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时代，“显贵”二字还沉甸甸地压在社会的褶皱里。如今他们如消散的晨雾，我心中并无波澜，到底不是显贵的血脉，自然难生惋惜。可我知道，在那些曾头顶显贵光环的人心里，至今仍藏着对往昔的绵长追忆。
我要为那个时代的一人绘一幅肖像，笔尖流淌的不是对显贵身份的怀恋，而是对亡友的深切追思，这一点，还望诸君知晓。这幅肖像该是椭圆形的，嵌在宛如早期银板照片的相框里，边缘饰着螺钿或金银勾勒的阿拉伯花纹，最好是幅侧面胸像——他的侧影秀美得在日本人中实属罕见，罗马式的鼻梁高挺，希腊雕刻般的嘴唇精巧，苍白的面容几乎不见血色，唯有淡红的唇色，像一滴永不干涸的血，惹人注目。
提笔描绘他时，不自觉地沾染了佩特的笔调。佩特写《埃默拉尔德?厄里瓦特》《塞巴斯蒂安?范斯托克》，总将微妙写实与透明抽象揉在一起，描绘人物面容时，连带着把精神生活也刻画得鲜明，就像荷兰派画家，笔触落在脸上，却能让人看见灵魂的模样。他笔下的自然带着抽象意味，黄昏风景里藏着慵懒的官能气息，抽象与官能直接触碰，物象始终蒙着层朦胧的纱。我想，也只有这般笔触，才配得上柿川治英，毕竟，从少年到生命尽头，绘画始终是他灵魂的栖居之所。
治英后来成了出色的宗达鉴赏家。我常琢磨，绘画究竟有什么魔力，能将他牢牢吸引？或许是那份静止，像被施了魔法的军队，在画布前戛然而止；又或许是画面的完整，像精心构筑的城池，没有一丝缝隙。他父亲是收藏家，东西方名画堆砌出他成长的世界，那些画作像沉默的神明，注视着他的一生。
治英打小就与狂热的事物保持着距离，和他那位猎兽时总能闹出趣闻的伯父截然不同。他身上没有绚丽的稚气，我初见他时，便觉得这个少年早早褪去了天真，周身萦绕着与生俱来的优柔与沉稳的麻木。或许正因这份麻木，他才爱上绘画——在他眼里，绘画是唯一不强迫他的艺术，画家听了这话或许会生气，可他就是这般执拗地认定了。
治英死后，我在加州帕萨迪纳美术馆见到庚斯博罗的《蓝衣少年》，恍惚间竟看到了少年治英的影子。画中少年光彩照人，却缺了生气，傲慢的额头、倦怠的眼神、小巧的朱唇，和治英如出一辙。在治英看来，绘画和音乐、戏剧、小说都不一样。音乐如汹涌的浪，戏剧似炽热的火，小说像繁杂的梦，都带着侵略性；唯有绘画，安静地待在方框里，用同样被动的姿态回应鉴赏者，像一汪浅浅的湖，美得安稳，美得没有波澜。
他厌恶陶醉，而世人大多把生命当作一场狂欢。在他心里，生命是把无限长的卷尺，得慢慢抽、细细量，急不得。所以他不爱音乐，或许是察觉音乐和生命的结构相似，都是在消耗时间，而他只想借绘画将生命定格、延长。
战争年代，青年们把热情泼洒在战场上，治英却轻轻哼一声，宣扬沉稳的败北主义。军帽、佩剑、短刀，在他眼里和欺负残疾人的孩童一样可鄙。我惊叹于他的坚强，那些轻视行为世界的青年，大多靠着哲学支撑自尊，可治英仅凭倦怠而优美的本能，就从未被世俗迷惑。想来，他家作为将军家族的分支，先祖血液里的某些因子，早已注定他会厌恶战争、厌恶所谓的“英雄行为”。
那个夏日，暑气正盛，我前往治英的宅第。旧城区老街的一角，曲折的小路通向一扇巨大的铁门。前院大得能容下一所小学，鹅卵石地面上，椭圆形的小园子里松林茂密。右首的平房杂院连着古老的车库，中央深处，青铜圆顶的西式楼房耸立着，左右配楼相伴，左边的船板院墙遮掩着庭院。三层楼房的窗户映着夕阳，却透着股疲惫，像极了治英倦怠的眼神。不只是建筑老朽，连支撑它的生命力，都在剧烈衰退，大理石的色泽里，尽是大势已去的苍凉。
