时所造之窟。按，此题铭非常模糊，不足凭据。温玉成强调麦积崖创于400年初，举庾信《麦积崖佛龛铭》“度杯远至”为证。庾子山此处称引典故逸事，恐为漫衍虚文，故不宜当真。但他主张后秦全盛时期，作为关中佛教文化圈内的麦积崖早期作品具有“楷模”作用，自在情理之中。至于是否称之“秦州模式”（约400～417），“凉州模式”是否又是其继续和发展，值得再作探讨。杜斗城认为玄高一辈高僧在长安、麦积山、炳灵寺、凉州和平城的频繁活动，加深几者间的密切交流关系，促进佛教与石窟寺的修建，实为不易之论。
二、仇池国开创说
郑炳林主张最早洞窟74、78号坛基诸供养人像榜题与建窟同时，但题名“仇池镇”为仇池国杨盛所建二十部护军镇之一，非北魏于仇池所置镇，故78窟创于杨盛时期（394～）。又郑氏重新审视76窟题记，当是“南秦主安都侯□陇右诸□□俊敬造”，与金氏所释颇出入。[郑炳林《天水麦积山石窟研究文集序》，郑炳林、魏文斌主编《天水麦积山石窟研究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又据《魏书·氐传》记，考此处之“俊”，即晋穆帝永和十二年（356）纂杀仇池前王而自立的杨俊，76号为杨俊所造。74、78窟同时或更早，75、93窟也是仇池国所建。
按此说存疑颇多，尚待继续推敲。一是先需甄别题记文字无误。二是杨俊据《通鉴》卒于穆帝升平四年（360），如此，76窟当凿于356～360的五年或更早些。但此推定与76窟造像年代（拙见相当于太和改制初，表层壁画隋代），相差达150余年，又以国主身份造此弹丸小窟似出乎常规。三是《北史·氐传》云：仇池杨定被西秦攻杀，杨盛继之为王。《通鉴》系此于太元十九年（394）十月。杨盛不设郡县，而分诸羌氐为二十部护军镇戍，亦系于是年。这样，公认最早的78窟开凿上限不过394年，反而大大晚于76窟，也不符合洞窟断代和崖面分布的实际。
三、后秦始建已毁无，今存最早为文成复法后所作说
主此说者有张宝玺、[张宝玺《麦积山石窟开凿年代及现存最早洞窟造像壁画》，《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又《从“六国共修”看麦积山石窟的历史》，《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又《再议麦积山石岩寺年代及第78窟创建年代——兼答张学荣、何静珍先生》，《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邓健吾（即日本学者东山健吾）、[ （日）邓健吾《麦积山石窟的研究及早期石窟的两三个问题》，《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98年。东山健吾《麦积山石窟的创建与佛像的源流》（管秀芳译），《敦煌研究》2003年第6期。]黄文昆[黄文昆《麦积山的历史与石窟》，《文物》1989年第3期。]三家，其论证在以下方面颇一致，兹予引述：
1．历史记载和石窟考古并重，尤其对大量翔实的文献、碑刻及秦州深厚的文化底蕴、重要的地理环境等，给予重视和研究。张氏谓麦积佛教活动可上溯十六国晚期，石窟兴建与炳灵、天梯山同时而早于云冈、龙门。黄文昆直以为创建于姚兴之世（394～416），主事者或即姚兴本人。总之有不少独到新鲜的见解。
2．最早的后秦（西秦）的造作，因地震崖塌和北魏太武帝“灭佛”（446）的破坏，今已不存，很难再找到十六国时期的遗迹。
3．现存最早的78窟，是文成帝“复法”（452）至孝文帝太和十年“改制”（486）之间所作。理由是，78窟坛基的“仇池镇”胡服供养人只能在太平真君四年（443）平仇池置镇以后，而七年（446）即“灭佛”，造窟就只能在文成复法（452）以后。但对坛基内埋露被焚的木框却看法不一。张氏云供养画像与该窟造像、开凿同时，78窟全部皆属北魏置镇或复法之后作。邓、黄二先生严谨对待，以为这正是太武灭法之证，原后秦、西秦造像约已击破焚毁，今像乃复法后重做，现窟、像并非同时期作品。
4．78窟具体年代，三家略异，各自亦有矛盾。例如，张氏云78窟接近炳灵169建弘元年（420）、酒泉北凉铭石塔、云冈18～20三窟和莫高275窟弥勒主尊，年代定在十六国晚至446年灭法前。十六国的下限当以平定北凉（439）为界。这显然又与其北魏开凿之说不一（当然也相差无几）。邓氏据造像比较，定74、78窟比云冈19、20窟及北魏天安六年（466）冯爱爱造像“稍早”。[据（日）邓健吾《麦积山石窟的研究及早期石窟的两三个问题》，文物出版社。所谓稍早，约指下限冯爱爱造像（466），上限在北魏设仇池镇（443）、文成复法（452）之后。]但他又认为麦积崖早期受“凉州模式”或曰受平城“反作用影响”，这就与前说相悖了。黄文昆氏明申78窟晚于昙曜窟，但又说74、78窟三佛的式样早在后秦可能已形成，这削弱了其观点的说服力。
