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规模勘察麦积山石窟至今天，已经卅年了。迄至目前，笔者所知的对于麦积山“早期”作品的认识和分期断代，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1953年文化部勘察团认为“早期”是北魏早期（据其断代情况，北魏早期是指早于“龙门作风”的艺术风格），列入《麦积山石窟内容总录》中的魏早期（或魏初期）作品有43、69、80、90、91、92、100、114、128、139、140、144、167、169等。
（二）史岩先生认为“早期”是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灭佛以前的阶段。在他的《麦积山石窟北朝雕塑的两大风格体系及其流布情况》一文中，例举早期作品的一部分有139、140、126、74、100、128、70、71、77等。
（三）认为“早期”是西秦（公元385~437）至北魏早期（孝文帝太和十年以前）作品有69、70、71、74、75、77、78、90、100、128、148、169等9。
（四）认为“早期”是五世纪下半叶（公元460~500），洞窟有69、70、71、73、74、75、77、78、90、165、169等。
尽管各家的“早期”含义与所断为早期作品的区别是如此悬殊，却有一部分窟龛是各家所共认的早期作品。这些根据历史、艺术特征的分析、判断为早期的作品与从布局角度推论的结果是一致的。就比较而言，我觉得上述第三、四种意见所断定的洞窟，是比较符合早期洞窟布局的，因而也比较准确。各家所断定的除此以外的其他洞窟，大部分已于前文谈过，除少部分是早期较晚的作品以外，其他均不属早期之列，应是前文所述的第（三）、（四）、 （五）、（六）类的作品。这里附带谈一下43窟。43位于东崖与中部崖面交接处的突起角上。这条突起非常不利于开凿，特别是大型洞窟，附近石质亦不佳。突起处现有的洞窟，都比较晚。此窟内原作虽已无存，但类似这种崖阁式形制的洞窟，还有28、30、001、004、005等。它们皆处于东崖边缘上，在东崖的布局中，已经不是早的，而043之具体位置说明，它是更晚一些的。因此，从布局位置和形制等来看，043无论如何也不能上溯到早期。我认为： 005、001、028、030属隋代作品的可能很大，004（上七佛阁）是它们之间最早的，它恰好将北周典型的方形棱椎顶窟与隋之长廊崖阁式之形制结合起来，应是北周末、隋初之制作。 至于043，与其说是西魏的“乙弗氏陵”，不如说是隋初敕葬神尼舍利的崖阁式石冢更为妥当。
时代层次的几个实例
“时代层次”的意义，前文已简单交待，此不再赘述。其中的“时代”两字，与分期断代时所用的“时代”术语不同。后者一般是指历史时期，或者艺术风格上的不同阶段和范畴。这里的“时代”，是一种时间概念。研究“时代层次”，不外是为了证实：具有层次关系的几个洞窟，在开凿时间上的早和晚。这个早和晚之间的时间差距，可以包括一整个或几个历史时期，也可以是同一艺术作风范围之内，前后相差几年或更短暂的时间。