我想起他喜爱的画作，牧溪、塞尚，可若问他真正倾心的，西方是华托的《惜别爱情岛》，东方是宗达的《舞乐图》。这般选择，少了青春的绚烂，却透着对被权力荫蔽的幸福艺术的偏爱，大胆得不像寻常青年的喜好。
绕过小园，我来到一扇黑暗的大门前。青铜门扉上的浮雕、椭圆形小窗，还有葵花瓣型的家徽，都诉说着往昔的尊贵。按响门铃，许久才听到开门声。屋内昏暗，戴眼镜的精瘦中年管家引我入内，他面无表情，像尊没有温度的雕像。
中央铺着红地毯的楼梯，左下方走廊挂着壁毯，摆着古风桌椅的临时会客室，都浸在死寂里。彩色玻璃窗透进血红的光，午后的酷热被拒之门外，这里冷得像座冰窖。终于，楼梯上传来轻微的脚步声，治英伏在栏杆上唤我，那声招呼，没有年轻人的活力，倒像迟暮者的叹息。
每次去他家，他总带我穿梭于不同的房间，后来我才明白，他是想让我见识那些豪奢的角落。头一回，他领我进了间幽静轩敞的大客厅，洁净得不像人住的地方。南面庭院的草坪被树影笼罩，唯有木贼沐浴着夕阳，那团暗绿无机得可怕，不随风动，沉静得诡异。
“席地而坐累，还是椅子好。”他起身打开杉木门，昏暗的室内摆满家具和百宝架。灯亮的瞬间，大型玻璃吊灯从头顶垂落，光华四溢，映得满屋五光十色。“这座屋子里全是明治时代的油画。”他指着墙上的画说道，黑田清辉、冈田三郎助的作品，带着巴黎沙龙画风，色彩沉稳，写实细腻。可我们的谈话，没涉及高深的美术，尽是学校老师的怪脾气，他用得意的语调模仿着，那姿态，像在演一场居高临下的滑稽戏，满是冷嘲热讽。
治英并非全然摒弃自我展露的渴望，他伏案写过几部小说，也执笔画过不少油彩风景与静物。可那些作品，恰似蒙尘的璞玉，虽透着股独特气质，却难掩凡庸之态，像未熟透的果实，空有轮廓，失了精髓。
他对庭院里游弋的蛇兴致盎然，还以此为灵感创作小说。笔下文字如困在迷雾中的航船，昏沉迟缓，生生掩盖了蛇的灵动光彩。可我知道，他写得投入又欢喜，仿佛在编织只属于自己的秘密花园。他对自身在人情世故上的缺失，仿若浑然不觉，对才华的匮乏也毫无苦恼之色。学校杂志评比会上，作品遭人恶评，他却神态自若，那模样，像极了暴风雨中岿然不动的老树，反倒让众人没了言语。
他在美的世界里漫步，姿态闲散又挑剔。面对绚烂如盛宴的晚霞，他并非沉醉其中，反而像个严苛的考官，目光如炬，搜寻着瑕疵。彩云形状的不均衡，在他眼中成了致命的结构缺陷；色彩的浓烈，也成了过度使用的败笔。他对酷烈的自然、险峻的群山、汹涌的海浪，皆漠然视之。闪电雷鸣、地震天灾，既吓不住他，也引不起他丝毫兴趣。
初夏黄昏，蛇在庭园草木间游弋，银白鳞光闪烁，却能在他心底激起涟漪。他据此写的恋蛇小说，笨拙又敷衍。我疑心他从未真正爱蛇，只是借这虚幻故事，在情感边缘试探。他的笔触缺乏真诚，打破了感情的平衡，从一开始，就刻意避开真实的情感经验。
描绘月亮升起、微风拂草时，他倒是有了些热情。可这热情里，藏着整顿自然秩序的执念。他笔下的自然，是被修剪过的盆景，过度均衡的构图，反倒透出外界真实的模样。他既容不得不洁之物，又不赞成狭隘的洁癖，凡事总取中庸之道。征兵体检不合格，才揭开他患病的秘密——心脏瓣膜症。可在我看来，这病症早已融入他的生命，成了他性格的一部分，像件量身定制的衣裳，庇护着他远离陶醉与热情。
治英常说梦话，梦境光怪陆离。巨大鸟影掠过晚霞、深夜车库驶出灵车、草坪染成紫色……满是不安。可他却兴致勃勃，用戏谑语调讲述，仿佛那些噩梦是有趣的故事。或许，唯有在梦里，他才允许不调和与破坏存在，又或许，只是因为他对梦境本就漠不关心。