总之，此说轻易地认为后秦（西秦）的原创作品今已全无。原本复杂的问题一下子变得简单了。人们也许疑惑，它们是真的被毁了，还是尚未被我们真正识别？
四、麦积崖受北魏平城影响而创建说
此说主要观点，麦积崖非后秦而是北魏一统北方后之作，其渊源受平城模式影响。代表学者有町田甲一、宿白[宿白《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年代问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20卷，1989年。又宿白《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杂考》，《中国石窟寺研究》第214～225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八木春生[八木春生《关于麦积山石窟第74及第78窟的创建年代》（何洪岩、魏文斌译），《敦煌研究》2003年第6期。]、久野美树[久野美树《中国初期石窟及观佛三昧——以麦积山石窟为中心》（管秀芳、魏文斌译），《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1期。]、魏文斌[魏文斌《麦积山石窟几个问题的思考和认识》，《敦煌研究》2003年第6期。]、陈悦新[陈悦新《中心文化对北朝麦积山石窟的影响》，《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以及有关的专业教材[国家文物局教育处编《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文物出版社，1993年。]等。
此说之诸家对麦积崖早期洞窟的具体年代，宿白先生断74、78、165窟造于文成帝时（452~466），为所定年代之最早者。[转引注21邓健吾第一篇论文所叙。]《佛教石窟考古概要》（见注29）定于文成复法到太和改制，略有弹性。八木先生不认为74、78窟与云冈一期有直接、密切关系，而是与北凉的“凉州样式”之后新产生的“凉州二期”相似和接近，故年代较晚，为470~480年。陈悦新用云冈、龙门衡量麦积崖，认为74、78窟属于太和年代（477～497）。本文开始提到町田甲一先生的断代，是观摩名取洋之助先生（日）所摄照片作出判断的，可能会有误差。他对74窟有记述，[[日]町田甲一《论麦积山石窟的北魏佛》，日本佛教艺术学会《佛教艺术》35期，1957年（甘肃省图书馆梁民达译为中文），据74窟照片所做描述相当准确，包括正壁主尊头部重修的判断，均正确无误。]但所列接近太和中期的早期洞窟，不包括74窟。
北魏说之可商榷处有三：1、忽视文献、碑铭所载麦积崖开创史早于北魏，对古人记云似求全责备。[国家文物局教育处编《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文物出版社，1993年，81页。]2、有些立论命题，以及方法论上，还很有探讨之余地。3、为何昙曜五窟比麦积74、78窟早？何以说前者影响后者？并未真正讲清楚，列举事实。这二、三方面，我后文再试研讨，这里先说一点对甘肃石窟的总体看法。
几个认识问题
一、甘肃的早期佛教艺术
众所周知，印度佛教及其造型艺术东渐中国，主要路线的陆路自中亚、新疆西来，甘肃乃必经之地，故甘肃传入、接受佛教文化一般较早。丝路初通，印度时尚无佛像，故匈奴祭天金人非佛陀。东汉、三国则变化颇大。汉明帝白马驮经，朱士行流沙求法，皆途径甘肃往返。而中原建寺、译经、祠浮屠、造佛像已不稀罕，考古发现也已见佛像.甘肃缺乏此类资料。但近年悬泉汉简相当于东汉前期的文书，有敦煌“小浮屠里”的记载，是一重大发现。[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浮屠简考——兼论佛教传入敦煌的时间》，《中国吐鲁番学会2008年度理事会议暨“敦煌汉唐佛教艺术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2008年6月。]该里坊立一小佛塔而得名，可惜不知有否镌刻佛像？想酒泉、敦煌的北凉小佛塔，亦同样用于乡里寺舍的祠奉。又武威一带汉魏墓多以莲花饰藻井，属佛教象征和印度建筑特色。这些都是甘肃佛教艺术的最早物证，相信今后还会有更重要的发现。