127窟的例子：127窟在西崖西端最上层，是个横长方形、盝顶四面坡，雕出坊、桁等仿木结构的窟。三壁开圆拱形大龛，内各一佛二菩萨，但正壁为石刻，极精美，是少有的艺术珍品。有的同志根据其邻窟126中曾发现“法生造像铭”，断定石刻造像是北魏晚期，窟大体亦同时或稍晚（石刻之石质非本地产，有从洛阳聘雇工匠造凿之说）。有的同志根据造像，特别是窟顶壁画类似敦煌285窟西魏大统四年的壁画，断为西魏。也有的统治根据其规模颇大等其他原因，认为是大统初、秦州刺史武都王戊所建（见麦积山石刻文录）。我以为：一、从洞窟布局上看，西魏洞窟数目极多，在前代洞窟基本占据西崖、中部崖面的情况下，向这两部分崖面两侧的发展，同时出现少量穿插、拥挤的现象。其时的大型窟如127、135，都在西崖最高的位置，因为崖面拥挤，下层崖面已无法容纳大窟，不得不向高出发展；这种突出的现象，是与历史记载所谓的西魏初年大兴修建等情况是相符的。二、从窟型看，这种型制是北周初的141、109两窟盝顶有坊、桁仿木结构顶的祖型。而盝顶有枋、桁的形制，与西魏相当流行棱椎顶，无枋、桁的形制相结合，似乎是北周普遍出现的棱椎顶，有枋、桁型顶的源渊。三、从造像风格上看，两铺泥塑像与当地一般西魏作品比较，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两铺泥塑像模仿正壁石刻像的痕迹十分明显。而这铺石刻造像是稍早些的作品，如以内地龙门等风格衡量之，大约是北魏末向西魏过渡的作品。所以，127建于西魏初，是可信的。
然而，问题在于：不少同志在得出这个较正确结论的同时，对127附近的158、121、120诸窟的判断却不甚确切——认为均是西魏的作品。这里且不谈127在形制、造像等各个方面，与其周围诸作品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仅就“时代层次”谈一点看法。127是处于120、121、158“包围”之中的。在这种情况下，127是以何种面貌出现的呢？我们首先注意到：它是所谓“深进型”的洞窟。它的门甬是麦积山所有洞窟中按比例说或是净长最深的一个（133窟宽与门甬深之比为8：1，净深1.8米左右；135为5：1；127则为3：1，净深2.8米左右）。135正处在岩体的粘结层上，加厚门壁对松软的石质是很必要的，但也没有127那么显著的进深。这种奇怪的迹象，除了以127的开凿较晚，因而不得不极力避开周围的已有洞窟向崖面内部发展来解释，别的理由都很难说通。所以，127门甬极深长的这种“时代层次”，说明它是158、120、121以后的作品。127既属西魏初，158、120（内造像为后修）、121应属北魏晚期。它们的风格，也与“时代层次”一致，这里就不多谈了。
类似上述属于“塑制变型”类型的“时代层次”，还包括许多其他内容，如高、宽、壁面倾斜度等变化皆是。如果某窟的高低、宽窄与同类型的其他洞窟的一般尺寸、特征不相称，我们就不能单单考虑这种变化是否是属于形制方面的变化，也需考虑：这种变化，是否由于它与邻近的洞窟有时间的早晚，而不得不呈现的“时代层次”。因此，掌握同一种类型洞窟在形制方面的规律和尺寸，不仅为分析艺术风格所必须，也是观察、研究“型制变异”类型的“时代层次”所不可缺少的手段。
109与141的例子：109在西崖西部第十层栈道，其附近的洞窟排列如下：104、105、108、109、110，112、117。141在西崖东部最上层近崩坍区处，其附近洞窟排列如下：139、140、141、142、178、176 （后两窟未通栈道）。这是西崖唯有的两个：形制基本相同，题材、艺术风格全同的原作洞窟。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该两窟与其邻窟——109与108、141与140之间皆有穿洞情况发生。在麦积山，两窟之间穿洞的情况不少，如154顶，有洞通140；004两侧有洞通005等等。但109、141的穿洞不同于上述主要是后代人为便利交通而穿凿的甬洞，而主要是因为洞窟开凿的“拥挤”形成的。从测绘上观察，109，141与其邻窟的距离可谓比肩摩踵。