他爱猫，听闻津轻方言里“茶牌”指代猫，便觉得新奇有趣。猫跳上书桌，用头蹭他下巴时，他仿佛触到了隐秘的官能世界。那是个无需人性关怀的虚幻之地，慵懒、任性又充满媚态，正对他的脾性。猫的触感，像把钥匙，打开了他内心的一扇门，让他意识到，自己追求的爱，是基于漠不关心，是对官能形式的纯粹追求。
他渐渐明白，自己对绘画的热爱，更多是官能层面的眷恋。为了将这种官能感受发挥到极致，他决然放弃小说与绘画创作，断绝与创造的联系。夏夕，风吹过树梢，鸟鸣声起，他总要以冷峻的官能过滤自然的浮躁之美，只接纳那些符合他内心秩序的东西。外界的鲜活与灵动，反倒让他不安。
他以官能对抗陶醉，试图将自己塑造成纯粹的官能存在，成为理想中的美术鉴赏家。绘画里既定的秩序，在他眼中，比社会秩序、道德法律更为稳固，能保障他保持理智的无动于衷。他沉醉于绘画中色彩的浓淡、形态的优雅，那些画面元素，如同温柔的手，撩拨着他的官能，带来与异性肉体吸引别无二致的快感。
他用自我观念筑起五彩屏风，隔绝自然与外界的喧嚣。在这封闭世界里，悟性没了用武之地，他也无需再面对现实的复杂与变化。而屏风之外，战争的炮火正愈演愈烈，炸弹轰鸣，人们惊慌奔逃，末日的阴影渐渐逼近。
战争的硝烟散尽，治英结婚的消息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令我们震惊不已。在我们的印象里，他似乎一直游离于尘世的情爱之外，尤其是对女人的肉体，向来表现出一种淡漠与疏离，可如今他却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自那以后，有段时间我未曾与治英谋面。听闻他出版了一本关于宗达的小书，为了缴纳财产税，他家变卖了那座宽敞的宅第，全家搬进了一所狭小的房子。不久后，又传来他喜得千金的消息。偶尔在街上相遇，他也从不邀请我去他的新家，仿佛那是一个他不愿外人窥探的秘密领地。
战后的世界陷入了混乱与动**，我们之间的往来变得愈发稀少，曾经在战争时期的情谊，也仿佛被岁月的尘埃所掩埋，变得遥远而模糊。战争期间，死亡如影随形，我们随时都可能命丧黄泉；而如今，战争虽已结束，我们却不得不继续在这满目疮痍的世界里挣扎求生。
我时常思索，治英如今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
女儿出生后的第二年夏天，刚入夏，治英就察觉到身体的异样，他变得极易疲劳，仿佛身体里的能量被一只无形的手悄然抽走。他前往医院就诊，医生诊断为过度劳累所致。那时的他，持续低烧，还常常盗汗，肺部透视结果显示并非肺结核，医生认为可能是神经方面的原因。这个诊断让治英暂时放下心来，然而，低烧和盗汗的症状却并未因此消失，像两条顽固的藤蔓，紧紧缠绕着他。
治英将这些症状归咎于初夏时节气候的无常，这与他以往的习惯大相径庭。曾经，他对自然嗤之以鼻，认为自己可以超然于自然之外，不受其丝毫影响。外界的风雨雷电、花草树木，似乎都无法触动他那白皙而端丽的身躯。可如今，他却不得不承认自然对他的影响，这对他而言，无疑是一种违背自己一贯主义的行为。
他凝视着周围的自然，五月的天气阴晴不定，时而大雨倾盆，裹挟着嫩叶的香气，洒落在城市的废墟之上。
治英心中暗自思忖，难道自己一直排斥的自然，真的隐藏着与自己肉体相关的东西吗？难道自然正在对他曾经的轻视进行复仇？过去的他，从不认为自己的肉体是自然的一部分，这种想法在他看来，是对自己的一种亵渎。