两晋、十六国为甘肃佛教艺术的早期阶段。晋初甘肃相对稳定，承曹魏余绪，凉州兼领西域都护校尉，汉戎共处，中西交往，佛事日益炽盛。如月支僧人竺法护，世居敦煌，往来西域、凉州、长安、洛阳间，传经授徒无算千数，惠、怀时关中扰乱，复避乱凉土。永嘉二年（308）五月，据经记，法护在天水寺口译《普曜经》胡本为晋言。此天水寺当属古秦州佛刹，足以说明甘肃通道在早期佛教传播中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尤其永嘉动乱，五胡纷争并立，甘肃先后为三秦五凉所治。因民族、地缘亲近，各少数民族与地方政权为了割据争霸，就最愿意接受和尊崇外来的佛教，所谓胡俗戎教，而引为觉醒自立的思想文化武器。其中，前凉、苻秦、后凉三朝直控西域达百年，两次用兵鄯善、龟兹，加速促进沟通了佛教的大举东进，其作用不可小觑。故而河西陇右，一时名僧咸集，寺塔林立，大兴禅修礼佛。于是继新疆之后，一批效法印度、西域蓝本模式的早期石窟寺，竞相诞生，形成一阵前所未见的踊跃热潮。
自发现西秦佛迹之后，我对甘肃石窟的形成、发展历史、特征，逐渐形成一种构想或曰观点，即由西向东按以下五个区系分布：[未发表。1980年代在接待中央美术学院亚洲日本留学生参观座谈时，曾经介绍过相关观点。]
1．河西走廊西部，可称敦煌区系，以莫高窟为代表，含玉门昌马大坝、下窖，酒泉文殊山等（以下同此，仅举早期石窟）；
2．走廊东部，称金塔寺、天梯山区系，即张掖、武威之地，含千佛洞、上中下观音洞等；
3．甘肃中部：炳灵寺区系，包括靖远法泉寺；
4．陇南、渭河流域：麦积山区系，及其周边；
5．陇东、泾河流域：泾川王母宫为代表，南、北石窟寺和合水保全寺、张家沟门石窟等。
以上五区系，除陇东一系为北魏统一以后受平城、洛阳二京影响之作，其余均产生于前述十六国佛教东进之浪潮中，均应早于云冈。他们各有特定的地域、政治背景，不是朝廷敕建（如姚秦“六国共修”；炳灵169“国大禅师”建造，沮渠蒙逊为母立像等）；便是高僧住锡、隐士遁世的禅林幽居（如昙弘、玄高隐于麦积；外国禅师昙摩毘“领徒立众”；段业读书天梯山；郭瑀修行“临松薤谷”—马蹄寺；乐僔、法良坐禅莫高窟等等[ 《晋书·郭瑀传》载，瑀隐居卒于酒泉南山赤崖阁。《高僧传·竺佛念传》载其徒法乘卒于酒泉西山，疑即酒泉西南肃南之文殊山石窟一带。]）均发现十六国时期窟龛及相关文献记载，和历代相继造凿的窟像，遗迹文物与历史资料极丰富，应该说毋庸置疑。
但疑难、分歧往往出于对客观存在的不同认识。在具体比较分析麦积早期与云冈一期早晚关系之前，有必要再就几点认识做探讨交流。
二、佛教艺术中国化第一阶段的划分和认识
佛教艺术在印度，除了具备完全异域的素质以外，本身也存在多样性。在东传经中亚、西域时，虽然也蘖生多样式支流，如龟兹、于阗样式等，但相对于“中国化”而言，只是小变，与印度、阿富汗基本属于同一体系或曰支系。但当进入三秦五凉时期在甘肃的发展却不同，为第一次大变，我们称之为早期，即十六国时期（北魏太和改制为第二次大变，北朝末至隋唐为第三次大变）。此阶段有如下特征：
1．佛教艺术仍保持强烈的外来素质、风范，但又具备明显的“中国化”倾向；
2．宗教与艺术的流派纷至沓来，竞相出胜，出现争奇斗艳的繁荣局面（也有各地政治、文化、宗教差异的原因）。但中国化的过程又赋予其同一性。所以各早期石窟的式样、技艺、风格自然有同有异。
3．本期初，或更早些，如传为19世纪末出于河北省的金铜释迦禅定像[传河北石家庄出土，藏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高32.9厘米。见林保尧《佛像大观》，艺术家出版社，台北，1997年，第75页。]、陕西省所出弥勒立像[陕西三原县出土，藏日本藤井有邻馆，高33.3厘米。同前注书，第71页。]，是完全“梵相”的犍陀罗式，属西域的舶来品或内地照模仿制。但四世纪至五世纪前半叶中，如石赵建武四年（336）[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高39.7厘米。同前注书，第79页。]、大夏胜光二年（429）[日本芦屋某氏藏。见前注书，第83页。]、刘宋元嘉十四年（437）[日本永青文库藏，高29.2厘米。见前注书，第87页。]等金铜像，及炳灵169第六龛（420）、酒泉北凉承玄元年（428）诸石塔等，不再被动地模仿，而是融梵、汉于一体，开启“中国化”的汲取、融汇改造、创新的历程。这一步历时一个半世纪。其最初的尝试还是那么稚拙怪异。[这是印度佛像中国化过程的早期极自然出现的事，见注38等佛像。]晚期则相当的成熟、自如。