109最显著：104、105、108、109、110、112一排六个洞窟中，如果抽去109，所余五个洞窟的间隔距离十分均句、合适，只108、110之间稍宽一点。插上109，则108、109、110之间就特别“拥挤”，故109 108之间的石壁极薄。109、108及上层121、127，下层103，102之间纵横壁面上布满裂缝，这些裂缝的形成与该地区洞窟密集有密切关系。上述洞窟之间的穿洞遗有明显人工造凿痕迹，但其形成主要原因，是由于一个洞窟（如109）挤进了一排较紧窘的洞窟间（如104、105、108、110、112等），因而“破坏”了另外的洞窟（如108），这种相互破坏之“层次”说明：109、140都分别晚于其邻近的其他洞窟。140、142之间距离较宽，108、110之间则异常窄狭，这可能是141两侧壁各开三个龛、内置佛像而109两侧壁不开龛佛像置于坛基上的原因。
101、102、103一排，102与103之间也有穿洞，道理与上述同，是西魏末的102，挤进北魏晚期101和西魏初期103之间的缘故。
从前面127的例子，还可以看出另外的问题。127虽然力求避开158、121 120等，但仍然与它们有所接触。如127前壁门东的壁画上有一破洞，洞直通120，原来120与127是通连的。120、127之间是一道泥坯墙，墙的一边，画着127之原作壁画，另一边，画120佛像的项光。由此可以说明，120不会晚于127，如果120破坏了127，因而不得不修一道泥墙来遮挡，为什么泥墙那一边，127的壁画竟是原作呢？这种层次，显然说明了120较127早，当127的开凿破坏了120时，用一堵土墙将它与120隔开。至于120造像比127完，属西魏晚期（或北周初）可从窟内现状找到解答。120窟型较特殊，有明显的凿痕迹，证明120在127开凿时，可能是个废窟，127前壁的泥墙修好之后，后代人有利用这个废窟重新造了新像。121窟顶内近正壁处亦有一洞通127前壁与顶之交角处，洞孔很不规则，极小不能容身，应是互相破坏所致，非人工修凿。121窟较小，距其下方109、108较远。如果127在前、121这般小窟必然会适当地下移，以免侵犯127。而127开凿时，121果然还未诞生，与121类同的126、120、158、122、102及晚于它的103、123、124、126、171、102、113、179等也都不存在，那么周围只剩下115、114比较早，127当然也就不在今天这样蹩脚的位置了，必会适当地下移。很明显，127与121之间的穿洞，应是127破坏了121。所以，不论从127的布局位置，或是它的“形制变异”类型的“时代层次”，还是这里所说的“互相破坏”的时代层次，都证明127晚于120、121、122、126、158等。
以上所谈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洞窟之间产生“互相破坏”类型的“时代层次”。洞窟之间的“时代层次”关系，也有因崖坍而形成的。洞窟的中轴线一般均垂直于开凿时所在的崖面，有较大偏角的情况较少。如果有甲、乙两个邻近洞窟，甲洞垂直崖壁，乙洞确实是由于崖塌而不垂直崖壁时，乙洞就很可能早于甲洞。类似这样的层次关系，因与崖塌有关，可置崖塌范围内观察、研究。