阵雨停歇，阳光透过云层的缝隙洒落下来，照耀着废墟上的暖炉砖瓦和被雨水冲刷得洁白闪亮的石板路。治英望着这一幕，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温暖，仿佛那缕阳光也照进了他的内心深处，让他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所有的不幸都会被埋葬。
那一刻，他确实感觉到身体的不适有所减轻，仿佛朝着健康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治英逐渐发现，自然的变化无常与他病状的顽固不化之间，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他开始改变想法，认为这些症状如同他所磨练的官能一样，坚韧而顽固，与自然毫无关联。他告诉自己：“我不应该觉得自己是个病人。”这种信念在他心中愈发坚定，甚至比医生的诊断更让他深信不疑。
于是，治英给自己做出了一个诊断，他创造了一个在任何医学书籍中都未曾出现过的病名。他想：“或许是因为长期接触的缘故，就像无线电学者会受到毒素的侵害一样，我一定是中了艺术之毒。”的确，他不参与任何艺术创作，只是凭借纯粹的官能去享受艺术的美，而如今，艺术之美的毒素似乎开始在他体内作祟，导致了低烧和盗汗的症状。
在妻子的劝说下，治英请来了战前在显贵中颇有名望的指压按摩师，本以为经过几次治疗就能痊愈，可结果却令人失望，症状依旧没有任何改善。
此时，治英的思考方式开始动摇。他意识到，那些曾经被他视为无害、甚至亲手呵护的幸福艺术品，如今即便只是想象，也似乎散发着无形的毒素，变成了忌讳之物、危险之物。佩特作品中的闲雅，宗达画作中色彩与形态的完美礼节，在他眼中，都隐隐透露出一种毒素的气息，甚至从美术作品的色彩本身，他也能找出这种危险的要素。就如同从自然中提取毒草制成药物一样，这些艺术作品在自然的怀抱中时或许并无危害，但一旦被他纯粹的官能所汲取，就可能变成伤害他的毒药。
不知不觉，夏天的酷热完全剥夺了治英的活力。他透过窗户，望着城市上空那一团团杂乱的积云，强烈的光芒让他的眼睛无法承受。每当仰望炎热的天空，他都会感到一阵眩晕；面对阳光照耀下的陡坡，刚一开始攀登，他的心就怦怦直跳，喘不过气来。此外，他对车站周围自由市场的刺耳喊叫和令人厌恶的喧嚣充满了恐惧，每次匆匆走过，他都会怀疑自己的疾病是这个野蛮时代带给他的惩罚。
有一天，他的手足尖端突然疼痛起来，还出现了红肿的症状。他满心担忧，害怕症状会扩散，便久久地盯着患部，陷入了忧郁的沉思之中。所幸，过了两三天，红肿便消失了。然而，即便在炎热的夏天，治英的脸色依然比大理石还要苍白，那些被阳光晒黑的青年们，常常会用轻蔑的目光注视着他那如同死人般苍白而端丽的面庞。
八月过半，治英住进了医院。这一年的残暑格外酷热难耐。他被诊断出患有败血症，一种缓慢而持久的败血症，血液检查发现了绿色链球杆菌。这种细菌从咽喉进入体内，附着在他患有瓣膜症的心脏上，引发了败血症。这种病的学名很长，叫做亚急性细菌心脏内膜炎，在青霉素出现之前，很少有治愈的希望，因此令人闻之色变。医生显然担心病情会延误，在他住院的当天就进行了化验，并连续三周为他注射青霉素。