4．前凉、前秦时期甘肃较统一，统治者是否参与开窟造像，不得而知。前秦亡，后秦、西秦，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割据出现，前述石窟艺术区系形成。敦煌系模仿新疆的痕迹很重，完全可能创于前凉、前秦，也可能在西凉，不必拘泥于北凉统治时期。北凉的沮渠氏世居并发迹黑河，后徙姑臧（412），张掖、武威诸窟年代也不必限于东迁以后。其金塔寺系，充满犍陀罗浓郁风貌，与龟兹、于阗佛教艺术如出一辙。炳灵寺系，169~6龛建弘元年（420）不是该窟最早的作品，早于它或同时代的壁画至少还有三种。[与炳灵寺169窟第六龛建弘元年（420）壁画同时和早于的壁画，至少有三种画风：甲，169-12号北壁一佛二菩萨和婆罗门供养，风格同印度阿旃陀2号窟莲花手菩萨，轻度晕染，墨线勾描；乙，汉式画风，169-10、11等号壁画；丙，南壁上部169-24号说法与千佛图，色彩赭红浓重，以渲染画法为主。旁有僧众题记，如道融，又见169-6龛；法维，与北凉昙无谶同时，见慧晈《高僧传》。169-6号龛之画为丁种，似为甲、乙之结合。]此系特点是以典型中印度秣菟罗艺术，和笈多朝鹿野苑造像为主的姿态呈现，与金塔寺系截然不同。麦积系74、78洞窟的造像，兼有犍陀罗、秣菟罗二者意蕴，但很含蓄和谐，可以说做到了天衣无缝化无痕迹的地步。
5．因后秦灭亡（417），关陇战乱，佛教中心、僧释力量等有一次向西的大迁移。由《高僧传·释玄高》可知，先自长安、关中奔陇西，再西诣西秦河湟，最后远赴凉州。佛教文化艺术由此而得到了更进一步传播，新的集结和重组，促使其不断统一，提高水平。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后秦、西秦、北凉石窟之间的渊源、影响等亲疏关系。其中除宗教、艺术的原因，还要考虑政治因素和时代风尚的总趋势。
三、十六国阶段的终结——“云冈一期”
北魏本为五胡十六国之一，历经百年崛起拼杀，终于结束十六国的分裂、混乱，成为北方的唯一霸主。北魏的统一，也标示着佛教艺术十六国阶段的终了和又一次大集结，新的佛教艺术中心的即将形成。这就是平城灵岩寺“昙曜五窟”的开凿，即云冈一期。
正确看待云冈一期的产生及地位作用，是石窟寺艺术史、特别是佛教艺术中国化问题的关键之一，本文所涉分歧，即与此问题有直接关系。
按《魏书·释老传》叙北魏及北方佛教曰：“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像教弥增矣！”此处我们应特别注意的，一是北魏之信奉佛教晚起，其基础底蕴极薄；二是其佛教之所以急剧兴盛膨胀，乃是用军事手段“拿来主义”，对各国尤其凉州佛教人、财、物、知识的迅速全面的掠夺、占有。所以，北魏佛教是在统一前夕据有各国佛教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释老志》云北魏佛教之初不无掩饰自诩。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始诏平京修筑僧舍、禅堂、佛塔。此属政府行为，与关、洛、秦、凉各国佛教的普及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明元帝好黄老、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时当五世纪初，民间开始造像奉佛。帝所崇道人统法果，宣言拜天子即礼佛。又果死赠号“老寿将军”，子袭父爵等，知其佛法旨趣并非正轨，尚比较原始。至太武帝时，国家已呈规模，帝驰战南北，亲睹各国佛释之功效，因文治武功之急需，于是崇信佛教并欲亲自操控而加以利用。太武初平赫连夏（427），得沙门慧始（即白脚禅师），曾在长安随鸠摩罗什观习禅典。同时（430），命沮渠蒙逊送昙无谶诣京师，“备言它国安危”。太武之重用佛僧，拜玄高为太子师最为典型，等于委以国权。后又走向另一极端。杀玄高，接着灭佛，盖因高与太子陷入宫廷政治斗争，以及发现长安僧众参与造反，佛、道之争只是表象。玄高先在关中向佛驮跋陀罗问禅，后赴西秦隐于麦积“禀其禅道”，再任为西秦国师，与另一外国禅师昙摩毘参证禅法，疑即道安译经长安时之昙摩蜱。[昙摩毗或为昙摩蜱，请参见梅林《昙摩毗与昙摩蜱名实辩》，《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该文又主张昙摩毗为敦煌开窟之法良，尚待进一步证实。]后不知其行迹，盖“西返舍夷（卫）”时约途径炳灵寺。与其同壁供养还有道融，即鸠摩罗什译经弘法的主要助手。[慧晈《高僧传·释道融》。]约西秦末，高又西进北凉，受沮渠蒙逊敬事。太延五年（439），与凉州名僧慧崇、昙曜、罽宾僧贤、弟子玄畅等，连同吏民僧俗、匠伎“三万余家”，全盘劫徙平城。北魏用这种办法快速集聚佛教力量不在少数，[参见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其中不乏中外佛释人才。虽遭灭法，但在朝野庇护藏匿之下，以凉州为主的精英终于成为后来复法和创建云冈的策划、领导者，也可以说是北朝新佛统的奠基人。