133（万佛堂）的例子：133在西崖大佛东侧、128上方，位置比较适中，是西崖最大、造像最多的洞窟。从其布局位置看，比西魏初年的135、127优越。位置的优越与否，对于一个大窟是颇为紧要的。随着时代变迁，大窟的优越位置往往比小窟的位置更容易丧失，127， 135就是具体的例子，东崖004、005也是很明显的实例。将127、125两洞所占的具体空间测量之后，就会发现：127不采取深进开凿的方法，135不越过粘结层，下部崖面除74~78以下区域以外，其他的空间都不足以容纳它们的体积。如果开凿135、127时，133尚不存在135、127的位置也就可能不在今天的位置上。因此，133至少不比127、135晚。在崖面、崖体—定的情况下，除与崖坍有关的诸洞窟之外，距离较远的小意之间，一般说表现不出“时代层次”。较大或特大型洞窟则不然，在崖面上具有一定数量洞窟之后，继续开凿的各时代大型、特大洞窟，即使它们之间的距离较远，其布局位置却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时代层次”。就是说，洞窟位置的研究，不仅是“洞窟布局”内容的一部分，也是“时代层次”的表现内容之一。在这里，“洞窟布局”和“时代层次”是统一的。
133附近的崖面比较空旷，除134、157、193、192四个小龛外，别无其他洞窟。我以为原因有两个。首先，133是一个大窟，且窟之前壁极薄。如以门之宽与高作为度量单位，窟宽等于门宽之十倍、该洞窟之东壁恰与今139之西壁紧邻，窟高等于门高之2.5倍，窟顶正是粘结层。前壁厚约1.8米，与135、127的比例不同。如此薄之前壁，如此大的洞窟空间，在接近133窟口较近处的崖面上开凿中、小型洞窟，必然会洞穿，破坏其前壁。其次，133又是一个“权威性”的洞窟，所以连可供开凿小龛的l.8米厚的前壁上，小龛也并不多，而且时代均较晚（大约是北周早期）。这就说明，133在当时和距其较近的时期中，保持着“不可侵犯”性。
总之，从133的布局位置、时代层次、窟内造像等来着，它在麦积山开凿史上，是个不太早、但也不晚的重要洞窟，定为北魏晚期较合适。有的同志主张它是西魏大统六年（公元540）埋葬魏文帝后乙弗氏之“寂陵”。从文帝对乙弗氏的态度看，乙弗氏的埋葬，决不会用小型窟龛仓促了之。但《北史·后妃传》说：“大统六年……凿麦积山崖为龛而葬……”。一年之间，开凿如此巨大形制的窟，很不可能。所以，果然133即是“魏后墓”，显然是利用了前代洞窟予以改凿。再前记载又说：“神枢将入，有二丛云先入龛中，顷之一灭一生……”。这似乎是暗示了文帝与乙弗氏的亲昵关系及文帝敕乙弗氏死是出不由衷的。133恰有两个并列的后室，似乎也暗示着同生同死的意思，至于二丛云之“一灭一生”，不过是史家的一种附会。所以，说133是“魏后墓”也不无道理。
前面所说的139的位置正在133东壁之东侧，它很可能晚于133或是同时，因为139与140（北魏晚期）之距离相当接近，比较拥挤，如果没有133已先存在的情况，它可能会向别的区域，特别是133之位置发展。看来139之开凿，是在对133空间大小有准确度量的情况下开凿的，所以，它不能早过于133。该窟内的北魏晚期、西魏、西魏末期作品共存，西魏造像显然是从别处移入者，其北魏晚期作品与85同，较133者稍晚。故133、139是同时代稍有早晚之作品。
实测同一层洞窟的连续平面，数层洞窟的叠压平面和立面图，有助于进行“时代层次”的探索。把崖体作为一个立体，将诸洞窟以空间布局的形式安插进崖体中去，然后透过崖面遮挡，观察这些洞窟在崖体内部的上下、左右、前后各种相互层次关系，这是研究“时代层次”的重要方法之一。
关于石窟的栈道