医生嘱咐他要静心休养，于是他被转移到了另一座大楼里一间古旧的病房。病房里酷热难耐，竖立在房间里的冰柱很快就融化了。病房位于连接医院本部的一条古老长廊的尽头，这条长廊比他过去家中的走廊还要长。
人穿着草鞋走在上面，哪怕再小心翼翼，那些老朽的木板还是会毫不留情地发出刺耳的尖叫声。病房的窗户正对着一个杂草丛生的中庭，院子里，污秽的八角金盘展开硕大的叶子，枝干上长满了黄色的细毛，还有两三棵枝叶稀疏的杂木。杂草肆意生长，覆盖了整个地面，开着粉白色的小花，显得卑微而野性，有的甚至从板缝中钻出来，长到了走廊的角落里。对面大楼歪斜的窗户下，有一块地方终日不见阳光，上面布满了令人厌恶的苔藓。
治英常常从枕头上抬起头，望着这座对他而言毫无益处的庭院。从早到晚，蝉躲在稀疏的树叶里不停地鸣叫，那声音无休无止，仿佛连同闷热的杂草、整个庭院都在高声呼喊。幸好，清晨偶尔会传来小鸟的鸣叫声，午后，不知从何处会飞来几只鸽子，在草地上悠闲地觅食。杂草丛中印着鲜明的日影，阳光仿佛压抑着庭院的空间。每当这时，他就会想起妻子不在身边，心中突然涌起一股不安，于是他呼叫护士，心情烦躁地不停地按铃，直到护士迅速赶来。
尽管身患重病，治英依然坚信自己不久就会痊愈。他立志要暂时生活在真正的人的感情之中，他相信自己原本拥有一颗优雅、冷寂、优柔的心灵。虽然有时会感到焦躁不安，但面对妻子、妻子怀中的女儿以及护士，他总是展现出亲切、宁静的面容。他偶尔也会开开玩笑，转动着那双大眼睛，含笑说着不带任何恶意的俏皮话。此时的他，堪称一位杰出的病人，不急躁，不抱怨，以一种淡泊的心情过着疗养的生活。
当他得知疾病是由细菌引起的，之前想象中与艺术相关的病因，就如同一个可笑的幻想故事，被他抛诸脑后。他认为这是一种与艺术毫无关系的疾病，与他曾经作为美术素材的可视自然也没有任何关联。
那么，何谓可视的自然呢？此刻，那不过是镶嵌在粗劣窗棂里、他从枕头上抬头就能看到的空****的庭院。这，就是他眼中自然的全部。即便不凝视，庭院空虚的幻影也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为了摆脱这种幻影的困扰，他想把这座庭院描绘下来。
尽管病情不允许他拿起画笔，但那份久违的绘画欲望却在他心中悄然升起。他多次在心中构思画面，该排除哪些元素，如何让那过于对称的建筑物外形显得有些歪斜，仔细斟酌着画面中剩余空间的大小……时隔许久，治英又渴望成为一名画家了。
然而，他越是苦苦思索，就越觉得无从下笔，庭院仿佛占据了他的整个生活，不肯轻易让位于他的艺术创作。他从未遇到过如此粗野的素材，作为一种素材，它也从未像现在这样阴森地渗透进他的日常生活，在尚未被描绘之前，就已经用它那鲜活的色彩涂抹着他的生活。
那座庭院像一团热气蒸腾的杂草迷宫，空寂得能听见时光腐朽的声音。治英握着画笔的手悬在半空，迟迟落不下去。庭院的每一株杂草都在嘲笑他，那蛮横的生命力，早已将他精心构筑的艺术世界碾得粉碎。他颓唐地倚在枕头上，思绪飘回那座卖掉的宅第，三楼小窗如同一幅天然画框，框住的晚霞曾是他眼中最美的艺术品。如今他才惊觉，原来被自己蔑视的自然，才是最本真的绘画。
长廊里传来的脚步声，像命运的鼓点，一声声逼近。
查房医生来注射了，金属针头碰撞的声响，在寂静的病房里格外刺耳。“我的一颗人性的心，埋葬了对于艺术的热爱。”治英喃喃自语，语气里没有悲怆，倒像是一种释然。他盼着康复，仿佛只要熬过这场病，就能重新掌控被自然和疾病搅乱的生活。