文成复法（452），师贤、昙曜复出，先后任沙门统。师贤为罽宾僧客籍凉州，先凿石佛像仿文成帝，面部、足下有黑痣如其人。兴光元年（454）又作太祖以下五帝的金铜释迦立像，各高丈六尺。请注意，造大像模仿帝王，或许是凉州或十六国的佛教风俗。昙曜最为太子晃（恭宗）所敬重知遇，亦可推知其与玄高必有深厚关系。曜于和平初（460）开凿灵岩五大像龛，震撼中外，惊世骇俗的云冈石窟终于问世。此五大像是否仿太祖以下五帝，议者莫衷一是。但凉州时善为此壮观华丽之宏伟巨构，或曰凉州僧人艺匠乃设计施工之主力，殆无任何疑义。
至此，可顺理成章的结论，云冈一期是凉州为代表的佛教艺术的继续和发展，也是十六国阶段各国佛教艺术成就之集大成与结晶升华。它通过移植、汲取“凉州模式”而继承发扬十六国时期之传统，创造出更辉煌的成就。但此处“凉州模式”不应只看成北凉一朝，[宿白《凉州石窟遗迹与“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该文主张“凉州模式”以天梯山石窟1、4窟，酒泉、敦煌所出北凉铭记石塔和肃南金塔寺东窟、西窟、酒泉文殊山石窟千佛洞为代表，以炳灵寺1、169窟分期断代为参照系数。]还应包含十六国晚期后秦关陇的麦积山、西秦河南的炳灵寺，和河西北凉以及西域龟兹、于阗等国的其他佛教艺术营养。此点亦毫无疑义。麦积崖北魏创建说只承认北凉对云冈一期的影响，却忽略后秦麦积崖等早期石窟的客观存在和重要作用，也就割断了前秦、后秦、西秦等自关中—秦州—河州—凉州—平城的传播脉络，使云冈一期源流的某些问题变得模糊不清。
把云冈一期看作是十六国时期的终了和总结（也是南北朝开始），是因为其性质、任务依然是印度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初期，与十六国时期别无二致。所差只是它的孕育和诞生晚了一些。为此，当然不能同意关于“中国化进程”主要在第二次变革（即太和改制与汉化）的观点。[国家文物局教育处编《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19页。]关于“中国化”此处不能备述。仅就佛陀形象而言，十六国阶段和云冈一期都面临把“印度样”（或准印度样）向“神人化”、“帝王化”、“民族化”．．．．．．多种方向改造的课题。经中国化的改造，与原印度样式就有同有异了。当然也有不成功的。所谓民族化，是把印度式样“化”为中国的羌、氐、鲜卑族。这里几乎没有汉族。日本学者认为昙曜五大像模仿了拓跋氏鲜卑的面容体魄，似不如说是神人化、帝王化更妥。神人化，是变为本民族的神灵英雄，如休屠祭天金人乃部落之神。帝王化，如前述文成帝石佛、五帝样立佛即是。以上还不包括佛的“相好”、“轨仪”之类。太和改制，实际上是向“中原人”、“南人”的模样改造，并逐渐抽象成“秀骨清像”的符号。直到第三次变化，自北朝末回复“人性化”和“写实”，到唐代才形成已经中国化了的“世俗样”。从以上的简单经过也可以看出十六国阶段和云冈一期的“中国化历程”同样是艰巨而复杂的。
四、对云冈一期某些特征的看法
1．关于风格艺术的多样化。有关权威论述指出：“昙曜五窟时期的造像风格，是一种纷然杂陈、百花齐放的风格，融汇了各种样式并加以创造。这是云冈第一期造像的显著特色。”[国家文物局教育处编《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按此概括颇精辟，道出了云冈一期包含或曰传承以“凉州模式”为主的多样性佛教艺术成分的秘密，这也是多样性的根本原因。
所谓“纷然杂陈”和“多种模式”，一般指20窟大佛雄健威武的犍陀罗风度，与18窟笈多朝秣菟罗情调的并存。这非常典型。然而已如前述，三秦五凉诸小国早已出现过犍陀罗式如金塔寺系，秣菟罗式如炳灵寺系，也有两种式样结合的麦积崖早期。当然，它们也不乏开窟造像的中外艺师巧匠和图样粉本。关于造大像或凿礼拜甬道，一般认为受西域龟兹影响。但三秦五凉也颇流行大像。如沮渠为母造丈六像；炳灵寺1号和169号~18号龛的石胎佛像高4米余，16号窟涅槃像长近9米；麦积74、78窟坐佛均高3米左右。虽然在体量、空间和气势上都略逊一筹，但昙曜大像的出现分明有一过程，不是突然的。至于造像内容题材的三世佛、十方佛、千佛、弥勒兜率天宫、阿弥陀、西方净土等大乘《法华》信仰、禅观方法，从前秦、后秦的长安译经中心的传播以来，在麦积崖早期、炳灵169、金塔寺、千佛洞、文殊山和敦煌早期最为流行。所以，这也不能算是云冈一期的首创。