在麦积山石窟，与洞窟开凿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栈道了。开凿窟龛的目的，除供僧众“禅定”、“观佛”以外，从造窟主来说，不外表白功德主们的“愿心”和供他人或后世“瞻仰”。栈道对于一般低处地面的洞窟无甚实用价值，而像麦积山这么高峻的崖面，栈道就几乎处于洞窟的“生命线”了。麦积山现存一百八十余窟龛除少数以外，余均凌架险空，其中西崖尤著。人们不仅要问：古代的劳动人民是怎样攀上如此险绝的峭壁开凿了第一个，继后又开凿了一个又一个的洞窟呢？他们用的什么方法？什么地方是这个艰巨工作的起点？！能够圆满回答这些疑问的只能是：栈道。栈道与洞窟的开凿和重修形影不离。如果不是凭藉已有的栈道，在较近处开凿，因而无须架栈外（实际这种情况也很少），一般在只身赤膊或用简单工具所不能及的地方开凿，都需要首先架栈。即使开凿时不架栈，但开凿完毕时，也必须解决以后的交通问题。所以，无论是为了何种目的而开凿或重修的洞窟，一般都有栈道。原作洞窟栈道的出现有几种可能：或早于开凿洞窟，或晚或同时。根据麦积山的具体情况，前一种可能是最大的。但记载中还提到另一种修凿方法；《太平广记》引“玉堂闲话”说：
“古记云：六国共修，自平地积薪至于山严巅，从上镌凿，其龛室神像功毕，旋旋拆薪而下，然后梯空架险而上。”
《太平广记》关于麦积山的其他记述均大体可信，惟此段所谓“古记云”令人怀疑。首先，麦积山石窟的开凿是全部，还是一部分运用了这种方法？其次，如果是全部，是一次架薪，旋下旋凿，然后统架栈道，还是每凿一窟即架薪一次呢？再次，距离较远而同时开凿的洞窟，是否需架薪数堆呢？事实上，麦积山崖面上层洞窟的时代并不早，最早期洞窟反集中于下部；而洞窟的时代，决不是从上到下，时代逐渐由早到晚的。像西崖天堂洞（135）的开凿，竟需架七十余米高的“柴山”，也是不可能的事。“积薪旋拆”是古老的传统建筑方法之一。我们不能否认，在生产技术水平较低劣的情况下，麦积山石窟的开凿可能曾采用过这种办法。麦积山的邻居——武山拉梢寺石窟也有类似的传说（案：该石窟多处悬崖峭壁，传亦用积薪旋拆的方法造凿，故有“拉梢”之名称）。但运用这种办法的，只能是某一个或几个，某一部分或某一时期（时代）而不可能是全部。
栈道既然是洞窟的“生命线”，它也必定能为研究工作，特别是判断洞窟布局和分期断代提供可靠的根据。麦积山石窟的绝大多数洞窟的分布，呈现较规则的水平层次，这显然不是古代人民毫无约束的活动或偶然形成的。不同时代或相同时代的洞窟，采取横向层次的分布，不过是因为凭藉了栈道最容易、最大量出现的水平式进展、延续而已。原作或重修栈道的可靠资料，是各时代洞窟在崖面上的走向、布局，以及判断哪些早，哪些晚或很晚？甚至可以判断：何时，哪些被破坏了？何时，哪些又重修了栈道？人们在哪里有些什么造凿或重修活动。当然，这样的分析和研究，不能脱离洞窟内部的一切现状和必要的文献记载等。
在麦积山，除古代所余留下来的栈道痕迹，近代以至目前，栈道仍在不断发展。为保护而修建的新生栈道，对于我们所谓的栈道研究，是次要的，须剔除不予考虑，以免古今混淆。其次，经过千百年的人为和自然因素等的干扰，使栈道的整体面貌和细部发生了极其复杂的变化。栈道本身，又是以极其简单的建筑形式表现出来，原作经过破坏、再重修或利用、改造，反复几次之后，面貌容易改观。且这项工作在目前，是一个空白，缺乏经验和理论指导，做起来比对造像壁画的分析研究难一些，既需要具体的局部分析、对比，也需要全面的综合研究。科学地、谨慎地研究栈道，那怕是一小点结论，也是确凿无疑的。
麦积山的栈道主要包括三部分：每一层洞窟的栈和簷（窟簷、顶棚、崖阁、屋顶等）及联接层层之间交通的梯栈。每一部分，又都由桩眼和木架结构（或附以砖、瓦、泥土等）联合组成。木架结构主要是凭藉桩眼而存在，故凡有栈道，即有桩眼。