夏日的酷热渐渐褪去，夜里的凉气裹挟着虫鸣钻进病房。三周的注射结束，治英的身体似乎有了好转的迹象。微热退了，盗汗止了，他甚至能坐在**，掰着指头计算出院的日子。然而，命运总爱跟人开玩笑。一天夜半，无名的憋闷如潮水般将他淹没，冷汗湿透了后背，那些消失的症状又卷土重来，而且来得更加凶猛。
医生说可能是药量不足，决定观察一周后进行第二次增量注射。治英静静地听着，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唯有那高挺的鼻梁，在病容的衬托下愈发突兀，像是一座孤独的山峰，矗立在即将崩塌的世界里。
从这一刻起，我笔下的肖像才真正开始。曾经那个优雅、冷寂的治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疾病和恐惧扭曲的灵魂。他舍弃了过去的自己，那些精妙的官能、沉静的微笑，都成了遥远的回忆。洁白的枕头上，那张俊美的脸宛如古代悲剧演员的面具，空洞而苍白，只剩下疲惫的眼神，还残留着一丝生的渴望。
清晨，夫人发现治英盯着天花板发呆。她以为丈夫又看到了蛾卵，却听到他冷冷地说：“现在，我正想A君、S君和K君呢。”当夫人提起A君来看望过他，治英突然像变了个人，语气充满厌恶：“他是个伪善家，我讨厌那个家伙！”这话惊得夫人瞪大了眼睛，她从未见过丈夫如此刻薄的模样。
从那以后，治英仿佛被魔鬼附了身。他开始肆意诋毁、憎恶身边的人，对妻子也恶语相向。曾经对人性优雅冷寂的态度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爱与恨。他嫉妒名声鹊起的A君，却又忍不住谈论他，话语里满是不甘与羡慕；看到年幼的女儿，他会突然落泪，深夜里抱着妻子哭喊着不想死，泪水滴在他冷艳的脸上，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秋意渐浓，治英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可那双眼睛却愈发炯炯有神，像是燃烧着最后生命的火焰。他憎恨医生，厌恶护士长，连那座逐渐枯萎的庭院，都能让他感到快意。曾经挚爱的艺术品，如今在他眼中成了沉重的负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悔恨过去的麻木与退缩。他意识到，自己不该被别人创造的美束缚，不该放弃创造的喜悦。那些被他忽视的、不确定的、粗杂的东西，或许才是生命真正的意义。
十二月的寒风呼啸着，治英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我赶到他的新居时，那里一片死寂。小小的宅第里，人们围着火钵，神色凝重。夫人红肿着眼睛，领我们走进里屋。六铺席的房间中央，停放着治英的遗骸。
白布揭开的瞬间，我被那张美丽的面容震撼了。褪去血色的苍白，让他的脸如同希腊雕像般完美。那是一种超越生死的宁静，却又让人感到无比的凄凉。枕畔坐着治英的父亲，这位曾经的侯爵，此刻比儿子更加憔悴。他瘦骨嶙峋的手上，青筋凸起，手指微微颤动，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失去儿子的悲痛。
治英的一生，就像一幅未完成的画，在命运的捉弄下，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与哀伤。