2．关于突出的外来因素。昙曜大窟，草庐式形制，空间狭促难识佛陀全貌。大像“梵相”，非同凡响，神情坦**直露，体躯雄健粗犷，衣饰华贵奇异等，造成一种属于“天方异域”的神秘感和震撼力，这给人感觉具有更多的外来因素，故认为年代更早。但史岩指出“外来因素类型”晚期的“云冈一期”，比早期如麦积崖更容易获得外国佛像和样本。诚然《释老志》已记载：凿五大窟前夕，锡兰、疏勒沙门来献佛像，而此二国造像分属秣菟罗和犍陀罗。或曰五大窟是灭佛前北魏固有造像之继续，如传世太平真君四年（443）金铜立佛等。但是，小像难以为论。其实，秦、凉诸石窟早期作品的外来因素不可谓不重。但相对而言，限于规模、技艺、地位、财力等，制约了外来因素的充分表现，如麦积74、78窟佛的头部、衣纹比较到位，其他方面均较粗疏简单，它与云冈国家级寺院间的差距，当然毋需赘述。所以，说昙曜五窟外来因素突出，不如说它的巨大、雄厚、严谨和精致更彰显了自身特色。其次，羌、氐、河西匈奴诸族，秦汉以来逐渐汉化，与新兴的拓跋鲜卑在文化传统、民族习惯上差异很大。麦积、炳灵、凉州石窟总的比较朴实、肃穆、内敛，而云冈一期则显得雍容华贵、充沛饱满和积极外向，显示了那个时代所尊崇的风尚。
3．关于云冈模式对秦凉石窟的作用。十六国政治、文化、宗教的多中心最终统一于平城，云冈由此成为北中国佛教与石窟艺术的中心，直到迁都洛阳（494）左右，近四十年。这种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否认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平城的这种权威对北中国有中心辐射的影响，包括秦凉诸石窟。我则以为当限于云冈二期后半和龙门初期（古阳洞诸大龛）比较符合历史，而不包括云冈一期时。昙曜五窟作为拓跋魏代京的神人或五帝像，其地位神圣，似乎没有哪个地方曾予效仿，于是终成绝版。还须强调，同期金铜石刻造像，无一例具备昙曜大像的风范素质，只有秦凉石窟例外。炳灵169西秦题记证明它早于昙曜五窟。同理公认最接近昙曜五窟的麦积74、78（又90、165）窟，也不可能是受昙曜窟影响的作品。
其次，秦凉诸石窟以黄河为界，河西诸窟仅张掖千佛洞第8窟经北魏宣武初之修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西石窟》，文物出版社，1989年，图版105-107。]莫高窟例外。其一期北凉3窟颇有争议。二期（465～495）诸窟多有中心柱，只能说是受云冈二期的影响。有学者更指出二期中包含有北凉窟龛，[杜斗城《北凉译经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151页。同作者《关于河西早期石窟的年代问题》。]似不无道理。河东炳灵169及172窟等，有太和中晚期造像壁画。麦积崖从74、78直到宣武初的115号，三世、十方、千佛、弥勒信仰，和三佛、兜率天宫的洞窟空间与布局，有着牢固、连续的传承体系。有学者认为此种连续性表明它们均为太武灭法以后之作，否则其间将会出现缺环断层。[魏文斌《麦积山石窟几个问题的思考和认识》，《敦煌研究》2003年第6期。]但我们也注意到，上述麦积诸窟在题材、风格上前后还是不同的。另一方面，这恰又反映麦积崖作为秦陇名刹禅林，在佛教与文化艺术上，是自有雄厚的基础和传统的。此外，前文所述之陇东区系，合水张家沟门、保全寺石窟出现太和十五年（491）、廿年（496）的石刻小龛。泾川王母宫和庆阳北石窟的北1号窟，时代同前略晚，是仅有的受云冈二期影响颇具规模的中心柱窟。以上显示秦凉各石窟在云冈一期和二期前半，基本处于停滞的沉寂、凋零状态，很少有开窟造像之举。杜斗城氏对此有颇具说服力的深刻论述。[同杜斗城《北凉译经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所载论文第二、三、四、五节。]可资参考。假如把麦积74、78窟看做文成复法以后受云冈一期或二期影响而造凿的窟像，不仅在甘肃，在全国，就是在云冈、龙门的体系内部，都是找不出第二例的。
五、对两个具体考古迹象的分析
1．麦积崖早期洞窟是否被地震崩塌？
麦积崖是地震崖塌频发之地。人们在认识后秦佛迹尚存疑问的情况下，采信后秦窟已崩塌无存来解释此暂时之悬案。其实这是很勉强的。