如果从研究现存原作、重修栈道的特征出发，就会将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顽固的难题逐一打开缺口。比如，东崖的上七佛阁（004）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洞窟。它居高临下的位置和庞大的体积，在一次崩坍之后，使其下部面积广大的许多洞窟均遭破坏。破坏后，连七佛阁在内的周围很多洞窟，都有过几次相同的重修，然而，重修作品的时代，直至目前尚未准确地肯定下来。问题在于它何时崩坍的？是一次崩坍还是多次？问题又在于：目前，除了根据少数历史记载，对崖塌进行揣测外，尚不能准确地判断它崩塌于何时？这样，判断它周围残存的木架栈道建于何时？总共有几次？则成为解决问题的焦点了。
木架结构和栈道桩眼的研究不能分离，在麦积山，后者的研究尤其重要。在木架结构屡次遭到破坏、重修、变更、利用的情况下，时代较早的原作和重修栈道的遗存是太少了，因而对栈道的研究，势必以研究容易保存下来的桩眼为主。桩眼的特点是：它只能反映木架结构的骨干，而不能表达木架结构的细部。麦积山现有数以万计的桩眼，它们的排列和形状是多种多样的，桩眼有大、小、深、浅各种尺寸；方、长方、圆、凸字形等各种形状；桩眼之间，左右、上下的距离长短不等；排列有单层、双层，三至四层以及弧状、水平状，甚至组成六角形等；同一位置，上下排列的两行桩眼，有一排已经塌坏，一排完整如新；同一区域的许多桩眼中，有的风化、残缺，有的口缘整齐。这些彼此存在一定区别，包含有一定规律性的桩眼，是非常宝贵的研究资料。
如果能将每个洞窟、每条栈道上的旧有桩眼予以观察和测量，总结其不同的特点，结合已知较可靠时代的洞窟进行图纸上的联系，就可能获得崖面上的某一时代洞窟、栈道的发展、分布和不同时代栈道、洞窟延续和联合发展的材料。很多这种材料的积累和综合研究，能反证对洞窟等作品断代的准确程度，特别是那些遗存已不足以提供可靠的断代依据的洞窟。
一般说，时代较早，开凿、重修活动频繁，自然变化激烈的区域，桩眼现状就较复杂：石窟边缘区域的桩眼现状较简单。前者如西崖早期洞窟74、78窟，大佛脚下和西侧，东崖大佛左右及七佛阁下；后者如西崖西端和东崖之东端。
麦积山的崖塌与桩眼之关系异常密切。桩眼因崩塌而毁或无存是很多的。正确地判断桩眼的保存状况，有时需要古建筑、地质和其他方面的知识（有关方面的配合，是研究石窟外貌的有利条件），但有时通过简单的直接观察就可以了。如有的同志认为牛儿堂西去，横过东西两崖之间的塌崖、至于天堂洞上方的“天桥”的毁坏是被崖塌所致。如果分析“天桥”残存桩眼的现状，知其原为有蓬顶的栈道走廊：架栈的两排桩眼上、下十五对共三十孔，孔较大；架蓬顶的两排上、下十三对共二十六孔，孔较小。以上大、小桩眼皆方形无损，且间隔、距离相等，排列整齐，无缺泐和增添，个别桩眼中还余长木桩。在一块有起伏的崖面上发生大片崩坍，原有栈道的桩眼仍如今日一般完整是不可能的，所以“天桥”晚于崖塌，决非崖塌以前之作。崖塌以前的交通藉助于中部未塌洞窟的栈道，并不是“天桥”。《玉堂闲话》及所引五代人王仁裕之天堂题诗都没有提到“天桥”，估计“天桥”建于五代以后的宋初。其毁当因火灾和其他，而非崖塌。如果从有关材料中证明五代时“天桥”已存在，那么中部崖塌必在唐代或以前了。
再如西崖的东部诸窟如240、141、242、154、159、160、161、162、245、149、163等，很少有题记，特别是宋以前者，其造像塌坏后，均未发现五代、宋初重修痕迹，颇与西崖西部不同。距离其很近之165、133、135（天堂洞）等恰恰相反，不仅题记众多，五代和宋均有频繁的修缮。原因何在呢？原来140~163诸窟外的一部分桩眼是半截的，说明栈道及窟之一部被同时崩坍了，这塌崩又与中部崩坍同时。《玉堂闲话》说：五代时，从万佛堂至天堂洞的栈道十分艰险，是“空中倚一独梯”，可见五代或以前的唐末，直至宋初，140~163诸窟的栈道已毁，人们无法登临。由此亦可知，五代人所说的西阁，实际是指天堂洞以西的部分，天堂洞在当时，是西崖东侧所能达到的极点，天堂洞以东的崖面均属崩塌范围，其绝大多数洞窟一直荒废，因而这些窟的原作面貌保存较好。