我们曾指出，[参见初世宾《石窟外貌与石窟研究之关系——以麦积山石窟为例略谈石窟寺艺术断代的一种辅助方法》，《西北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3期。原稿作于1963～1964年间。]麦积崖的砂岩块体，因沉积过程而成长的不同构造层次，在内外因素作用下，山体中部以下剥切出**的笔立崖面，形成上大下小的麦垛状。其东、南、西三面，西崖体势、岩质较好，有一定前倾度，崖面开阔平整，岩石破损裂隙较稳定，并与中部连成一片。崖下是两翼山麓的中间，向南平缓开阔，故为早期窟龛和寺址的首选地带。崖根的51窟，形制同其上方57、74、78、90、165窟等相同，学者公认此为现存最早的一组洞窟。51窟位置最低，当属早期中最早开凿者。由此可知，早期开凿区集中于西崖东侧与南崖交接处，显然对崖面进行了优选，并充分考虑了寺院活动。北魏说的学者指出，梁《高僧传》虽云麦积山时有禅僧昙弘、玄高等百余僧众活动，但未云是否开窟凿像。造窟和禅修一般是一致的，二者应相辅相成。作为关陇三秦的著名禅林，北魏以下历代皆兴修窟像，唯独初始时（也是历史上禅修的鼎盛时期）竟然寂寥无为，也不可思议。
关于崖塌，西崖仅个别小局部有所发生，如74窟以西下层52—56窟附近及其上部，破坏甚微。严重崩塌在东崖和中部。庞大的崖体冠部下压产生的切力和应力，又上部大型开凿（如4、5窟）改变了结构和平衡，由地震引发了大面积崩塌。中部应发生在第5窟牛儿堂造成后不久。第4—5窟间及以下，山崖的折角突起以西，从东上斜向西下，崩塌面呈平行四边形，约横26、竖27米。据其两侧波及洞窟之受损程度推测，东侧自上而下，如14、15、16、17、19、20、22、23、24、26、27、36、37、39、40、43、49等窟，塌落崖面厚度约1~1.5米至0.6~0.8米不等，总体是上部崖体厚而下部薄。西侧由上而下如143、144、148、165、74、78、80号窟，所塌岩厚约1.8~1.5米至1.2~0.8米，也是上厚下薄。由此推断，其中心部位塌落崖体约厚1~2米间，所塌窟龛多属小型者。无74、78一类深3米左右的大龛。此类方圆敞口大龛，正是学界公认麦积崖的最早窟型。所以，在初期崖面尚且充裕时，最早开凿的佛龛不会选择那种危险地带。退一步说，即使该区域曾开凿最早的窟像，也不大可能全部都在这里而崩塌无存吧？因此，我冒昧建议放弃麦积崖创建洞窟已崩塌不存的观念。这其实是一个“莫须有”的理由，又等于是个“死结”。它似乎延迟了对云冈、麦积之间异同及其原因的认真思考。
2．麦积78窟火烧迹象的解释
该窟佛座的坛基叠涩上，包砌掩盖一些木框被火焚烧，其制作相当规整。这是佛坛外表镶嵌的边棱？还是坛内木骨架？应藉适当时机分析或解剖清楚。张学荣先生曾指点我目睹过，印象属于前者，坛基的叠涩似以木框成型。原制作或**，表面髹漆，比草泥、土坯砌筑的边缘更美观实用。它可能是麦积崖造塑窟像的传统工艺。此木边框被焚当是洞窟失火所致，如木栈道、窟檐、门窗之类燃烧必将殃及窟内。据张学荣氏及夏朗云的披露，除78窟，其他74、57、90、165及80、100、128、14、148等窟，也有被火焚烧和重修的同样情形，[麦积山石窟早期洞窟栈道火焚情形，见张学荣《再论麦积山石窟的创建年代及最初开凿的洞窟——兼与张宝玺先生商榷》，《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又夏朗云《麦积山早期大龛下层焚烧痕迹的考察——麦积山后秦开窟新证》，《敦煌研究》2004年第6期。]而在它们周围的其他窟龛中却不曾发生。这足以断定它们曾共同遭遇过一次焚烧的破坏—即北魏太武帝灭法行动。而坛基上的修复痕迹，包括用墁泥遮盖这些火焚木件，特别是仇池镇供养人画像、榜题无烟熏火烧迹，佐证供养画像为重修重妆，在火焚之后，晚于开窟造像。所以，步连生、张学荣二家关于窟像、供养人画像二者关系的解释判断无隙可击，是正确的。[见步连生《麦积山石窟塑像源流辨析》，阎文儒主编《麦积山石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张学荣、何静珍《麦积山石窟创凿年代考》，《文物》1983年第6期；《再论麦积山石窟的创建年代及最初开凿的洞窟——兼与张宝玺先生商榷》，《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
又74、78窟现佛像为“文成复法”后新作之说，亦需审视推敲。一是此说全凭推理，并无实据，据张学荣氏介绍，麦积崖太武灭佛的破坏实际上不甚严重。[据张学荣《麦积山石窟创凿年代考》，《文物》1983年第6期，麦积崖一、二期洞窟57、74、78、80、100、128、148窟等，都曾被火焚烧，塑像、壁画皆经重修，方式方法相同，重修程度轻微，都仍保留原作风格。从而判断太武帝灭法时曾有轻度破坏，文成帝复法后加粧重修。]而距离再远一点的河州炳灵寺，据169、1、16号窟的观察，看不出太武灭佛时有何破坏。建弘元年（420）所作无量寿一舖像，包括彩绘等依然完好。其次，灭佛时即使“焚烧击破”，按佛家仪轨习惯，也是原物装藏，原胎重妆，一般并无弃旧造新之理。上述74、78诸窟，造像皆系原作，像窟一体。如属重修而改变原貌，还是容易分辨识别的。也一定会留下痕迹，如165窟即是。