崖塌关系着洞窟断代的几个实例
25窟的例子：在东崖牛儿堂下，26窟西侧。为一圆拱浅形窟龛，中塑等觉菩萨坐像一尊，冠上有化佛，可能是观世音。有的同志根据束腰座上沥粉题记：“天启七年四月……（删）贴完”，确认其为明代作品；也有不能断定其开凿时代，只定像为明作。这些说法受了天启七年题记的限制，故不甚确切。少数同志认为是北周至隋作品，比较可靠。该窟是被坍的洞窟之一，此坍与七佛阁，牛儿堂有直接关系（015、024、026、027、033等均同），故其开凿时代可径直断于北宋以前。再者现存之造像如面、肩、双膝等皆非一般明代之特点，面部与029、026之原作极接近。身挺长厚润，似北周末隋初之风格；双腿厚而窄，似015、033等之宋作，且有双层泥皮。可见该龛为较早之作品，崖坍之后，因上身位于裂缝之内故稍损，双腿伸出，则被打毁。于是有过一次重修，大约当宋，与周围各龛尽同。天启七年只是“贴”一层，并做化佛冠，衣饰、璎珞、须弥座等。如果不从崖坍出发，只能得出明作品之结论，而此结论很不足以说明：为什么该像保留着相差悬殊的早期和晚期的风格，为什么既是明作又不太具备明代特征！
33窟的例子：一般认为是宋或明作品，少数同志认为系北周晚期之作。该龛与其右、右上、上、下方诸窟同有崩坍，龛仅存痕迹，但全部造像外露。如像做于塌前，万无保存之理。且龛内二像，似宋作品；由此知二像系坍以后之作，坍崖在造像之前，原作龛当然又在崖塌之前。故宋、明说皆不确切。
单凭崖塌的可靠资料，虽然对被塌无存的窟的断代更确切些，但只能将其时代限制于崖塌以前。准确的时代论断，还必须结合其他方面的分析，如上述33窟之佛坐方形石胎须弥座，麦积山宋以前的这种须弥座只有北周末、隋代流行。因而就可以将33窟的时代限制在北周末、隋代了。对于被塌洞窟的断代所要结合的其他方面的分析中，洞窟布局也十分重要，兹举一例说明：
96窟的例子：在西崖93、92之间，为一圆拱的残龛，一坐佛全露于龛外。其现存断代意见颇复杂，五三年文化部勘查团认为是“魏”，此后又有“魏作、明修”、“魏至北周作，宋修”、“宋修”诸说。观察该窟之崖坍，实与92（门壁小部分坍）、93（前壁塌）、165（坍去小半）、78（同上）、77（几无）、76（坍小半）、75（几无）、74（同75）连成一片。然此次崖坍又与前文所述之天堂洞以东之140~142、148附近诸窟及中部崖面之崖塌大体同时，故其下限可定于五代或唐末，说明此龛并非宋或宋以后之作品。既然属唐以前之作品，究竟属那一时代呢？根据麦积山西崖之崖面使用和洞窟布局，我们首先可以不计唐的可能性，其次如前文所述，96附近（上至131，西至91，东至93）石质松软，该地无早期活动，只有到了崖面较紧张的晚期才不得不予以利用，与85~89下方，169以西地区同样，多集中了北周（主要的）、隋（少数）的作品，因而96大体是北周或隋的作品。在麦积山，隋代的开凿中心实际是在东崖，故96是隋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62与67窟的例子：在85~89下方有三条重叠平行崖面的裂缝。由于崩坍，下部崖体已坠落，上部则悬垂若三层阶梯状。67窟口露于最外一层崖面上，最外一层裂缝穿过该窟前部，窟口左方亦随最外一层崖面之崖塌而毁。62窟则开凿于第一层裂缝之下的第二层崖面上，窟口完整无缺，门外尚存原作圆塑力士一躯。很明显，67是早于最外一层面之崩塌，而62则是于同一次崖塌以后开凿在所余的下层崖面上，所以67早于62。象62、67这样同属北周而风格差异颇著的窟龛造像比较多，断代中屡屡发生问题。如有的同志认为62为北周像，67系隋，如果不是只根据“风格”、而是从崖塌出发，显然得不出这样一时被“风格”蒙蔽了的结论。根据崖塌前后的67、62在时代上的不同，还可以将接近67的西崖55、82、94、109、223、157、142、266及55窟重修佛，中部崖面的45、46，东崖的41（像系北周初，完早于像）、92划属北周较早时期。将接近62的西崖53、65、52、84内重修佛，天堂洞正堂壁左侧完内重修佛，其前壁及55、126、166等完内散置之小佛像；东崖之3（千佛廊下层四排佛像）、6、7、9（中七佛阁）、12、13（东崖大佛）、15、18、22、25、26、31、32、34、36、39、40等窟内现存原作，划属北周较晚的作品（其中如3、后修作品已向隋过渡）。6、7、9等及西崖大部分
上面谈的是根据同一次崖塌前后的两个洞窟所受影响的不同，从而断定其时代早晚的例子。对我们的研究工作说来，通过崖坍断定67早于62是确凿而重要的，以62、67之标准去衡量其他洞窟则是可以讨论的。因为62、67是否同属北周，目前还存有疑义。以上的进一步推论只是在假设62、67同属北周的前提下进行的。
在较大的崖面面积上，崖塌有时面积较小，只涉及几个或一部分洞窟；甚至十分邻近的两个窟，一个无损，一个被塌。如果不能准确地划清崖塌的范围，将导致混乱、错误的论断。如西崖163、155是同一水平线上邻近的两个窟，163被崩毁前壁及两侧壁之小部分，155窟口则完整无缺。因为163之上、下、左、右崩坍的西部极限在163与155之间，了解这点之后，就不会笼统地根据崖塌，认为155窟（北魏中期的）是晚于163窟（北魏晚期的）作品。再如前面所述62、67以西及西下方崖面呈三层悬垂阶梯式，67在最外层上，62在第二层上，67、62之同一水平还有94、60在最底层崖面上。94、60之下方，52至56一排亦在最底层崖面上。单从现象观察，会发生上述三层悬垂崖面崩坍之后，才在所余最底层崖面上开凿94、60、52~56等窟龛的错觉，于是就会怀疑：为什么北周初期的67被塌了，现定为西魏的56，西魏末的60、54，北周初的94、55反而完整呢？怀疑的结果必然会大大否认对56、60、54、94、55等断代的准确性。其实，通过94~60、52~56一带崖面现状和洞窟布局的分析，这里的崖坍相当早，且巨石质极松软，是西崖开凿史上较晚期活动的区域。62、67附近的崖塌与上述区域无关系，它上起170、86（邻近两窟，在60上方），由60之上方斜东向直下，恰将67及下层56之东邻，现编61两窟塌掉，而没有涉及到现存94~60、52~56的区域。由此亦可知61（已无存）至少是北周初期的作品。与上述同理，也不能只根据170、86（北魏中期）的崩坍，就认为与170、86同水平且距离较近的88、89（无塌痕迹，属北魏中期）是晚于86、170的作品。因为这次崩塌在170~89的水平线上，只涉及到170、86两窟很狭小的范围（根据遗存，知87~85之间的170、86原是很突出的崖面，最易被塌）。
附记：此稿撰写于麦积山石窟大规模修缮工程前，文中所述石窟外貌，有些地方与今所见已有出入，因不便修改，谨此说明。笔者识。
(原载《西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