比较与分析
按麦积早期、云冈一期之孰早孰晚，分歧起于对二者和早期石窟作品之关系未作深入研究，而关键又在于如何认识，今试作对比剖析。
一、造窟之题材和形制
云冈一期即昙曜五窟的16~20号窟。关于麦积崖，我曾指出其最早的“（一）类”即一期佛龛包括：51、74、78、90、165、70、71、73、68号，看来还需要增补57号即“湫洞”。[见初世宾《石窟外貌与石窟研究之关系——以麦积山石窟为例略谈石窟寺艺术断代的一种辅助方法》，《西北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3期。麦积崖57窟是自然渗水溶洞，洞内按74、78窟形制予以修凿改造。笔者调查时，该窟尚不能通达。]“（二）类”窟龛，有80、100、128、144、148、149、176等，开凿年代在74、78等窟之后，第（三）类即太和初、中年之前。二类或二期所指实际为北魏早期。年代在文成帝复法之前后。在我看来，二期的北魏早期与十六国晚期的后秦、西秦、北凉之间是难以截断的，已如前述。
关于麦积一期、云冈一期造像，是在《法华经》、《坐禅三昧经》等大乘三世、十方、弥勒的信仰、禅观指导下设计开凿的，学界已形成较一致的看法。邓健吾、久野美树先生已从佛经义理、禅观方法、布局型式的渊源上找到证据，甚具说服力。[见（日）邓健吾《麦积山石窟的研究及早期石窟的两三个问题》，《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98年；久野美树《中国初期石窟及观佛三昧——以麦积山石窟为中心》（管秀芳、魏文斌译），《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1期。]同时，三世佛也是贯穿麦积一期、云冈一期各自后续时代的主题。但北魏创建说由此推论麦积一期及以下的三世佛信仰皆承之于云冈一期，却缺乏任何具体的理由。
先看基本特征。
麦积一期的设计：
1．方圆敞口大龛，无前室（按龛口稍有崩塌）。三壁前连续高坛基，三壁三坐佛（过去、现在、将来）等大。正壁释迦牟尼如願印、胁侍二菩萨，两侧佛禅定印。背景上方左右二圆拱小龛代表兜率天宫的思惟、弥勒菩萨。（51、57、74、78、90窟）；
2．同前形制无坛基，正壁单独的交脚弥勒主尊、二胁侍（？），无背景小龛（165）；
3．敞口小窟龛，一释迦牟尼禅定印、高座，二胁侍菩萨（70、71、73、68）。
云冈一期的设计：
1．形制为草庐、穹庐式，设明窗、窟门的大窟；
2．三世佛皆一大（正壁主尊）二小，共三种布局：
三立佛，主尊有二胁侍菩萨，壁凿千佛及释迦多宝并坐龛（18）；
主窟一大坐佛，二耳窟倚坐二小佛，壁凿千佛（19）；
主尊禅定印坐佛，背后凿隧道，二小佛立两侧壁（20）。
以上三窟为一组，19窟最大居中，同时开凿。
3．主尊释迦立像与二胁侍菩萨一窟（16）；
4．主尊交脚弥勒菩萨与二立佛一窟（17）。
以上二窟一组，同时建凿，完成于二期。
从形制观察，云冈窟形更像穹庐（帐幕），椭圆形平面，方门，天窗可采光通气。或像天穹，无台坛，席地而坐。总之，颇似鲜卑习俗，不可能是模仿印度草庐，造意也与龟兹前堂后室中塔柱大像之窟相去径庭。
麦积崖大龛，窟形方正，三壁、壁角、龛口皆向上作圆弧形，收拢为小穹庐顶（78窟最为明显），法“天圆地方”，似宇宙空间，与窟内圆拱小龛象征天上宫阙一致。这种形制，在国内再无同例。正如久野美树所指出，居高临下，一览无遗的群佛和视野，是“须弥山”下禅修观佛三昧的绝妙境地。[久野美树《中国初期石窟及观佛三昧——以麦积山石窟为中心》（管秀芳、魏文斌译），《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1期。]应该说，这是一种很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布置手法。其中，165窟又是74窟等窟内小龛的单独放大，造像内容全同。该窟位于78窟正上方距离甚近，或怀疑他与78窟为“双窟”关系。“双窟”一般处在同一水平，并列开凿，上下布置者则罕见。又78窟中已凿兜率天宫交脚弥勒及胁侍圆拱龛，无需再造同样大龛作“双窟”。又据早期崖面洞窟布局的分析，51窟等早于74、78窟，90、165窟等晚于74、78窟。指出此点，提请注意交脚弥勒菩萨脱离附属三世佛大龛而独立成龛，是晚一些时候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